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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锋走出何宅,等他的是一辆白色牌照、省级警用轿车。
中央督导组下来,省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就临时设在省公安厅招待所。
房间里陈设简单,人也简朴。
这个人戴一副半框眼镜,穿一领夹克衫,一条深色灯芯绒长裤,是学者作家面对记者编辑的那种从容随意。
他站起来,伸出手。
何秘书,你好。我是二十三督导组组长陈伟民。
这个级别的人物,要么不开口,只要开口,就不会说错话,陈组长却一上来就弄错了姓氏。
刘锋握住那只手,回答,黎氏集团,刘锋。
陈组长请他落座,跟他寒暄。
江北大学经济系教授何秀丽女士是你的?
刘锋回答,恩人。
陈组长没有说话,他看向窗外,回忆着。
六八年,我父母下放江西,在干校学习,那时候我才这么高。
他笑着,抬手在座椅扶手那儿比了比。
好像,是在进贤小学读的书,何教授和我同班。女孩子里她最漂亮,下到地里,比男孩子还能干。
我一见你,就想起当年的何教授来了,我以为她是你的母亲。
刘锋说,我上高中才第一次见到她。
他说,您去过南岸新区么,那儿原来都是山,有间孤儿院,何教授先后匿名资助了五六个孩子,我是其中之一。
陈组长不安地欠了欠身。
抱歉,我是不是不该问你这个。
刘锋说,您什么都可以问。
寒暄结束了。
镜片后的目光和善,却没什么温度,谈话冷肃起来。
陈组长说,何教授资助你,所以,你后来为何教授做事?
刘锋回答,黎氏集团发我薪水,所以,我为黎氏集团做事。
陈组长说,你为黎氏集团做的事,和你们南山学社让你做的事冲突了怎么办?
刘锋看着他。
两个人相视沉默。
刘锋说,您知道南山学社。
陈组长唇角浅扬了扬。
他说,郑刚。
他在省厅,借职务之便调查了他的妻子,查到了你,一个孤儿,在何教授的资助下长大,考上了江北大学,何教授执教的经济系。四年的学费生活费来源,是南山奖学金。
何教授每星期二、星期五各有两节课,有课的日子,你会到教师食堂和她吃饭,研习学问。
陈组长靠向椅背。
我知道的,我都说了,剩下的,我想听你说。
听我说怎么和何教授研习学问?刘锋问。
听你说南山学社,还有,你们的掌舵人。陈组长回答。
刘锋静了静,让自己感知一下这个空间。
他和陈组长的距离很近,几乎是促膝相谈,两人之间没有任何隔挡,提讯桌、茶几,礼节上的茶水烟缸都没有。陈组长不是正对着他的,他在他左侧,三分之二侧向着他,他正对着的是一面墙。
刘锋抬起头,他忽然领会,那不是墙,而是一面单向玻璃。
在它后面,刘锋想,那里应该有一双熟悉的眼睛,正注视着他。
他对着那面墙和那个人开口。
八十年代末有一群失去孩子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凑了一笔钱,打算如果有孤儿到了十六七岁还没有家的话,这笔钱可以供他们读完大学。它是南山奖学金的前身。
陈组长眨了眨眼睛,好像听到什么奇闻,难以相信的样子。
他说,你们的组织,遍及全国?
刘锋说算不上什么组织,只不过恰好都没有家,彼此休戚相闻,有个照应。
陈组长说,是有了这个家,就不能再有别的家了。
刘锋没有回答。
陈组长问,你们南山学社成立至今,一共有多少人?
还是没得到回答。
陈组长起身,踱到房间另一边,从书桌上拾起几页资料,一边挑挑拣拣念着,一边走回来。
瞿白衣,北卡罗来纳大学,学建筑的。回国以后成了爆破专家,你们叫他不动明王。
张刃,省大,学金融的,开了一间事务所,替人炒股票,这是副业,主业是洗钱。
陈组长念了四五个名字,坐回自己的位置,把资料递到刘锋膝上。
他说,我们只掌握了这么多,说说这上头没有的。
刘锋没去看。
他说,知道了名字没什么用,你们掌握的,是那些有名字的,还有一些,一般用不上自己的名字。
陈组长问,你是哪一种?后一种?
没有回答。
陈组长好像累了,他仰起脸,叹息了一声。
他说,战国时候也有这么一种人,游历四方,谒见诸侯,谈得来就做他们的幕僚,教他们怎么镇守一方。我们称为,辅佐。
刘锋说,是协调。
谦虚了。陈组长摇头。
他说,看上去是主君选择了他们,其实是他们在选择他。
比如你的黎先生。从叫他黎先生起,你就在暗示他,他不只是你的老板,不只是一个暴富的商人,他要成为一个江北教父式的人物,才能胜任他的位置,一旦不称职,马上就会有人取代他。
刘锋的目光从陈组长身上移开,朝向对面的墙,停留了一会。
他说,没有谁在选择他,他是,自己走到我面前的。
他说,没有“战国”,自然也就没有那个,在您的想象中凌驾于“战国”之上,掌控一切的人,那个人,只是发起了一项奖学金。
陈组长手里还剩一页纸,他递过来。
那是南山基金会在民政部的登记证明,影印本,法人代表那一行签着一个名字,何照渝。
他指了指那个名字说,他不只是在我的想象中,他在这儿。
陈组长坐直身子,看上去,离刘锋更近了一分。
你能告诉我,他后来常用的那个,人尽皆知的名字么?
刘锋沉默许久。
我能不能冒昧地问一句,陈组长,您的职级是?
陈组长笑了。
你要什么级别,我就是什么级别。
刘锋屏住呼吸,直视着陈组长,斟酌了一会,垂下眼眸。
他还是拒绝了这个问题。
他说,他的名字不是他一个人的名字。
已经有几百人几千人,因为这个名字走上了今天的轨道。轨道的意思是,前面有人在走着,后面也有人在走着,他们不能进,不能退,也不能站住。他们已经下不来了。
以您的级别,一定明白其中的难处。
陈组长听完,静了一会,为他鼓了三声掌。
几百人几千人的事,是我们要考虑的,你要考虑的,是假如没有人肯指认那个名字,一个危及国家安全的大案,就要办成几个普通的刑事案经济案了。
刘锋回答,大案小案,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
陈组长说当然不一样。
比起那个人来,你和你老板做的事不值一提。但是你们集团,日常经营上的小动作,走私、行贿、操纵股市,桩桩件件都够得上无期。
二十多年合作无间,我以为,你会为你老板考虑。
刘锋说选择权不在我手里,我也没有资格,为黎先生考虑。
他们在走廊上见到了黎志田。
陈组长打招呼说,黎总的秘书不好说话。
黎志田换上一脸深受其害的模样。
他说好几年了,一直这样,我是敢怒不敢言。
陈组长说该换换了。
黎志田说早想换了。人事组在他手里管着,换个人先要过他这一关,我有什么办法。
他的目光和刘锋的目光,隔着陈组长碰在一起,他对他说回去再说。
陈组长说黎总恐怕得一个人回去了。
黎志田说你扣着我秘书,我怎么上班?
所以我说,该换换了。陈组长说。
黎志田没说话,他越过陈组长,拉刘锋的手。
刘锋站着没动。
陈组长说黎总,我们聊了什么你都听见了,现在除了我,没人保证得了他的安全。
走廊尽头,黎志田踏进电梯,转过身,又望了刘锋一眼。
刘锋也在望着他。
电梯门合拢了。
何秀丽来省厅招待所见刘锋。
两个人在一间会议室里,隔桌对坐。
身边有人值守。
那天何秀丽好像只不过念了一篇文稿,她在心里写了又写,烂熟得近乎厌烦了,所以念得没什么起伏。
何秀丽说黎志田来找我,付了三张支票,跟我要一个人。
第一张一千万,说是谢我力排众议生了他,他才能来到这个世上。
第二张五千万,说是谢我送他进孤儿院,养他到十来岁,又陪他读完大学,他才能走到他身边。
第三张他让我随便写,说是怕我伤心,给我的精神损失费和养老金。
前两张我收了。
我生他的时候没指望得到什么,六千万,也算一笔意外之财。
第三张我没收。
他走了我没损失什么。
他这样的人我遇到过一次了。他和他父亲一样,没根基没资本,不计后果,只知道一路抗拒一路挣脱。在他们眼里,没了妻子和母亲,也没损失什么。
何秀丽说话的时候始终侧脸望着窗外,没有哭,只是流泪。
临走,她在会议桌上留了一只竹盒。
她说,你读书的时候,喜欢吃家里做的红豆糕。做糕饼的孃孃回乡下探亲去了,我做了点儿,给你带来了。
按照在押人员管理规定,值守的人揭开竹盒,过了过目。
五块红豆糕整齐地排在一只竹碟上,中间那块,糯米上点了一朵梅花。
回到房间,刘锋把那块有梅花的红豆糕掰开,暗红的豆沙里,冰凉凉的,藏着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