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剑霜寒十四州(资料)》复嫣

1、试论多尔衮对满族汉化的推动

　　在皇太极时期，由于满族内部生产力的发展及辽东地区人民反抗落后的剥削和奴役制度的斗争，使得满洲统治集团内部也有所分化。其中一部分较有远见的统治者，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地位，实行了一系列促进汉化的政策，以扩大其政权的社会基础，多尔衮正是这样一个有卓越才能、主张革新、在汉化过程中表现异常突出的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
　　一
　　当清太宗时，满洲社会内部正处于新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过程中。因此，我们对多尔衮的一些言行，必须放在这种新旧矛盾的交替中，以及与此相关的明清关系中去考虑。当时，皇太极本人虽然较为开明，为清朝统一东北及蒙古各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他在辽沈地区仍然坚持“本国衣冠语言不可轻变”的方针，惟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这样，尽管多尔衮得到皇太极的信任，委以重任，但有时也会遭到皇太极及其他皇室成员对他的嫉恨。在这种新旧矛盾斗争中，多尔衮为了顾全大局，有时则不得不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这种作风是其他贵族所不及的。崇德五年冬，他率清军围锦州，旷日持久，粮草极端缺乏。当时明朝守将祖大寿抵抗得很顽强。多尔衮感到局面严重，决定让八旗兵每牛录甲兵3人或5人还家，“修盔甲、器械，牧养马匹”，进行休整，以便一旦明兵来犯，清兵仍可“更番抵御”。当时锦州城外“刍牧全无，已成赤地”，他又命令部队撤至离锦州30里处，以“远移就草”。这些临时措施，本无可非议。但皇太极对此极为愤怒，责令追查原倡议者，要从重处分。多尔衮有口难辩，主动承担全部责任，说：“是倡议者臣也，遣兵归者亦臣也”，自请死罪。多尔衮由亲王被降为郡王，罚银1万两，并夺两牛录户口。及至多尔衮回盛京至议政署时，皇太极还给他难堪，“命逐出之”。
　　多尔衮与清初诸王在作风上还有很多不同，这可以从清兵在进军朝鲜、蒙古及皇位继承、统一中国等问题上，得到证明。崇德二年，多尔衮随皇太极进军朝鲜，攻取江华岛。他所率领的军队纪律较严，“一无所扰”，“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允许“还被掳士女”，“使朝鲜国王二子及阁臣、侍郎，善护王妃，并保聚其群臣眷属”。后来他又携同朝鲜世子归盛京，在举止上极为礼貌。《李朝实录》仁祖十五年（1637年）二月曾记一事可证：“戊寅，九王（多尔衮）撤兵还，……上（指朝鲜仁祖）幸昌陵西以送之，驻马于路旁与九王相揖。九王曰：‘远来相送，实切感谢.’上曰：‘不教之儿（指朝鲜世子），今将随往，愿大王指教之。’九王曰：‘世子年岁既加于俺，而观其处事，实非俺之所敢指教。’……‘万里之别，必费心虑，深恐王之致伤也。世子虽往，亦必不久还来，幸勿过虑。师行甚忙，请辞焉。’”相反，其他的八旗兵则纪律较差。据《沈馆录》记载，当多尔衮撤军回盛京后，在朝清军仍“遍满道内，抢掠之患，逾往逾甚”，甚至后来在盛京城外还将俘虏公开买卖，“呼哭盈路”，“惨不忍见”。虽然朝鲜官吏“力言于九王，使之禁断”，但由于八旗内部各自为政得现象严重，“远处军兵，令有所不行”。至于蒙古八旗兵，在朝鲜的纪律更差，“焚掘杀掠，殆尽无遗”。正因为多尔衮在朝鲜比较注意军纪，名声尚好，因此朝鲜国王在这之后，每年都向多尔衮赠送礼物。顺治元年正月，多尔衮曾谓：“朝鲜国王因予取江华岛时全其妻子，不忍负恩，故常以礼物来馈，较诸王独厚。……此等馈赠永行禁止，……著为令。”他还“致书朝鲜国王，晓以不受之故”。后来在顺治七年，多尔衮也说,“我亦有私恩于（朝鲜）国王”，亦指此事。
　　多尔衮率师进军蒙古，同样表现出他的才能。
　　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皇太极派杜尔衮等人为元帅，往攻察哈尔部林丹汗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四月二十八日，清军迅即抵达额哲所驻之托里图地方。当时天雾昏黑，额哲所部毫无戒备。多尔衮恐其惊动，勒兵不动。事先，多尔衮已知额哲母亲苏泰太后系叶赫贝勒金台什子台吉德勒格尔之女，于是特遣叶赫贝勒金台什之孙南赭及其家族人，会见其姊苏泰太后及额哲本人，作安抚工作，告以多尔衮等贝勒统大兵“来招尔等，秋毫不犯。南赭等急驰至苏泰太后营，呼人出语之曰：‘尔福金苏泰太后亲弟南赭至矣’！可进语福金。苏泰太后闻之大惊，遂令其从者旧叶赫人歏之。还报，苏泰太后痛哭而出，与其弟抱见，遂令其子额哲率众寨桑出迎”。多尔衮等列旗鸣号画角以进，率额哲拜天毕，与额哲母子相见。多尔衮等议，恐额哲及其群臣生疑，乃与誓告天地。次日额哲设宴相待，多尔衮等人亦设宴答之，各赠雕鞍、裘马等物。于是额哲部下群臣额齐格顾实等率其部民一千户归降。在这次进军中，多尔衮利用族亲的关系，不费一兵一卒，即圆满地解决了察哈尔部的归服问题，随后其他蒙古各部皆降于清，于是“四十万部落，尽摄于东人矣”。后来清朝又与察哈尔部攀亲，大贝勒代善娶察哈尔汗女弟泰松公主，皇太极长子、贝勒豪格娶察哈尔汗伯奇福金，皇太极弟阿巴泰娶察哈尔汗俄尔哲图福金，皇太极又将其第二女马喀塔格格下嫁给额哲，已用联姻和分封的方式，加以笼络，使日后满洲与蒙古的关系更加亲密。

　　在皇太极死后，多尔衮顾全大局，完满地解决了满洲贵族中的重重矛盾，确立了福临的皇位，团结一致，为大军南下及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死，皇位继承出现了问题。当时八王阿济格，十王多铎及皇太极长子肃王豪格等人，都有夺立之心，各不相让，多尔衮由于他在皇室中的固有地位，握有相当实力，也得到部分贵族的拥护。但两黄旗部下亲信索尼，图赖等人，坚持册立皇太极子即位。《清史稿》卷249《索尼传》记其事极详，今录于下：
　　太宗崩后五日，睿亲王多尔衮旨三官庙，召索尼议册立。索尼曰：“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是夕，巴牙喇章京图赖旨索尼，告以定立皇子。黎明，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率以旨崇政殿。诸王大臣列坐东西庑，索尼及巴图鲁鄂拜首言立皇子，睿亲王令暂退。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劝睿亲王即帝位，睿亲王犹豫未允，豫亲王曰：“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睿亲王曰：“肃亲王亦有名，不独王也。”豫亲王又曰：“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礼亲王曰：“睿亲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能胜此耶？”乃定议奉世祖即位。索尼与谭泰、图赖、巩阿岱、锡翰、鄂拜盟于三官庙，誓辅幼主，六人如一体。
　　可见，册立幼子顺治即位，是在以豪格为一方，多尔衮为另一方，两派争执激烈的情况下之折中方案。多尔衮为了顾全大局，“性成仁让，坚辞大宝”，还将拥护他即位的代善子孙阿达礼及硕托杀掉，使满洲贵族内部的矛盾得到一定的解决。这是多尔衮为使满洲贵族内部达到一定团结所采取的果断措施。他在清朝统治者中间的威信之所以日益提高，是和他在处理统治集团内部新旧矛盾中表现出的个人品德分不开的。
　　在尽快使清朝统一中国的问题上，多尔衮也较之其他诸王具有远见。天聪七年六月，皇太极曾询问诸贝勒：“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多尔衮言：‘宜整兵马，乘谷熟时，入边围燕京，截其援兵，毁其屯堡，为久驻计，可坐待其敝。’后来副将祖可法也向皇太极建议：“远者北京，乃是天下之首，得了此地，谁敢不服？”但皇太极总感力量不够，一味强调与明朝议和，在他在位期间，虽然也多次带兵破关而入，但大多从事骚扰劫掠，满足于饱掠而归，既缺乏远略，又不得人心。直到皇太极临终前，祖可法等人仍主张：“讲和之策，利于彼而不利于我”，应以直攻北京，采取‘断喉刺心，则其人立毙”的策略，“直取燕京”。而皇太极仍坚持“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 削，则大树自仆”的方针，强调“我先克关外四城，再克山海，则北京可得，今未也”。崇德八年三月，他虽知“明有必亡之兆”，但当时他已重病在身，力不从心了。
　　至于满洲其他诸王，亦同样缺乏夺取北京，统一中国的胆识。
　　崇德八年四月，明朝政权尽管已处于崩溃垂危时期，豫王多铎认为，当时清朝不应“恃强取胜，非义妄动“，而应”暂停师旅”，“总以农务为急”，“凡有应行之事，以涘再举，哭未晚也”。
　　济尔哈朗何阿济格亦是如此。
　　当顺治即位后，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共同摄政，济尔哈朗名次且在多尔衮前。崇德八年九月，济尔哈朗及阿济格率马步兵“六万有余，拥载大炮”，向山海关外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等明君守地“排山倒海而来。势甚狠恶”。虽连续攻克了上述三城，但也遭到明君火炮的抵抗，使“奴贼纷纷落马，不可计数”，随即“踉跄北遁”。这次用兵如此仓皇，究竟出于何种动机，尚不甚清楚。据当时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奏报称：“奴骑遁，一时讹传谓有穴中自斗之衅，然亦出自风闻。惟自宁远挫遁，其去颇速，情有可疑。“他们两人这次出兵，仅以战事小挫即匆忙退兵，说明不仅出兵目的有问题，而且缺乏勇气。正因为济尔哈朗得不到满洲贵族的拥戴，所以他回盛京不久，就谕令：“部院各官，凡事先启睿亲王，而自居其次。”后来阿济格在多尔衮攻占北京后，还主张清兵退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因而与多尔衮发生矛盾。这同样表明阿济格胸无大志、专肆杀掠的鲁莽作风。
　　以上情况表明，多尔衮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较之其他满洲贵族所持的态度比较开明，因而赢得了他在这些贵族中的威望，在领导阶层中居于领先的地位；同时，也由于他在协助皇太极推行满族汉化过程中态度明朗，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满族的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郑克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