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章 上一章 目录 设置
54、归零时刻 ...
-
周一的清晨,上海迎来了六月里难得的晴天。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栖宿”办公室,在地板上投下大片的金色光斑。崔俊龙站在窗前,看着楼下街道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三天前,汪涛还在重症监护室与死神搏斗,孙世杰的司机还在警局接受审讯,“栖宿”的三个大项目还处在停滞状态。而现在,危机像潮水一样退去,只留下沙滩上细密的痕迹。
上午九点,公司召开全员晨会。这周一的晨会格外不同——过去三周积压的阴霾,终于在阳光下散开了一些。
崔俊龙站在会议室前面,没有拿稿子。
“过去三周,我们经历了很多。”他开口,声音平静,“诉讼、停工、调查、舆论压力……每一项都足以击垮一个初创公司。但我们挺过来了。”
他看着台下这些熟悉的面孔,那些熬夜加班的黑眼圈,那些接到坏消息时的紧张神情,那些在最困难时刻依然选择留下的坚定眼神。
“为什么我们能挺过来?”他问,然后自己回答,“不是因为我的决策有多正确,不是因为张律师的辩护有多精彩,不是因为老陈在杭州连续谈了三天三夜——虽然这些都起了作用。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座的每一个人,在最艰难的时候,没有选择离开。”
会议室里很安静。
“有人问我,创业最宝贵的资产是什么?以前我会说是设计能力,是客户资源,是品牌声誉。但现在我知道了,创业最宝贵的资产,是风雨来临时依然站在甲板上的人。”
玉晓音站在他身边,眼角有些湿润。老陈低着头,用力眨眼睛。几个年轻设计师互相看了一眼,不约而同地挺直了背。
“所以今天,”崔俊龙说,“我们不谈项目,不谈业绩,不谈未来规划。今天只做一件事——感谢。”
他拿出一份名单,开始念:
“老陈,杭州项目被暂停的时候,你一个人住在业主方旁边的酒店,每天去他们办公室报到,硬是把‘暂停’谈成了‘恢复’。这份韧性,我记下了。”
老陈摘下眼镜擦了擦,没说话。
“李工,你在马尔代夫被软禁式停工整整五天,每天给国内打三通电话汇报进展,没有抱怨过一句。这份担当,我记下了。”
视频连线那头的李工别过脸去,不让摄像头拍到自己的表情。
“张律师,你连续三周没有周末,每天凌晨还在研究案卷。资金冻结听证会取消的那一刻,你趴在桌上睡着了,手上还握着笔。这份敬业,我记下了。”
张律师笑了笑,眼眶红红的。
“玉晓音,”崔俊龙转头看着她,“你陪我度过了每一个最难熬的夜晚,在我怀疑自己的时候给我信心,在我疲惫的时候给我力量。这份陪伴,我记下了。”
玉晓音握住他的手,没有松开。
会议室里响起了掌声。起初稀疏,然后越来越密集,越来越热烈。崔俊龙没有阻止,他知道这些掌声不是给他的,是给每一个人的。
晨会结束后,崔俊龙把老陈、张律师、玉晓音留下来,开了个小会。
“杭州项目明天正式复工,”老陈汇报,“业主方同意把工期顺延两周,但质量要求不能降。”
“可以。”崔俊龙说,“抽调最好的团队去杭州,把这两周的进度追回来。”
“马尔代夫那边,”玉晓音接话,“李工说当地环保部门已经出具了正式检测报告,材料全部合格。业主方同意补偿停工期间的部分损失。”
“补偿多少?”
“设计费上浮10%,大概八十万。”
“可以了。”崔俊龙点头,“不是钱的问题,是态度。他们愿意补偿,说明还想长期合作。”
张律师打开文件夹:“诉讼的事,今天上午收到法院通知,‘竹韵家居’已经正式撤诉。”
“理由?”
“没有明说,但我打听到,王志强被汪氏集团约谈了。”张律师说,“汪涛现在还在休养,短期内应该不会再有动作。”
崔俊龙没有说话。汪涛失去了权力,但他依然是汪家的儿子。只要李婉华还在,只要他在集团还有分红权,就不能说百分之百安全。
“还有一件事,”张律师说,“李明出境的事办妥了。加拿大那边的工作签证下来了,他下周就走。”
崔俊龙点点头。李明的选择是对的,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重新开始。
下午,崔俊龙一个人去了华山医院。
他没有预约,也不确定汪涛愿不愿意见他。但他觉得,有些事情,还是当面说清楚比较好。
VIP病房在住院部十二层,整层楼安静得像另一个世界。护士站的值班护士核对了他的身份,拨了个内线电话,然后说:“汪先生说请进。”
病房很大,阳光充足。汪涛靠在病床上,脸色苍白,比上次见面时瘦了一大圈,颧骨都凸出来了。床头柜上放着一束鲜花,没有卡片,不知是谁送的。
“崔总。”汪涛的声音很轻,没有从前的张扬和挑衅,“坐吧。”
崔俊龙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
“来看我笑话?”汪涛问,语气里没有嘲讽,只是陈述。
“不是。”崔俊龙说,“来确认一件事。”
“什么事?”
“下毒的人,你知道是谁。”
汪涛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阳光照在他脸上,那些病容和憔悴在光线下无处遁形。
“知道。”他终于说,“孙世杰的司机。他跟我无冤无仇,是替人办事。”
“孙世杰?”
“不是。”汪涛摇头,“孙世杰只是执行者。他听命于我父亲。”
病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崔俊龙没有追问。汪涛也没有再说。
沉默持续了很久,久到阳光从窗户的西边移到东边,投下斜长的影子。
“崔总,”汪涛突然开口,“我这一生,活错了。”
这是崔俊龙从汪涛嘴里听到过的最不像他的话。那个永远傲慢、永远强势、永远认为全世界都欠他的汪家二公子,在濒临死亡之后,终于说了句实话。
“我知道现在说这些晚了。”汪涛看着天花板,“我做过太多错事,害过太多人。你有资格恨我。”
崔俊龙没有说话。
“但我还是要说,”汪涛转头看着他,“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没有在我昏迷的时候落井下石。”汪涛说,“我醒过来之后,我三弟告诉我,你手上有足够把我送进监狱的证据,但你选择交给我父亲处理。如果你当时报警,我现在应该在拘留所,不是在病房。”
崔俊龙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上海的天际线,高楼林立,车流如织。
“我不报警,不是因为心软,是因为没必要。”他说,“你已经为你的选择付出了代价。你的权力、你的股权、你父亲对你的信任……都失去了。这些比坐牢更让你痛苦。”
“你说得对。”汪涛苦笑,“被剥夺一切的感觉,比死还难受。”
“还有一件事。”崔俊龙转过身,“关于‘栖宿’和汪氏集团的合作,你父亲承诺不会受影响。我希望你也遵守这个承诺。”
汪涛看着他,眼神复杂。
“我输给你了,对不对?”他说,“不是输在商业手段上,是输在做人上。”
崔俊龙没有回答。
“你放心,我不会再动‘栖宿’。”汪涛说,“不是因为怕你,是因为……累了。斗了这么多年,到头来,什么都没剩下。”
他顿了顿:“替我向玉总道个歉。以前说过她一些难听的话,是我不对。”
“我会转达。”
崔俊龙走到门口,又停下来。
“汪涛,”他没有回头,“好好养病。人这一生,什么时候重新开始都不晚。”
他推门出去,身后一片安静。
离开医院,崔俊龙站在门口,抬头看着这座十二层的住院楼。阳光有些刺眼,他眯起眼睛。
手机震动,是玉晓音发来的信息:“谈完了?”
“谈完了。”
“还好吗?”
“还好。”
他没有多说什么。关于汪建国的那个秘密,他不打算告诉任何人,包括玉晓音。
有些真相,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晚上,崔俊龙和玉晓音在公司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饭。这是他们创业初期常来的地方,后来公司越做越大,来这里的次数越来越少。
老板还记得他们,热情地推荐新菜:“今天有新鲜的鲈鱼,清蒸还是红烧?”
“清蒸吧。”玉晓音说,“再来个番茄蛋汤。”
“好嘞。”
小餐馆的灯光昏黄,墙上的菜单还是手写的,塑料桌布有些旧了,但擦得很干净。窗外的街道已经安静下来,偶尔有行人经过。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吗?”玉晓音问。
“记得。”崔俊龙说,“2014年1月,莫干山项目第一次打样失败。你说压力太大吃不下饭,我硬把你拉出来。”
“那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了。”玉晓音笑了,“现在想想,那次失败算什么。”
“是啊。”崔俊龙也笑了,“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后面会经历什么。”
菜上来了,清蒸鲈鱼冒着热气,番茄蛋汤红黄相间,看起来很家常。他们像从前一样,安静地吃饭,偶尔聊几句工作,偶尔什么都不说,只是听着小餐馆里其他客人的说笑声。
吃完饭,两人沿着街道慢慢走回公司。六月的夜风温暖而柔和,梧桐树叶在路灯下投下斑驳的影子。
“崔俊龙,”玉晓音突然说,“你觉不觉得,我们这三年,好像过了三十年。”
“嗯。”
“经历得太多了。”她轻声说,“创业、融资、诉讼、背叛、陷害、危机……每一件都够普通人经历一辈子。”
“但我们走过来了。”崔俊龙说。
“是啊,走过来了。”玉晓音看着他,“你变了很多。”
“变老了?”
“变沉稳了。”她说,“三年前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像一把开了刃的刀,锋利,但也容易折断。现在你钝了一些,但也更韧了。”
崔俊龙没有回答。他知道玉晓音说的是对的。重生之初,他满心都是“弥补遗憾”“改变命运”的执念,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拼命冲撞,想要冲破所有障碍。
现在,他终于学会了慢下来,学会了等待,学会了在必要的时候退一步。
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看清了更大的图景。
“对了,”玉晓音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孙总监的离职手续办完了。按照劳动法,给了他三个月的补偿金。”
崔俊龙接过文件,翻看了一下。孙世铭,32岁,入职8个月,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履历光鲜,背景干净,如果不是这次事件,谁也想不到他是内鬼。
“他承认了?”崔俊龙问。
“赵敏离职面谈的时候,他全招了。”玉晓音说,“汪涛的母亲李婉华通过中间人联系他,承诺给他两百万,外加一套上海房产的首付。条件是潜伏在‘栖宿’,关键时候提供情报。”
“他为什么要做?”
“他儿子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大笔手术费。”玉晓音说,“公立医院排队要等一年,私立医院要五十万。他拿不出这笔钱。”
崔俊龙沉默片刻:“手术做了吗?”
“做了。”玉晓音说,“李婉华先付了三十万定金,他拿着这笔钱给孩子做了手术。”
“孩子康复了吗?”
“康复了。”玉晓音说,“这是他在离职面谈时说的最后一句话——‘请转告崔总,我对不起他,但我不后悔。’”
崔俊龙把文件放在桌上,没有说话。
他恨孙世铭吗?恨过。那些被他泄露的文件,那些差点让公司万劫不复的情报,都是出自这个人之手。如果没有他,汪涛的打击不会那么精准,诉讼不会那么棘手,团队不会那么长时间处于高压状态。
但他也理解孙世铭。一个父亲,在孩子的生命面前,什么原则都可以放下,什么底线都可以突破。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是爱与责任的问题。
“公司以后要加强对核心员工的关怀。”崔俊龙说,“遇到类似困难,公司可以提供无息贷款。不要让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只有出卖公司这一条路。”
玉晓音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很深的温柔。
“你变了。”她说,“以前你会说‘加强背景审查’,‘完善保密制度’。现在你想的是怎么帮员工解决问题。”
“因为我知道了,”崔俊龙说,“把一个人逼上绝路的,往往不是贪婪,是绝望。”
夜深了,城市的喧嚣渐渐平息。崔俊龙独自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偶尔驶过的出租车和晚归的行人。
手机屏幕亮了,是李明发来的信息:
“崔总,明天飞加拿大了。谢谢你做的一切。李。”
简短,克制,没有煽情,没有多余的客套。这就是李明,永远谨慎,永远保持距离。
崔俊龙回复:“一路平安。”
他放下手机,打开抽屉,拿出那本重生之初就开始记录的笔记本。封面已经有些磨损,边角卷起,页脚折痕累累。三年来,他在这本笔记本上写下了无数内容——前世的记忆碎片,这一世的商业判断,每一次危机时的决策思考,每一次成功后的复盘总结。
翻到第一页,那里记录着他重生第一夜写下的三行字:
2012年3月,凌晨三点。
我还活着。
这一次,不能再错过。
不能再辜负。
三年的时间,一千多个日夜,从莫干山那个三十平米的小工作室,到如今在业界站稳脚跟的设计集团。他实现了当初对自己许下的承诺——没有错过玉晓音,没有辜负团队,没有重蹈前世的覆辙。
但这一路走来,他也付出了很多代价。
他失去了天真,不再相信世界是非黑即白的。有些人是好人,但做了坏事;有些人是坏人,但也有柔软的角落。他学会了与这种复杂共处,而不是对抗。
他失去了单纯,不再认为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就能改变一切。有些事,时机不对;有些人,立场不同;有些结果,不是人力可以逆转。他学会了接受这种局限,而不是抱怨。
他失去了锋利,不再像一把刚出鞘的刀,见血封喉。但他获得了韧性,像锻造过千百次的钢,不易折断。
他曾经以为,重生是一次修正错误的机会。只要做出不同的选择,就能得到不同的人生。
但现在他明白了,重生不是修正错误,是接受错误。不是改变过去,是改变面对过去的态度。不是获得完美的人生,是学会与不完美共处。
那些前世让他痛苦的事——失败、错过、辜负、遗憾——依然存在,依然无法挽回。但这一世,他终于有勇气直视它们,承认它们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然后,继续向前走。
凌晨一点,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
玉晓音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两杯热可可:“我就知道你还没走。”
“你怎么知道?”
“玉晓音走过来,把一杯热可可放在他面前,“三年前的今天,我们签下了莫干山项目的意向书。”
崔俊龙愣住了。他完全不记得这个日子。
“你当然不记得。”玉晓音笑了,“你那时候满脑子都是项目,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哪里会在意这种小事。但我记得。”
“为什么记得?”
“因为那天签完意向书,我们在项目现场的竹林里走了很久。”玉晓音说,“你说,如果这个项目做成了,‘栖宿’就能活下去。如果做不成,我们就从头再来。”
崔俊龙看着她,三年了,她依然是当年那个眼睛里闪着光的女孩。不,她变了——更成熟,更稳重,更有力量。但那份对他的信任和陪伴,从未改变。
“后来项目做成了。”他说。
“是啊,做成了。”玉晓音微笑,“而且我们不用从头再来。”
窗外的上海,夜色深沉而温柔。城市的灯火在远处连成一片光海,每一盏灯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一个故事,一段人生。
而他们,也即将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一盏灯。
手腕上的印记又开始发烫。崔俊龙卷起袖子,看到那对翅膀状的印记在夜光中泛着淡淡的金色,纹理清晰,边缘柔和。
这一次,没有刺痛,没有预警,没有危机来临的压迫感。
只是温暖,持续的、均匀的温暖。
像一只无形的手,在他腕间停留片刻,然后轻轻松开。
他知道,这一世的使命,还远未完成。
但他也知道,最艰难的时光,已经过去。
前路依然漫长,依然有未知的挑战和考验。
但至少此刻,他可以停下来,喘一口气,看一看身边这个陪他走过三年风雨的人。
“该回家了。”玉晓音说。
“嗯,回家。”
他们收拾好东西,关掉办公室的灯,走进电梯。
电梯门缓缓合上,把窗外的夜色和城市的灯火关在外面。
楼下的街道依然安静,偶尔有出租车驶过。
他们并肩走向停车位,月光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在地上交叠在一起,像一幅简约而温柔的水墨画。
这一夜,上海的月亮很圆,风很轻,心很静。
所有的危机,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