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即逝的黎明》江岸云鹤Official

66、第六十五章：政变(上) 远山绪：你

　　望着远山绪已经变得极度冷峻的神色,一旁的方瑜表现出相当的紧张,连手里的笔都几乎要拿不稳了。
　　虽然这件事情和他并没有任何干系，他不是检举者，也不是被检举者，只是一个恰好在场的记录员，在这场事件中，他几乎不会受到哪怕是半点的牵连，但他仍然感到相当担心。
　　毕竟从他进入宣传部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对静嘉玉瑾这位高冷但和善的上级有好感,甚至为了她而一直没有恋爱和婚配,和他同一年龄段的官员往往连孩子都有好几个了。
　　他的性格不支持他对其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他只能默默的将这份仰慕与艳羡藏在心底，生怕别人发现一丝一毫的端倪。
　　在走廊里遇见时，他总是低着头快步走过，只敢用余光捕捉她的衣角，在会议上听她发言时，他在笔记本上写下的，除了工作要点，还有那些不敢宣之于口的敬佩。
　　他把自己放在尘埃里，只觉得能远远望着她便已是天大的恩赐，连一句多余的问候都极有可能会唐突了这份“完美”。
　　可此刻，郑楚的诬告像一把淬了毒的匕首，直刺他心中那尊不可侵犯的偶像。
　　方瑜看着远山绪愈发阴沉的脸，听着郑楚唾沫横飞的指控，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在往头顶冲——那些构陷的言辞，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以静嘉玉瑾的品性，断不会做出“里通外国”的勾当；那些被曲解的文字，不过是别有用心者的断章取义。
　　方瑜的指尖微微发颤，小心翼翼地展开那张被郑楚当作“罪证”的信纸,强忍着悲痛读完了其中的内容。
　　忽然间，一种从未有过的勇气从心底涌起。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在角落默默仰望的小职员，手中的信纸仿佛化作了某种凭证，让他看清了这场构陷的荒诞。
　　他举起了那张信纸，径直走到了领袖的办公桌前，“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
　　“方瑜，你这是……”远山绪原本冷峻的面庞上骤然掠过一丝惊诧。
　　方瑜的额头抵着冰凉的地面，声音却异常坚定，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力量：
　　“总理先生,我以我自己的人格担保,玉瑾她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方瑜，你先起来吧。”远山绪的声音缓和了几分，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男儿膝下有黄金，你这样做，会损害自己脸面的。”
　　听了远山绪的劝言,方瑜才勉强地站了起来，膝盖因刚才的重击仍有几分隐隐作痛，却抵不过心中那份急于辩白的焦灼。
　　他垂手站立，目光却始终未离开那张被当作“罪证”的信纸。
　　“尊敬的领袖先生，”他定了定神，尽量让语气保持沉稳，“方才我已将这封信细读了几遍。它固然是写给敌方长官，可通篇读下来，没有半字涉及我国的军机要务，更无片言只语关乎国政决策。”
　　他顿了顿，言辞愈发恳切：“信中所记，不过是少年时的旧影——是檐下共读书的时光，是巷口追逐的嬉闹，更是那些藏在岁月里的细碎往事，字字句句都是闺阁儿女的闲情，哪里有半分‘通敌’的影子？
　　依我看，两人年少时必是情谊深厚的故交，只是后来家国殊途，才不得不站在对立面。”
　　“更重要的是，”方瑜的声音微微拔高，带着一种发现真相的激动，“这通篇的文字,分明都在讲她是如何因家国情怀而不得不抛弃儿女情长。
　　由此看来,玉瑾她怎有一点异心,又怎会有通敌之事?
　　这样一来,只是在体现她的忠国之心,领袖可千万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给迷惑了!”
　　远山绪接过信纸，也将这封信从头到尾,字勘句酌地你细阅读了一遍,刚才还冷峻如铁的神色果然也稍稍平和了下来。
　　“信中之言,尽是儿女情长之类的事情。虽然并未涉及战役与政治,但现在的局势特殊,战事紧张,在这样的时局之下,仍然与敌方有书信往来,虽然没有背国之实,却仍有放纵之嫌。
　　大概,是她权势在握之后变得骄纵了些,才会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做下这样的事情,所幸还没有酿下什么悲剧。
　　好了,郑楚你先退下吧,方瑜,你帮我下达一个命令,说副总理言行不端,举止放纵,让她回去面壁思过几天。”
　　这场由一封“情书”掀起的风波，就这样看似轻描淡写地落下了帷幕。
　　远山绪心中，对静嘉玉瑾竟未有半分真正的戒备——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能干者偶有的“小过”，是权力宠出来的骄矜，与“异心”二字绝无关联。
　　他依旧愿意将全盘的信任交付于她，仿佛那道“面壁思过”的命令，不过是师长对得力子弟的轻微惩戒。
　　然而，这场“惩戒”并未让静嘉玉瑾收敛半分。
　　恰恰相反，她的举动愈发显得“放纵”，先前这场由她自导自演出来的闹剧已经证明了，领袖对她的信任是完全无条件的，可以任意利用挥霍的。
　　她常常在不告知远山绪的情况之下,就随意地外出进行公开演讲,甚至出现了挪用公款去安抚百姓的情况。
　　静嘉玉瑾的每一次“越界”，都让远山绪的眉头皱得更紧。
　　他不是没有不满，朝堂之上的斥责、私下里的警告，也并非没有过。可那些话语终究软绵无力，从未化作真正严厉的惩戒。
　　毕竟，在他看来，对方只不过是恃宠而骄罢了，至少还没有做出什么太出格的举动——就像一把锋利的刀，虽然偶尔会割伤主人的手，却终究是握在自己手中的利器。
　　况且,这位副总理是辅助自己稳固政权的得力助手,是为自己献计献策的良好谋士,在漫长的统治过程当中，他逐渐的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对方了。
　　漫长的统治生涯里，他早已习惯了转身时能看到她的身影，习惯了在犹豫时听她的决断。
　　这种依赖，早已悄悄异化为一种隐秘的恐惧：若静嘉玉瑾真的离开了，这摇摇欲坠的帝国，这看似稳固的权力，会不会瞬间崩塌？而这样的风险，正是远山绪最不愿意去面对的。
　　于是，所有的不满都只能在最后化作了迫不得已的迁就。
　　他宁愿相信静嘉玉瑾是“恃宠而骄”，也不愿承认：自己早已失去了掌控她的能力，甚至在潜意识里，自己一直依赖着她的“越界”来维系帝国的平衡。
　　局势的演进，如静嘉玉瑾所料般顺理成章，直到1941年9月5日——永绪国庆日后的第三天，一场足以撼动帝国根基的政治风暴，以惊雷之势骤然降临。
　　那一天,静嘉玉瑾仍旧在未告知总理的情况之下进行了外出演讲，然而这一次的演讲可是先前那样简洁的“街头表演”,而是成功地登堂入室,开展在了若明城的琉璃歌剧院之中。
　　琉璃歌剧院可谓是若明城乃至于整个永绪国当中最宏伟的剧院。整体是呈一个半圆形，像一个巨大的王冠,由精致的暗红色磨砂玻璃砖与涂上黑漆的钢铁架构而成,看上去美轮美奂，在日光的照耀之下熠熠生辉,犹如一枚镶嵌在永绪国土地上的珍珠。
　　在这座歌剧院之中,大约能容纳三千名观众，它安装有九层的阶梯看台,还在两个悬挂在高耸棚顶的几排“贵宾专座”，可以通过楼梯登上去。
　　在贵宾专座上的视野观感更好,门票价格自然也更高昂。
　　这座歌剧院是旧时代的建筑,曾是永绪王国时期许多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富商裕民等喜爱的休闲场所，丝竹管弦与轻歌曼舞曾在这里交织出不知多少次奢靡的回响。
　　然而，自远山绪建立帝国后，它便被贴上“历史糟粕”的标签——未被强制拆除，不过是权力者为彰显“宽容”留下的幌子，实则早已因层层的禁令与无形的枷锁，沦为民众不得踏足的封闭禁区。
　　那些被斥为“腐朽”的雕梁画栋，那些被视作“多余”的艺术痕迹，恰是权力试图抹去的、属于人性的温度。
　　而此刻，这座沉寂多年的歌剧院，即将为静嘉玉瑾一人敞开大门。
　　它不再是被囚禁的历史标本，而是将成为她向民众传递信念的殿堂——这本身，便是对“旧时代糟粕”论最有力的反驳：
　　真正的糟粕从不是建筑与艺术，而是试图用权力垄断记忆、窒息声音的专/制。
　　静嘉玉瑾将在琉璃歌剧院发表动员演讲的消息一经传出，若明城便立刻陷入了万人空巷的沸腾。
　　街巷间的人流如潮水般涌向歌剧院方向，那些曾在她的和平宣言中看到希望的民众，那些被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的百姓，都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狂热奔赴而来。
　　他们的追捧，绝非对“当红明星”的盲目崇拜，而是在绝望中抓住一丝光亮的本能——当权力的话语越来越空洞，当和平的承诺越来越稀薄，静嘉玉瑾的每一次发声，都成了他们对抗荒诞现实的精神支柱。
　　琉璃歌剧院紧闭的大门即将被推开，而被推开的，或许还有一个时代被封锁的良知。
　　午后三点，距静嘉玉瑾约定的开场时间尚有片刻，琉璃歌剧院内早已座无虚席。
　　九层阶梯看台被挤得水泄不通，连过道里都挤满了人——有人席地而坐，有人踮脚张望，人们的呼吸交织成温热的气流，在穹顶下如潮水一般涌动着。
　　琉璃歌剧院,这块被尘封了多年的历史瑰宝，在这一刻被万千的永绪人民唤醒，从而焕发出自已曾经的生机与活力,向人民展示着这份举世无双的美丽色彩。
　　聚光灯骤然亮起，如银色的河流倾泻在舞台中央。
　　万众瞩目的聚光灯之下,屹立着静嘉玉瑾坚毅又端庄的身影,俨然像是多年之前,那个意气风发,少年英雄一般的领袖，只是在她的眼神里，少了几分野心的锐利，多了几分对苍生的悲悯。
　　此时的玉瑾,虽然仍然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稳健地行走,却至少不再需要别人去搀扶着了。
　　她迈着缓慢却坚定的步伐,一步步地走向了舞台的最中央,令人们不由得肃然起敬。
　　面对着看台之上摩肩接踵的百姓们,静嘉玉瑾却没有感受到半分紧张,对于人民的爱,对于改天换日的决心已经让她对一切都充满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