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瞬即逝的黎明》江岸云鹤Official

51、第五十章：寒温(下) 她亲手为自

　　静嘉玉瑾握着信纸的手在颤抖，纸上的字迹仿佛化作了温真誉含泪的眼。
　　她忽然明白，有些离别不是时空的阻隔，而是威权对个体的凌迟；有些承诺的破碎，从来不是命运的无常，而是世俗规训对理想的绞杀。
　　她太清楚了，温真誉不是败给了命运的无常，而是栽在了以亲情为名的绑架里。
　　那些口口声声说着“守护”的人，恰恰是最凶狠的刽子手，他们毁掉一个灵魂的光芒，只为让世界能够永远维持着他们眼中的“秩序”。
　　就像温真誉的父母，他们总是怀着一种莫名其妙而又自以为是的骄傲心理，神志不清一般的认为让女儿回家继承家产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无论是对于女儿，还是对于他们自己，都百利而无一害。
　　像他们这样自私的人，永远学不会换位思考，只会一直站在自己的角度上，用本来就荒谬不堪的价值观去编排着他人的命运，干涉着他人的选择。
　　自那封信将残酷的真相剖开在眼前，静嘉玉瑾的心底便生了一根执念的刺，深深扎进骨血里——她暗下决心，待大学毕业那日，定要踏上前往陵山国的旅程。
　　无论如何，她也要再见温真誉一面。
　　她要让对方知道,无论彼此之间的距离有多么遥远，她都永远不会轻易地放弃对方。
　　当大多数人在威权面前选择沉默或顺从，她偏要用这份执念证明：有些情谊值得用一生去守护，有些理想不该在强权下表现出被迫的顺从。
　　纵使最终只能隔着高墙遥遥相望，她也要让温真誉知道，这世界上还有那么一个人，在为她坚守着未竟的梦。
　　两颗心的相依，从不需要物理空间的佐证。
　　它是乱世里的一粒火种，是强权用尽阴谋诡计也终究无法熄灭的微光。
　　就这样，静嘉玉瑾将对温真誉的无尽遗憾与彻骨悲痛，连同对未来那点不肯熄灭的企盼，一同熔铸进了沉默的笔尖。
　　1930年的风里，刚满16岁的她，捧着一部《少年与玫瑰园》站在了世人面前。
　　小说里的洛浅，是个被病痛困在方寸之间的少年，他无法离开房间，甚至无法离开自己的病床，连坐起来看看外面的世界都是一种奢望，
　　他总说窗外有片玫瑰园，里面生长着红色和白色的玫瑰花，红的像火，白的像雪。它们的花瓣似乎永远带着晨露，浸人心脾的香气能够漫过破败的院墙，淌进狭小的病房中，给他带来心灵上的安慰与熨帖。
　　可是，那片所谓的玫瑰园在现实当中并不存在，所有美好的场景，都是这个少年在病痛当中的幻想，是一个濒临死去的人对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的最后的美化，可洛浅却一直执着的相信那片玫瑰园真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也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洛浅仍然相信着在自己无法触及的窗外，有着一片无边无际的玫瑰园。”静嘉玉瑾在书中写道，“他不知道，一切美好的景象，都是自己所幻想出来的。真实的世界，只是一片充斥着残花与野草的荒芜。”
　　可她紧接着又写道：“即便这样，洛浅的人生仍就是有意义的。
　　至少他还相信这世界上还有美好存在，这就已经足够了。
　　在人的一生中，总需要有一个信念作为支撑。”
　　静嘉玉瑾自己也知道，她写这本小说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单纯的创造一个名叫洛浅的虚构角色，这没有太多意义。
　　她真正要做的，是借那个少年之口，诉说着自己与温真誉的命运，以及宣泄着那些一直被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情感。
　　那些在永绪国并肩走过的日子，那些关于理想、关于未来的约定，不就像洛浅窗外的玫瑰园吗？
　　温真誉的理想被强权碾碎，恰如只存在于幻想当中的玫瑰园被现实世界的狂风撕扯成残花野草，可那份真心相信过的美好，早已被刻进了生命的肌理，无法消除，也无法抹去。
　　静嘉玉瑾知道，这部小说或许根本无法改变温真誉的命运，却至少能让那些同样困在“残花野草”中的人看见：哪怕玫瑰只开在梦里，相信本身，就已是对抗荒芜的光芒。
　　1932年6月,18岁的静嘉玉瑾即将结束自己三年的大学生活,将要正式进入社会工作了，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她将要成为一名中学教师。
　　“我要当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的人，要让更多的孩子能够通过学习有用的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那之前,她还是想着再去见温真誉一面。
　　她们之间的感情,是重重山海也无法阻挡的。
　　“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这句话，成了两人感情最为贴切而生动的写照。
　　然而,正是在那一天的毕业仪式上,一场突如其来的祸端降临在了她的身上。
　　身为“优秀毕业生”的静嘉玉瑾和另外一百余人在政策的干预之下被迫送往总理府,去接受所谓的“思想教育”。
　　山海江河是有形的阻碍，是有心人可以全力以赴着去翻跃的;远山绪的政策却是无形的藩篱,是用尽一切力气也无法跨越的一道坎,是一场属于这172名年轻人乃至于所有永绪人民的悲剧。
　　在那一刻,静嘉玉瑾心中纠缠了三年的故人与旧梦,一瞬间破碎地彻底,变成了一地无法拼凑完全的碎片——在政策的施压之下,她永远也无法见到自己心心念念的人了。
　　她知道,进了总理府这种地方,就是“一入宫门深似海”,几乎再也没有离开的可能,在已知的可悲命运之下,静嘉玉瑾不得不强迫自己妆作冷静与顺从。
　　在这样的局势之下，一切都是迫不得已。
　　在此后的十五天时间之内,静嘉玉瑾在一场场的慷慨演讲中,在一次次的思想灌输中,在一声声的“净化主义万岁”中,逐渐地臣服于领袖远山绪先生难以言表的个人魅力,从而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初心。
　　像她这样的年轻人,无论自诩有多么意志坚定,在面对着花言巧语的煽动之时,也不由得会被带了节奏,从而走上一条与自己初心与本性完全样道而驰的不归路。
　　十五天的时间，虽然并不算漫长，却也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一切,甚至让玉瑾认为自己虚度了十八年的光阴。
　　她认为自己先前所有的作品都是“过分利己主义”的“自私产物”,为净化主义而创作才会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
　　就这样,静嘉玉瑾将未能见故人一面的遗憾放下了，尽管在心中仍然时时描绘着温真誉的面容。
　　她摇身一变，成了意志如顽石般坚定的净化主义者，成了领袖远山绪身边最为狂热的信徒之一，成了永绪帝国构建过程中一块不可或缺的基石，更成了远山绪那套恐怖统治机器得以运转的助推者与帮凶——她亲手为自己戴上了枷锁，却以为握住了通往光明的钥匙。
　　这世间的荒诞，往往在对比中显得愈发刺眼。昔日，当温真誉深受伪史论者的蒙骗，错误的把导致无数无辜群众蒙难的罪魁祸首连启平当做一代伟人的时候，静嘉玉瑾还能展示出自己独特的清醒认知，以真实的史料作为佐证，告知对方那段不为人知历史的真实模样，以避免其陷入别有用心者为了欺骗民众而刻意构建的陷阱之中。
　　她总是说着：“对于万事万物，我们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拘泥于经验，也不能受制于权威。”“人民群众应该擦亮眼睛，主动寻觅历史的真相，而不是只听那些当权者编造出来的鬼话，把自己放到一个愚昧无知的境地上。”
　　当时的静嘉玉瑾，她是那样的明智，又是那样的清醒。
　　她不但能够通过人民群众的角度分析问题，甚至还能主动站到对面的立场上去，用那些阴谋家们的思考方式来解读他们之所以选择用那些外人难以理解的手段来欺骗人民的原因，可谓是知己知彼，面面俱到。
　　可是现在的她，已经彻底变了模样，她的明智，她的清醒，此时就如同深秋时节的枝头枯叶，彻底一去不复返了。
　　对于外国的伪史论者，她还能坚持自己的见解，条理清晰的去反驳和批判，面对产生于自己国家的野心家，她却轻而易举的上了对方的当，把追随一种错误的意识形态当做自己生命存在的惟一意义。
　　这不是简单的糊涂，而是清醒者主动选择的沉沦，是理智对狂热的屈膝，荒谬得令人恐惧，悲哀得让人心颤。
　　人总是这样，在审视他人的迷局时，能充当最清醒的旁观者，用逻辑与事实搭建起评判的高塔；可一旦身处自己的棋局，便成了当局者，任由情感与欲望模糊了视线，将陷阱误认为坦途。
　　所谓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从来不是命运的简单玩笑，而是人性中那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我们总以为自己能跳出思维的囚笼，却往往在不经意间，成为了囚笼的锻造者。
　　如今，这个被称作“铁蔷薇”的坚强女子,这位深深崇拜并信仰着净化主义的帝国宣传部长,将要在此刻跟从着她的领袖先生一同乘坐列车前往陵山国，执行这一场极其重要的外交任务。
　　虽然她总自认为自己足够坚毅和刚强,并且不会被儿女情长之类的事情轻易牵绊住。
　　但随着窗外的景象逐渐地飘逝,列车距离着自己曾梦寐以求的国度愈来愈近,玉瑾还是不由得泛出了两行热泪。
　　此时,善于察言观色的方瑜似乎发现了她表情的异样,或许只是单纯为了献殷勤而已,关切地说:
　　“部长。您怎么了,是有什么不舒服吗?”
　　“我没事,只是想起一些往事罢了。”
　　自从那日在车站送别知己,已是经过了七年的光景了。
　　在这七年间,两人几乎已经完全断绝了联系。
　　静嘉玉瑾却仍旧无法彻底忘记那个曾给自己的青春染上色彩的温真誉，也许再为无情的人，也会被内心深处一点尘封的记忆所触动。
　　毕竟,这是一段只属于她的故人旧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