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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子式的答案? 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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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征途,始于我最熟悉的领域——实验室。
毕竟,我是一名生命科学专业的博士生。我的星灵大脑让我对这个领域的知识掌握得远超同侪。既然要研究人类“凭什么”活着,最直接、最符合我思维习惯的方式,自然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入手。
一定存在某种机制。某种基因片段,某种特殊的蛋白质结构,或者某种未被发现的神经递-质,我将其命名为“痛苦抗性分子”。它一定是人类独有的,是这个物种在残酷的演化中,为对抗那90.42%的痛苦而产生的生物学奇迹。
我把自己锁在学校的图书馆和线上数据库里。海量的文献在我眼前流过,人类基因组图谱在我脑中被拆解、重组、比对。我分析着与抑郁、焦虑、应激反应相关的所有基因位点,寻找着那个可能的“豁免”代码。我构建起复杂的神经系统模型,模拟各种极端压力下人类大脑的化学反应,试图找到那个能中和痛苦的“X因子”。
我废寝忘食,将咖啡因和葡萄糖溶液当作唯一的燃料。我的人类躯壳在迅速消瘦,眼眶深陷,但我的精神却高度亢奋。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即将揭开宇宙终极秘密的科学家,只要再多一篇文献,再多一次模拟,我就能找到那个分子式,那个能解释一切的、漂亮的化学结构。
然而,什么都没有。
无论我如何解剖人体,哪怕是对人体内的所有分子都做生化分析,都不会找到那个所谓的“痛苦抗性分子”。我所能找到的,只有皮质醇、肾上腺素、多巴胺、内啡肽……这些人类早已熟知的物质。它们能解释“应激”,能解释“奖励”,但解释不了“坚韧”。
答案,不在物理层面。
几个月后,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出了图书馆。初秋的阳光照在身上,我却感到一阵寒意。我的第一条路,我最自信、最依赖的科学方法论,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