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站台（4） 当太阳升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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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孟姝彤过得很难。乐团这边，她主演了好几场青年演奏家音乐会，一场接一场，台上光鲜，但市场反响却不尽人意；而且这一年她和朱广权见面的次数，两只手都数得过来。
她和他谈了七八年了。
外人看来，这段感情快要修成正果了——两个人在各自行业里站稳了脚跟，工作体面，感情也很稳定，但孟姝彤心里十分清楚，稳定和好不是一回事。她有时候深夜睡不着会想，他们究竟可以走到哪一步，感情的尽头，等待她的是婚姻还是分手。这个问题她从未问出口，她怕问了，两个人都要直面一个谁都无法接受的答案。
孟姝彤有段时间陷在一个问题里出不来。身边同龄的朋友们陆续结婚生子，她妈妈也开始打电话旁敲侧击地问她什么时候结婚。她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想这件事，越想越乱，最后直接打给朱广权，开门见山地问：“朱广权，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以后怎么办？”
他沉默了一会才回答她，“你现在是在问我，还是在告诉我你在担心。”
“我在问你。”
“我想过，想了很多次，但我没想明白，所以我没有开口，因为我不想随便说一个答案糊弄你。”
她在阳台上抱着抱枕问：“那你现在呢？”
“我现在的答案是，我不想跟你分手，其他的事我们慢慢谈。”
这个回答算不上浪漫，也不令人感动，但她知道他说这话是认真的。
年底，团里最后一场演出结束了，其他人都急着下班赶紧走，孟姝彤一个人留在排练厅的座位上坐了很久，将谱架上的曲谱一张张整理好。她拍了张排练厅的照片发给朱广权，他回复地很快，“辛苦了，赶紧回去休息。”她看着这句话，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不知道是因为累，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那年最后一天，她在上海，他在北京，各自跨年。零点前他们一直开着视频聊天，她把镜头转向窗外，窗外燃放着璀璨的烟花。他那头开着台灯，桌面上放着新年第一天要播的稿子，他在屏幕那端看着她窗里的倒影，“明年见面的次数，能不能再多一点。”她把镜头转回来，对准自己的脸，“是你来上海还是我去北京？”“都行，一切依你。”她想了一下才回答，“你要比我多一次，因为我更爱你。”他笑的很开心，不管她如何瞪他，他的笑声都没停。
……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人类无法预测未来。
他们说好了今年见面次数要多一点，但封控来了，整个中国都停了下来。
疫情最严的那段时间，朱广权几乎住在了台里。新闻播报进入应急状态，他每天出镜的频次比平时多出一倍，有时候连续好几天不回家，在台里的休息室凑合睡几个小时，爬起来继续播。孟姝彤在武汉看他主持节目，武汉的感染患者越来越多，外面发生的事情让她无法稳定情绪，她嗓子痒都不敢咳嗽，好怕自己被人误会感染新冠。
孟姝彤家住的小区被封锁了，她去不了工作室，家里也没有打印机，只能一个人在房间里练习，用手机对着谱子吹。楼上楼下全是居家的邻居，她怕扰民，只能尽可能轻轻地吹。
他们每天都会打电话，但孟姝彤不想给他带来太多负面情绪，每次都只说一些生活上的趣事，虽然她心里真的很害怕。就这样，两个人绕来绕去，绕不进真正想说的那个地方。
有一天夜里她实在睡不着，大半夜打给他，电话通了，那头有些嘈杂，他还在和工作人员对接。她有些抱歉，让他先去忙，他说不用，你说话，我听着。她就开始说，说这段时间一个人练竹笛好枯燥，说楼上邻居大中午跳绳、她睡不着午觉，说她买不到喜欢吃的蔬菜、每次去商场抢菜好累，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下去了。他在那头没有立刻接话，安静了一会，“等武汉解封，我请假去见你。”她抱着手机，在黑暗里靠着墙坐了很久，没再说话，他也没挂，就这样各自沉默着，直到她睡着才挂。
那年春天，武汉解封，他如约而至。
……
2021年，管控时紧时松，见面成了一种需要提前规划、随时可能落空的事。
朱广权有次好不容易请到三天假，买好了去上海的飞机票，出发前一天，他住的那个小区暂停了大型聚集活动，大家按规定做核酸。他给孟姝彤发消息说不来了，很不好意思的给她道歉，她反而反过来安慰他，过了一会又发来一句，“我给你在盒马点了外卖，食材应该够吃一个星期。”他看到这句话，不知道为什么，眼睛有点发酸。
朱广权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见面，是她来北京参加一个民乐交流活动。前后拢共待了四天。第一天他来接她，他站在出站口，孟姝彤拖着行李箱走出来，他接过她的行李，并排往外走。孟姝彤侧身看他，他比上次见面又瘦了一圈，下颌的轮廓更硬朗，她想问他你最近吃得好吗，但没问出口，只说了句“你头发有点长了”，他说过几天就去剪。就这样，两个走散了太久的人，重新试探着走回同一个节奏。
四天很短。她走那天下着小雨，他打着伞送她进站，快到安检口的时候他停下来，把伞递给她，“到了之后记得给我发消息。”她接过伞准备走，他忽然喊住她，“彤彤…”她看向他，“记得想我。”她攥着伞柄，心跳漏了一拍，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进去安检。
回上海的高铁上，孟姝彤把那把伞放在腿上，靠着窗，窗外华北的田野在阴雨里一片灰绿。她想他们谈了这么多年，见面越来越少，见面前是想念，见面后是不舍，这中间那道缝越撑越宽。她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是在谈一段恋爱，还是在谈一场永无止境的等待。
她没有把这些说给他听，她怕他会说对不起，这件事没有谁对谁错，让他道歉也没有道理。
……
2022年，上海封控。
四月份开始，整座城市摁了暂停键。孟姝彤被封在出租屋里，楼栋的门贴了封条，团里的工作全部转成线上，排练改成视频会议，演出遥遥无期。她每天练笛子、看谱，把能做的事情一件件做，尽量不去想那些悲观的事情。
朱广权在北京，每天发消息过来，问她吃了什么，问物资够不够，问睡得好不好。她知道他问这些是因为他能做的只有这些，隔着一千多公里，他帮不上任何忙，只能陪她聊天，给她提供情绪价值，她每次都答得很简短，好，够，还行。不是不想说，是觉得说了也没有用，说了也只是让他跟着担心。
孟姝彤从前觉得自己离不开上海，这是她第一次觉得，或许北京也不错。
上海已经封控将近一个月，那天下午她练笛子练到一半，忽然没来由地停下来，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那棵香樟树发呆。她回想起她在上海这几年，参加过多少次演出，去过这座城市的多少地方，认识了多少人，但这一刻，她一个人坐在出租屋里，窗外安静得像一张白纸，她忽然觉得，这座城市跟她没什么关系。她把笛子放下，给朱广权打了个电话。
电话通了，他接得很快，像是一直拿着手机在等。
他说他今天播完节目出来，发现停在院里的车落了一层柳絮，北京的春天每年都这样，年年都忘，年年都被堵个措手不及。说他中午吃了个盒饭，米饭硬了，菜倒还行……
朱广权很擅长发现生活中的细节，一件普通小事也被他讲的饶有趣味，孟姝彤胸口那块说不清楚的郁结被他的声音抚平，慢慢松开了一些。
封控持续了两个多月。
解封那天，她推开窗，外头的马路上开始有车声了，楼下有人出来遛狗，阳光是正常上海夏天的阳光，热烈而刺眼。她站在窗边站了好一会，然后拿着手机给他发了一条消息：“我好想和你一起散步。”朱广权的回复出乎她意料，他居然已经到了。
他坐的最早一班飞机，因为起太早，没睡好，整个人带着一股疲惫，但眼神依旧很好，在人群里一眼就找到了她。
他大步走过来，行李箱把手还没松，就已经伸手把她揽过去了。
她来不及说话，下一秒他低头吻住她。情绪压抑了太久、在这一刻终于决堤，两个月封控期中无数个日夜里的思念、所有来不及说出的话，全部压进这一个吻里。她怔了一秒，然后回应他，手指攥紧了他的衣袖，站前广场上人来人往，周围十分嘈杂，她闭着眼，什么都听不见，只知道他在这里，他来了，终于来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松开她，额头抵着她的额头，喘了口气，声音有点哑，“让你久等了。”
她看着他，“没有，来的刚刚好。”
他把她重新抱进怀里，下巴抵着她的发顶，什么都没再说，孟姝彤现在莫名地心安。
朱广权在上海待了五天。
孟姝彤带他去吃她这两年常去的馆子，带他去团里的排练厅，让他在观众席坐着，给他演奏她最近新写的曲子，他在台下坐着，没有拍照，也没有录视频，就这样直直地看着她。
孟姝彤的状态很好，每天都挺开心的，但朱广权总觉得她有事情瞒着他。
那五天她把时间全腾出来陪他，带他到处吃东西，晚上窝在沙发上看他想看的纪录片，睡前靠着他肩膀刷手机，跟他说团里新人的八卦，像是把之前错过的相处时间一口气补回来。但就是这种“太好了”让他有点不安，朱广权了解孟姝彤，她不是那种会刻意经营气氛的人，她眼下这种劲头，像是在用力抓住什么。
他想问，但没问出口。他们那几天心照不宣地避开了所有沉重的话题，他知道她有心事，她也知道他可能看出来了，但谁都没有先开口，像是都在等一个更合适的时候。
他走那天，他把她拉过来抱了一下，低声说：“有什么事，记得跟我讲。”她脸贴着他肩膀，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说：“没事，你回去吧。”他松开她，看了她一眼，没有追问，只说到了会给她发消息，她说好，然后目送他进了航站楼。
……
孟姝彤在上海民族乐团待了好几年，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自己主动离开。
原来的团长姓万，是个懂音乐、也懂人的人，他器重孟姝彤，不只是因为她的演奏水平，也因为她做事踏实，在团里有口皆碑。那几年孟姝彤作为新人能在团里站稳脚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万团长在上面撑着。但那年年初，万团长升职调走了，新来的团长姓陈，是从行政系统里过来的人，跟团里原有的几个老人走得近，对孟姝彤这样的年轻演奏家态度不冷不热，甚至有点打压。
团里的人私下开始站队，这是孟姝彤最不擅长的事。
她不是不懂人情世故，只是不愿意把精力花在这上面。但她很快发现，不愿意站队的代价是越来越多的麻烦事——排练的曲目安排开始绕开她，重要的对外演出她不在名单里，有几次对接外方的独奏机会，莫名其妙地落到了跟陈团长走得近的人手上。她去问，得到的答案永远是“临时调整”、“综合考虑”，说得滴水不漏，她连发火的地方都找不到。
她忍了几个月，越忍越觉得憋屈。
她不是没想过继续忍着，等下一次人事变动，等局面扭转。但有一天深夜她坐在出租屋里，把这几个月的事情从头捋了一遍，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上的累，是一种更深处的疲倦——她在这里努力了这么多年，把最好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到头来却要花心思在这些跟音乐毫无关系的事情上，她不知道这值不值得，也不知道还要撑多久。
她给朱广权讲自己在考虑要不要离开上海，她从万团长调走说起，说新团长，说站队，说那几次被绕开的演出机会，说她憋屈，说她累。她说完，他没有立刻接茬安慰她，而是问，“你是打算离开，还是已经决定走了？”
“我在想，我要不要来北京，刚好可以和你在一起。”
他当然希望她来北京，但朱广权心里十分清楚，如果因为自己的原因强迫她来北京发展，往后他们每次发生分歧，都会拿这件事来吵架。
他强迫自己理智一点，劝她好好思考一下，“彤彤，你要想清楚，去北京是为了你自己发展，不是因为我。”
孟姝彤毫不犹豫的回答他，“我知道，我是真的想去北京工作。”
她靠着窗，窗外是深夜的上海，她在这座城市住了好几年，她喜欢这里，她喜欢团里排练时的热闹氛围，喜欢楼下那家小店的菜肉馄饨，喜欢这座城市的开放与包容。但她也知道，她喜欢的那个上海，和她现在身处的这个上海，已经不完全是同一个地方了。
“朱广权，我问你一件事，你要跟我说实话。”
她深呼一口气，下定决心说出口，“如果我去了北京，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把婚结了。”
这句话说完，她自己都愣了一下。她想过很多次，却一直没有开口，她不知道自己是在等他先说，还是在等一个更合适的时机，但那天夜里，那句话就这样出来了，平静得像她只是在问他今天吃了什么。
他那头沉默的时间很长，长到她开始有点后悔开口。然后他说：“我想过，想了很多年了。”
她心跳漏了一拍。
“但我不想让你为了这个做决定，你去北京应该是为了你自己，而不应该让我代替你做选择。”
“如果我说，你是理由之一呢。”
“之一，和全部，是两件事。”
她把手机攥得很紧，“朱广权，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那么理智，这样真的很烦诶。”
“我知道，对不起。”他笑了一下才继续说，“孟姝彤，我是认真的，你想清楚了，我在这里等你，哪儿也不去。”
她很干脆的辞了职，辞职那天是个普通的工作日，她在排练厅练完最后一遍，收好笛子，坐在椅子上对着空荡荡的舞台发了一会儿呆。她想起第一天来这里报到的时候，挎着包站在排练厅门口，觉得这地方大得吓人，光是站在里面就能感受到某种沉甸甸的分量。她在这里待了好几年，这里的每一块地板她都走过，每一排谱架的高度她都调整过，她知道舞台左侧的那盏灯有时候会有轻微的频闪，知道排练厅在下午四点之后会有一段时间光线特别好。她喜欢这里，她不想走，但她更不想为了一个讨厌她的人，把自己困在这里。
她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原位，拎起包，走了出去。
回家的路上她给朱广权发了一条消息：“我明天下午4点的飞机，记得来接我。”
过了一会，手机亮了，屏幕上是四个字，我去接你。
上海傍晚的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站在门口没动，心里有什么东西一点一点落了定，像一块悬了很久的石头，终于稳稳地落到了地上。
……
她到北京那天，他在出站口等着，手里拎着两杯咖啡。她拖着箱子走出来，他递给她一杯，“路上喝。”她接过来，两个人并排走出候机楼，北京三月的风还是凉的，她把咖啡杯捧在手里，侧头看他，他也在看她，两个人对视了一眼，都没说话。
不用说了。
她回来了，他在这里，就足够了。
作者有话说
第7章 站台（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