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雪》檐下雨落

1、血雪

　　我小时候家里穷，住在一条老街里，都是平房，老街就像一块雨后的苔藓，看上去污糟一团，其实自有它微小的繁荣。

　　我家对面是红姐的洗头房，以前的挂历上和塑料圆框镜子背后都印着唇红齿白的模特，老一辈常用“挂历上的”来形容人漂亮，红姐就是这样的人。
　　她脸庞圆润，两颊透着醉红，长睫毛下是一双黑亮的桃花眼，一头大波浪卷随意扎成髻子。红姐的侧影曲线起伏，整个人丰韵却不显肥胖，走起路来背后总追着数道悄然的目光。

　　听人说她三十多岁，以前离过婚，现在一个人开店。
　　店门边挂着三色旋转灯，两扇玻璃门上面贴着“洗发”、“按摩”的红字，洗头房只有一间屋，透过门可以把屋里看得一览无遗，进门是个美发镜台，台上摆着剪子和卷发棒一类工具，旁边是个脸盆架子，上面搭着墨绿色毛巾，再往里就是一张床，靠床的墙上安着两根玫红色灯管，搭成“X”形，其中一根坏了，不停闪烁，床头有个电视柜，摆着一台老式彩电。

　　除了有客人时拉着帘子，其他时刻红姐都敞开大门，坐在门口的凳子上乘凉，在那团雾蒙蒙的红光中展出着自己，时有心怀鬼胎的男人假借路过的名义偷瞥，她也不介意，任由他们看。
　　下雪时她总望着对面，若有所思。红姐每天午睡醒来洗一遍长发，然后半躺在床上梳啊梳，直到月光流进店门，她就像城北花鸟市场里挂的彩头鹦鹉，任人观赏，也任人调笑，她卑贱着，骄傲着，炫耀着，也忧愁着。

　　都是男人去她店里剪头发，从来没有女人去，我问我妈，为什么红姐的生意这么好，我妈说，她屋里有电视，人们喜欢看。

　　我也喜欢看电视，那时候彩色电视很少，孩子们都知道红姐屋里有，每天放了学就一窝蜂地拥到洗头房门口，探头朝里张望，红姐嫌他们烦，赶苍蝇似的赶他们。
　　红姐只待见我一个人，没客人时总招呼我过去，她会塞给我一条果丹皮或者一枚橘子，请我看电视，坐在红姐的床上，电视投出的光在我脸上变幻，那是我连想都想象不到的，外面的世界。
　　墙上的红光忽明忽暗，一直在我左脸旁干扰，我轻摸上交叉成“X”形的灯，灯管微烫，那一刻我萌生出好奇，不知道有多少男人坐过我所坐的位置，触摸过这片红光。

　　我妈没少警告我不许上她屋里去，但是我妈老出差，只要我妈不在，我还是会偷偷去，《葫芦兄弟》、《黑猫警长》、《猫和老鼠》我都是在她屋里看完的。
　　我不喜欢在家待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家太吵，隔壁是一个满脸麻子的姑娘，想当钢琴家，我常嘲笑她，弹琴的人多了，有几个能当钢琴家的？麻子每天自己在屋里抱着电子琴反复弹，平房隔音差，断断续续的琴声宛如梅雨天的雨丝一样笼罩在我家上方，麻子的哀叹像幽灵在我耳后绕来绕去，我小时候的梦想之一就是把麻子的琴砸了。

　　麻子家往北是马爷爷的包子铺，我上小学时经常早上出门买两个包子，边走边吃。马爷爷早年丧妻，儿子儿媳外出打工，他一个人带孙子生活，街坊们都说他是难得的好男人。

　　不过我挺讨厌马爷爷，他老打断我看电视，红姐那屋一来了客人，她就会关掉电视哄我回家，马爷爷每个月来理好几回头，我看他的头发长得也没那么快。
　　记得有一次，马爷爷提着一袋热包子进来，弓着腰笑嘻嘻地说：“这个月实在手头紧，大家都是熟人啦，你能不能看在我这张老脸的份上，这回，就拿包子抵钱吧？”
　　红姐伸手进去拿了一个，在手上掂一掂，一甩胳膊就把包子砸到了马爷爷脸上：“滚你娘的蛋。”

　　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班里的同学，同学们都到马爷爷的包子铺前面学舌：“滚你娘的蛋！略略略，追不着！”
　　马爷爷从此以后再也不和我说话，也不肯卖包子给我。

　　我九岁那年，一个冬天的傍晚，红姐夺过我手里的遥控，关了电视，说一会儿有事，把我赶回了家。
　　第二天一早，我听见街坊们的吵嚷声，掀开窗帘，冬天的雪地亮得人眼睛疼，人们裹着大棉袄里三层外三层地聚在洗头房门口讨论，像一群竞相啄食腐肉的秃鹫，没过多久，几个男人从屋里抬出一个用布裹的东西。
　　我没敢过去看，听看了现场的阿姨们说，红姐死在自己床上，被理发用的剪子扎进胸口，直接捅破心脏，凶手就是奔着要命来的，这该是多么深的仇恨。阿姨们又说，叫她干这一行，活该，报应。

　　那几年刑侦技术不发达，很多案子都不了了之，红姐的案子也是其中之一，她死后，我们一家很快就搬离了老街。

　　关于红姐，我做过一个梦，我走在洗头房门前，两侧的房屋都没有人，天上飘下鹅毛大雪，但那雪，是红的，像人血一样……深浅不一、斑斑驳驳的红雪，落在我的手心里，我的手很快就沾满了鲜血，梦里明明是一个穿棉袄的季节，四周却浮动着燥热，我走着脚下的路，老街没有尽头。

　　这些年来，红姐的面容在我的记忆里逐渐模糊，就像浸了水的老照片，一开始还能看个大概，后来逐渐褪色，就只剩下一个丰腴的轮廓，最后彻底化成了一团雾影，我原本快要忘干净了，直到红姐的亲生女儿来联系我。

　　起初我接到红姐女儿的电话时非常惊讶，红姐已像一片雪花融化在我脑海里，我从没想到她还有个女儿。
　　这个孩子叫小敏，她告诉我，红姐在一个雪天把出生不久的她放到了福利院门口，她在福利院长大，读完初中就不上学了，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很想自己的亲生父母，几个月前，她满十八岁，离开福利院独立谋生，才开始寻找父母。
　　小敏在大街小巷贴过告示，发过传单，也在网上发过帖子，留了自己的联系方式，但始终了无音讯。于是她想到，父母有可能已经去世了，她联系本地警方进行抽血采样，和历年来死者的血样进行了比对，最终确认自己的母亲就是十四年前命案当中的死者郭秋红。

　　我的思维停顿了一下，原来红姐的全名是这个，我好像从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是叫她红姐。记忆像一条生锈的水管，一点由头打开阀门，剩下的过往就重新变得活泛，冲破铁锈，畅快地涌出，红姐的形象又在我脑中鲜活起来。

　　小敏继续说，她回到命案发生的老街，拜访了一些老居民，打听着关于命案的消息，同时她还尝试寻找当年住在附近的住户，辗转多人终于要到了我的联系方式。
　　“我知道突然打电话很冒昧，但是我想请你出来吃个饭，给我讲一些我妈妈当年的事情，我想知道她是一个怎样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你有时间吗？”电话最后，小敏提出这样的请求。

　　我沉默了一会儿，站在小敏的角度想，她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母亲，却发现母亲已经死于命案，而且还是一桩未破解的悬案，她的心情一定很复杂，虽然我和她素不相识，但是看在红姐请我看过好几年电视的份上，我也应该见小敏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