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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男人和男人始终是不光彩的。 ...

  •   再度回到审讯室,陈米仍旧保持着我刚出去时的姿势,在看到我手上拿着的烟后,他那稍显苍白的双唇动了动,但终究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把烟盒放到桌上,随后将那份压在所有资料下的文件拿到最上面,老孔看看它再看看我,眼里的复杂情绪我看不懂,也不想懂。

      至少现在,此时此刻,我不想懂。

      而那份文件,正是老孔调查到的,关于李折的一切。

      审讯室里安静得像一条条生命在流逝,我想挽救它们,所以便率先打破了这层沉默:“陈米,你愿意和我讲讲你与你阿弟的故事吗?”

      这句话说完,最先感到震惊的并不是陈米本人,而是坐在我隔壁的老孔。

      他将两道浓眉拧成“川”字形,声音里满是压不住的急切:“你问这个干嘛?这和案情有关系吗?!”

      我说:“我想听他说实话。”

      老孔还是用那种怪异的眼神看我,但他似乎也不打算再继续追问下去,毕竟有事不要当着嫌疑人的面说是我与他共事多年来所形成的一种无声默契。

      陈米也在看我,好奇与疑惑布满了他整张脸,半晌,他才有些艰涩地张口问我:“你不怕我撒谎吗?警官。”

      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指指他身后那面墙上挂着的八个大字,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陈米跟着我转头去看,被手铐铐住的手不自觉地做出一指一指的动作,嘴里像幼师在教导刚开蒙的小朋友识字一般逐字逐句地念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他不是不怎么识字吗?”老孔低声问我。

      我心神一紧,沉声道:“所以才要问。”

      “好,我答应你。”陈米适时开口,目光淡然地在我脸上徘徊,“你想从哪里听起?”

      “从一开始。”

      陈米的神情难得温柔起来,连说话的声音也变得很轻:“我与阿弟都是在福利院里长大的,那个时候我十岁,是福利院里的大孩子,阿弟就只有五岁,站起来还没我一半高,是个大一点的年画娃娃。院长妈妈经常告诉我们,说大孩子长大了要帮忙照顾小孩子,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被爸妈不要了的孩子,所以院长妈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那时我最常照顾的就是和我住同一间房的阿弟,阿弟最容易半夜被噩梦惊醒,每次醒来总要哭上个半小时,有时候嗓子都哭哑了还在哭。我怕他吵醒别的孩子,就总是在他惊醒前先到他床边轻轻拍他的胸口,告诉他别害怕,哥哥在这里,可他还是哭,我就只能抱着他哄他。后来哄好了,我的那张小床就从一个人睡变成了两个人睡,很挤,但是冬天很暖和。

      阿弟还很挑食,但是我在,他就什么都吃,他说哥哥陪吃饭很开心,所以什么都喜欢吃。从那会起,阿弟就像是我新长出来的尾巴一样,一直跟在我身后东跑跑西走走的。有一天他问我,如果有新的爸爸妈妈要来带走我们该怎么办,我说当然是走啊,难道你想在福利院待一辈子吗?可他一个小屁孩哪懂什么一辈子,他只是说那我能不能和哥哥一起走,我说不行,要看新爸妈愿不愿意,然后他就不说话了。我就问他你以后想叫什么名字,他想了很久,用树枝在地上写了一个字,他说院长妈妈组织演讲的时候说过英雄都是宁折不弯的,他也要当英雄,所以以后他要叫‘折’,我说这个字不好,像大人们常说的那样,是犯忌讳的。他不管,说英雄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还问我说那哥哥要叫什么名字,我说都可以,如果有新爸妈的话,他们给我取什么名字我都会很开心。

      我十二岁那年,福利院里来了两个想要领养男孩的家庭,我和阿弟就是最终被挑选上的孩子。那两个家庭,一个姓李一个姓陈,那天阿弟穿着李家爸妈给他带来的新衣服,那是件中间画着图案的红色棉袄,穿在阿弟身上特别好看。李家爸妈牵着阿弟的手,阿弟的眼睛眨啊眨的,他看着我,问我怎么不穿新衣服,问李家爸妈是不是哥哥也要一起走,李家爸妈哄他说没有宝贝,哥哥要去其他爸妈家。可阿弟却一下子就放开了李家爸妈的手,哭着闹着要我跟他一起走,他哭得好凶,比以往被噩梦惊醒的时候还要凶,我突然觉得我哄不好他了,因为他坐上小汽车离开了很久我都还能听到他在哭。

      再过了几天,我也被陈家人领养走了,他们家住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叫同水村。刚到他们家里的前两年我也是过过好日子的,我有爸妈可以叫,有新衣服可以穿,还有书可以读。我坐在祠堂里,一页页地翻开那本一年级的语文书,直到那时我才发现原来书是有香味的,是一股水稻的香味。读完一年级,家里新生了个男娃,我很高兴,因为我又有了一个弟弟。可是慢慢的,我就不怎么高兴了,因为我没书读了。陈家人告诉我,书要留给弟弟读,让我留在家里照顾弟弟,帮忙干活赚钱,我答应了,因为那是我的家。干活其实不辛苦,没书读也不要紧,可是我的身上开始出现各种跌倒和碰撞出的伤痕,很多时候旧的还没好,新的就把旧的给盖过去了,陈家阿妈说我走路不当心,为了让我学会专心就罚我只能吃半碗饭还不准夹菜夹肉吃,然后我碗里的饭就再也没有盛满过。

      后来陈家阿爸经常出去打牌喝酒,我记得那天晚上风雨很大,我给他开门的时候被他那浑身的酒气熏得吐酸水。他是个黝黑的西北汉子,力气极大,我被他抓住时完全没有反抗能力,他把我扔到一个柜子旁边,从背后圈住我,我被他压着只能将上半身趴到柜子上,接着我就听见他在解裤子的声音。那个柜子是用木头做的,高度只有当时的我胸口那么高,只要动静一大它就会吱吱呀呀的响,陈家阿妈大概也是被它吵醒了,我看到她拿着煤油灯出来,可是很快煤油灯就不见了。我还看到我指甲里藏着白天干农活时留下来的黑垢被柜子上的木刺硬生生劈开,那时我就在想,可能以后我的指甲里都藏不了脏东西了。直等到邻居王婶家那只病殃殃的公鸡开始叫唤,我才回到草席上。我想睡觉,可眼睛一转,就看见地上有两个像红又像黑的圆点,我知道,那是血。你们说前段时间去搜过我家,我想,你们应该也已经见到过那个柜子和那张草席了吧?

      隔天我照旧去干农活,只是干得没以前快。我也不怎么爱说话了,就只是用眼珠子看。渐渐的,我发现村子里的外来女人和孩子越来越多,村子里的人管她们和他们叫做货,于是我明白,我其实也是货,是陈家的货。经历了这么多事的一年,我也才十八岁。

      第二年,我被送到村子最东边的屠宰场里干活,那里很臭,很脏,活儿也很累人,但是我干得很开心,因为我可以暂时不用再回到那个家里边去,我只需要住在屠宰场旁边搭着的棚子里,再按时给陈家弟弟交学费就行。可是没干几个月,陈家阿爸就来让我偷些猪蹄回去给弟弟补身子,我说不行,被发现了我要被打的。他就骂我是个杂种。当天晚上的风仍然很大,他呼哧带喘地跑到棚子里找我,还是让我给他家偷猪蹄吃,我不肯,然后他又做了和那晚一模一样的事,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棚子脏,也是第一次有了想要砍死他的冲动。

      但我还是偷了。不过我总是偷那些别人不要的猪下水,偶尔逼急了就剁点猪蹄肉拿给陈家阿爸,我很笨,以为这样就不会被发现,直到我被屠宰场老板打到鼻子止不住的流血。我又回去干农活了,村子里的货还是很多,有些旧货整天疯疯癫癫的,有些旧货我就再也没有找到过。我忘记是哪一天,村子里又来了一批新货,动静大到让我睁着眼睛一直到天亮。然后我和陈家阿妈说我要到村子外头去赚钱,说我要赚好多好多钱给弟弟娶媳妇,她笑着答应,然后监视了我两年,我也很听话的把钱都交给他们。大概是觉得放心,他们就不怎么爱管我了,我便找了家有电话的铺子,花了两毛钱打了一通报警电话。那一年,我二十二岁。”

      陈米在讲这些的时候表情很平静,就像在和人讨论今晚要吃什么一样平静,语气也只有在提到他阿弟时有所起伏,反倒是我这个看客先有些坐不住了。

      我那早已握成拳的双手止不住地颤抖,而后我听见自己咬牙切齿地说:“陈家,他们是谁?!现在在哪?!”

      这问题让陈米怔愣了一会,片刻过后,他咧起嘴对着我笑,眼里的水汽溢出来两滴落在了眼尾:“那男的死了,得病死的。那女的跟男人跑了,其他的大概都被抓了吧?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终于得到了自由。”

      “不过警官,”陈米还在笑,“你有些失态了吧?我讲我的故事,你这么激动做什么?”

      “陈米!你!”

      我意识到自己的失礼,一旁的老孔也正侧着头看我,我冲他笑笑表示自己没事,他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说:“这里有监控,你注意下自己的情绪,要不换我来主审?”

      “不用。”我拒绝了他的请求,“我尽量克制,实在不行就让你来。”

      老孔点点头。

      我快速调整好自身状态,接着问陈米:“那之后你又发生了些什么?”

      陈米如释重负般地呼出一口气:“也没什么了,就是去黑煤窑结果碰上了塌方,老板跑了,我呢?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钱却再要不回来了。过后,我又跑去饭店给人洗碗,本来干得挺好的,一个月还有一百来块钱,自己省着点花还算够用。我还抽空去以前的福利院看过,院长妈妈说福利院要拆了,还说阿弟来找过我好几回,也是那时起,我决定存钱给阿弟。但是好景不长,我们隔壁开了一间很大很大的酒楼,我听老板说那酒楼要把我们店买过去,钱给了很多,他准备要卖了,然后我就又没活干了。

      再之后我就去捡别人不要的垃圾拿去卖,也不知道是不是人走多了霉运就会有好运,我被那些志愿者们安排去当了环卫工人,我不怕累又不爱和别人说话,所以总是打扫得很麻利。而且这份工作很稳定,从我开始干的第一个月就有两百块钱,还能包我一顿饭,但因为要给阿弟存钱,我反而更省了。我去改了名字和户籍地,陈家人想让我赚金山银山,就给我叫陈金山,但事实上我连吃一顿饱饭都很艰难。我想吃饱饭,想吃很多很多的饭,我问改名的警察能不能把我的名字改成陈饭,她说可以就是不太好听,要不然叫陈米吧?就这样,我有了自己的新名字,我很喜欢它。

      1998年4月20日,我遇到了我的阿弟,在大街上。他变化好大啊,我差点没认出来他就是那个跟在我身后跑来跑去的奶娃娃。他长得好高,比我还要高半个头,身体也很健壮,人还变得特别好看,像是街边贴着的海报上的明星。他跟我去了我在西田村的家里,还一起喝了我从超市里买的,虽然辣嘴但是便宜的烧刀子酒。他坐在那里,不停地叫我哥,我也不停地应他,他和我讲了他这些年的生活,他说李家爸妈对他很好,经常带他出去玩,说他的名字叫李折,说他读完小学还读了初中、高中,还说他再过一两个月就要大学毕业。我就这么听着,他笑我就跟着笑,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最后他问我在陈家那边过得好不好,我看着他的眼睛,说我过得很好。那一年,我二十八岁。

      从那以后,阿弟就经常来找我,不过每次都是等到很晚才来。他还会给我带各种各样的东西,什么自行车啊,收音机啊还有那台电风扇,都是他拿来给我的。有一次他看到我那本捡回去的作业本,问我是不是想识字,我很不好意思,只说剩这么多纸太浪费了,可阿弟却突然说,哥,你的名字和你本人都很像一首诗,那首诗叫《悯农》,你要听听吗?我说好。

      1999年10月13号,那晚的天气很闷很热,阿弟住在我这里过夜,我们吹着风扇,听着收音机里放的歌,我还记得那个节目放的是邓丽君的歌,很好听。阿弟觉得一直坐着很无聊,问我要不要跳舞?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怎么跳,阿弟只说包在他身上。警官,我真的很笨,笨到连简单的跳几步舞都老是踩到我阿弟的脚,但是阿弟不生气,他只是笑,所以我也笑。

      那个晚上,我们都很累。阿弟抱着我,我不觉得害怕,他想要我就愿意给他,他问我疼不疼,我说不疼。我知道,阿弟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温柔的人,就连做那种事的时候他也一样很温柔。我说不疼,就是真的不疼。那一年,我二十九岁,阿弟二十四岁。

      到了1999年年末,就是我上次和你们说的我买了两块钱一包的雄狮烟,阿弟后来又给我买了南洋红双喜。”

      陈米的手紧紧捏在一起,眼睛却望着我桌子上那包还没来得及拆封的南洋红双喜香烟,我察觉到他的目光,利索地拆开包袋薄膜,起身走到他面前递了一根烟给他,还没等他拜托点火的话说出口,我就从裤兜里掏出个打火机帮他点上了火。

      “谢谢你,警官。”陈米说。

      我没搭腔,重新坐回原来的位置,摆摆手让他继续说下去。

      陈米用力嘬了口烟,没什么肉的两颊瞬间凹陷下去,随着烟雾的吐出才又缓缓恢复如初:“买给我南洋红双喜的那次,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心目中活着的阿弟。那一晚阿弟心情很不好,话非常少,我不知道怎么开解他,就把我自己给了他。可能是发泄过后他的心情好了一点,我问他是不是工作不顺心,他说不是,只是犯病了。我很担心他,就问是什么病,他说是躁郁症。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他读初中时被同学欺负的事,说他们拽着他的头发往墙上撞,怕被发现就用烟头烫阿弟的后背,在他上厕所的时候锁门用水泼他……就是那五个人害他得了病,也是那五个人把我围在供销社里。警官,你说这算不算冤家路窄啊?

      在距离2000年还有十天的时候,阿弟自杀了,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我肯定会很愤怒或者很难过,可我只是很冷静的去买市里最贵的一块墓地,我知道这件事不应该由我来做,但也只能由我来做。因为李家爸妈在阿弟出事的前几天就都相继去世了。我恨啊,我恨这个世界怎么就不能给我们一条活路,非要把人往死路上逼呢?但是我也没有别的选择了。警官,你知道吗?那一年,我差点就要三十岁了。”

      陈米讲完,颓然地瘫坐在审讯椅上,我眉心微动:“那为什么你在西田村的邻居从来没见过你的阿弟?”

      “我说了,阿弟每次都是很晚才去的我家,就算是过夜也总是在鸡叫之前就离开村子。”陈米一脸疲惫,“我不懂什么叫同性恋,但是男人和男人始终都是不光彩的。”

      确实。同性恋这个词汇哪怕是放在05年来看也都是石破天惊的,更何况是90年代末,荒诞、怪异和唾弃几乎就是它的代名词。

      但,这一切都是要建立在它是真实存在过的基础上而言的。

      我敛起神色,说:“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但是我也要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你提到的那个叫李折的人,也就是你的阿弟。”

      是的,老孔其实没有找到有关于李折的资料。他走访了很多人,包括那五名死者的家人、同学和当年陈米所在的福利院,都一无所获。

      与五名死者有关的知情人称确实他们曾经有一个叫做李哲的同学,但从来没有过过节,而且早早就转去了别的学校,毕业照当时并不流行所以没有拍。但当老孔问是折还是哲的时候,他们都无一例外说是叫李哲。

      而李哲,就是我。

      这一点我也早已在五年前就同市局领导请示过了。

      至于福利院,由于时间久远再上拆迁时档案遗失,我们并没有找到有关陈米领养家庭的信息。而据当年的院长回忆称,的确有个孩子和陈米走得很亲近,但是和他要好的孩子有很多,包括在以前众多回访福利院的孩子当中,她也记不得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人是陈米的阿弟李折。

      同时,老孔还将福利院前后几年没有遗失的领养信息都查了个遍,根本就找不出有一家是姓李的。

      陈米扬起笑容:“是吗?可是我杀他们的时候,他们说李折是他们的同学。”

      我语调铿锵:“因为他们说的是李哲,哲学的哲,他们说的同学,是我。”

      陈米显然是愣住了,他的面容如同雕塑一样动弹不得,整整过了好几分钟,他才小声嘀咕道:“那看来,是我枉做小人了。警官,我有罪,我求你们枪毙我。”

      我有意缓和气氛,便调转方向问他:“说说全部的过程吧。”

      陈米嗯了一声,说:“发生了那些事后,我过不去自己心里那道坎,所以我开始尾随那五个人。我知道附近有家大医院经常把那些刚拆开但没用过的药扔到垃圾桶里,可是我不敢乱用药,我怕你们查到他们是吃过药才死的,我就用捡到的那瓶乙什么的,去拿村子里的狗做试验,那狗晕了一会就醒过来了,还不会留痕迹,我就用了。可……可我的量没控制住……让你们找到了我。”

      他说的事情我有印象,也正是因为陈米的无心之举,让我注意到了那家名为仁青医院的不对劲,之所以请求经侦协助也同样是因为这件事。可没想到这一牵扯,就牵扯出一宗大型的医药腐败案件,不过这事最后归给了经侦管,我便没再插手,只是听说那家医院在此事之后就进行了人员大换血。

      我问他:“那他们死的时候,痛苦吗?”

      陈米神情恍惚:“应该不痛苦吧?警官,我和你说过的,他们死得很安静。”

      “那你为什么选择弃尸荒野?垃圾站不是更合适吗?”

      陈米的嘴唇嗫嚅着:“因为我怕你们来询问我的时候我会心虚,可我还是很害怕,所以干脆就不做那份工作跑回同水村躲起来了。”

      “你很巧妙地躲过了监控,对吗?”我追问道。

      陈米漆黑的瞳仁此刻深不见底,形容枯槁的脸也扭曲着,仿佛一只即将冲破牢笼的巨兽:“那是阿弟在和我说话的时候不经意提到的,他说现在监控开始普及,小偷小摸会少很多,因为警察能根据那些画面去抓人,还说有什么指纹什么手套之类的。警官,你能明白吗?我给阿弟买墓地,就是在给我自己买墓地。阿弟的命好也不好,他说算命先生夸他面相好有福气,是你长得很像他,所以我才愿意和你讲这些。总归你是警察,福气再多也能压得住。”

      话音刚落,陈米竟是自己哼起了小曲儿。

      他这态度着实让我格外恼火,当即狠拍了下桌子,怒喝道:“陈米!请注意你的态度!这里是审讯室,不是你唱歌的地方!我再次告知你,我们不是非要口供不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铁证面前我们是可以直接零口供定罪的!”

      陈米似是被我吓到了,他失魂落魄地喃喃道:“对不起,对不起,警官。”

      这还是我这么久以来听到他说的第一句对不起,竟然让我感觉到有那么一丝丝的不真切。

      我向来是个很感性且容易动容的人,见他这幅模样,所有的怒气也都烟消云散了,就像他手里那根早就被他抽得只剩下一个烟屁股的南洋红双喜香烟一样。

      “抽吗?”我索性又拿了根烟递给他。

      他那双浑噩的眼睛顿时清明,但说出的话却是与之背道而驰的:“不用了,警官。我抽够了,谢谢你,警官。”

      审讯即将临近尾声,我依旧不死心地向他问出那个问题:“那你后悔杀人了吗?陈米。”

      陈米抬起头看我。

      他这尊干涸的泥人终于在这一刻溃不成军,泪水在他脸上凿出一道又一道深渊。

      他说:“我不后悔,警官。”

      我一时无语。

      可就在我们准备送陈米回看守所时,他却突兀地叫住了我。

      我和老孔一同停下来问他:“你还有什么案情要主动交代的吗?”

      他摇头:“警官,骨髓能验出一个人的DNA,对吧?”

      我闻言一怔,随即反应过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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