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影·流光》弹杯一笑

14、关于浮生的一点尖锐

　　一、重利的天下

　　天下重利，谈天下我们也是从利谈起。关乎‘利’的天下，大约只分为两类吧。
　　一类是浪漫主义的，一类是现实主义的。

　　浪漫主义者的眼中，天下是属于英雄的，是应该统一在一个集权下的。天下这个取之不竭的富矿，才可以被妥善合理地利用。
　　于是便有了张译谋的《英雄》。

　　但是浪漫主义者们总是忘了人性，忘了人性中最深刻，也是最根本的一样 ——— 我。
　　人是有‘我’的，自我、大我和群我。

　　有‘我’是生存的必要，是亿万年来人类进化的一个动力。‘我’不仅仅关乎个人，也关乎一个集体，一个集团，一个阶级和一个种族。
　　当然，在某些环境下，这个‘我’可以升华为‘人类’。比如外星人入侵，或者彗星撞地球 ……。不过，在此刻，有点笑谈的味道。

　　纵使英雄无‘我’，但英雄所立身的那个集团，那个阶级，那个种族呢？能无‘我’吗？一个无‘我’的种族，恐怕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灭绝吧？
　　所以纵使天下一统，也必定不能大同。因为有‘我’的存在，就一定会有利益分配的不均匀。在此笑着插议一句：我们的执政党，也是一个‘我’呢。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现实主义者的‘天下’。
　　在地球上，浪漫主义者和他们的政权活在东方，现实主义者活在西方。现实主义者无奈地看清了人性中的‘我’。他们知道利益才是最根本的，根本到无须修饰和掩藏。
　　民主、民权和民生，其实都是围绕一个‘我’字在旋转。

　　现实主义者们直视利益，嘲笑英雄，他们不相信任何单方面主宰下的公平(确实也不可能有)，他们认为，公平在制约下才能产生。所以现实主义者害怕，在自己身边有一个没有对手的、强势的、其他集团无法抗衡的团体。他们的执政党，必须面临其他党派的监督和制约。
　　他们明白，决不可能有放弃‘党我’利益，而去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党派存在，只有为了维护‘党我’利益，而去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党派。

　　所以现实主义者，在本质上害怕天下一统。
　　他们说：完全的统一和掌控，将繁殖出完全的腐败和霸权。

　　当然，所有‘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我’。在面对关乎自己得失的外敌或利益面前，他们是统一的。

　　二、对一个小孩子来说

　　早上，一个朋友突然问我；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如果我是重点中学的老师，我想我会回答：聪慧。
　　如果我是一个教育家，我想我会回答：学习的兴趣。
　　而如果我是一个哲人呢？大约就会说是‘快乐’吧。如果我是孩子的家长，我会希望他知道尊老爱幼，并且良善又不懦弱。

　　如果我是那个孩子呢？
　　我不知道，我已经忘了做孩子的经历。

　　一直记得《聊斋》中的一个故事，叙述的是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孩子生活。那个孩子实在是顽劣，除了会在私塾中捣乱，别的什么也不懂。

　　故事的主题，当然是讲述母亲怎么教育好这个孩子。我曾经用这个故事问过朋友，问他们如果是这个母亲，会怎么做？
　　一个朋友回答我：鞭策。
　　一个朋友对我说：孟母三迁。

　　鞭策是最古老的方法，恒古以来就被用做教育的手段，不光是教育孩子，也用来教育成人。
　　但鞭策真是有用吗？有羞耻心的孩子，才会畏惧鞭策吧。我们所见最多的，不是棍棒下面出孝子，而是棍棒下面出逆子。

　　至于孟母三迁的方法，倒是用的人多了，许多家长费尽心思把孩子弄到重点学校去读，也是受孟母的启迪吧。我承认这个方法是有效的，毕竟所有的人，包括孩子，都无法摆脱环境的诱惑和影响。但我不承认这是个至好的方法，一是有财力和精力的限制。二，就拿我的两个表弟来说，他们就被弄到一中读书，但依然读得一塌糊涂。

　　这个母亲后来怎么做的呢？
　　说起来让人惊讶，她带着孩子，去了最偏僻的乡下。每天给孩子安排最繁重的劳动，放牛割草砍柴。没有做完做好，就不准吃饭。
　　故事里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一晃半年过去，孩子受不了，苦苦哀求母亲让他回去读书。但母亲却把给孩子的劳作，又加重了一点。

　　三年过去后，母亲带着孩子回城，这次孩子，主动恳请母亲让他去读书。
　　孩子最后，做了状元。

　　这是蒲松龄笔下，极少的没有鬼狐出现的故事。
　　掩卷后，我曾经思索 ……

　　在孩子的心目里，很少有幸福和苦难的概念吧？想想我们当初。我们当初生活在幸福之中，却往往并不知道。也不认为自己是幸福的。我们在童年里，其实是有点悲哀，因为我们虚掷，或者说是忽视了一种快乐。那时侯我们总是抱怨妈妈管自己太严，抱怨这抱怨那，我们会哭泣，会委屈，却不会幸福地笑，更不会去珍惜什么。
　　等到多年之后，我们再回头时，便多了许多的憾恨。而那时，一些东西和机会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写到这儿，我想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是：知道什么是苦难，什么是幸福。

　　这些等长大了再知道，实在是太迟了。
　　太迟了。

　　三、一件小事

　　前不久出了一点小事情，是的，小事情。一群记者被打了。这事要在前几年，大约可以轰动一阵，但现在不行了，记者自己糟蹋了自己。
　　事情的起因，据说是两个女孩子，当然她们是记者，去南京的教育局采访一个会议。但不知道为什么，教育局里的大员却对这种采访很反感，拒绝她们进入会场。你们知道女人就是倔强，尤其是写字的女人。她们当然不会就这么轻易地离开，于是站在楼道里磨蹭着，想逮着个把熟人好通融通融。
　　于是这时候保安就出来了，先是语言上请她们离开，但和女人斗嘴，结果不说可知。事情最后发展到拉拉扯扯，据说其中一个女孩子的背包带也被拉断了。

　　结局自然是不懂得怜香惜玉的、孔武有力的保安胜利，而被‘请’出教育局的两个女记者在满心的委屈下，给自己的报社拨打了电话。
　　数十分钟后，问讯而来的男记者掏出相机，准备把这场纠纷拍摄下来，但快门还没有按下，又遭到保安的抢夺。在争抢相机的过程中，冲突进一步升级。大约因为这次面对是和自己一样的男同胞吧，保安不再顾及什么，开始大打出手，造成两名记者躺进医院。

　　事后有好事者透露，教育局之所以这样不搭理记者，是因为不久前针对教育局的政策举措总有失实的报道。
　　这件事情发生后，网上纷纷展开了讨论。我详细地浏览了一下，讨论的焦点是集中在新闻的正确性和及时性上的。持正确性的一派观点认为，记者被打事情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这些家伙总是不等正确消息出来就妄加评论和臆测。而持及时性的反方，则批驳‘正确派’的观点太过迂腐，认为新闻的及时性才是最重要的，而‘正确性’就象‘是非’一样，是个永远无法确定的东西，等它明朗再报道，显然是可笑的。

　　不管是‘正确’派还是‘及时’派，他们似乎离我们这些小老百姓都太遥远了。让我感觉，在讨论这些的，依然是政府代表和新闻媒体的代表。

　　小老百姓总是推人及己的，就象看见杀鸡，猴子也会颤抖一样。当然，这次更象是杀猴子给鸡看了。小老百姓从这次事件中，看到的不会是新闻的走向吧。那对于他们来说太深奥了。
　　他们看见的是另一种悲哀。

　　教育局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它是国家的一个秘密部门吗？它是拒绝我们这些纳税人进入的地方吗？所谓政务公开，所谓开明、民主在哪呢？

　　让我们忘记这两个女子的记者身份。
　　什么？你说不能忘记，因为她们有窥视的欲望。是的，她们有，我们也有，我们有窥视的权利吗？我们有了解自己养活的政府政策的权利吗？再退一步说，当她们被拒绝而无法采访的时候，站在楼道里的行为是违法违章的吗？教育局的楼道，是否也神圣得禁止闲人入内呢？
　　或许是吧，只是我们这些小民无知，猖狂得以为那也是自己能进去的地方。

　　我建议，对这件事情保持沉默的南京教育局、南京政府，可以在门口树立两块牌子，上书“肃静”和“回避”。以警训我们这些不懂得君臣尊卑之道的家伙 ——-- 庙堂之内，岂是你们这些贱民可以随意进入的。

　　教育局今天驱逐入内的记者，市政府明天大约也能够禁止我们这些受了委屈的小民来喊冤吧？
　　嗯，我倒是忘了，衙门森严，禁止我们入内，但我们小民还是可以效仿祖宗，当街拦‘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