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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7年的回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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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地主家的童养媳。
地主家的大婆是极好极好的好人,待我如亲女。
有空便教我识字、刺绣、打算盘、打马吊。
我22岁那年,地主家的儿子拿到公派留学资格,大婆匆匆给我俩办了婚礼。
婚后,我随着地主家儿子去德国,鞍前马后照顾他。
我大他5岁,他叛逆不愿接受我,辍学坐火车去苏联,说是要躲开我这种旧社会女人。
我不服气,我想让他对我刮目相看。
1937年,我攒学费考进德国莱比锡大学,毕业那一年,德国和苏联开战了。
我被迫乘船回国,再不走,就走不掉了。
1
我死在1951年,大概是老天爷眷顾,我带着记忆投胎了。
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我重生了。
重生在95年代的工人家庭,爸爸大大咧咧,妈妈温婉如水。
不算富裕,却也过得和和美美。
从小,我不爱哭也不爱笑,更吝啬与人说话。
总是睁着眼睛看着人群流动,或者望着天空一言不发。
这几年,恰逢爸爸他们鄂州钢铁厂因为产能过剩,便让一部分技术工人留职停薪,其余全部下岗。
尽管生活困顿,但是一家人想办法凑够路费,让妈妈带我去北京看病。
北京的医生会诊后,说我有轻微神经发育障碍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
可能会影响我的注意,记忆,感知,语言,问题解决或社会交互的功能障碍。
有的孩子会随着成长逐渐好转,有的不会。
很长串的名词,很贵的药。
我不想吃,妈妈就哭。
吃了之后,来自过去的记忆开始模模糊糊。渐渐忘记那些晦暗不明的记忆。
我似乎变成正常的小孩,但我依旧不爱与人交谈。
上学后,我不爱参与任何活动,也不交朋友。
可能因为过于特立独行,我被门口的混混堵过。
混混说着狠话,我木楞地看着对方那一头晃动的黄毛。
倏然,我从喉咙深处发出恐怖的疯叫,这不是正常人能发出的声音。
然后趁着对方脸上露出恐慌时,一脚狠踹对方的裆部。
小混混当场捂着倒地不起。
救护车来了,警察来了。
警察叔叔建议我下次报告老师,或者直接跑掉。不要独自面对歹徒。
我解释说,我很怕。
小混混则蛋碎差点残疾。
从此,我在学校里成名了。
班里最呱噪的妹子,天天像跟屁虫一样黏着我。
我开始有了朋友。
他们不知道,这种疯狂的非人嘶吼在那个混乱的时代无处不在,铭刻在我的梦里,在我的记忆深处,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风暴。
转眼之间,又过年了。
这是我重生的第15个年头。
爸爸他们钢厂被武钢集团收购了,再次把技术工人召回。厂里老领导来的时候,爸爸不拿乔,乐呵呵地回去上班,家里的条件慢慢转好了,欠债也慢慢还上。
我依旧很怕烟花炮仗。
烟花绽放时,轰鸣声震耳欲聋,大地颤栗得像不堪一击的豆腐。
硝烟中的火光在黑暗中忽明忽暗,我好像看见,破破烂烂的士兵们在火海中穿行,枪声、呐喊声混乱得分不清。
远方升起的照明弹将战场照亮,却照出漫山遍野的死亡。
而我只能哭泣,无能为力。
很小的时候,妈妈知道我害怕过年炮仗。
每年特意喊亲戚在我家客厅里打麻将。
在家里,搓麻将的噪音,大过炮仗。
等我长大一些,妈妈发现我很擅长麻将,只要我坐上桌聚精会神,很快就忘记外面的动静。
她便经常喊我上牌桌顶替她陪亲戚们玩耍。
基本一圈之后,另外三家手里有什么牌,我已经心算出来了。
想赢就赢,想输就输。
输得有些烦躁的小姨妈丢下一张牌,「哎哎,我的姐姐,大过年的,别让咱们家的赌圣上牌桌啊。」
妈妈笑道:「过年嘛,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姑妈则抢话道:「丽芬,把你闺女换下来。我都输一晚上了。」
过了一会儿,妈妈回头喊爸爸:「建国,别炸肉丸了,赶紧来把闺女换下去。我也顶不住了,你闺女太凶了。」
大人们笑作一团,团团圆圆。
简单又日常。
其实,我不喜欢玩麻将。
只是摸着豆腐块大小的石头时,我会依稀想起地主家的大婆。
她喜欢抱着我去打马吊,教我认牌、教我规则。
低声告诉我,城里太太们交际都在牌桌上,得学会喂牌,学会给官太太放炮。哄得太太们回去吹枕边风。
她说话很好听,像青瓦片挂下的水幕。
经常哄着我叫她,母亲。
花架下,静谧如画卷。
远处是滚滚长江,气势磅礴翻腾着白浪东去。
后来,山河破碎,残垣断壁。
孩童撕心裂肺的的哭泣,隆隆炮声渐近,我几次甩开他人的钳制,疯了一般翻开瓦砾,下面只有血肉模糊。
太阳旗飞机又来了,肆意扫射地面的活人,乡亲们强行拽着我离开,躲入山洞……
现在,安静又吵闹的生活。
是那时的我们从未敢想的日子。
太过美好了。
不像真的。
2
这年寒假,我再次拿着优异的成绩单回家。
这样干净明亮的教室,这么多的辅助教学器材,以及脾气很坏心不坏的老师们。
很难学不好知识。
作为奖励,妈妈问我想去哪里旅游?
我说去东湖溜达一圈就完事。
结果,妈妈说,本次寒假旅游资金赞助商是爸爸。
原来前几天,爸爸拿到优秀员工奖,发了一点奖金。
不知为何,我提议蒙着眼睛用飞镖扎地图选。
尖尖细细的针戳在了丹东。
妈妈愕然,她这辈子唯一离开这里,是陪我去京城看病。
一家人从来没有去过如此北的地方。
倒是爸爸,戴上老花镜背着手眯着眼,看了看地图才说道:「噢哟,差点儿就去朝鲜了,挺好。我闺女选的好。」
一家人乐乐呵呵地启程。
平稳如镜湖的高铁上,沿途风景不断略过。昨晚打包行李到天将明,深深的倦意让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梦里,我好像坐进那一列摇摇晃晃的绿皮火车里。
煤炭燃烧混合着煤油,浓郁的气息熏得人七荤八素。
火车的小桌上铺满了各类资料,我翻译出一段,就递给对面的战友,让他快速比对翻译内容正确性。
中间休息,战友去活动腿脚。
我抬头时,看见一位两颊通红,皮肤皲裂,穿着一身老式军装的小兵,直愣愣站在我身边,好奇地看着我,问道:「欸,同志,俺听俺们营长说,你会好几门鸟语,还去过外国留学,是妇女里的大秀才。哇,能给俺讲讲洋人长什么样吗?我听人说,洋人比俺们村口的土地庙门还高,绿眼睛跟恶鬼一样。」
另外一位小兵从后面伸出头,调侃道:「咋滴,还没开打。你就害怕了。」
「你瞎说!俺才不是。」
有人从远处走来。
「营长好!」
「营长好。」
看到来人,两个小战士互相看了一眼,嬉闹着跑回自己的座位。
我摇摇头,拿出另外一份外文地图,尽力翻译。
入朝时间太紧了,很多关于朝鲜地图资料只有外文数据,我不是测绘专业,很多内容无法理解,需要比对各类文献。
必须尽快翻译完最基础的地图和相关资料,总不能让前线部队什么参照物都没有,贸贸然去全然陌生的地方。
这时,有人坐到我对面,突然用手拍了一下我的帽檐,帽子下滑,一下遮住了我的视线。
「怎么,不认识我了?婉容。」
整理好军帽,我的视野里出现一位故人。
地主家的儿子,正坐在我对面,眉眼清亮含情,水光暗涌。笑得比山花还要灿烂。
只是,他的眉骨到耳根有一条狰狞的疤痕,脸庞有些凹陷,胡茬微微冒青。
十三年了。
我们十三年没见了。
我旋好钢笔,放进上衣口袋,扣好扣子。
站起,操起桌上的本子,照着他的脑袋就打过去。
临末,趁地主家的儿子还懵着,对坐在我后面的人喊道:「政委!这里有地主阶级的敌特分子,干扰我正常工作。」
他手慌脚乱地捂我的嘴,「政委,别听这妮子胡咧咧,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你怎么那么记仇呢!我离开德国的时候,现金分了一半给你,书也留给你了,我还给你订了回国的船票,老贵了,一根金条呢。」
费了好大劲,他才向政委解释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
民国时期,县政府的师爷给我俩写的结婚证。
板上钉钉的证据。
倒比旁的人,难糊弄。
不能装作未婚。
倒是政委听完后,欣喜地对着地主家的儿子说:「每次给秦婉容同志介绍对象,她都说她结婚了。我以为秦婉容同志心高气傲,看不上我介绍的人。原来是你小子啊,难怪,难怪咯。」
交谈几句,再次坐下时,绿皮火车轰隆隆进了山洞。
一切变得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呛人的煤油味、滚滚黑尘不断窜入车厢。
地主家的儿子说:「45年胜利,我回了一趟武汉,没找到你们,听人说搬家去洪山老家。我去洪山一看,附近几条村因为瘟疫死光了,只活着一个小女孩,话也说不明白……我以为你们都死了。后来,我在入朝翻译的名单上看见你的名字。我们家婉容可真有大本事,会德语、会英语、还会朝鲜语。对了,父亲母亲他们过得可好?你们现在住哪儿。」
我没有说话,拽着脖颈上的红线,把那枚玉环扯出来。
估摸着他的位置,抓住他的手,放在他的手心里。
就算看不见,他也能摸出这东西是什么。玉环上纹线阴阳相间,形如扭曲。
这是他父亲送给他母亲的定情信物。
「……父亲不愿意帮日军向乡亲们征粮,被日本人放狼狗咬死了。家里遭了空袭,房塌了,母亲也死了。」
我后撤的手被他抓住,攥得我骨头生疼。
绿皮火车还在黑洞洞的隧道里穿行,低低的啜泣声从他那边传来。
我,好像也哭了。
眼泪有点痛,又有点热。
不知何时,呛人的煤油气味消失了。
空调的清新扑面而来,有人一直在摇晃着我。
「到了,醒醒,醒醒!做什么噩梦了,还哼哼唧唧地哭。」
我被妈妈摇醒,迷茫地看着外面白茫茫的大地。
「这是哪儿?」
「北京站,下车吧,我们得转火车去哈尔滨。在哈尔滨玩两天。再转一趟内燃机车,才能到丹东。」
火车换乘开出去后,车里好冷啊。
妈妈利索从行李里翻出厚厚的羽绒服、手套、帽子,把我裹成一颗土豆。
好在,没有那年冬天冷。
都不知那家伙怎么靠芦花稻草塞大衣,熬过去最寒冷的冬天。
那么矜贵的地主家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