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的她》行畔畔

1、第 1 章 .

　　我和她成为邻居那年，我五岁。

　　楼下在劈里啪啦地放鞭炮，妈妈牵着我的手说：“这是邻居陈阿姨，还有姐姐，快打招呼。”

　　我捂着耳朵，没听清妈妈说了什么，见到生人下意识往妈妈身后躲。

　　妈妈赔着笑，转身将我扯出来，小声训斥：“畏畏缩缩像什么样子！”

　　我低着头，再翻起眼皮，悄悄看了一眼陈阿姨和别扭地站着的姐姐。

　　妈妈呵呵干笑两声，开始夸起姐姐，陈阿姨接过话，也开始了侃侃而谈。
　　两位家长没再在意我，继续又交流起一些过年见亲戚时常常听到的、没什么意思的话。

　　分别前我又看了她几眼，她扎着两股麻花辫，从头到尾，一言不发。

　　后来我才知道，她姓吴，那年她八岁。

　　1.

　　搬进了新家，什么都是新的。

　　洁白的墙壁，发光的瓷砖，还有一个没有大屁/股的扁扁的电视机。

　　我从一盒子光盘里扒出了《七个葫芦娃》的碟片，一个人坐在电视前看得津津有味。
　　瓷砖冰冰凉凉的，很舒服。

　　家里的门被敲响，我本着多年受到的“不要给陌生人开门”的教诲，紧张地不敢动。
　　妈妈在厨房里劈里啪啦地炒菜，我戒备地一会儿看向厨房，一会儿看向一声一声发出声响的门。

　　一会儿，妈妈围着围裙出来，一手在围裙上翻面擦了擦，另一手里攥着翻盖手机对着我就是一顿劈头盖脸：“看什么东西看那么入迷，别人敲门都不知道说。”

　　我不知所措地站起来，电视机里的葫芦娃还在喷水。

　　是她来了，她带着说是老家里摘来的菜。

　　她站在门口拘谨地递给妈妈一袋红色塑料袋装着的绿油油的菜，妈妈邀请她进来坐坐，她摆了摆手，磕磕巴巴地讲了客气的话后就离开了。

　　我站着看着妈妈提着菜进了厨房，阖上厨房门的那一瞬，妈妈冲我道：“人家多懂事，哪像你，天天就知道看电视。”

　　心里不知从哪儿腾起憋闷感，气鼓鼓的感觉结郁在胸中，我低着头，扣了扣衣服边上的线头。过了不知多久，炒菜声停了，我抬起头盯着电视，假装继续看葫芦娃，可是错过的剧情已经错过了，前面的剧情也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2.
　　我上一年级了，妈妈托了关系让我上离家近的小学。
　　我就和她在同一所小学上学了。

　　听说她学了舞蹈？

　　过了一个月，听说她学了声乐。

　　又过了一个月，不用听说，我趴在窗户前，看着几个工人搬着钢琴进了她家。

　　妈妈在连廊上夸赞她多才多艺。

　　林阿姨客气地连连摆手。
　　她攥着裙边，腼腆地咬唇微笑。

　　一年级的我学习了大于号和小于号，我不懂符号的方向，也学不会符号的意义，领着皱巴巴的作业本，趴在桌子上不敢说话，生怕被注意到我满是红叉的本子。

　　每天放学，我偷偷把吃剩的辣条袋子藏到垃圾桶最下端时，都能听到她在咿咿呀呀地练声，偶尔也传来钢琴叮叮当当的声音。

　　真难听，我偷偷地想。

　　我一直是个内向的人，当然一年级的我并不知道内向是什么，这个词语是从语文老师和妈妈的对话里知道的。我甚至连“语文”的“语”字都不会写，每天照着黑板上的字像画画一样把今天的作业内容抄下来。

　　我的语文老师叫詹兰，我看不懂她的名字，满腹疑问地问同桌：“为什么她要叫蟑螂？”

　　同桌摊开手问我：“你知道‘十’要怎么用一只手比划吗？”

　　我问：“怎么比划？”

　　他并拢五个手指对着我：“这样。”

　　我：“好丑。”

　　那天下了大雨，我在狭小的校门口的胡同里等了很久，从熙熙攘攘的人群，到了无人烟，还是没有人来接我。

　　站在电话亭下避雨，我伸长了脖子左顾右盼。

　　她撑着伞走到我身边，我抬头看着她小熊图案的漂亮雨伞和沿着伞沿滴落的雨滴。

　　她问：“你在等你妈妈吗？”

　　我点头。

　　她问：“你要和我一起回去吗？”

　　我摇头，没有等妈妈，妈妈一会儿会说我的。

　　“好吧。”她没有走，站在那陪了我一会儿。

　　我真羡慕她，她三年级了，已经可以自己回家了，而且她长得比我高。

　　空气里一时安静下来，我有些尴尬，指着电话亭说：“我妈妈说等我长高了，就给我办一张电话卡，到时候我就不用这样等着了。”

　　她说：“你现在就可以办，我可以帮你打。”

　　我觉得她说得很有道理。
　　从书包里掏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画递给她，虽然上面只是个“A-”，但这是我唯一一次和“A”沾上关系的画了。

　　她用一只手勉强打开画，沉默一瞬后问：“这是什么？”

　　我憋红了脸：“妮妮。”

　　她恍然大悟。

　　那年是2008年，老师让每个小组画福娃，我们小组五个人，大家都挑好了喜欢的福娃，剩下那个就是我的了。
　　我当然知道我画得差，因为关于我画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我在教室里就听过一遍了。是个像公主一样的同组的女孩子问的。

　　她说：“谢谢你，很好看。”
　　然后把雨伞递给我让我先撑着，她小心地叠好，放进了书包。
　　她想了想说：“我的座位一直在窗户边，你以后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来找我。”

　　阴雨绵绵的四方小天地里，前方忽然照来了刺眼的车灯。

　　我们一齐往那里看去，她的奶奶骑着小毛驴，喇叭按得震天响。

　　噢，对了，她有时候不是回家的，是回的奶奶家。

　　她担忧地看了我两眼，在喇叭的催促下，还是离开了。

　　我一个人站在电话亭下，觉得有点冷。

　　忽然心里燃起了小学生拯救世界一样的勇气，我打开伞，走出了电话亭——今天开始，我就会长成能自己回家的独立小学生了！

　　我一个人跳过了到我小腿深度的积水，一个人紧张地独自面对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打败过的红绿灯怪兽……

　　成功到了家门口，我既兴奋又激动。

　　邻居陈阿姨买菜回来看见我在家门前蹲着，她吓了一跳，打电话给了我妈妈。

　　妈妈上楼时骑车的雨衣还没脱下，湿淋淋的，她的脸上也湿淋淋的。
　　她带着哭腔质问我为什么要到处乱跑。

　　我本来想开心地说我终于可以自己回家了，但是看到她的一瞬，我闭上了嘴。

　　晚上吃饭时妈妈依旧生气地不与我说话，我扒着碗里的稀饭试探性地怯生生地说：“我想要一张电话卡，这样以后就可以在校门口的电话亭打电话给你了。”

　　妈妈夹菜的手顿住，然后怒气冲冲道：“要什么要，手都够不到电话，还看到什么都要。”

　　我小声辩解：“吴姐姐说她可以帮我打。”

　　妈妈一摔筷子：“人家鬼精鬼精的，讲两句你就被骗得找不到北，还说自己回家！”

　　稀饭好难吃啊，不想吃稀饭了。

　　但我还是吃完了。

　　3.
　　三年级时我终于搞懂了什么是大于号小于号。
　　但是我开始背九九乘法表了，好崩溃，记不住。

　　她好像六年级了。

　　我还是一样，画画很丑，但是我成为了一个能和好多小朋友玩得很好的小学生。

　　轮到我画黑板报那周，我带着颜料开开心心地在周六就溜去学校，我要在周一给所有人一个惊喜！

　　我悄悄推开周五没锁死的后门，在空荡荡的学校和教室，我像是流入无垠大海的小鱼。

　　后黑板特别大，比我平时画的手抄报大了不少。

　　我拿着两盒画手抄报的颜料，一时不知从何处下手。

　　我的教室在一楼，外面就是空荡荡的小广场还有一座升旗台。

　　突然外面有声音传来，以为是来巡查的保安，我吓得躲到门后。

　　过了一会儿，没有保安惯有的脚步声，我从窗户探出头。

　　是她，和她妈妈陈阿姨。

　　悄悄推开一条门缝，我猫着腰躲到升旗台的草丛后。

　　陈阿姨一只手鲜血淋漓，鲜血从手背蜿蜒流下，拎着杆拉得极长的雨伞，一只手拿着英语周报，训斥她：“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不带报纸回家。”

　　她捏着裤边，低着头不说话。

　　我看了看天，既没下雨，也没大太阳。

　　没有兴致再看他们离开，我回到黑板前，拆开了颜料。
　　很久之后，用完了两盒颜料，但是黑板大得依旧填不满，我忧郁地蹲着，盯了黑板很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画不出隔壁班那样好看的黑板报。

　　最后腿蹲麻了，我挑了张桌子，一个人坐到教室的桌子上晃着腿。看着教室窗户外铁丝缠成的生锈围栏，围栏的空隙完全够我伸进两只手臂，我在那发了好久的呆。

　　4.
　　四年级时，妈妈让我也去学了钢琴和舞蹈。
　　妈妈说，隔壁的吴姐姐可喜欢这些了，我不知道什么是喜欢，只是每周上课前想到一次都没练习过的曲子，次次悲从中来，上课必带着红肿的眼眶和萎靡的精神。

　　家里没有钢琴，钢琴真贵，是电话卡的几百倍。
　　噢，我已经到了不需要电话卡的年纪，或者是，电话卡也不流行了，校门前的电话亭越来越破，用的人也越来越少。

　　妈妈从她朋友家里借来了一台电子琴，放在沙发上。
　　我虽然厌恶练习，但我喜欢切换不同的音色扰民，还好，她从来没有投诉过我，或者是她也偷偷吐槽过，但总归我不知道。

　　说到舞蹈，这才是我痛苦了数年的根源。我的骨头比竹筷子还硬，每次被强力摁下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四肢就像被硬生生折断的竹筷子，每当我拖着无力的四肢回到家时，夜夜梦中都是我失去双腿的艰难生活。

　　这一年开始，我的数学再没考过85分以上。好在我是个容易知足的人，我觉得80分不高，也不低，中庸得不会惹人生气，也不至于让人产生过高的期待，安安稳稳，祥和度日，更何况我每次考的都是82和83。

　　妈妈问我要不要学个画画，她同事的小孩儿都学了。我一脸坚毅地拒绝了，她还要再说，我抹着眼泪说：“我的钢琴还没练……”
　　她终于打消了让我学画画的念头。

　　听说她去了最好的初中。我见到她的次数也少了。

　　其实几年前那场雨后，我也鲜少与她真正说过话，多数时候我们在电梯里碰上，都是家长间热烈的寒暄，我们俩沉默不语。

　　妈妈说：“你看人家多厉害，上了最好的初中，你要和她多学习。”
　　我的家里自此多了一堆她学过的课本。

　　提前学是不可能的，我只会对着她的课本发笑。

　　比如她会把插图的人物画出魔鬼的獠牙，比如她会在课本边上的空白栏写心事和日记，再比如她会写下一串号码，然后在边上写道：他的电话。

　　我笑得露出了魔鬼的獠牙。

　　因为那个号码我知道，是合唱队里的一个男生的电话。

　　关于四年级时我为什么进合唱队，究其原因还是合唱队有时需要在上课时间排练。我凭借着吹嘘出来的钢琴水平，顺利地进了合唱队，自此我也常常借着排练的由头翘课去幼儿园区一个人玩滑滑梯。

　　在合唱队里，因为个子矮和实力不济，我的固定位置在队伍的最末端，非常完美的凑数位，永远不会有人注意到我张着嘴不唱歌的模样。

　　遗憾的是，还是有人注意到了。

　　那天合唱队去录音棚里录音，我从没去过这样的地方，好奇地把录音棚里里外外转了个遍，猫进桌洞里，我扒拉着翘出来的木刺，钻进录音棚边上未装修完斜斜摆着的大木板里，脑子中编纂着魔法少女遇难记……
　　带队的老师吼了一嗓子，大家急急忙忙从休息状态聚拢到舞台上，我从幻想中惊醒，连滚带爬从洞中爬出，木板未经打磨的倒刺在我手臂上划拉出了大口子，我呆愣愣地看着手臂上血流如注。

　　带队老师看着我尖叫，跟着的医务老师匆匆赶来，给我的手臂消毒止血。

　　我在台下看着他们在舞台上录完了第一遍音。
　　蓝色连衣裙和蓝色衬衫汇成一片蓝色海洋，亮闪闪的，看着还挺累眼。

　　看吧，有我没我并没有什么差别。

　　要录第二遍的间隙，一个男孩走来，他是合唱队的男声领唱。
　　他问我还好吗。

　　吃了一口校医姐姐带的薯片，我点头。
　　当然好了，除了有点疼，我在这儿既不用假装张嘴、挤眉弄眼地摆弄表情，还不用在学校听啰啰嗦嗦的老师上课。

　　合唱队本该站在倒数第二位的女孩，现在站在了最后一位，她坐到我身边递给我一瓶矿泉水，然后悄悄趴在我耳边说：“他是去年从我们学校毕业的，今年已经初一了，还是合唱队带队的黄老师请他帮忙来和我们一起录的音。”

　　我看着她微红的脸，若有所思地问：“你喜欢他吗？”

　　她脸涨得通红，朝我大喊一声：“才没有呢。”
　　然后跑回了舞台的帘幕后。

　　周围的人向我侧目。
　　我一脸懵懂地回看向他们。

　　所有的录音结束，回校的大巴已经到了录音棚门前。
　　我摸着吃完了校医姐姐一包薯片、一条巧克力的肚子觉得很满足。

　　那个初一的男生再一次走到我面前问我还好吗。
　　他的蓝色衬衫系着白色的领带，其实还挺好看的。
　　我摸了摸有些撑的肚子点头。
　　嗯，还好，不算太撑。

　　他盯着我数秒，开口如惊天巨雷：“你平时排练时有唱过吗？”

　　我后退两步，露出防备姿势，咬口：“有，当然有。”

　　他沉默后给了我张纸条：“这是我的手机号，如果你有发声或气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我。”

　　我松了口气，接过纸条，看了两眼上面的号码，十分乖巧地点头。
　　真高级啊，已经有自己手机了。
　　电话卡都没用过的我露出羡慕的表情。

　　坐上了大巴，身边坐着的是那位因为我不在而变成队伍末尾的女生。
　　她凑近我问：“他刚刚给你什么了？”

　　我掏出纸条给她看。
　　她从书包里拿出笔和纸，抄了下来。

　　抄完后她又和我成了好朋友，她从包里变魔法一样变出棒棒糖，我们一人一个。
　　很好，是我喜欢的阿尔卑斯原味。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男生去了西城的初中。
　　真可惜，我感叹。
　　邻居的她在东城的初中。

　　5.
　　听说她中考考上了第一中学。

　　那时我去了西城的初中读初一。

　　西城的初中离我的爷爷奶奶家近，所以有时放学我就回爷爷奶奶家吃饭。

　　开着电视，我机械地往嘴里塞饭。

　　门咚咚地被敲响，奶奶打开了门。

　　楼上的阿嫲提着几盒巧克力笑眯眯地说：“我儿子儿媳刚从国外回来，带了些东西，家里堆着也没人吃，我孙子又不爱吃这些，听说你孙女爱吃，就带了些过来。”

　　我放下勺子，挤到奶奶身边甜甜地打招呼：“姨婆好。”

　　楼上阿嫲对我笑道：“你回来啦。”

　　我点头，眼神不自觉飘到她手里的两大盒外国巧克力。

　　她递过来，奶奶接过。
　　和和气气地客气道谢时，有人下了楼。

　　老小区的楼道是单薄的，连扶手都十分粗糙，灰扑扑的墙边后有个高高瘦瘦的男生走下来，他带着棒球帽，遮住了半张脸，挎包草草地单肩背着。

　　楼上阿嫲说：“怎么这么早去学校？”

　　他低低地应了一声：“有事。”
　　就从我们面前转角消失在楼道。

　　楼上阿嫲抱怨了几声后笑着和我说：“你们当时不是还是一个小学吗？现在也是一个初中啦。”

　　完全不认识她的孙子，但我还是乖巧地点头。

　　送走了她，关上门，坐在餐桌前拆巧克力包装，奶奶无意地问我：“你还记得他吗？他现在好像在二中读高中。”

　　我摇了摇头。

　　奶奶嗔笑：“你们小学不还是一个合唱团的吗？”

　　我继续摇头，但是抬头问：“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一个合唱团？”

　　“当时你们演出不是穿了一样的服装吗？”

　　噢，那条穿着很难受的蓝色裙子。

　　我再次回想了下他露出的下半张脸。
　　好眼熟。

　　奶奶继续说：“他当时还和我说了你手臂上受伤的事。”

　　我看着手臂上依旧存在，但已经淡上不少的长长疤痕，恍然大悟。
　　噢，是他啊。
　　他的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早就不知道被我扔到哪儿去了。

　　实际上，我到了初一才学明白鸡兔同笼是什么，就像我到了三年级才明白大于号小于号的意义，我总是这样慢人一步。

　　妈妈总拿她的学业成绩与我比较，或是“你看人家隔壁的姐姐，中考自己考上的一中，一分没加”，或是“你看人家在一中还去省里参加了钢琴比赛”……
　　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但我初中的生活还算不错，初中的我勉强是个活泼的人，浅浅地会许多别人不会的东西。比如我会一根手指转书，能转三分钟；比如我会用杯子在睡熟的同学趴着的后脑勺上搭起特别高的积木楼，别的人搭得都没我高；比如我还会捉苍蝇，一个捉一个准，从未失手；比如我在每年湿漉漉的春季，总能在操场后的小树林里挖出最长的蚯蚓……
　　当然，我还是会一些比如钢琴啦，唱歌啦，写毛笔啦，虽然拿不上台面，但在同学间装x绰绰有余。

　　所以去省里比赛有什么了不起的！

　　后座的女生戳了戳我，拿出一沓四方方的小纸片问：“要不要写愿望？”

　　当然要！我在小说里看到过这个桥段，多浪漫。

　　她让我再问问同桌，她戳不到她。
　　我用手肘碰了碰看起来在写题，实际上在神游的同桌。

　　她如梦初醒，知道原委后也傻乐地接过纸条。

　　我写了什么保密。
　　写完后我把纸折成了千纸鹤，其他人也把纸折成了千纸鹤。

　　我们站在老教学楼边的一排树下，手中捧着各自的千纸鹤。
　　后座的女生问：“就这样埋了，以后分解掉了我们是不是就挖不出来了？”

　　分解。很好的词，生物课刚学过。

　　其他人点头，纸是普通的纸，很容易腐烂掉的。

　　我的同桌掏出小卖部买辣条时给的透明塑料袋说：“要不用袋子装一下？”

　　大家同意。
　　我们把所有千纸鹤装进透明塑料袋，打了一个死结，用笔挖了个有点深的坑，把袋子埋进去后认认真真地填土，填完土，我们双手合十，闭上眼像是许生日愿望一样祈祷它们的实现。

　　在一栋延续了四十年之久、破旧地摇摇欲坠的教学楼下，一棵斜斜生长的大树旁，十三岁的我在认真地许愿。

　　虽然我是通学生，但是学校宿舍里也有我的半张床。
　　为什么是半张，因为我午休时会和朋友挤一张。
　　那时候我们还没发育，两个女生挤在一张床上绰绰有余。

　　宿舍里有个女生有一柜子的小说。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言情小说，毕竟五年级时我连《一起来看流星雨》都看不懂。
　　她拿着杂志震惊地问我：“你竟然不知道小妮子！”

　　我不服气地从她手里夺过杂志：“谁说的，我早就知道了！”

　　于是在后来的十几年，我沉迷于言情小说不可自拔。

　　一个国庆长假，我揣着口袋里的五十块钱，要去楼下的奶茶店喝奶茶吃炸鸡，那时候奶茶还没有牌子，都是阿姨用红红白白的东西调出来的。

　　我爸爸妈妈的关系不太好，所以我常常有两份零花钱，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还算富裕。

　　还没推开家门，我就听见了门外的争吵。

　　她吼道：“我就去楼下和朋友喝杯奶茶，你干嘛硬要跟着！”

　　陈阿姨说：“你作业写完了没？买的练习册写完了没？时间那么多天天玩，喝什么没营养的狗屁东西，身体喝坏掉了别和我哭！”

　　她已是哭腔：“我就下个楼你为什么要跟着，天天写题写题，要我去死给你看吗！”

　　我站在门里，不敢动作，生怕一不小心成为这场没有硝烟战场的尴尬过路人。

　　她最后甩上连廊上的安全铁门，从楼道跑下去。

　　陈阿姨还站在门口，所以我还是不敢出门。
　　透过猫眼，我好像一个无良的狗仔，在偷窥别人的秘密。

　　陈阿姨没关门，回屋拿了什么。
　　噢，是个保温杯。

　　陈阿姨出了门，坐的电梯。

　　等到电梯关门的声音响起，我才敢打开门出去。
　　望着电梯上标着的楼层数，我想起了跑下楼的邻居的她。

　　13层啊，这大夏天的。

　　电梯在3楼停下，是个大着肚子的姐姐。
　　她认识我，同我微笑。
　　我心不在焉地点头微笑。

　　出了小区。
　　远远的，我看到了奶茶店的招牌。
　　远远的，我看见了坐在奶茶店里的吴姐姐。
　　远远的，我看见了偷偷跟在吴姐姐身后拿着保温杯的陈阿姨。

　　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奶茶店门前，我看见吴姐姐在和她对面的女同学聊天，吴姐姐看见了装模作样坐在与她隔着两个桌子的陈阿姨。
　　吴姐姐的表情一瞬间僵硬，像是千万种情绪快速翻涌，来不及显现。
　　最后我看见了她在朋友前勉力维持着的微红的眼眶。

　　我最终还是没进奶茶店，拐去了隔壁书店拿了一本爱格。

　　国庆过得很快，初二的学生很快就要会考了。

　　会考的前一晚，我在教室里待到了最晚，和我的朋友一起。
　　等到教学楼没剩几个人，一排的教室全都暗下了灯，保安在楼下拿着手电筒扫视并大喊催促，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合上书。

　　天已经不是黑的，是黑里透红。
　　我们抱着书站在空荡荡的连廊。
　　她指着天说：“我夜观天象，明日定有血光之灾。”

　　我说：“明天我们要考试，说血光之灾会不会不太好。”

　　她想了想若有所思点头，继续伸出手指着天说：“我夜观天象，明日你定有红鸾星动。”

　　……
　　这其实和考试也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宽宏大量，挥了挥手里的地理书说：“也祝你红鸾星动。”

　　考试很顺利，都是些基本知识，做起来很顺手。

　　考完我回了奶奶家吃饭，在家楼下看见了仿佛搬家队一样的仗势。
　　送过我巧克力的阿嫲见到我，开心地同我打招呼。
　　那个男生站在一旁，戴着头戴式耳机，身边闲闲放着个行李箱。

　　吃饭时奶奶说，他要去上海读书了。

　　哦，和我没什么关系。
　　我啃着手里的紫菜饼，盯着电视机。

　　妈妈问我要不要考艺术特长进高中。
　　我想了一下我惨不忍睹的钢琴水平和五音不全的音准，果断拒绝了。

　　妈妈说：“听说人家吴姐姐要参加艺考呢，不像你，和她学一样的东西，但是一样都学不成。”

　　她要艺考？
　　可是她成绩不是挺好的吗？

　　我不作声，在饭桌下抠手。

　　晚上回家，我在电梯楼下碰到她了，她背着一个巨大的书包，不知道里面装了啥。

　　她看着我，我也看着她，然后我们默契地一起低下头，谁也没和谁打招呼。

　　电梯到了，下来了3楼的姐姐，她挺着肚子，见到我们，勉强笑了笑，捂着肚子从我们中间穿过，脚步很快，比她平时走路快多了。
　　我侧过身，赶忙让出一条路。
　　我感到一滴温热的水滴滴到了我的手背上。

　　抬起头，天花板并没有漏水。

　　6.
　　上了初三，我的生活就忙起来了。

　　说不上忙什么，但就是很忙。
　　我归结于忙一些不知道在干什么的事。
　　比如每天从醒来到晚上入睡，中间的时间只需要坐在教室里摸摸鱼发发呆，一天就过去了。

　　晚上吃饭时再也没听到她练琴的声音。
　　我正好奇，妈妈就说，她住校了，现在全力备战高考。

　　我撇撇嘴。

　　教学楼前面的那栋好老好老的楼被推倒了，只剩下一片未有清理的废墟，放学时我指着那里问朋友：“要不要一起在那里打羽毛球？”
　　有种在叙利亚战场上跳舞的感觉。

　　朋友白了我一眼，砸来一本练习册：“今天的题还没写呢！”

　　我发自内心地仰天长叹。

　　朋友忽然趴到我耳边悄悄问：“你玩奇迹暖暖吗？”

　　我瞪大眼睛看她，也小声说：“我玩过暖暖环游世界。”

　　“这个我以前玩过，要不你也下个奇迹暖暖吧，我往里面充了一百多了，里头充钱的衣服都可好看了。”

　　我把手里的卷子盖上她的脸问候道：“今天的题写了吗？”

　　任何游戏都别想让我充钱！
　　额，除了年少无知时充过的奥比岛。

　　我每天还是快乐的通学生，邻居的她已经转了寄宿。

　　某天大雨，妈妈骑着小毛驴接我回家，我们两人都湿淋淋的，在电梯口碰到了三楼的大肚子的阿姨。
　　哦，我应该叫姐姐，毕竟她看起来并不大，而我，已经长到了懂得喊人一律喊姐姐的人情世故的年纪。

　　三楼的姐姐的脸愈发圆润，声音里多了许多母爱的祥和。
　　她的身边站着她的婆婆，一个我完全不敢惹的凶悍阿婆，只要她叉起腰，我就会一句话也不敢说地挤在电梯角落里。
　　曾经有一次我和她同乘一部电梯，她叉着腰打电话，方言飙得比我奶奶在菜市场砍价都快，我瑟缩进电梯角落，企图叫她别注意到我。

　　妈妈和她们打招呼，那位阿婆忽然一反常态地笑眯眯地问我：“你觉得姐姐肚子里的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啊？”

　　我说：“是漂亮的小妹妹。”

　　阿婆不笑了。
　　电梯里的气氛忽然沉闷地可怕，我看向妈妈不知所措。

　　小妹妹多好啊，学校里的男生都无一例外地让人厌烦，还喜欢讲一些莫名其妙又不好笑的笑话。

　　好在她们住在三楼，很快就出电梯了。
　　连声再见都没说。

　　电梯的门合上，妈妈打了下我的手臂：“你要说弟弟，怎么这么不懂事。”

　　距离今年的高考只剩三个月了，我终于再次见到邻居的她。
　　她洁白的校服衬得她乌青的眼下更加疲惫。

　　我在电梯里鼓足了勇气说：“高考加油。”

　　她像是没回过神，反应了一会儿才意识到是我在说话，气游若丝地说：“谢谢。”

　　我觉得心里砰砰跳得厉害，抿紧了嘴唇，稍稍转开身子“嗯”了一声。

　　电梯行得很慢，她大概是觉得有点尴尬，没话找话道：“你知道吗，楼下三楼的姐姐生了个女儿。”

　　我当然知道，我天天住在家里消息灵通多了。

　　她不光生了女儿，我还去看过她女儿。
　　那天她们两并排躺着，我凑近那个襁褓里不辨性别的婴儿，沉默许久。

　　刚生完小孩的姐姐问：“她漂亮吗？”

　　我看着她有气无力的眼睛，违心地说：“漂亮。”

　　实际上婴儿皱巴巴的，像小老头，还像老鼠，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意识重新回到电梯里，我刚想编点什么话，电梯到了我们家的楼层。
　　我松了口气。

　　大概是松得有点明显，她和我一起走出电梯的时候还多看了我两眼。

　　在开门要进屋时，我捏了捏拳，重新退到门外，对着要进门的她又说了句：“高考加油！”
　　我看着她，心跳得厉害。

　　她对着我笑了笑：“谢谢你，也祝你中考加油。”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与她不甚熟悉，虽然我曾对于她在我心中“别人家孩子”的存在颇有微词，但此刻我是真的发自内心地希望她能考得很好很好，好到她再也不用像今天这样无力又疲惫。

　　中考前，我和朋友对着学校里孔子的雕像拜了又拜。
　　我从书包的小格掏出便利贴，要写上我的理想分数。

　　朋友问：“万一下雨了不会烂掉吗？”

　　我恍然大悟：“是哦。”
　　于是又从书包小格掏出塑料材质的索引贴，并排地贴在孔子脚边的裙裾上。

　　朋友和我一起，也贴了两张。

　　我们趴在孔子的背后，用圆珠笔写了理想的分数和高中。

　　我没有理想，我就是个中规中矩的人，所以我写了中规中矩的高中，一所远远比不上邻居的她的高中。

　　写完后朋友用手指挑了挑索引贴翘起的一边，我看着若有所思道：“万一被别人撕掉了，会不会不灵验？”

　　朋友犹豫地说：“是哦，怎么办啊？”

　　我灵机一动再次从书包的小格里掏出一卷透明胶：“用胶带把它们封上吧！这样就不会被人撕掉啦！”

　　于是孔子雕像的背后就留下了丑丑的大创可贴一样的两个人并不虔诚的祈祷。

　　我记不清中考时究竟是什么样子了，记不得考场号，记不得考试题，也记不得监考老师穿的什么颜色衣服。
　　只记得那几天的晚上很热恨热，备考的教室是在老教学楼，没有空调，头顶的风扇一转会扫下一阵一阵小虫子的尸体，然后它们会掉在我的脑袋上，掉在前桌后背的衣服上，掉进我的领口里。

　　真难捱。

　　如果是二十岁的我肯定就受不了，会破口大骂，然后拎起书包就离开。
　　可那年我十六岁，纵使心里有再多的怨言也不敢宣之于口，我会乖乖地听话。
　　听老师的话，听家长的话。

　　考完中考，我在家里瘫了半个月。
　　即使爸爸妈妈在疯狂地争吵，可我无处可去。

　　我被贴脸问了数次从前在书里才看到过的无趣问题：“如果爸爸妈妈离婚了，你要跟谁？”

　　谁也不跟，我想，我就要十八岁了，很快我就能独立生活了。

　　但聪慧如我，我会在爸爸面前说：“跟爸爸。”
　　然后在妈妈面前说：“跟妈妈。”

　　纵使我看起来和往常一样对家里的任何事都不在意，我还是会莫名其妙地在一些晚上用被子擦眼睛。

　　他们说，养了我这么多年都白养了，到头来只长了张会骗人的嘴，和没有感情的性格。

　　成绩出来，是403分，很好，很稳，很中庸。
　　能够稳稳够上我报的学校。

　　听说邻居的她考得很不错。
　　文科考了六百出头。

　　妈妈在饭桌上吹嘘她的厉害，说完后还不忘教育我：“你看看人家，干什么都比你好，你上高中了也要好好读书。”

　　我撇撇嘴顶撞道：“她不是还是上不了省里的985。”

　　妈妈摔了筷子：“人家上的是省里最好的师范学校，什么985哪里有师范好！”

　　我闭嘴。
　　每次都是这样，反正我也吵不过。

　　也不是吵不过，每次说不过我的时候，她就会开始哭，说养了这么大，什么都不会，只会顶嘴，养了没用，养了白眼狼。

　　我叼着筷子，干巴巴地吃完了一碗白米饭。

　　我非常不理解邻居的她为什么要去一个分数线比她低了许多的学校，为什么要留在省里，她完全可以任选更好的地方的211，甚至部分985。

　　我在下楼买薯片的路上遇到了她。

　　她完全没有高考完的放松与愉悦，和高三时一模一样的神情。

　　我问：“没有出去旅游吗？”
　　我看到好多人高考完四处旅游。

　　她勉强笑笑，说：“不想旅游。”

　　电梯下到三楼，三楼的姐姐进来，和我的邻居一模一样的神态，苍白、疲惫、无力。
　　三楼的姐姐没有同我们打招呼，也没有同我们微笑，和从前完全不同。
　　她像是晒黑了许多，又瘦了许多。

　　电梯到了一楼，三楼的姐姐几乎是夺门而出，脚步飞快。

　　我看向我的邻居，一脸疑问。

　　邻居沉默后说：“她前段时间回了老家。”

　　我想起了她的老家，问：“她的老家是在那座岛上吗？”

　　邻居点头。

　　我又好奇问：“难怪她晒黑了，也瘦了，我听说现在上岛的轮渡还只有几艘小船，可颠簸了。对了，她从前不是总带着她还抱在手里的女儿溜达吗？怎么最近没见到了？”

　　我的邻居沉默了许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最后她说：“她的女儿有心脏病，她婆婆说不治了，带着那个婴儿去了岛上。”
　　“没有回来。”最后这句话她的声音沉闷，像是隐忍压抑而未发的呜咽。

　　她还没说完时，我便心照不宣地知道了她要说的是什么。

　　我恨这种心照不宣。

　　7.
　　我的朋友没有考上和我一个高中。
　　她留在了我们的初中办的私立高中读书。

　　高一时我去学校找她玩。
　　迎着学校的大门进去就是当年那尊孔子像。

　　我愣了愣，还是走到了孔子像的后面。
　　那里原来粘了我们的愿望。

　　现在也粘着。

　　标签纸被粘死了，果然到现在都没有人去撕掉。
　　我们当年希望它不被撕掉的愿望实现了，通过盖了几层透明胶的努力。

　　我看着我原先的字迹写着：我要考403分！
　　我的愿望也实现了。

　　可实际上当年那个分数是我乱写的，我要考的学校往年的分数线要比这个分低上20分。

　　移目往下，是朋友的愿望。

　　我紧张地眨了眨眼，慌张地用手盖住，笑嘻嘻地对朋友说：“这么没有公德心的东西竟然没人撕掉，好羞耻！！”
　　想到这些字或许曾被数十、甚至更多的人围观过，我慌手慌脚地企图扣掉那些粘着的年少字迹。

　　出乎意料地好抠。
　　一抠就碎了一地。

　　我弯下腰，用手收拢低上的残渣，嘴里念念有词：“我现在还算是有公德心的人，不能把它们留给扫这个区域的值日生。”

　　后来我们还去了当初埋千纸鹤的地方，可是那里是被推倒的旧教学楼，原先伫立着守着教学楼的几棵树不知被挖到了哪里。

　　我说：“学校真穷啊，都一年了，废墟还在呢。”

　　朋友狠狠点头：“隔壁学校又换桌椅了，我们还是不知道哪个年代继承来的桌椅。”

　　我问：“你想打羽毛球吗？”

　　朋友：“去哪儿？”

　　我指着前方的废墟：“在这儿。”

　　朋友送我一记白眼。

　　“你真的不想打羽毛球吗？”我不死心。

　　“不想。”她略有无语。
　　然后像是发现什么一样指着远处的操场：“我们去那儿吧”

　　“打篮球又什么好看的。”我说。

　　她说：“可是陈北在打欸！”

　　陈北是我们初中的班主任，年纪轻轻，脑袋顶上就没有头发了，是真没有。
　　额上只有几缕毛。
　　当年英语老师曾感叹，他算起来长得也不错，要是头发多点就好了。

　　“老年人打球不就更不好看了。”我奇怪地看她。

　　朋友神情激动：“可是他打球真的很搞笑欸！”

　　这么说我就有兴趣了。

　　我们一起去了操场，忘掉了当年埋下的一塑料袋千纸鹤。
　　我也忘了当年我写的到底是什么了。

　　暑假邻居回家，妈妈夸她报的学校真好。
　　邻居陈阿姨，也就是她的妈妈捂着嘴笑道：“哪有啊，一般啦，要说好，她从前那个同学，欸你们家也认识的，就是住在你婆婆家楼上那个男孩子，考的是纽约大学嘞。”

　　妈妈显然也忘记了她说的是谁，但还是陪着夸道：“真的吗，这么厉害呀。”

　　关上门，妈妈问我：“纽约大学是什么学校？”

　　我吃着米饭，看了她一眼，说：“噢，就是和211差不多吧。”
　　并不是。

　　她松了口气：“那也一般嘛。”

　　我吃完米饭躺在床上想，噢，那个拽哥出国啦。

　　我的高中没有朋友，我只会45°仰望天空。
　　由于我干啥都不出彩，高中彻底沦为默默无闻人群。

　　他们说女生理科不好也正常，到时候学文科就行。
　　可是到了高三我才发现这纯纯是骗局。

　　高一的物理化学大家都考不好，可高一的历史政治打分贼水，大家都高。
　　这和是男是女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倒是有些男生历史政治答题不认真，要么写得一团乱，要么干脆不写。
　　所以他们的文科不好，衬托得他们同样一坨屎的理科好上了不少。

　　但当时的我还是愚蠢地选了文科。

　　我的高中生活颇有养老意趣，班里同学买了一整套的《三体》和《银河帝国》藏在教室后排的柜子里，当然还有一些耽美小说。

　　男同学指着耽美小说的番外和我说：“我靠，描写得这么细，可真敢写。”

　　我睁大放光的眼睛：“什么东西，我鉴定下。”

　　好吧，我其实对它并不感兴趣。
　　玩着从男同学手里抢来的老人机，在后排打游戏的我，看了两眼他手里的东西就敷衍地哼哼几声，继续回到手里的游戏里。

　　他的老人机可真高级，连植物大战僵尸都有。
　　只不过到后面要充钱，他不充，我当然也不是冤大头，所以前面的关卡我打了记不清不多少遍了。

　　高中那几年我常常被老师叫出去谈话，老师很温柔，但我很叛逆。

　　每次回家时妈妈都拧着眉问我：“老师说你太有自己想法了，太倔了，你就不能听点话？养了这么久白养了。”

　　我发火：“听话听话，天天都听话，你要听话的自己再生一个。”

　　她也发火：“讲两句话就这个臭脾气，没有我谁把你这么辛苦拉扯大的！不懂感恩天天就知道顶嘴。”

　　我摔门而出。

　　小区也呆不下去，在大街上乱逛。

　　晚上七点多天已经黑了，我反复摁着手机的开关键，看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最后走到了步道公园。

　　这个步道公园临着河，这条河贯穿了我们市六千二百三十四平方公里的土地。
　　步道上没什么人，每隔十来米的路灯有的已经罢工了。

　　我一手插兜，一手拿着路上便利店买的RIO，吸管插在上面，我像喝饮料一样尝试地吸了一小口。
　　差点儿吐出来，真难喝，味道怪怪的。

　　好在路上昏暗，没有人看得见我皱得像苦瓜一样的表情。
　　当然，路上也没有人。

　　河道在右手边，步道与河道间是一条长长的灌木丛。

　　我沿着步道行走，看着波光粼粼的河水放空大脑。
　　夜色如水，河对岸的山在静默中伫立，投影下连绵的晦暗，在河水的汩汩流淌里描摹着连山的边界。
　　我看到了一个人，她的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

　　8.
　　她是背对着步道的，坐在灌木与河道的间隙。
　　身后的灌木略有稀疏，以至于能让我窥见她消瘦的背影。

　　或许是我的脚步声惊到了她。
　　她回身，从潦草的灌木丛间隙与我对视。

　　我打了个招呼。
　　她朝我点头笑笑。

　　我问：“你回来啦？”

　　她问：“你要不要一起来坐坐？”
　　说完拍了拍身侧的地面。

　　我跨过那丛灌木，和她并肩坐下，双腿在河面之上晃荡。

　　她问：“你高二了吧。”

　　我看着湖面：“嗯。”

　　“你小我三届，我记得。”她笑了笑地说。

　　我侧过头看着她问：“周末就两天，省会离这里还是要一小时的动车，你今天怎么回来了？”

　　她沉默了。
　　晚风微凉，湖面载着破碎的月光在粼粼波动。

　　我识趣地转了话题问：“听说你读的是中文系，大学的中文系是什么样的啊？”

　　她抬头看着月亮说：“就是普通的上课，然后下课，找地方吃饭……”

　　我笑道：“那和高中也没什么区别嘛。”

　　她也侧过头看我：“不，大学更自由。”

　　“自由？”我晃了晃小腿，看着我鞋底的影子也在水面上晃动，“如果自由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她的鼻音很重：“大概因为我没有本事，只能手心向上。”

　　我晃了晃手里的RIO，还要大半罐，递到她面前问：“你要来一口吗？”

　　她看了眼，直接接过就是一大口。

　　我目瞪口呆看着她，结结巴巴问：“你不觉得很呛吗？”
　　因为真的很难喝。

　　看着她想吐又吐不出来，皱成一团的脸，我忽然有点想笑。

　　好不容易才咽下，她终于缓过来了，小口喘了几下，然后才劫后余生一般地说：“真难喝啊。”

　　我笑地更乐：“你都成年了还没喝过吗？”

　　她摇头。

　　“唔。”我看了看她手里的饮料，犹豫说，“要不你再喝一口，补回来？”
　　毕竟我花钱了，剩下的我又不想喝，直接扔掉怪浪费的。

　　她似乎觉得甚有道理，一脸正义凛然地点头，然后英勇赴死一样深呼吸，又干了一大口。

　　我没想到她又是这样一口闷，支吾着想说什么，看着她微肿的眼睛又咽下了。

　　她没再喝了，把罐子放到我们两中间的地上，两手往后一撑，面向对面山上高挂着的月亮。

　　“等你高考，就别和我一样再待在省里了。”她声音很轻。
　　我转过头看她，她的脸颊已经浮现出淡淡的红色。

　　我问：“你为什么不再那儿打点儿工？你是学师范的，成绩还很好，做家教应该能赚一些吧。”

　　她神情逐渐落寞道：“嗯，我也存了些，但是还不够，更何况……文科生能找的家教并不多。”
　　她忽然转过头问我：“你学的是文科还是理科？”

　　我尴尬地说：“文科。”

　　她沉重地叹了口气。
　　我沉重地叹了口气。

　　看着月光粼粼，我忽然也觉得有点脸热，我说：“你有想好之后要去哪儿吗？我说大学毕业后。我觉得你妈妈肯定会叫你回来当老师或者考公的。”

　　“我不知道。”她迷茫地说，“说出来很惭愧，我会从互联网上得知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有好多人有他们各自精彩的人生和莽撞的选择，可掉到了我的身上，我却看不到未来。我只能看到一条轨道无限地延伸，我似乎只能在这条既定的道路上向前滚动车轱辘。”
　　“你知道那个著名的电车难题吗？”她看向我，“一辆电车只有两条轨道可以选，而我，无论选了哪条道路都要面对轧死人的结局。可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可是人生应该是旷野，不是轨道。”

　　“我想不到旷野。”她忽然有些无助，“我只能告诉自己一步一步稳扎稳打地存钱、准备，我也好羡慕那些感去一头莽上敢爱敢恨的人，我没有那样的勇气。如果可以，我甚至希望我妈有一天能真正看到我，看到我真的做不到她期望里我应该有的模样，看到她与我如此的不同，我难以真正快乐地走上她选下的道路……”

　　我默了默，还是说了句废话：“凡事一体两面。”

　　顿了片刻我又说：“我总觉得人还是不要太把希望寄托于他人。我认为他人难以说服我，正如我也难以真正接受别人所谓的‘劝告’。”
　　我想到了次次教学楼连廊上的“劝导”，想到次次家中的指责，不知为何，我笑了出来：“你知道吗，我也是逐渐才明白人与人之间真的很难互相理解，所有人成长的经历会固化各自的认知，没有人能百分百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没有人能百分百懂得另一个人的倾诉，所以我觉得，与其指望他人理解，不如自己默声不语，闭口不言，将自己的事独自暗中贯彻到底。”
　　眨了眨眼，我才发觉我的睫毛上挂上了几滴水珠。

　　后来我们静静地并肩坐着，一人一口，直到把中间的那罐饮料喝完，直到月亮隐入云层，不见踪迹。

　　9.
　　高三时同桌告诉我，她的初中同学物理竞赛保送了最好的大学。

　　我露出羡慕的表情。

　　她说：“她可厉害了，是我们省里近十年来唯一进入国集的女生。”

　　我更羡慕了。

　　高考时，大概是我忘记了祈求孔子像的祝福，考场上我的脑子一团乱麻，脑中总是循环播放半个月前父亲喝得醉醺醺，然后破开我房间的门大声质问我是不是不认他这个爹了。
　　我惊恐地躲进卫生间，锁上门。
　　他力气大得很，依旧破开了卫生间老旧的门锁。

　　我永远忘不了他在我面前突然放大的脸。

　　高考完的假期我也没有旅游，看着□□空间里同学各自快乐自由的人生，说不羡慕是假的。

　　我没有钱，所以无法出游。
　　我羞于手心向上要钱，因为我无法忍受那些不可置信又满带严厉质问的话语。

　　我知道我的家庭和别人不同，我知道我家并不富裕，我从来都知道，从小到大听了不少遍，我不懂事，我不听话，我太固执，我笨拙，我不努力，我永远比不上别人家的小孩。

　　我能做到的只有逐渐不在乎。
　　因为我固执，因为我不听话，因为我不懂事。

　　成绩出来果然考得很不好。

　　妈妈问了老师我的账号密码，一副全副武装的备战状态。我看着她跑了各个酒店参加志愿报考指导，看着她一个个电话打了不少人咨询。
　　可世界就像个巨大的信息茧房，一个kol的话就能让满世界的人坚定变为一样的想法思路。

　　我用电脑填满了自己想去的城市，她破口大骂了很久。

　　但她还说着她是个多么尊重子女意见的母亲。

　　志愿截至的前一天，我借着下楼买蛋糕的由头偷溜去了街道角落里的网吧。
　　网吧里二手烟烟雾缭绕，狭小拥挤，人与人间的汗臭味混杂在一起。

　　我皱着鼻子打开电脑，登录了志愿报考的网站。
　　果然不是我当时填下的地方。

　　排在第一的是省里一个不知名的师范学院，我的分数比那所学校往年的分数线高了将近五十分。

　　无所谓了，这样的事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我早就习以为常了。
　　反正总是这样，她有她的方法，我有我的对策。

　　实际上我并不是厌恶师范，任何工作都仅仅是份普通的工作。
　　我只是厌恶它被赋予的“母职”义务。
　　好像所有女性在大众舆论里都要走向带孩子的道路，好像所有女性追寻的职业就该以“好找对象”、“好照顾家庭”为标杆。

　　听惯了他们不厌其烦的“谁谁谁家家庭条件多好，找媳妇都是要的老师公/务员”话语，早该已经麻痹，可我是个叛逆的人，我固执、我不听话、我不懂事，所以我一定会朝着他们言论里相反的方向义无反顾地奔跑。

　　所以我去了深圳。

　　10.

　　她说得没错，大学是自由的。

　　对于我来说，大学更是快乐的。

　　我遇上了很好的室友，虽然我们并没有电视里那样无话不谈，但我们有边界，又恰到好处地友好。
　　这对我来说是很舒适的距离。

　　我会打工，如果找老师帮忙介绍，会掉落更加轻松且时薪更高的兼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条捷径，或是知道了也羞于开口。
　　我会不懈询问，因为我真的很需要钱。

　　大学城附近有好多学校，我喜欢一个人游走散步，或者骑上共享单车在凉爽的雨后、在无人又宽敞的街道闲逛。
　　郊区有郊区的好处。车辆少，道路宽，我总是能找到一个人发呆的好地方。

　　我攒下的第一笔钱给自己买了台平板。
　　即便是最低的配置也让我非常快乐！
　　妈妈给我买的手机又老又旧，内存还小，拥有平板后我终于能够自由地下载游戏了。

　　从前我游戏玩得少，最多的就是高中时借着同学的老人机打植物大战僵尸。

　　室友见我戴着耳机，忽然趴到我耳边大声问：“今天中午吃什么？”

　　我被她吓得一激灵，摘下耳机问：“你刚刚说了什么？”

　　她忘了她刚刚要说什么，先是亮了眼睛，直勾勾盯着我的屏幕，指着我的平板问：“你也在玩闪暖！”
　　又凑近看了看，她忽然尖叫道：“啊啊啊！你竟然买了这套衣服，这套衣服超级好看的！我观望了很久，但是太贵了不敢下手。”
　　说到后面她近乎带上委屈的装模作样的哭腔。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毕竟花了钱的，要不要和我一起打工，我介绍你去，让老师也给你开个好价？”
　　听起来像是商讨猪价，还听起来像个诱拐犯。

　　她坚定摇头：“我要睡觉。”

　　后来她终于想起了她要问我的话，我们去了学校食堂。
　　因为我惨痛地告诉她：“刚给女鹅买了衣服，没钱了。”

　　她一脸同情，一脸的感同身受：“月底了，我也是。”

　　最后，我们坐在食堂二楼的渔粉窗口嗦粉。

　　还没吃几口，我的电话响了，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接起：“喂？”

　　电话的那一头是年轻又礼貌的男声：“您好，请问是xxx吗？请问你还能联系到你父亲吗？他在我们银行……”
　　对面没说完，我就面无表情地挂断了电话。

　　室友随意地看了我一眼，继续嗦了一口粉。

　　我心里别扭，有些慌手慌脚，欲盖弥彰地笑吟吟解释：“广告。问我要不要报ACCA，这些机构真烦人，从没开学就开始给我打电话了。”

　　室友疯狂点头：“你也被骚扰了！！我也是！我都要烦透那些机构了！”

　　我们同时狠狠叹气。

　　和室友美好的记忆还有一起去植物园在草地上躺平，被蚊子叮了一身的包依旧笑嘻嘻地骂巨婴同学骂学校；还有一起搭乘两小时的地铁从郊区去市区，在抢不到座位的地铁上发呆，在下了地铁后累地蹲在地上发誓再也不进城……

　　深圳是个很广阔的城市。即便站在深圳湾对着对岸大吼大叫也没有心里负担。
　　它很大，又很小。
　　大到容得下很多的人，小到握手楼间只能容得下一人侧身而过。

　　正如深圳能带给人的一种奇异感。

　　它会在地铁摆出深圳特色广告——来了就是深圳人。
　　抑或是——努力就会有更好的明天。
　　让我觉得好像随时随地我也能搏出一个精彩自由的未来。

　　可在深圳湾旁散步时，抬头就能看到一排鳞次栉比外观的房子，仅从它的模样就能判断出它不菲的价格。实际上我并没有具体查过它的价格，只是偶尔从视频软件上刷到过它，数了数数字后的零，数到第八位时，我放弃了继续数数。
　　无论是八位数还是九位数或是十位数，对我来说全都无关痛痒。不如我充一个月话费，30元的话费反倒更能让我剥落出些许真情实感。

　　但一身轻松的大学生并不用在乎这些，除了年轻的身体和对未来的无限期盼外一无所有的大学生，即使在宏大的城市叙事里只是渺小如蝼蚁，他们在一线城市依旧能找到独属于他们的快乐。

　　快乐并没有持续多久。

　　各地新闻陆续播报疫情的到来。
　　我不得不回了家。

　　拖着行李，路过小区的信箱，无意瞥过，只有我标着我家房号的信箱溢出。
　　我面无表情地拿钥匙打开信箱，胡乱把一坨乱七八糟的信揉在怀里。

　　到了家，家中没有人，黑漆漆一片。
　　我将封面记着银行标志的信扔在桌上，像是一大堆废纸。

　　我坐在昏暗的客厅，表情呆滞地一份一份地撕。
　　最后一起将碎片扫入垃圾桶。

　　妈妈回来了，见到我先是往我面前的桌上扔了一打广告单。
　　我条件反射，下意识要撕。

　　她大骂我疯了。
　　我这才回过神空洞地看向她。

　　她从我手中夺过广告单，抚了抚：“干什么，我刚从机构拿来的，你要认真地看，现在是最关键的阶段，是时候要开始准备考公了。”

　　我坐在地上静静与站着的她对视良久。
　　最后我站起身一言不发地回了房间。

　　她继续在我身后叨叨：“这么大了还这么不懂事，花了那么多钱还这么不懂事，不会向隔壁姐姐学习，她都考上市里教师编了。”

　　各地的疫情情形愈发艰难。
　　但三线小城依旧有条不紊。

　　我去了趟奶奶家，就着闪着屏的老电视机啃鱼头。

　　啃完鱼头，我从楼下小卖部买了包辣条。

　　在上楼时我扒拉着辣条的配料表，思考着只买这两包是不是不太够吃。
　　没注意，和正下楼的人撞了个满怀。

　　抬起头，是个打扮特潮的男生。

　　但我立刻知道了他是谁。
　　他好像也知道我，打了个招呼。

　　我机械地点点头，捡起地上的辣条就要上楼。

　　走了两步，他叫住我。
　　我转头从台阶上微低头看他。

　　他问：“要吃巧克力吗？”

　　于是我们并排坐在破破老楼脏兮兮的水泥台阶上吃巧克力。

　　这栋小区已经和十年前大不相同，在周边并起的新建起的高楼里，矮小旧破，原先日日飘满饭菜香的楼里逐渐寂静。在高速发展的十年，住户都陆续搬离了这座曾经最高的居民楼。只有它依旧伫立在这里，见证了城市的起起落落。

　　楼里并不剩下几户人家，故而我们坐在楼道上很自在。

　　我问：“听说你去美国了，怎么现在回来了？”

　　“美国疫情严重，而且有点想家，就回来了。”他扔了块巧克力进嘴里。

　　我倒是手机上刷到过，说是国外已经水深火热、混乱不堪，连回国的机票都是有价无市。
　　但我没说话，只是掰开巧克力的外包装，轻轻咬了一口，还怪好吃的，然后塞了一大块进嘴里。

　　他问：“你放假了？”

　　我摇头：“疫情，被学校赶回来了。”
　　听到我的话他笑了出来。

　　“你怎么回这儿了？”我问。
　　因为据我所知，他家在市里的别墅装修好了，原先住在我奶奶楼上的阿嫲，就是他的奶奶几个月前就搬过去了。

　　“啊。”他甩了甩手，看起来毫不在意地说，“我刚从美国回来，别墅那里有老人，我妈又刚生了个弟弟，不方便去，联排那边邻居不让我回去，说我带毒。”

　　“嗐。”我很真诚地叹气，从口袋里掏出辣条，“我可真是好人。”
　　然后一把撕开辣条的袋子，嗯，咸甜永动机。

　　他思考了下，刚说：“确实……”

　　我的辣条包装开了，汁液飞溅。
　　我低头看了看我的白T，又侧头看了看他的白T。

　　“……算不上。”卡壳后，他补上后半句。

　　我尴尬地嘿嘿一笑，要从口袋里掏餐巾纸，是掏出来了，但是是撕了一半的。
　　这时我才记起来，这是早上上卫生间时我剩下的另一半。

　　很明显他也看到了撕得如同狗啃边缘的破破烂烂的餐巾纸。

　　我很自然地重新塞回口袋。
　　他也很自然地假装没看到。

　　“你之后要在美国了吗？”我没事找事地问。

　　他想了想说：“不，应该会去勇闯上海滩。”

　　“唔，那挺好。是你爸妈希望你留在国内吗？”

　　“不是，他们觉得我去哪儿都行，只是我想家，还是想回国，去上海。”

　　“唔，那挺好。”
　　男儿走四方嘛。呵。

　　好尴尬，没有话说了。
　　我起身，拍了拍裤子上不知道在哪且拍不掉的尘土：“我辣条吃完了，再下去买一包，下回见咯。”

　　他又叫住我：“加一下微信吗？”

　　我转身，很认真地从台阶下抬头看他，语气诚恳，真诚发问：“我一直很想问，小学的时候，你是不是有爱给别人留电话号码的毛病？”

　　他先是满脸疑问，然后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看起来要骂人。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辣条扔给他：“请你吃。”
　　扔完就跑。

　　余光里，我看见他还是伸手接住了。

　　11.

　　疫情并没有彻底结束，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地要回学校，尽管面对的还是哪儿不能去的围困。
　　但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学校更让人自由快乐了。

　　在回学校前的最后一天，我骑着共享单车逛了整个市区。
　　市区很小，不到半天就转完了。

　　小学门前的电话亭已经没了。

　　初中的大门又被翻新了，从前推倒的旧教学楼的废墟已经建起一栋新的图书馆和小花园。

　　高中在山脚，太远，没去。

　　然后我坐上六小时的动车，在人满为患的车厢里，戴上了两层的口罩。

　　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回学校，邻床的室友也来了学校。
　　我惺惺相惜地握手。

　　果然不止我一人比起待在家里，更喜欢待在学校。

　　那时学校封了校。
　　领东西都要申请了牌登记后才能出门。

　　就连饭菜都是网上订购后统一配发，一个月盖着一个月过去，像是浪潮盖过上一个浪潮。盒饭里肉越来越少，胡萝卜和白菜越来越多……
　　室友说她快变成兔子精了。

　　大半年下来，我瘦了快十斤。
　　真是快捷的减肥办法，除了下楼领物资爬过的楼梯，我甚至都没运动过。

　　最后，市里包了动车，各地派了大巴，将我们这些根比浮萍都散的大学生弄回了各自的户籍地。

　　还是回去了。
　　但我一定会回来的！

　　“啪！”合上我在动车上正无所事事播放喜羊羊打发时间的电脑，最后一帧是灰太狼消失在天际的那一幕。
　　我拖上行李箱，背上书包，下了动车，重新回到了这座对我来说始终是雨季的小县城。

　　拖着沉重行李来到家门口，我迎面撞上了同样拖着行李的她。

　　她的妈妈在门口大喊：“我什么时候逼过你！不都是你自愿的！更何况让你结婚而已，给你找了那么好的家庭你还不知足！”

　　我刚走出电梯，电梯的门还没合上她就冲了进去，狠狠地按着关门键。

　　阿姨在安全门的里头还在不耐烦地反复絮絮叨叨：“我都是为了你好。”
　　丝毫没有追出来的意思。

　　直到我走进安全门，她看见我才尴尬地“啪”一下关上门，看起来怒气冲冲又觉得丢脸的脸藏进了门里。

　　我独自掏出钥匙，在要插进门里时，我停下了动作。
　　钥匙停滞在锁孔外许久，迟迟没有进入。

　　忽然，飞快将钥匙揣进兜里，我重新拉起行李箱，向电梯飞奔。

　　电梯停在一楼，我着急地摁了几次向下的按键，反复看了看跳动着楼层数字的电子屏，焦急地等待。

　　一路飞奔。

　　行李箱的轮子在凹凸不平的路上发出剧烈的声响。
　　有些碍事，严重影响了我跑步的速度。

　　索性将行李箱一扔，它重重落在路边的树旁，我继续朝着那条河的方向狂奔。
　　我的心脏在剧烈地鲜活跳动，在这场伴随我多年的雨季里。

　　我们是如此的不同，我们又是如此的相同。

　　那一刻我才明白，我们在相同的天空下呼吸，共享相同的命运。

　　12.

　　见到她时，她站在与那夜相同的地方。

　　她站在灌木丛与与河流的间隙，窄窄的台阶，仅供一只脚掌的空间。
　　她与河对岸的山丘相对，在静默中似是在与庞大的青山做一场无声的博弈。
　　风吹起她的发梢，露出她消瘦的下半张脸，美丽、恬静。

　　行李箱在步道上静静地立着。

　　我放慢了脚步来到她身后，依旧喘着气。

　　她像是察觉什么，转过头，脸上的泪痕清晰可见。

　　我看见她的发丝凌乱，与泪水混杂在一起，眼里是残余的不甘与无助。

　　那一刻，我没有再往前走任何一步。

　　风有些凉，我甚至感觉到了丝丝细雨。

　　那一天，我第一次叫了她的全名。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深圳吗？”我问。

　　“我们一起寻找自由。”
　　一起穿越这个漫长的雨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