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巴黎深冬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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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四大胜利盟国签署《伦敦宪章》，设立欧洲国际军事法庭。
同年11月20日，审判在德国纽伦堡正义宫开庭，对纳粹德国首要战犯及犯罪组织进行最终判决。
审判法庭上，前德国党卫队旅队长沃尔特·舒伦堡作为重要“起诉方证人”出场，他将为审判提供对党卫队等机构的不利证词，以及一系列对纳粹战犯的指控。
这位重要证人于1945年6月在丹麦被盟军逮捕。
被捕时，他身上甚至有一本伪造的美国护照和足以支撑三个月的现金，从容得像是一切皆在意料之中。
在等待开庭的漫长岁月里，劳拉曾以国际红十字会成员的身份，与这位“重要的证人”“杰出的间谍大亨”进行了最后一次人道主义关怀会面。
上一次他们见面时还是在瑞士日内瓦车站，劳拉即将奔赴奥地利前线，舒伦堡来为她送行，仅仅半年后，他们隔着一扇铁窗，形势却已经天翻地覆，她成了此刻唯一与他道别之人，也只有她是自由的了。
舒伦堡看起来消瘦了不少，神态在强装的松弛中有些落寞的意味。
劳拉对于这只狐狸的感情一直都很复杂，她最初与他相识的时候，是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为历史文人所赋予他的魅力和智慧所迷惑的好感。
后来就是不断地扣分，在勒本斯波恩中心和小猫沙龙里，舒伦堡的恶劣、狡猾和自私自利深入人心，他是个手段高明的政客，也是无往不利的商人，劳拉的“史同女”滤镜全碎——没人能对无良毒舌上司产生好感。
道不同不相为谋，最后又因着阿德里安，他们一次次选择了合作，是敌人，是朋友，是上下级，于针锋相对中生出惺惺相惜的错觉。
相识数年，她却见过远比所有银幕文学中更鲜活生动的六处，他的聪明，他的狡黠乖张，他的傲慢自负……他并不是一个角色，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现在，属于他的命运审判，终于到来了。
她看着他，像是看着时代故事里的传奇，平静地走向落幕。
“别露出那种怜悯的表情，搞得好像是我快要死了一样。”舒伦堡对她道，“快开庭了，你还是关心下阿德里安吧。”
劳拉觉得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比如寒暄和宽慰的话，却说不出口，总觉得配不上他这样一个人，最后只能干巴巴地问道：“……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话一出口，劳拉就后悔了，室内的氛围更沉重了。
舒伦堡却不为所动，他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似在认真思索：“嗯，还能怎么样呢？不过我最近确实是有一些新的想法……我是说在创作方面。”
“在监狱里很无聊的，”他摸了摸下巴，轻笑了一下，“我觉得你之前的提议很好，我最近在思考撰写回忆录，顺便记录一下我的生活，毕竟现在没有什么比‘臭名昭著的前盖世太保揭露纳粹高层内幕丑闻’更让人喜闻乐见了。”
“你还是那么会审时度势。”劳拉没有笑，忽然有些难过。
“讽刺么？”舒伦堡双手交叠放在膝上，平静地看向她，“你明明知道我们都会有这么一天，为什么还会难过呢？”
先知是不会为了凡人的命运而流泪的，除非她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通人。
“如果我是你，劳拉，”舒伦堡说，带着一种近乎遗憾的叹息，“我绝对不会让自己爱上这里的任何人，到头来只是徒添痛苦。”
他想起伊雷妮离开时带走了他们的孩子，英戈、伊卡尔和西比尔，他们之中最大的也只有四岁。
宽边帽檐下年轻女人的嘴唇抿得很紧，在做最后的吻别时，她一言不发地抱住了他，吻落在他唇畔，却又飞快地松开了手，像是毫无眷恋，又像是不敢再留恋。
他以为他们在数年的联姻生活中，在她助力他的政治生涯获得了极大成就的同时，总归是有那么一份深情的，他们曾经都对彼此有所图，也曾经互相欺瞒争吵，但都曾经无比真挚热烈地爱过。
可是她走了，按照他们之前所计划好的退路，义无反顾地走了，从此姓埋名，音讯全无，到最后也只给他留下一句意味不明的话语，叫他在狱中反复磋磨了数月。
“……沃尔特，我恨你，也爱你。”
伊雷妮最后说：“我想，是爱的时候更多一点。”
舒伦堡闭上眼睛，眼角似是有湿润，劳拉看得分明。
他的性格有与迪特里希的相似之处，譬如莱文的狡黠傲慢，那一点暗自神伤，是与阿德里安一般的敏感深沉，笑起来的时候又带着点海因茨式的俊俏烂漫，他们曾经是同僚，更是不同寻常的朋友。
他们在各自的历史舞台上谢幕退场，从此再不会重逢，只剩她还坐在台下，犹陷在往事里追忆似水年华，难以自拔。
舒伦堡最后对劳拉道：“你之前托我办的事情，我做到了，现在，该履行你的承诺了。”
“好。”劳拉沉默半晌，最终点了点头。
她站起身，铁门落锁声响起，舒伦堡目送着她的背影消失在窗后，一切归于沉寂。
“谢谢你，还有……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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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再次回到巴黎，是在深冬的一个夜晚，雪花飘零落下，笼罩着这座光之城。
整个巴黎像一位刚刚脱下丧服的女人，脸颊泪痕未干，却已迫不及待涂上了口红——她用浓郁的妆面遮盖丑陋的疤痕，她的笑声里还藏着哽咽，但她多情的眼睛已经开始眺望未来，顾盼生辉。
塞纳河水依旧流淌，夜游船的汽笛声掠过水面，惊起桥洞下的野鸭纷纷，焦黑的梧桐枝丫已经新绿盎然。
香榭丽舍大街彻夜不眠，漆黑的夜幕之下，衣香鬓影浮动，绅士携着婀娜的年轻女郎，出入繁华的丽都夜总会。
只是再也不见，那辆载着英俊军官的奔驰汽车来，雪花落在他们帽檐上的鹰徽，漫长得像是过去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劳拉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积雪上，绕过一个街区，看见一群五六岁的孩子围在一起堆雪人，为了比谁堆得更好看七嘴八舌吵得不可开交。
一旁的影子动了一下，传来几声微弱的动静，她这才注意到，在角落里还站着一个更小的孩子。
小孩子安安静静地站在一旁，戴着镶嵌着毛绒绒滚边的连帽披风，一双海蓝色的眼睛又大又圆，几乎占据了一整张白瓷似的脸蛋，漂亮得像个洋娃娃。
孩子怀里紧紧地抱着一只小猫，发出喵喵的叫声，他把短短圆圆的下巴抵在小猫毛茸茸的头顶，眼巴巴地看着这群比他大几岁的孩子，希望他们能带他一起玩儿。
但一直到游戏结束，小孩子都没能加入他们，因为他实在太小了，甚至连话都还不怎么会说。
顺着雪地上四散的脚印看去，小孩子蹲在地上，捡起一根霜冻发蔫的小胡萝卜，胖乎乎的手指冻得通红，怀里的小猫伸出脖子嗅了嗅，“喵”了一声，又缩回他怀里。
面前堆了三个雪人，他把小胡萝卜插到中间最矮的雪人身上，然后认真地打量了好一会儿。
直到母亲呼唤他的声音响起。
“诺诺，回家了。”
街灯一盏盏次第亮起，把回家的路照得很亮。
昏黄的灯下，莫嘉娜把一盘热气腾腾的浓汤放到劳拉面前，又递给她一把勺子，才在桌旁坐了下来，她温柔地、沉默地看着劳拉。
她们很久没有见面了，是生与死那样漫长。
1943年夏季的某一天，劳拉的死讯从柏林传来，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打乱了每一个人的生活。
那时诺诺还不满一岁，失去了父亲，又失去了最疼爱他的婶婶。
迪特里希夫人那时在绝望中近乎崩溃，根本无力照拂一个产妇和一个孩子，即便最初有舒伦堡看在与劳拉的交情上，时不时为她提供援助，可随着前线形势的变化，舒伦堡有伊雷妮和孩子，也自顾不暇。
没有经济来源，一个女人根本无法抚养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孩，为了生活，她不得不带着诺诺再次返回巴黎家中，白天在救济的修道院做些简单的护士工作，晚上做裁缝补贴家用。
生活在一种祥和幸福中流逝，像是山雨欲来前的宁静。
不久，盟军解放了巴黎，迟来的审判终于还是到来了。
整场针对法奸的“清算运动”，很快演变成混乱失控的局面，有人借机公报私仇，有人趁势挟私诬告，因着莫嘉娜的美貌和往日的名声，她获得了格外多的羞辱。
游击队员闯进她的家里，粗暴地将她拖到大街上，剃光了她的头发，然后把她推上游行车，把她们当作替罪羊，在一众市民的唾骂与嘲笑声中穿城而过。
她们的罪名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爱上了错误的某个人。
莫嘉娜沉默地抱着衣不蔽体的自己，任凭从四面八方投掷来的石头把她砸得头破血流，她都一言不发。
她一直都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她是那么地渴望爱，渴望自由，渴望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也对于自己终将付出什么代价一清二楚。
在她最痛苦的时候，法国人冷眼相待，只有德国人给予了一丝温情，她想，她应该真的爱上了那个骄傲俊美的男人，又或者说是爱上了一个在那样幸福的家庭中长大的男人，因着一丝遥不可及的期盼，她甘愿为此背井离乡。
只是当游行队伍走到中央广场时，在鲜血模糊了的视线中，她看见邻居玛蒂娜太太抱着诺诺被人群推搡着，孩子害怕得嚎啕大哭，她才疯了一般叫了出来，滚烫的热水兜头泼下，像是一场噩梦，终于醒来。
她在人群中重重地跪了下去，仰头大笑，却又泪如雨下。
莫嘉娜永不低头，莫嘉娜永不后悔。
在失去了美貌之后，像是洗脱了罪孽，莫嘉娜终于是自由的了，人们重新接纳了这个平庸的妇人，对她投来关切怜惜的眼神。
于是她又能继续自己热爱的钢琴事业了，家庭主妇们可以放心地邀请她来家中给孩子们上课，而无需担忧自己的丈夫会做出不够体面的事情，因为她已经不再、也永远不会是美丽的羔羊了。
日子在平静中流淌，是一种期许已久的幸福。
诺诺平安健康地长大，他很漂亮，也很聪明，只是过分地安静了，或许是因为自出生起便颠沛流离，身边又缺少父亲这样一位男性角色的教导与陪伴，他的性格有些孤僻胆怯。
两岁多快三岁的年纪，诺诺还不怎么会说话，在陌生人面前，也只敢躲在母亲身后，抓着她的裙摆，怯怯地探出一个小脑袋，很是乖巧，也很有礼貌。
劳拉朝他伸出手，诺诺踌躇犹豫了一阵，回头看看母亲，又抬头看看劳拉，才小心翼翼地把小手放进她的掌心里，同时搂紧了怀里的小猫咪。
两人寒暄了一阵，话题又不可避免地来到孩子的父亲身上。
劳拉叹了一口气，真不敢相信莱文那样聒噪傲慢的花孔雀，竟然能生出这样文雅温顺的孩子，像极了他温柔的母亲。
穿越回来之后，海因茨和威尔曼的死便成了她心底一根最深的刺，比起生离死别的痛楚，擦肩而过便是阴阳永隔的遗憾，更叫她陷入一种无能为力的自责和愧疚当中。
海因茨的离去对于病重的迪特里希夫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阿德里安受审在即，没有什么比接连丧夫失子更让人痛不欲生，她已经不能再承受更多了。
像是情绪和注意力需要宣泄和转移，生活只有在新希望的指引下才能继续，哪怕那希望是多么渺茫，劳拉开始疯了般查找莱文的下落。
半年前，在去奥地利之前，劳拉便委托舒伦堡与瑞典红十字会交涉，让她能够以国际红十字会成员的身份介入伤病战俘交换行动中。
舒伦堡当时提到：“国际红十字会只会写报告，但瑞典人不一样，他们能直接和苏联人谈，才有可能把莱文从战俘营里捞出来。”
辗转数月，她终于调查到莱文的下落。
他于1943年夏季的东线战场被俘，后被辗转关押于距离莫斯科约20公里的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市战俘营，那里是二战期间苏军关押德军高级军官及特殊身份战俘的核心营地之一。
虽然环境恶劣但非西伯利亚极地，因靠近莫斯科，便于审讯、政治宣传及可能的交换谈判，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保留了俘虏与外界沟通的可行性。
好消息是他还活着，但也离死不远了。
据远赴莫斯科与苏军交涉的瑞典红十字会成员传回的消息称：“前德国党卫军‘阿波罗师’侦察少校莱文·冯·迪特里希，于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战俘营患上重病，苏联军医初步诊断为坏血症和肺炎，命悬一线。”
也就是说如果瑞典红十字会晚来一步的话，他们可能得去焚化炉找他的骨灰了。
幸运的是，此时苏方出于冷战政治布局考虑，也在准备与德国进行秘密接触，舒伦堡利用这一层关系，趁机通过瑞典红十字会达成协议：以释放5名苏联工程师为条件，将莱文列入“濒死战俘交换名单”，要求即刻为他实施救治，病愈后遣返瑞典哥德堡。
和舒伦堡的最后一次会面，劳拉收到的最新消息是，莱文已经于一周前脱离生命危险，从普通监区转入隔离审查区。
劳拉在喜极而泣的同时怒骂了几句“幸运的混蛋”，以最快的速度将莱文还活着的消息传回了海德堡和奥地利，同时打算亲自去苏联一趟，接洽后续的事宜。
在动身之前，劳拉踌躇再三，还是问道：“如果他平安回来的话，你们还会在一起吗？”
还会有可能吗？
莫嘉娜没有说话，壁炉里燃烧着哔剥的柴火，映得她的脸颊暖融融一片光。
在巴黎与他分别前，那个男人欲言又止的话语，莫嘉娜愣愣地想，他究竟想要对她说什么呢？
作者有话说
第134章 巴黎深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