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坡岁月》沈常青

116、家懒外勤 中层干部调

　　中层干部调整结果公布后，严锋清专门找王加根谈过一次话。
　　严锋清透露，这次被提拔的干部中，王加根是唯一支委会全票通过的，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这说明王主任的认可度很高，行领导对你是充分信任的。”代理行长如是说，内心的欣喜溢于言表，“希望你再接再厉，让办公室工作再上新台阶。”
　　“谢谢行领导！谢谢严行长！”王加根脸上浮现出轻描淡写的笑容，“我一定继续努力，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谈话临近尾声时，严锋清翻开桌上的台历，又拿起钢笔。询问王加根家里的电话号码，说是为方便联系。
　　“不好意思！我家没装电话。”王加根红着脸回答。
　　“什么？你家里没装电话？”严锋清眼睛瞪得老大，“那行领导有事找你，怎么联系呢？”
　　“我有BP机，有事可以呼我。”
　　“呼你BP机？那你还得找地方回电话呀！多麻烦，还耽误时间。办公室主任家里怎么能够没电话？赶紧把电话装了吧！孝北县装电话又不贵，两千块钱就可以搞定。我小姨子在北京装电话，初装费就是五千多呢！”
　　“孝北哪能跟北京比！一个小县城，一个首都，不在一个层面上，完全没有可比性。”加根笑着回答，为了让领导放心，又信誓旦旦地下保证，“我一定尽快装电话。”
　　其实他早就有心在家里装电话，是因为老婆阻拦，才没有办成。方红梅认为电话没什么用处，花那么多钱冤枉，每个月还要交电话费，太不合算。他拿不出理由反驳，也就认可了老婆的意见。现在既然领导有要求，而且是工作需要，就有了反击的机会。
　　回到家里，他添油加醋地转达了严锋清的意见，表现出非常无奈的样子，让老婆拿主意。
　　方红梅沉默了几秒钟，又理直气壮地反问：“你看看我们住的这栋楼，有几家装了电话？”
　　全楼二十四户人家中，装电话的确实不多。除了几个行领导，只有罗新初、叶卫国两家。行领导家的电话都是公家出钱装的，连电话费都据实报销。罗新初家的电话，估计是哪家贷款企业帮忙装的，虽说没什么证据，但这个不言而喻，大家也心知肚明。叶卫国家的电话也是银行出钱装的。按职务级别，他享受不了这样的待遇，但他岗位特殊，属于工作需要。
　　据说，叶卫国有一次去县公安局开会，带回来一份红头文件。文件上明文规定，金融机构安全保卫部门负责人必须有住宅电话，而且要保证二十四小时畅通。他拿着文件去找分管领导程金林，要求支行在他家里装电话。
　　程金林个人表示同意，但又做不了主，就带着叶卫国去找赵国栋。赵国栋仔细看了看文件，马上提出异议：“文件上要求保卫部门负责人家里有电话，可并没有说这电话由公家出钱装呀！”
　　叶卫国一听就满脸不高兴，开始耍赖：“如果您硬要这么说，那就只当没收到这份文件！我私人不可能出钱装电话，家里也没这个必要。”
　　这事僵持了好几天，最后还是程金林打圆场，赵国栋才让步，而且双方约定：如果叶卫国不当保卫股长了，电话由公家收回。
　　也就是说，叶卫国家那部电话实际上属于A银行孝北县支行，只是暂时搁在他家里，供他使用。
　　王加根不敢告诉老婆实情，担心她知道后攀比，提出让他去争取公家装电话的无理要求。那样的话，事情就会变得更麻烦。
　　他放低身段，顺着老婆的话回答：“银行私人装电话的确实不多，但行领导提要求，就属于工作需要，我也是没办法啊！现在家里装不装电话，已经涉及到我个人的前途，希望老婆大人开恩。”
　　把装电话上升了这样的政治高度，方红梅只能默许了。
　　电话装好的那天，一家人还是非常高兴，这毕竟是一件长脸的事情。王加根试拨了叶卫国家，方红梅试拨了弟弟敬文家，欣欣也试拨了几个同学家。他们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告诉对方，家里装电话了，并把电话号码告诉别人，还画蛇添足地提醒，以后有事打电话……
　　不过，往他们家里打电话最多的，还是严锋清。
　　严锋清喜欢通过电话布置工作，而且经常在晚上安排事情。“双休日”值班时，他也会来电话，拉上王加根外出。
　　一朝君子一朝臣。作为办公室主任，王加根得跟着转向，快速适应新领导的工作方式和节奏。行领导下户走访，他负责预约，并全程陪伴。每次外出，他都会带上笔记本，记录下一些重要的事情和细节，以便日后落实。需要应酬时，他得陪吃陪喝，结账买单。当然，钱由单位出，他只是听从安排，具体操办，跑跑腿而已。忙是忙点儿，但心情不错，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够陪单位“一把手”进进出出、吃吃喝喝的。这是一种荣耀，是一种待遇，是很有面子的事情。
　　王加根觉得很享受。在赵国栋时代，他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赵国栋好静不好动，不喜欢外出。平时上班，总是办公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周末则雷打不动地回孝天城。除了开会和必须参加的活动，基本上不与外单位联系。即使万不得已参加应酬，他也不会让办公室主任陪同，而喜欢带上姚丽琴。大家戏称姚丽琴是赵国栋的女秘书，闲言碎语也不少，可背地里已经搞到一起的这对野鸳鸯，根本就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王加根对应酬没什么兴趣，曾写过一篇题为《应酬之累》的文章，发表在省报副刊上，加上他内心里对赵国栋有成见，不愿意为这种人卖命，从没有因为赵国栋“亲小人、远贤臣”而生气，乐得清静。现在严锋清如此嚣重他，他还是有点儿小感动。投桃报李。他决定跟着严锋清好好干，尽自己所能为领导做好服务。
　　市分行年度工作会议后，严锋清向他布置了工作任务：抓紧筹备支行年度工作会议，争取十天内召开。这是常规动作，他并不感到意外，就是时间上稍微有点儿紧，他得没日没夜地加班了。
　　前两年筹备这样的会议，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起草领导讲话，也就是主题工作报告，再就是制定会务工作方案，做好会务管理。今年不一样，严锋清还要求办公室牵头草拟经营管理合同。
　　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虽然合同样本可以借鉴上级行的，但确定各项任务指标比较困难，办公室得逐个部门地去征求意见。说是商议，其实就是争论和扯皮。王加根在行领导与部门负责人之间来回穿梭，两头受气。有时，他真想摞挑子不干了，但想到严锋清对他的期待和信任，又强迫自己坚持下来，任劳任怨地去周旋。
　　支行年度工作会议总算如期召开了，而且比较顺利和圆满。会议结束聚餐时，严锋清不失时机地表扬了办公室，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王加根很激动，端起酒杯时，眼眶里旋转起了泪花。
　　这十天，他瘦了好几斤。
　　除了身体上的劳累，还有精神上的折磨，导致他经常失眠，吃饭也没有胃口。虽然工作上的努力得到了严锋清的肯定，但回到家里，听到的却是老婆的唠叨和不满。方红梅骂他家懒外勤，说他是严锋清养的一条狗。
　　陪严锋清“拜码头”的那段日子，他天天早出晚归，回到家里总是满身酒气，什么家务活也不干，孩子的作业也不管，进屋就倒在床上，呼呼大睡。有时连鞋子都不脱，甚至吐得房间里到处都是。
　　方红梅在学校上班本来就很累，还得抽空买菜、做饭、洗衣服、做卫生、照料孩子，盼星星盼月亮，盼回的又是这样一个酩酊大醉的丈夫，她能不生气么？但躺在床上的这个人已经不省人事，你又能对他怎么样？总不能像个泼妇一样对他又打又骂吧？
　　方红梅强压住怒火，忍受着满屋子散发出的刺鼻气味，开始收拾凌乱不堪的家。拿扫把和灰撮清理房间地面上的污秽之物时，她忍不住一阵阵作呕，几次差点儿吐了出来。她把卧室和餐厅的窗户全部打开，让空气对流，帮丈夫脱去鞋袜，扯起被他弄脏的衣物，扔到卫生间里。再拎起拖把，把整个屋子拖了一遍，最后开始清洗扔在卫生间的那些东西。
　　日子过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她不愿意看到的。她准备等丈夫醒来后，与他好好谈一谈。她要明确地告诉王加根：一个人不能只为了工作，完全不顾家庭！家务事不能全扔给她，必须由夫妻共同承担！还有一件十分紧迫的事情，那就是女儿的十岁生日庆典。
　　欣欣马上满九岁。按照花园当地的规矩，九周岁过十岁生日，也就是所谓的过望生。这孩子怪可怜的，出生时因为难产，大人精神紧张，没心思办满月酒。接下来的一年，妈妈一直病病歪歪，还曾由于贫血在学校厕所里晕倒，她的周岁生日过得也很简单，就是请牌坊中学几个校领导和周菊凤来家里吃了餐饭，放了挂鞭炮。现在要过十岁生日了，如果大人再不为她办个像样儿的庆典，就太对不起孩子了。基于这些想法，方红梅就希望女儿的十岁生日庆典办得红火热闹，为大人更是为小孩挣一回面子。
　　欣欣的生日是三月十八号，还有十几天就到了，可王加根似乎完全不记得，也没有为女儿办十岁生日庆典的打算，整天就像卖给了银行一样，为单位的破事忙得不亦乐乎。他还有个做父亲的样子吗？就算为了满足女儿的虚荣心，这回也得好好办一办呀！更何况，给孩子过十岁还能收不少份子钱。他怎么就不算一下经济账？
　　份子钱金额这些年水涨船高，与十年前他们结婚时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以普通朋友或者同事为例，十年前送三块钱或者四块钱就够了，送五块钱就算非常慎重的了，而现在，起步价就是一百元，关系好的甚至有可能翻倍。不晓得是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还是物价上涨太快了，反正份子钱的增长速度让人瞠目结舌。
　　方红梅算过一笔账：孝北一中教职工有两百多人，她不可能每个人都发请帖，但同年级同教研组的教师是可以邀请的，还有私下关系比较好的“麻友”，初步估算有三十多人。孝北A银行有一百多名员工，就算只邀请行领导和中层干部，也有二十多人。再加上牌坊中学的老同事，以及其他亲戚朋友，这次生日宴的规模可以搞到八十人左右。以每人一百元计算，份子钱就可以收到八千元。扣除请客的花销，也会净落几千元钱。这样的机会，为什么要放过？更何况这些年他们也送出了不少份子钱，回收一部分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天晚上，等王加根睡醒后，方红梅慎重其事地与他商量女儿十岁生日庆典的事情。
　　“三月十八号？”王加根先是一惊，看来他是真的忘记这个日子了，紧接着又现出为难的样子，“恐怕不行。我三月十六日要去武汉面授。”
　　方红梅一听就火了，破口大骂起来：“面授？面授你妈的个X！是你面授重要？还是女儿过十岁重要？你脑子里一天到黑只想着你自己的事情，想着银行的事情，你什么时候想过我们娘儿俩？你心里还有没有我们这个家？你就不能请一次假，不去参加这次面授么？你那个破函授，本来就没什么读头。有专科学历又去读专科函授，你脑子里就是进水了！”
　　听老婆这么一骂，王加根瞬间清醒过来。其实他并非不同意给女儿办十岁生日庆典，只是发现女儿生日他恰好在武汉面授，感觉时间上有冲突，就随口说“恐怕不行”，让方红梅产生了误解，以为他反对这件事情。他马上向老婆解释，并寻求两全齐美的方案。
　　这次面授有两门课程要结业考试，不去肯定不行。加上他们这个函授班既没有班主任，也没有辅导员，请假都不知道找谁。
　　“这样吧，我三月十六号还是去武汉报到，十七号晚上回来，十八号操办女儿的生日庆典，当天晚上再赶到武汉。反正火车直达，去来方便。”
　　对于这个方案，方红梅没有提出异议。既然丈夫已经答应为女儿办生日庆典，她的气就消了一大半。
　　夫妻俩开始平心静气地商议，讨论生日庆典的具体事宜。初步确定，庆典在五一饭店举行，预订十桌酒席。烟用“红塔山”，酒用“白云边”，还要有雪碧、可乐这些饮料，以及糖果、瓜子和水果。每张桌子上要准备两副扑克牌，让那些提前赴宴的客人有事做，不至于感觉太无聊。另外，在饭店预订几个房间，让远道而来的客人有地方休息。按照现在流行的做法，他们还准备去县电视台点几首歌，在《孝天日报》上刊登几句祝福的话语，再就是订制大个的生日蛋糕。
　　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确定拟邀请的客人，写好请柬，抓紧时间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