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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属于我的 ...

  •   这天晚上不到8点,阿尔伯特来了,但埃德斯坦先生已经在沙发上睡熟了,发出轻微的鼾声。

      “我还是走吧,”他笑着压低嗓子说,“今天他也真累了,你也好好休息。”

      桌上的小台灯在他一双蓝眼睛里映出来,竟显得灼灼发亮,我心里莫名一动。

      也许是他这压低的嗓音吧,普通的话说出来也显得亲密了些。

      他向我再见,不小心碰到了我的胳膊,指|尖粗糙而温暖。大脑反应过度一样,“呼”一下拉回了下午出水时被他抱着的画面。赶紧回神,手臂立缩,动作相当夸张。幸好晚上黑暗,他没有注意到。

      夜里,梦中。

      我记起了自己在维也纳的小镇莫德林旅行,记起自己划船时看到水面上有一张面孔。她也在船上,正望着我,想说什么。当我想仔细观察时一阵头晕目眩,落进了水里。

      我记起了今天晚上阿尔伯特眼眸中灯光闪闪。

      闪动着,闪动着,我听到他焦虑地叫着“西贝尔”,双手把我从水中拉出,牢牢将我抱进怀里。在梦里,他定定地凝视我。我内在有一种隐约的期待,却又不明白期待什么。

      第二天,埃德斯坦先生中午时分接到电话。电话铃响的一瞬,我的新能力再次启动,那个告诉我“将去帝国心脏”的声音响起:

      你不会留在维也纳。

      果然,电话是西贝尔大学的政务主任。

      “怎么不能撤销?”埃德斯坦先生对电话不满道,“她才申请了两天!”

      “洪堡大学(柏林大学)已经准许她入学了,”电话里的声音公事公办地回答,“昨天下午一名党卫军中队长来过,把档案直接提走了。”

      “中队长?是海因里希中队长吗?他当时可没说要我女儿去。”

      过了一会,埃德斯坦先生挂了电话:“不行!我们得马上回维也纳,我得跟这位中队长好好交涉一下。”

      西贝尔的记忆告诉我,埃德斯坦先生去柏林的事确定后的第二天,西贝尔去上学,在学校门外碰到了他。

      “西贝丽·埃德斯坦,”这个金发的雅利安党卫军军官从车叫住她,“您父亲要去柏林工作了,您想不想去?”

      虽然他用一种奇怪的语调念她的名字,但西贝尔并不介意。

      她毫不犹豫地点头,心里激动得直尖叫。

      她不是纯正的雅利安人,她早逝的母亲是中国人。最近一年因为血统问题,她在学校受过好几次审查,凭父亲的雅利安身份才保住了她。这一直让她耿耿于怀,她希望自己像纯粹的雅利安人那样,拥有为帝国效力的荣耀。

      “我愿意!我一直向往伟大元首,”西贝尔继续说,“但父亲不允许,他劝我说——”

      海因里希一个手势打断了她,他不听人唠叨:“想,就去申请。转学需要个人同意的各种签字。”

      申请时,学校让她提交了成绩单、在校活动证明、图书馆还书证明,以及简单的德语测试成绩。只这些文件,也让她跑了一个下午,她心里暗暗抱怨。

      在签字的文件里,还有一份特令。标题是:“因国家战时需要,调特殊专业(心理医学)人员参加机密项目培养的说明。”内容是一长串和柏林大学的培养协议,还盖了柏林大学的章,最后一行是:

      批准人(签字):海因里希·希拇莱。

      这个手写笔迹在第三帝国的领|导人名信片上常见,此时看到真实签名,西贝尔差点惊呼出来,战战兢兢又得意洋洋在“申请人”后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她并不知道,这张特令让她免除了许多手续。在这个年代正常转学,要提供雅利安血统证明、盖世太保安全审查结果、政|治可靠审查结果、女性参加国家服务的记录合格证明……等等诸多她一知半解的文件。

      她只以为,父亲埃德斯坦先生受重视,自己转学没受阻碍而已。

      “西贝尔——”我顿了一下,“我——之前没告诉您,转学时有那位中队长授意的。”

      把事情讲明,但隐去了特令内容。埃德斯坦先生默然听完,便收拾行李去了。

      下午,阿尔伯特开|车陪我们回了维也纳。

      我把一大包衣服拿出来,一个将近60岁的微胖的老妈妈在门口接了过去,她是我们的保姆,从西贝尔小时候就照顾她的诺娜妈妈。

      阿尔伯特把两个柳条箱子从车上提下来,我接过来,一个放到埃德斯坦先生卧室,一个放我卧室。

      “阿尔伯特,怎么不进来,”埃德斯坦先生从客厅门口向外叫道,“快进来,我们喝杯咖啡。”

      他不动,在门口看向我。我点点头,他微笑走进客厅。

      埃德斯坦先生在客厅电话桌边一通乱翻,一边自语:“那位海因里希中队长给我留了个电话,说自己这几天都在维也纳,——那张纸我放哪了来着?”

      诺娜闻言赶过来,从桌面玻璃板下拿出一张小纸条递给了他。

      窗外车响,一辆黑色奔驰车停在了路边,一位黑色制服的党卫军军官从车里出来。

      埃德斯坦先生随手丢下纸条,走出去和那人握了手。那人个头瘦高,脸型稍长,一脸冷漠,正是海因里希。

      “西贝丽。”他又用那种奇怪的叫法向我打招呼了,接着向阿尔伯特点头,后者难以觉察地皱了眉头。

      海因里希和埃德斯坦先生到书房去谈话,关上了门。

      诺娜妈妈端了咖啡壶出来,问阿尔伯特:“加奶油吗孩子?我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来我家,喝了两杯加奶油的咖啡。”

      阿尔伯特一笑:“最近几年我在军|队适应了新口味,加朗姆酒。”

      “有有有,我给你!。”诺娜妈妈从柜中拿了酒瓶,倒出一小杯加在咖啡杯里,然后续上热咖啡,焦香和酒香立时飘得满屋。

      阿尔伯特啜了一口:“比我在隆美尔将军的总部喝过的都香。”

      “那怎么可能!”诺娜妈妈嘴上否认,但脸上笑得快开花了,轻快离去。

      半小时后,书房门打开。埃德斯坦先生满腹心事地走出来。

      “希拇莱先生已经签字了,不可能更改的。”海因里希对他说,“柏林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也已经接到了她的成绩单,表示非常满意。”

      我吐了吐舌头,西贝尔原本的成绩只能说相当一般。这位教授的满意应该也是希拇莱指示的。

      “你妈妈要是在,一定责怪我……”埃德斯坦先生小声嘟囔。

      “怎么会呢?西贝丽的母亲只应该为她高兴!”海因里希朗声说,埃德斯坦先生点了点头,但表情郁郁。

      我知道他是怕我卷入政|治,但心中的预感已经告诉我,我不可能留下了。

      “我去了可以帮您看家,中队长先生一定听说过您忘带家里钥匙,打破窗户进屋差点被人当小偷的事。”

      “到了柏林,这些事自会有仆人照料。”海因里希傲然道。

      他这话生硬得我一时接不上,阿尔伯特笑了起来:“让她去看家吧。西贝尔自己在维也纳也不行,谁知道哪天淘气起来,诺娜妈妈肯定管不了她。”

      埃德斯坦先生叹气:“她是总顺着她。”

      见诺娜妈妈在旁边神色愧疚,欲言又止,我心中灵感一动:“再说诺娜妈妈也要走,她儿子刚有了小孩,自己要上战场,她可能要回去照顾新生儿。我跟去柏林也好。”

      “你怎么知道我有了孙子!”诺娜妈妈大惊,“我不记得告诉了你们呀!我这几天睡不着都在想,我放不下孙子,也放不下我的西贝尔啊!”

      我一呆,我刚才心里这么想,就这么说了。难道这不是西贝尔的记忆,而是某种预感吗?

      到这里来的几天,这种预感越来越频繁了。

      海因里希深深看了我一眼,问埃德斯坦先生:“埃德斯坦小姐,有什么特殊能力吗?”

      “没有!”埃德斯坦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从小就没有,长大了更没有!她是个普通学生,在大学里成绩很一般。诺娜妈妈|的事情我知道,她儿子写信给我了。”

      “我儿子写信给你了?怪不得。”诺娜妈妈说。

      海因里希又盯了我一眼,这才离去。

      晚餐时,阿尔伯特也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埃德斯坦先生却若有所思。大概为了活跃气氛,阿尔伯特讲起法国战场上的趣事。

      “那时候,通常装甲师都在最前面,每天不眠不休地前进,什么也顾不上。隆美尔将军像赶羊一样赶着部队前进。有的士兵说,还没休息十几分钟,将军乘小飞机从头顶经过,丢下一个小筒,里面装了纸条说:‘继续前进,否则我就下来。’”

      我听得大笑,埃德斯坦先生终于露出笑容。

      “有时先头部队跑得太靠前,后勤补给就跟不上。不是不想跟,是根本找不到,指挥部的地图上压根没有定位。”阿尔伯特见我发笑,愣了愣神,又接着说:

      “关于地图,还有一件趣事。攻下巴黎以后,有一天我和舅舅去巡访营地,看到营地指挥部挂了两张巴黎地图,上面分别插满了蓝色和红色的图钉,他就问:‘这是什么地图?怎么看不出作战目的?’那些军官全都一脸尴尬,最后才说,蓝色是有好吃的地方,红色是好玩的地方。所以这帮人是给吃喝玩乐的地方做了标记。他们以为舅舅会发脾气,没想到他仔细研究了地图,指着第二张说:‘红色的还没满!’”

      “看来,伦德施泰特元帅对下属很宽容。”埃德斯坦先生说。

      我想起来了,阿尔伯特的舅舅是一位传统的普鲁士贵族军人,第三帝国很有名望的陆军元帅伦德施泰特。

      “红色好玩的地方,是什么?”我问。

      阿尔伯特顿时语塞,埃德斯坦先生咳嗽了一声。

      他们的反应让我回过味来,估计是有法国女人的地方。打仗嘛,这些事还能少得了?我心里哼了一声,借故走开了。

      回来时,听到埃德斯坦先生沉声问:“法国这么快就失败了,你觉得我们的战争能胜吗?”

      “我认为能!”阿尔伯特很有信心地回答,满是意气风发,“他们这一代人已经没有了抵抗精神,也许是上次战争中被英国人坑苦了。总之以目前的势头来看,整个欧洲拿下都不是问题。只是英国难说一些。”

      埃德斯坦先生默然听着。

      “您的占星结果不是这样吗?”阿尔伯特问。

      “很难说。”埃德斯坦先生不再说下去。

      话题沉重,我也不想参与。随手打开钢琴上的一本书,几张照片掉在了地上。捡起来时,发现阿尔伯特正看着我,我忙把照片胡乱夹回书里。

      那是之前取的照片,因为埃德斯坦先生要去柏林了,和女儿照了相。

      埃德斯坦先生站了起来:“我还有点事。今天那位中队长先生给我了一些占星的工作。”

      他站在客厅壁炉架前,望向上面的小像。那里有一张他和西贝尔母亲年轻时的合影,背景正是法国的香榭里舍大街。

      望着他已显苍老的背影,我感受到了他的苦闷:

      帝国未来晦暗不明,自己和女儿都要卷入这复杂的政|治中。西贝尔原本只是普通孩子,落水后竟然开始展现出了一点心灵天赋。——如果她出了什么事,作父亲的无论怎样都要保护她的安全。

      他透过来的想法让我感动,对他背影轻声说:“父亲,真的不用担心。”

      这是我第一次直呼他父亲,这几天甚至在心里,我都只是称他为“埃德斯坦先生”。

      他转过身来,勉强一笑:“你们年轻人再聊一会,我去做事了。”

      父亲走了,阿尔伯特笑道:“去柏林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糟,是不是?”

      他自然感受不到父亲的忧虑,他是年轻的战士,刚刚从33天占领法国的闪电战中得胜归来,对自己战无不胜的帝国充满不可言说的信心。

      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个国家今后会走向哪里?他和西贝尔是一样的,都是纳|粹的狂热信徒。我想着,对他的亲切感减少了一些。

      见自己的话没有引起我的回应,他略显尴尬。

      两个人就这么对坐了二十分钟左右,他要走了。

      “我明天下午要坐火车,去卡塞尔探望舅舅和舅母。然后回柏林参谋学院培训。”

      “明天不一定能来了。”他说。

      我点头,随口应道:“那这几天谢谢您,就再见啦。”

      “你,你说什么?”他脸色大变,“为什么突然间……这么客气?”

      我也是一怔,才明白用了敬语“您”,德语里男女之间这样称呼,关系立显疏远。

      我支支吾吾难以解释,心理上疏远了一点,嘴上就自然用了“您”。

      我不是西贝尔了,这原本是自然反应。但在他的吃惊失落之下,竟下意识心生不忍,终于没有立即告别,陪他在河边走着。

      那是维也纳运河,夏天晚上的空气中弥漫着不知名的花香,被河上袭来的风吹得一阵浓、一阵淡。

      他在我前面几步,身上的气息和河水、花香一起飘过来。脑海里又回到了莫德林的湖边,刚出水时,感觉那么冷,他的胳膊是温暖的……

      他突然站住了,我差点撞在他背上。他转过身,离我很近,我退开了一步。

      “那些红色的地方,你猜到了,是他们找女人寻欢作乐的场所……我没有去。”他低声解释,“我去看了当地的一些古建筑,还有教|堂,有些图书馆烧毁了,十分可惜……”

      他解释得那样认真,呼吸伴着每句话抚在我头上,心莫名地怦怦直跳。我竟不排斥他这些话,愿意听他解释。

      真是怪了。

      “那您是有心了。”我含糊地回答。

      我继续用“您”,他眉目黯淡,掏出一张纸:“这是我参谋学院的地址,如果有什么想法,就给我写信。”

      这个年代互相通信,本来很正常,我正要接过来,又听他说:“以前你——您给我的信,我没怎么回。因为,因为——总之这几天您和以前不太一样,我不知怎么表达,也许是您长大了。”

      那张纸就在面前,我的手却放了下来。

      以前,西贝尔给他写过信。

      回忆闪现了出来。是西贝尔一直喜欢他,他年少时无知无觉,如今才懂得回应。

      原来在他面前所有胡思乱想、莫名的心跳、偶然的窃喜,都不是属于我的。

      这就像你和一个爱恐惧的人住在一起,会经常感染到这人对任何事的恐惧一样。现在我住进西贝尔的身体里,感受到了她数十年对阿尔伯特的感情。

      可我不是她。

      我只是一个误入此地的游魂,这里并没有属于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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