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她她她（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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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钟邵和誉承与项目另一部分成员前往H市管辖下的J县。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四个被规划为“女书原生态保护区”的村落。
女书作为是世界现存唯一的女性专用文字，主要在潇水流域一带的妇女中传承[1]。它既不是官方文字，也不是宗教文字，而是地道的民间文字。
女书的使用者乃至创造者是不能接受社会正规教育的普通农家妇女。过去近一千年里，女性用其表述她们的思想情感、道德取向、价值观和世界观，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女性之路。
在历史的浩荡里，女书在经历了“生成 —鼎盛— 破坏 —消失”的文化轨迹后，如今还能辨读并使用这些文字的女性，寥寥无几。
到J县已夜幕，一行人在县区住下。
在当地向导的推荐下，钟邵和誉承尝了些特色菜，出餐馆的时间还不算晚，俩人沿街散步，也旁观几分当地闭灯后的夜色。
不少沿街的招牌以女书命名，不少与之相关的文创作品屹立在商业街区，扎入眼底。
他们在“我爱女书”的地标LOGO前，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第二天一早，一行人抵达了位于“复活岛”的女书生态博物院。
接待他们的是J县文广局的工作人员、博物馆馆长以及讲解员。
复活岛四面潇水环绕，不仅是多名女书自然传人的故居，也是女书传承的核心位置。
女书书院作为博物院的主体，不仅是记录、储存女书文化的资料中心 —— 通过实物、文字、图片、音像等形式展示女书原件文献、作品、工艺、书法、学术成果与民俗风情，也是许多女书传承人的工作中心和学习中心[2]。
随行讲解员是目前年龄最小的女书命名传承人阿婕，刚满17岁。
面对他们，阿婕并不胆怯，小小年纪就将“守门人”的角色做得很好，她不仅对每段女书的历史如数家珍，也对现存女书文物的认识和了解上，注入自己的理解。
在上世纪最动荡的十年里，女书被大量焚毁。从80年代开始，女书文化第一次引起了学界关注和探讨，可女书传承中“传女不传男”和“死后随焚”的特点，致使女书文物十分稀缺[3]。
因此，女书起源于何，创著于谁，尚未有人知晓，就目前发现的、已知最早的“女书”实物，是一枚刻有“天下妇女，姊妹一家”的太平天国铜币[4]。
2004年，随着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承人过世，女书文化也进入了“后女书时代”[5]。
相较于自然传承人一生都浸润在女书中，并将其作为日常语言，如今的八名传承人中，七人为通过《“女书传人”评选管理办法》标准的命名传承人，剩余一人为女书非遗传承人。
女书传承人不论以何种形态存在，她们都很清楚，她们的己任不仅是竭力模仿和留存女书的原生态形式，更是要借助平台化社会，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探寻女书实物的线索与痕迹，构建专业的、与时俱进的女书保护措施及其文化产业，将女书作为一种性别文字体系传承延绵下去。
女书学堂的木桌上摆放着女书学习教材，黑板上还留着昨天授课时留下的女书文字。
女书文字脱胎于汉字，呈斜角倾斜的长菱形字体，并由上至下，从右向左进行书写，没有标点。
钟邵和誉承拉开一条长板凳坐下，桌椅对两个身高一米八有余的男人显得有些局促，可他们不在意。
誉承翻了翻全然看不懂的教材，又盯着黑板上的女书，问：“阿婕，黑板上的那行字写的是什么？”
“天下妇女，姊妹一家。”阿婕回答，“就是那枚被发现攥刻了女书的太平天国铜币上的文字。”
各界学者对这一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之一，亦是世界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内战之一的太平天国运动，无论是褒奖或批评，从未将这场运动中的女性纳入考虑范围。而就是无数不被看见的女性，以女子为名，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崛起了女性意识与女性思想。
钟邵翻动唇瓣，近似默念，擢黑的瞳孔中仿若倒映着越岭而来的女性的昭昭呐喊。
随后，他柔声问阿婕：“小阿婕，你为什么要成为一名女书传承人？”
阿婕愣怔，而后粲然一笑，反问：“钟邵哥哥，你为什么要做演员？”
对于钟邵的演员身份，阿婕并不陌生，她虽然不算是看着钟邵的作品长大的，可也看过一些，那些亦正亦邪的角色，都由他深化了角色本身，内显出人性本身的复杂。正因如此，阿婕想知道这个出道时长和她年纪一般大的演员钟邵，为什么要以演员的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
“这样的问题，你誉承哥哥也问过。”钟邵嘴角噙笑地看了眼誉承，“当时我说，演员暂时是个普通的职业，不是不爱表演了，只是越来越难找到一种关于戏剧的激情了。不，这么说不够准确，上一部跟你誉承哥哥合作的戏，拍得很过瘾。”钟邵站起来，又蹲下，视线与阿婕齐平，“其实，钟邵哥哥一直做演员还有另一个原因。”
“是什么？”
“我在表演这件事情上做出了点成绩，这些成绩恰好让我有了一些影响力，得益于这些影响力，哥哥可以在另外一些事情上，让一些事情被看见，也让一些影响能够被影响。”
阿婕不曾了解有关于钟邵和WAT或者其他，可这不妨碍她对钟邵的话解构出自己的理解。
“比如让更多人了解和守护女书吗？”
“是。”
这句应答，低沉却坚定。
“谢谢你们。”阿婕的眼底跳耀起星光点点，绽开十七岁女孩应该有的纯粹笑容，也给了她开口的勇气。
“我成长在一个非常沉浸式的女书坏境里，我妈妈是女书命名传承人，外婆和太婆婆都是女书自然传承人。小时候的睡觉歌谣是妈妈的唱式女书；还没开始认字时，妈妈就把那些女书文字编织成我儿时的玩具；等到能上学的年纪，女书则成了我的一个秘密，因为班上的同学都不认识；等到再大些，我觉得女书不再仅仅是我记下那些不想让别人知晓的小秘密了，我感觉我是一个中间体，我有责任和义务去告诉更多的女生，在旧社会里，我们依然用智慧追求自由、团结达观、自尊自强的女性文明。后来，这个想法越来越深刻，也越来越坚定，我想和我母亲一起，继续守护女书这个仅有且特别的文化，也想让更多人知道女性代表的从来就不是简单的两个字，而是一种不摧的力量。”
“阿婕，谢谢你们守护女书文化。”誉承在钟邵身边蹲下，一只手搭在钟邵的肩上，“世界会看到女性的力量。”
第二天一早，钟邵一行人正式进村拍摄，阿婕作为特邀翻译。
进入的第一个女书典型村落就在‘复活岛’上。
作为最典型的女书村落，该村直接命名为“姊妹村”，村中村民均为‘胡’姓，却分布多个民族。
阿婕解释说，女书流传区是一个瑶汉杂居区。自秦汉以来，南蛮及其后裔在这里生息繁衍，历代王朝在这里屯兵设治，中原汉人又不断迁入，瑶汉民族互相影响，逐渐融合，形成了双重文化，也造就了女书习俗和文化的发展[6]。
姊妹村不仅曾出现多名女书自然传承人，如今多名命名传承人也出自该村，这些传承人不仅精通女书的读、唱、写、绣，也在女书学堂搬入女书园后，利用双休日及农闲时节教当地妇女习女书、学做女红。
姊妹村的两名女书命名传承人就是今天的主要的拍摄对象。
一行人来到了飞仙故居，其中一位女书命名传承人胡姑已等候多时。
胡仙故居是女书自然传承人飞仙的故居。
这是典型的“燕子屋”，明清装饰风格的外墙斑驳缠绕着旧时记忆，坐在木板凳上，那经久不衰的女歌，穿越了时空，在此间吟唱。
故居目前住着胡仙老人的儿子胡山，而胡仙老人留下的、有关女书遗物则由外孙女胡姑收藏着。
“我父母属于那个时代的盲婚哑嫁，她一生只会说女书和方言，和我父亲几乎没有共同语言，与我的感情也很淡薄疏离。”胡山用方言回答导演组的问题，“我这一辈子没看懂过她写的字，也没听懂过她说的话，直到她走了以后，我侄女把她留下的那些东西翻译给我听，我才懂了一点我妈的这一辈子。”
胡姑将飞仙老人留下的遗物依次摆在桌上——将文字写在黄色巾帕上的女书帕，汉字与女书对照文本，与她人合作绣成的女帕，女红物品的绣花图案复印件及草履、凉帽等。
钟邵坐在镜头后，声音像钻进了时间的隧道，问：“可以给我们讲讲这些女书中的故事吗？”
胡姑坐在桌边的木凳上，一束光从窗口打进，将她裹进光晕的朦胧里。
她抚过靠近桌边的一排女工物件，“女书除了写在折扇和纸片上，也经常作为绣纹图案穿刺在衣服、手帕上或编织的花带，作为一种符号，成为她们的自传。”胡姑顺次点过袖套、凉帽、裙边、手帕和肚兜，“这上面绣的是她做绣工的日常，娭毑通常在下午和其他妇女一起坐在院子里做女工，她们一边做绣一边聊各自的婚姻家庭；凉帽上写了一首歌谣谜语，娭毑说是听她的老同讲起的；裙边上是娭毑出嫁前，娭毑的闺中好友对她的祝福。”
娭毑是当地对祖母的称谓。
“手帕和肚兜呢？”胡山的声音突然插进。
飞仙老人的遗物虽是由胡姑保存收藏，当初书随人走，但留下的女书，胡山也是清点过的。
“是还有手帕和肚兜。”胡姑从包里拿出一方红色锦盒，锦盒看着有不少年头了，却被照护得很好。
她本不打算将锦盒其中的物件公之于众，可今天出门前，还是带上了它。
时间的斑驳中，锦盒里的手帕和肚兜再次触碰到了日光。
“这是娭毑留下的手帕和肚兜……”停了几顿，胡姑才说：“上面是娭毑和她老同的悄悄话。”
钟邵和誉承同时抓住了胡姑停顿之下暗藏故事。
在女书文化的语境中，同年出生，脾性相近的两位或多位女孩结拜成姊妹，一起织布干活，相互取暖，以女书倾述情谊，互称老同。女性未成年时，结老同之事大多由父母做主，择吉日举行结拜姐妹的仪式；成年后，可根据自己的心意，不必再受年龄相仿的限制，选择心仪女性结为老同即可[7]。
胡姑唱诵起手帕上的女书，这似叙似唱的七言诗歌，凝结成一股慰藉的乌托邦与沉甸甸的思念，随天光一路往前。
颂唱并没有诗歌的结束而停止，钟邵一行人在胡姑的带领下，踩着卵石包谷，来到了姊妹堂。
姊妹堂是典型的四水屋，前堂后屋的顶柱房梁上镂空雕刻着关于女书的历史典故与情结。
无边晴空下的前堂院中，坐了一圈女人，她们蓝衣黑裤，一把扇面放在膝盖上，吟诵女书，时不时地与身边的人对望。
阿婕和胡姑解释，姊妹屋是姊妹村进行坐歌堂、贺三朝、结拜姊妹等女书习俗的地方，得益于J县文旅局对女书的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复原，以“四位一体”传承保护为载体，形成“三五”传承保护工作模式，女书文化得一隅之地，生生不息，薪火相传[8]。
“坐歌堂、贺三朝”都和新嫁娘与老同的情谊有关。
所谓坐歌堂，指的是新娘出嫁前三天，闺中好友与亲人之间的歌唱活动，她们读唱载有女书的书扇帕巾，吟颂对新嫁娘的祝福及婚后生活的指引[9]。
“红纸系蛋去报日，男家欢喜女家愁，姊不哭，姊不愁，去到他家起高楼，面前起起油油滑，背底起起走马楼。”胡姑翻译起读唱的内容，“这是《哭嫁歌》，说得是少女即将出嫁为人妇的不舍。”
“现在出嫁还会进行这些仪式吗？”誉承问。
“就我们这几个典型村还会有这些仪式，但是也少。它不像传统服饰文化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普及和流行，女书的流行和十里红妆一样，都存在区域文化的限制。”沿着诵唱的变换，胡姑回答，“我结婚是女书婚礼，出嫁后的第三天为‘三朝日’，老同们会携带以特制线装订，用女书写下的新婚祝语和自己与新娘的情谊的《三朝书》，以及糕点水果到新娘娘家‘贺三朝’，再将新娘接回娘家，一起小住几日[10]。”
“这么说来，老同的结拜仪式，也一直保留着？”
“是呢！我半年前刚结了我的老同！”回答的是阿婕，“现在结老同，就算是未成年，也能自己决定，其实跟发小、闺蜜没什么区别，只是我们多了一个仪式，就是用女书作为符号传递不想让别人知道的小秘密。”
钟邵想起了在女工厅里听到的唱女歌，轻快明媚之感与此刻的盈盈不舍仿若女书的两面，一面朝阳，一面哭诉。
不论是何种感情，她们诉诸都是对自由与平等的热切与渴望。
在那个男尊女卑、女子裹足在家的旧社会，她们始终不屈服于生活的苦难和社会的压迫，她们用共通的女书搭建文化上的情感与智慧，使“她”成为一种表达和话语权。
作者有话说
第65章 她她她（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