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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批评入门》 ...

  •   汤拥华《文学批评入门》

      1.
      【“我们可以被一种观念启迪心智,但只能被一种不可拆解、不可简化甚至难以诠释的形象震动灵魂,从而为思想的伸展赢得多种可能。这就是文学性。”——汤拥华《文学批评入门》】

      说到这个,想起之前想到过,要写“有特色”的人物形象相对比较简单,但我觉得所谓真正“立得起来”的人物并不等同于“有特色”的人物,而很多读者更看重的其实是人物的特色,当然很多作者也并不能真正让人物“立起来”,所以赋予人物“特色”则是一种走捷径应付读者的方式,就像给人物穿上与众不同的衣服做一套固定模式的表演,让观众能一眼辨识出来,却未必真正了解人物的灵魂。

      2.
      【“一部具有较强独创性的作品总是有更长的寿命,这倒未必是说这部作品在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上领先时代多少年,而是说我们今天已经如此现代,却仍然不能够把它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已经拥有如此强大的‘后视之明’,却仍然不能将它完全看透;我们的文化仍然不能够完全解释它,有时倒是需要从它那里得到解释。”——汤拥华《文学批评入门》】

      想起之前的一些反思。我经常会在看一些读者评论(不论是对我的作品还是别人的作品)时陷入怀疑:作品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什么能让一个作品不论在哪个年代都被(并非所有人,但应该是认真阅读后的大部分人)喜爱?有的读者会认为题材的创新很重要,有的读者看重文笔,还有的读者关注作品的“深度”或者“广度”——但这些概念似乎都是见仁见智的,所谓创新的题材可能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变得“烂大街”,而且在这类型题材的作品中总会有在表达上更富美感和“新意”的作品超出最先开创这种题材的作品,于是那部“开创性的”作品逐渐会被人遗忘,进而遭到“淘汰”;读者的口味各有不同且会随着阅历的增长而发生难以预测的改变,衡量“文笔”的标准自然也莫衷一是;而“深度”和“广度”更是非常模糊的、难以确定大众标准的概念,不同读者的判断或许天差地别。可每当我回忆起我喜欢的、不论在哪个年龄段都能读得津津有味、不论在何境遇中都能或多或少联想到的作品时,却隐约能感受到它们有一定的共性,现在看来或许就是很多人其实都知道或者听说过的“常读常新”。这种“常读常新”并不是作品本身题材、表达手法或思想观念上的创新,而是在故事本身和表达手法的结合中透露出来的一种对生活本质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是揭露某一个特定的答案,但它能够激发读者解读生活中种种问题和境遇的“想象力”,是一种环绕生活本质的极其微妙、难以言说的势能,因而它本身或者并不是一个固定形态的“答案”,却能够让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找到面对生活、解读生活的方式。甚至,正因为本身并非一个“答案(实质)”、一种可见可说可下定论的“形式”,所以它才不会被各个时代、各个生活/社会具体层面的具体问题排斥,也就不会被时间淘汰。

      3.
      【“‘新批评’的重要人物维姆萨特和美学家比尔兹利联手打造了两个著名概念,一个是‘意图谬误’,即以作者的意图来解说作品意义的谬误;另一个是‘感受谬误’,即以读者感受来解说作品价值的谬误。……面对那个作为‘客观对象’的文本,作家本人并不比读者有更多的特权。”——汤拥华《文学批评入门》】

      挺有道理,但也存在矛盾之处。我这样理解:作品成型之后,对于作品的解读本身就没有定论,因为写作者的创作本质上也是一种“表达”,这种“表达”甚至不是最简单的信息传达,而是通过加工后力图引起读者共鸣的复杂表意,然而“表达”本身注定存在脱离表达者真实意图的解读(举个例子,“我要吃饭”这个简单的信息传达在不同的语境中也可能被解读出多种不同的含义),且绝大多数时候是无法证伪的。所以,“表达”被抛出后,真正客观的东西只有“表达”本身,而关于“表达”背后的意图,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的解说都只能成为一种“可能性参考”,而非“客观真实”。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如果承认这一现实,那么对于文本的理解就没有“客观解读”这一概念了,一切的解读都是主观的(包括批评家的解读),不论多么有道理。
      人还是只能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

      4.
      说来,这几天读《文学批评入门》,其中也有对我比较喜欢的作家某部作品的负面评论,但很有趣,我读的时候并不像在一些平台读差评时一样感到生气,倒是心平气和觉得说的合理。这大概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书中评论本身能够自圆其说,对文本的分析的确深入而全面,不说它是否真正“客观”,至少能让人觉得“客观”;另一方面,那段评论看到了作家创作过程中的积极尝试,虽然评论的结论是否定这一尝试的成果,但它看到了尝试本身,对这种尝试所持的态度也是尊重、理解甚至鼓励,而非居高临下的嘲讽和批评,这种“评论的态度”让人能够感受到对作品基本的尊重。
      这两个方面,前者靠的是评论家自身的功力,后者则是一个纯粹的态度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绝大多数人的阅读面十分有限,所想所知也因而是有限的,因此比起“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尊重的态度”或许更容易做到,同时也是一种平等交流的前提。但现在我们太注重自我的表达和观点的输出,尤其在互联网环境里,每一次发言都更倾向于展示自我而非互相交流,发言的环境也就自然而然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感受为第一目标……于是很多时候,争吵的发生并不是源于道理不能服人,而是彼此之间缺少尊重。
      当然,也不是说以自我为中心有什么不好。只是总觉得,在每个人格个体都客观独立的前提下,如果只一味强调自我和个人自由,那最后或许谁都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如果没有尊重,让这个世界保持活力的多样性大概也会渐渐消失。

      5.
      【“所谓叙述者,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不是写作品的人,而是作品中那个讲故事的人。……文学不仅仅是叙述了一个故事,塑造了一些人物,还塑造了一个叙述者,这个叙述者就像故事中的人物那样——并非一定是故事中的人物——有自己的声音、人格和脾性。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被某个故事吸引,首先就是被一种深具个性的叙述的声音所吸引。”——汤拥华《文学批评入门》】

      这个观点好有意思!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要把作品和作者分开来看。作品固然能或多或少泄露/展露出作者的某些观念和态度,但是,作者通过作品“叙事”与作者在真实生活中展现自我,可以说完全是两码事。哪怕是纪实作品,它也是一种经历过加工处理的“表达”,而人的“感受”和“表达”天然就存在偏差:“感受”指导“行为”,“行为”包括“表达”,而不论“行为”还是“表达”都天然不可能完全真实地还原“感受”,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两种维度上的概念。作者在通过作品进行“表达”时,一开始就脱离了“感受”存在的真实生活情境,因而不论作品是否为虚构作品,“叙事”(“表达”)本身都带有虚构的成分。作者能够脱离“自我真实的感受”来叙事,扮演——或者说成为一个更高的“理性”,这种“理性”也具有自我意识和情感,但绝不会与作者自身的自我意识和情感完全重合。

      6.
      【“正如拉康所指出的,女性身份和男性身份只是一些能指的游戏,根本没有可靠的生理和心理依据,就像厕所门上的标志一样。一个女人之所以是女人,只是因为她必须不同于男人而已。法国女性主义者认为坚持这一点才能动摇男性与女性的等级二元对立,但是英美女性主义者却担心这一观念是否会削弱女性主义的斗争力量,因为假如女性本身就是一个虚构,为女性权利而斗争又从何谈起?岂不是理论上越激进,行动上越保守?而且就文学研究来说,假如一部作品的女性特征(女性视角、女性气质、女性心理、女性修辞,等等)不再是需要认真探究的,我们又如何支持和推进‘她们自己的文学’?”
      ——汤拥华《文学批评入门》】

      这种纠结本质上还是“承认概念”和“否定概念”的纠结,我经常也陷入这种纠结里……怎么说呢,我一直认为人类社会里很多“概念”其实都是人为作出的“简化”和“归纳”,方便人类更简单粗暴地理解认识这个世界、相互讨论与交流。但既然是简化、归纳,那可想而知与“概念”相对的“现实”实际上是更复杂丰富的、没有办法用一个简化后的“概念”完全囊括的,这就导致“概念”之外的一些无法被囊括的内容开始“异化”——因为“概念”深入我们的生活中,无形中就加深了一种社会印象,在复杂丰富的真实生活中作出了“选择”,同时也就把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印象之外的“现实”当成了异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性别,我们常常会说“女性是温柔可爱的”“男性是阳刚帅气的”,这里实际上就包含一种概念带来的印象,而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经过简化的——女性难道就没有帅气的吗?男性难道就没有温柔的吗?并不是,只不过经过概念简化之后,这部分现实存在的女性男性已经被异化了。于是有一种声音是鼓励(或许是在某个范围内)取消“概念”,还原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细一想这似乎又是不可能和很可怕的事:如果取消概念,则完全失去了人类的“群体性”甚或“整体性”,也许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但也都是孤立的、无法概括的,这会从根本改变我们现有的表达方式,也会导致所有群体权益和力量消失,像是陷入了一种绝对的自由,个体从此也再无归属和依靠。

      7.
      【“但在某种意义上,一部作品的历史观遭到批评,与其说是因为作品不真实,不正确,不如说是不成功,没有实现它的写作目的,没有将读者引到更有价值的问题上去。”
      ——汤拥华《文学批评入门》 】

      之前也想过这个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用不同的视角和心情看同一件事,必然会出现不一样的表达。所以我也想过,这样的表达也算“真实”吗?放在别的问题上,我更多时候倾向于“真实”本身是一个主观概念,它会尽最大可能与客观现实相符,但绝无可能完全还原客观现实,甚至不同人的“真实”或许可能天差地别。但如果把这种倾向带入到小说中的历史观里,会不会造成一种“颠倒黑白”的混乱呢?我无法在单一问题上彻底否认这种倾向,但也确实不能忽视“错误”历史观带来的伤害和愤怒,于是更多时候会选择抛弃倾向,顺从情感——可我还是有所迟疑。因此有时候会想,也许与其评论“正确”或者“错误”(即是否对“真实”证伪),不如跳到另一个层面上,把作品当做一种具有“导向目的”的功能物品,只评论它成功或失败,而不是“正确”或“错误”。这似乎比是非判断轻松得多,或许较前者可能带来的伤害也更少,但本质上也是一种回避,本身也是有是非之分的。

  • 作者有话要说:  其实是去年年底看完的,也搁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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