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昭帝纪》华泱

1、世宗本纪（1）

　　上一回说到，《泰康偃武诏》的颁布，标志着太宗朝江南士族在长达十四年的文武之争中取得全面胜利，大秦的整体国策也由攻势转为守势，在江南士族的设想里，他们从此应该彻底摆脱了武兴年间饱受猜忌打压、动辄人头不保的黑暗生活，但他们不明白，开国皇帝的作风，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王朝的画风，而太宗秦煜这个少年时便随父征战的二代皇帝，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

　　秦煜其人，在《后秦书·太宗本纪》中的官方评价是“厚德温慈，仁而善断”，这个“厚德温慈”主要靠对比，“仁而善断”才是他的本性。“仁”很好理解，古代皇帝只要有自知之明胆小怕事一些，想要一个“仁”的评价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事，难就难在这个“善断”。

　　皇帝的谥号、庙号中带“仁”的不少，但仁君也要分纯粹心软懦弱的“仁君”，和平时仁慈关键时刻却十分果断英明的仁君，前者代表宋仁宗，后者代表汉文帝，秦煜是后者，但当时的人都普遍认为他是前者。

　　秦煜是一个非常仁慈、体恤民力的人，但他的仁慈不是听说有天灾哭一哭做个样子，而是会切身实地地去解决问题，并且不惮于承担责任，以泰康二十三年的京城大疫为例，《后秦书》对这种疫病的记载是“病者高热不能退，常有咳疾，发肤黑斑，数日即死”，描述很像二十年后的安条克大瘟疫，而瘟疫开始流行后，短短一个月长安城便“病亡者数万众，虽公卿不能殓”，皇帝本人斋戒也好，祈福也好，该做的都诚心做了，但瘟疫仍然没有缓解，直到又一个月后，一个名叫乐甘的太医发现最开始死于瘟疫的人都曾经被老鼠啃咬，因此大胆提出应该捕杀老鼠，从而阻断瘟疫的传播。

　　这一做法起初颇有成效，但瘟疫仍时不时爆发，乐甘又一次大胆提出，传染源在于那些患病而死却没有及时安葬的尸体，甚至连已经下葬的尸体也应该挖出来集中焚烧，从而彻底阻断传染。这一提案可谓是惊世骇俗，古人讲究“死者为大”，把已经安葬的人挖出来重新焚烧，严重性不亚于挫骨扬灰，何况最先安葬的人很多都是有官位、爵位的，要把手伸到这些人身上，所面对的压力不仅来自民间，还来自朝野，毕竟捕鼠行动后，京城的瘟疫已经大幅度减轻，有条件置办高宅深院的官员自然也不害怕感染瘟疫，因此他们对焚烧尸体极力反对，甚至到了不惜死谏（反正也不会真的死）的地步。

　　一个聪明人，这种时候就应该置之不问，或者只有选择性地处理一部分流民尸体，但秦煜不。

　　秦煜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更是一个仁慈的人，他顶住了庞大的压力，命令焚烧所有死于瘟疫的尸体，并以石灰填埋，后来瘟疫果然彻底平息，此事也渐渐揭过不提。从现代人的视角，这一处理方法是非常科学的，但后秦人并不理解其中的科学原理，秦煜敢于在瘟疫已经可控的情况下为了居无定所的百姓得罪他直面的官员群体，正是他“仁而善断”的直观体现，因此“泰康偃武”后，江南士族欢欣雀跃，认为朝廷在失去武力威慑后再也没有办法干涉他们的行为，实在是大错特错，所谓的“尽解天下武备”，也不是江南士族所理解的彻底马放南山，而是留有后手，此条记下，稍后再提。

　　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泰康二十一年十一月，《泰康偃武诏》颁布的三个月前。这一年对于秦煜而言，无疑是极度灰暗的一年，先是皇次子、皇六子先后夭折，又是唯一的弟弟睿王秦辰殉国而死，悲痛之余，他还不得不思考睿王死后的储位问题和帝国北部的国防问题，偏偏这两个问题，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储位问题，是贯穿秦煜统治后期的一大核心问题，睿王战死于泰康二十一年八月十三，皇七子秦衡出生于泰康二十二年二月初三，也就是说，在这六个月中秦煜事实上处于无子的状态，并且更难办的是，因为秦家被金朝诛过三族，他近亲之中唯一可以继承皇位的男嗣，此时也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这个人就是睿王的独子，后来的建昭帝秦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