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归魏（下部）》司马宣夜

50、五十、日复一日

　　在万般不舍之中，曹叡这一次终于没有了继续延期归程的理由。十月二日一大清早，朝臣整装结束，禁军厉兵秣马，几万人的队伍准备妥当，分批出发。这一次皇帝不需要微服先行，整个出发的顺序是遵循礼仪和安全两方面的需要，按照事先拟定的序列进行的。曹叡和主要朝臣位置在行军序列的中部稍稍靠前，在巳时正出发。

　　我们从前一天下午便在一起，整晚没有分开，极尽颠鸾倒凤之能。尽管想给他保存一点体力，免得在上午的出发仪式中过于没精神，但只要想到不知要等多久才能再度拥抱这具身体，我就怎么都没办法放手。不知靥|足的缠绵，因为他说了句——“没关系，做到你高兴为止，反正我在路上还能睡”让我彻底放飞自我。到最后，他已经累到神志不清，半睡半昏，现在想想自己也真够禽兽的。

　　这直接导致今天早上他根本爬不起来，既是没睡够，也是没体力。硬撑着勉强起床，出现在群臣面前时，他脸色苍白，眼窝处两个大大的黑眼圈，一幅形销骨立的模样。我低着头不敢看自己造的孽，又忍不住偷偷与他眼神相对。他瞅着别人看不见的空档狠狠瞪我，却又不是真的生气。

　　等到了预定的时辰，按照规定完成了送行的程序，他在禁军将官的搀扶下上了御驾。珠帘垂下，将他的身影彻底隔绝在我的视线中。司仪官高声下令，宣告御驾出城。江陵城门大开，全城百姓都围在道路两旁的警戒线外，目送生平或许只有一次机会见到的御驾卤簿。人群在欢呼，军民百姓山呼万岁的声音响彻天际。曹叡在江陵待了这么久，又赶上中秋、重阳两个节日，与民众亲密接触，共庆佳节，得到的拥戴自然也是前所未有。就政治意义而言，他的巡视和驻留强化了江陵军民对魏国的归属感，十分成功。

　　我带领全体文官武将，送御驾出城十里，便不能再送了。按照规矩，到了该折返的地点，御驾无需停留，送行者自行返回。沈钟小声提醒时，一门心思遥望御驾的我仍浑然不觉早已到了城外十里，不能再送了。

　　我勒停坐骑，身后的同僚下属们也跟着停下来。身旁的车队一刻不停，辘辘车轮碾过些微潮湿的泥土，也像是碾在我的心上。我的目光久久地凝固在御辇上，明知见不到了，却怎么也不肯收回。

　　突然间，御辇的珠帘动了。我陡然一惊，还没弄清是不是自己眼花，便看到珠帘被拨开，他露出半张白皙的脸，从车厢里望出来。我激动地催动马匹小跑几步，和他遥遥相望，看到他冲我微微笑了一下，点了点头，随即重新放下珠帘回到车厢里了。

　　我紧紧地握着缰绳，驻马遥望，直到御驾的车子遥远得再也辨别不清。眼睛酸涩不已，离开了眼眶的液体很快便被初冬的冷风夺走温度，消散在广阔阴冷的天地之间。

　　曹叡走了，江陵城的日常很快恢复如初。

　　曹叡留给我的礼物有两样，一样是他从汉中带来的一匹好马，他说是张郃亲自挑选的，血统名贵。我一看就知道那真是匹一等一的好马，年轻、矫健、烈性。我欣然接受了这份礼物。墨云毕竟老了，再陪我疆场杀伐已有些力不从心，这份礼物相当及时。

　　另外一份礼物就是对江陵所有文武官员的擢升。

　　我的官职依旧没变，仍是四品南中郎将，但获得了一个爵位——华阴亭侯。亭侯虽然位次不高，但爵位与官位不同，代表的是荣耀。而且作为初次封爵来说，曹叡没有给我关内侯这种最低档位的虚名，直接从亭侯起步，仍是破格了。

　　除我以外，其他人获得的都是官位上的提升，有的半级，有的一级，提升程度综合考虑了原本的官位品级和之前在江夏之战中的功劳。对于沈钟、马钧这两个我很倚重，但之前官职一直不高的人，曹叡给予了格外的优待。沈钟原本的官职是江陵长史，相当于是我的行政官职“江陵都督”的属官，现在被正式任命为县令，兼任中正。马钧原本是我的门下掾，是我自行向朝廷推荐的属官，可有可无而且品级不高，这次也获得了考工员外郎这种中央朝廷的官职。曹叡也鼓励他，让他跟着我好好干，将来考工侍郎的职位就是他的。马钧虽然是个淡泊名利的发明家，获得官方肯定也令他十分高兴。

　　人事调动方面的重大变化也有两个——新的屯田校尉上任，以及司马昭的调离。新任屯田校尉是沈钟推荐的，名叫钱正，荆州人，熟悉本地的气候和农业生产，具体工作成绩如何还需要时间来检验。而司马昭跟着他的父亲司马懿离去之后，城内一下子安静不少。

　　司马懿的新官职改变了司马昭的任职路线。本想把儿子调回京城任职的司马懿，这下直接把他带去了宛城，也让司马昭心服口服，无话可说。所谓上阵父子兵，武将历来有把子侄带在身边的习惯。司马懿虽然不是标准武将出身，一旦出任将军实职，自然地也选择了通用做法。

　　对司马昭的调离最不习惯的人当然是夏侯和，我那个直肠子的弟弟。他心里也知道司马昭被自己父亲带走，我们这些外人都不好说什么，但他失落也是真的失落，郁郁寡欢了好多天。后来好容易接受现实，有点振作了，我便派他负责与夷道城的定期联络，每个月要往返一次夷道城，督运物资，巡视防线，联络情报。这种定期出差的工作，最适合像他这样精力旺盛的年轻人。

　　两次间谍案斩断了几条间谍通道，皇帝巡视增加了军民的凝聚力，之前的江夏战役打退了东吴的进攻，江陵的日子过得很平静。一日冷似一日的北风将冬天带到长江两岸，让我庆幸曹叡离去得及时，免于体会荆州地区冷到骨子里的冬天。

　　尽管我很担心京城洛阳的动向，但曹叡离京之后，我就没法得到第一手的最新消息了。作为一个外将，朝廷中的事本来也不是我应该过多关心的。等了差不多一个多月，我才收到从洛阳寄来的第一封信，却不是曹叡写给我的，而是曹植。

　　这封信的到来也是出乎意料的。曹植是朝臣、又是亲王，我则是统兵的外将，我们两人的身份是最不适合有私交的，若是被别有居心的人抓住把柄，甚至有可能殃及身家性命。然而我忐忑不安地拆开一看，却发现这封信不是私交，而是“官方”的。

　　是曹叡让曹植写这封信的。曹植在信中说，皇上不便亲自写信给我，便委托他代写这封信，向我转述皇上对我的思念和关怀，请我放心阅读。在这封信里，曹植详述了京城谣言事件的前后经过。想来是曹叡知道我在意这件事，特意让他写信告诉我。

　　京城流传曹叡在江陵城遇刺的谣言，其实早于九月初九重阳节行刺事件的真实发生。

　　曹植说，自从曹叡御驾亲征之后，京城便有点不太平。先是洛阳附近连续下了半个月的雨，导致洛水和伊水水位暴涨，部分地区农田淹没、房屋倒塌，洛阳城内城外都有许多受灾的民众。赈灾这件事就让朝廷忙了一个多月。大量灾民会给京城带来不稳定因素，以陈群为首的留守官员们不敢大意，悉心应对。好容易把这件事处理得差不多，京城周边地区稳定下来，灾后重建稳步展开，大家刚要松一口气，有关曹叡的谣言却多了起来。

　　先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传言，皇帝在西北前线受了伤，生命垂危。陈群紧急派人去长安核实，确认消息是假，大家才放心。后来西北战事平复、诸葛亮撤军，曹叡派人回洛阳传递消息，同时告诉朝臣们说自己要南下荆州巡视，暂不回朝，朝臣们的心又开始七上八下。

　　遇刺的传言，最早是在八月底出现的。到底是谁传出来的，至今也没有追查出来。不同的是，这一次消息传得有鼻子有眼，连陈群和曹植都分别从不同的渠道获得消息，并都以为对方已经知道了。曹植火速进宫去见自己的母亲、太皇太后卞氏。见过大风大浪的太皇太后劝他先不要着急，等派人确认了情况之后再决定。所以，其实他根本不知道刘放那道奏折中所说、有人要拥立自己继任皇位是怎么回事。

　　回京之后从祖母口中听说了这件事的曹叡，选择相信自己的叔父。但对上书江陵的刘放，他也当作没有这回事一样，并未特意追究他的责任。

　　曹植说这件事最终的结果可以说是不了了之，曹叡的立场也很艰难。他说自己在内、我在外，希望我们能够同心协力，成为曹叡和大魏朝最坚实的支柱。

　　这封信总算让我放心下来，感觉努力没有白费，尽管为此差点大闹一场。但愿随着时光的推移，曹叡能够继续保持信任别人的能力，千万不要变成曹丕那种疑心病。

　　我写了回信给曹植。考虑到这封回信很有可能也会被曹叡全文看到，我没写太私人化的东西，倒是花了不少笔墨表述曹叡离去后的思念之情，也顾不上在意曹植的观感了——不要脸就不要脸吧，反正不是外人。

　　很快，随着司马懿在宛城正式就任，荆州地区的统帅风格也随之一变。上一任夏侯尚的作风是比较随性的，因为夏侯尚本人与荆州几乎所有将领都认识，甚至都曾经协同作战过，彼此熟悉，不需要太多的沟通。后期夏侯尚身体一直不好，风格更趋松散。而司马懿是从中央朝廷空降而来，在荆州地区既无根基也无威望，大部分将领甚至都没见过他的面。因而他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调研”。他亲自去过襄阳、樊城、江夏等重城，实地考察城防，顺便也跟守将们见见面。他唯一没去的重城大概就是上庸。当然，他也没浪费时间再跑一趟江陵，只是让我写了份报告，详细汇总了江陵的兵员、物资等数据。

　　我的直觉告诉我，司马懿这些动作只是刚刚开始。他自从接下这份任命开始，就是认真想做好这件事的。我也不太清楚曹叡有没有在宛城与他谈及统一天下的理想。如果他这样做了，以司马懿的能力和野心，会积极开展工作也是理所当然的。

　　最为不安的人也许就是孟达了。在我按照司马懿的要求递交述职报告后不久，破天荒地收到了孟达写来的信。信中他旁敲侧击地询问我，与司马懿交情如何、他对我的述职报告做何要求。我想孟达自己应该很清楚，因为某些不方便公开谈论的原因，司马懿对他相当厌恶。

　　这样的情况，或许只能说一句自求多福。毕竟这种结仇原因，的确不常见。

　　在日复一日相似的生活中，太和二年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