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做伴》程励箭

7、第七章

　　“When you find the right one, you will know.”(当你找到你的那一位的时候，你会马上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一天会去地下听音室，那应该是我第三次去。第一次是唐红军带我们去。第二次是我带馨儿去。
　　我正在往下走，她沿着台阶走上来。
　　她有着如星的双眸，如烟的长发。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刻，因为就在那一刻，我的头嗡的一晕，我知道我自己完了。
　　只记得她穿着一身清丽脱俗的黑衣，大大的眼睛好奇地看着呆呆的我。我无礼地盯着她走过我，又下意识地转过身，木木地跟了她一段，直到她骑上自行车走远了，我还是呆呆地望着她远去的背影。
　　也许真的是缘罢？只是那一瞬间的感觉，就决定了一切。只是觉得，似曾相识，我一直在等她，一直在找她，是在梦里，还是在前生呢？
　　“可是，馨儿呢？我和馨儿怎么办？”我呆呆地立了很久，努力告诉自己说，“吴剑，你没有资格开始，起码，不是现在。你绝对不能再见她。”
　　我开始避开地下听音室和地下听音室所在的第三教学楼，连在那里的课也常常不去上。我开始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尽量让自己忙起来。
　　那个时候，复旦刚刚拿回了亚洲大专辩论比赛的冠军，整个校园里掀起了一股辩论的热潮。有的时候，为一个小小的话题，同班或者是同宿舍的人也会正方反方地辩论起来。
　　这天，大家都睡上了床，一个舍友说：“我来上学前，回了趟老家，我爷爷高兴得不得了，他对我说，考上了复旦，就象是古时候考上了进士，如果是以前，在老家，该立块进士及第的牌坊的，是最光宗耀祖的事儿。”
　　另一个人说：“差不多。一年能有多少人能上北大清华和复旦啊？尤其是象我们这样的好系。”
　　我问大家：“如果，我们在古代，真的是中了进士，你们最想做什么？”
　　“当然是讨她几房漂亮的小妾。”
　　“才几房，你小子的胃口也太小了，我这辈子发誓要玩她一百个女人。”
　　“那也太多了点罢？吵架吃醋也能把你给烦死了。”
　　“我自有控制的办法。”
　　“我看，累也累死你。”
　　大家大笑着。
　　......
　　听着他们在辩论几个女人才最合适，我一下子想起了馨儿，和那个女孩子。我没有再加入他们，那一夜，我做了一个梦。一切都非常的鲜明，是我结婚的典礼，父母，小妹，和朋友们都没有去，但是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在祝福我。是在一个教堂，不大，不是那种富丽堂皇的天主教堂，倒更象是一家普通的比较大的民宅，周围有高高的树，有挺大的草地，绿绿的，有很美的日本插花，是兰花，有一个很大的蛋糕，是香芋的，很好吃。有很多的小孩子在院子里面玩儿，外面的天气很好，阳光照着他们，鸟在很欢快地唱着。一切都象极了真的，就在我的眼前，新娘娇好的身子就在我的身边，我还可以听见她的娇笑声，可是，我就是看不清她的面孔。我一下子急醒了。
　　学校应同学们的要求举办了学校的首届系际辩论比赛。
　　看了几天比赛下来，我们这些理科生心都凉了，平时自以为挺能说会道的，同文科的法律，哲学，新闻，和国际金融系比起来，可以说是惨不忍睹。所有的理科系几乎都被文科系辩得哑口无言，体无完肤的。
　　我们系排在最后一天，在此之前，只有一个生物系打败了历史系而出线，算是个理科系。我们的对手是公认实力很强的经济系。可是一直到比赛前几分钟，我们还没有商量好谁上场！
　　最后，我拉了几个同学，硬着头皮上了场。
　　抽到的题目是：计划生育对中国利大于弊。
　　我们是反方。
　　我听到不少的议论声，觉得反方不太容易。
　　我却不以为然，对于正方来说，计划生育对中国的好处都是老生常谈，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力，我看见在他们一辩立论的时候，评委老师们有的在打呵欠，有的在想别的事，有的在看礼堂里的女学生。相比之下，我们的观点应该比较容易出奇致胜，而且，既然大家都觉得反方比较难，我们也就比较能捞到点儿同情分。
　　果然如此。我站起来，开始立论：“我们认为，计划生育对中国弊大于利。我们主要认为这是一个人口素质的问题。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城市里的计划生育搞得很好，而农村里几乎是零。这样，从优生学的角度，人口素质高的城市下一代将越来越少，而素质低的农村儿童的比例会越来越大，这样，造成了整个民族的整体素质下降。另外，我们也认为，强行限制相爱的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只生一个孩子，是不自然的，不人道的。”
　　在一阵笑声与掌声之中，我看到几个评委点了点头。
　　我特意留了一点破绽，对方果然开始纠缠这一点：“你们怎么能认为农村人生的小孩就不如城市人生的聪明呢？这似乎有些歧视的嫌疑罢？”
　　看着他们的二辩，三辩同我们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不停地争执，我暗暗高兴。
　　“我想，反方不能否认，古今中外，无数的伟人都是出生在穷苦的乡村的。”对方的四辩这样结束了他的总结发言。
　　自由辩论的时间。
　　我站起来，说：“我们是在说整体的比例，请问，整体而言，如果我们做一个抽样测试，是农村父母的平均素质高呢，还是城市的高？抛开这个遗传问题不谈，就算两个孩子的遗传是一样的，从怀孕那一天起，一个城市孩子有音乐胎教，有定期检查，有营养保健，母亲有产假，有财力请保姆照顾，吃好的，有幼儿园，有小学，有参考书，有补习老师，有中学，可以上大学。而农村的小孩，母亲也许在产前还要在水田里干活，没有人照顾，很难吃饱，不一定能上完小学。请问正方同学，哪一个孩子成功的可能性大一些呢？”
　　应该说，这不是一场很高水平的辩论，正方应该很容易地攻击我的论点：“你所讲的，并不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问题和弊端，而是实行中的问题，我们只要加强农村的实行而适当放宽城市的政策，比如我们可以象新加坡那样，鼓励有大学学历的夫妇多生孩子，来提高人体素质。”赛后，我想到这一点，有点后怕，有点庆幸。
　　可是，我们赢了。可以说，这是一个大冷门，“电脑系辩倒经济系”，校报的头版这样登着。
　　下一轮，我们输给了法律系队，他们最后拿了冠军。用同学们的话说：“我们是虽败犹荣。”
　　我在系里成了个小名人。应该挺得意的才是。可是，我却觉得心里空空的。我很久没有去找馨儿，没有敢。我虽然很忙，系里又要我去参加演讲比赛。这一次，似乎大家都觉得我能拿个什么名次。只有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怕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讲。我知道自己一定要好好地写一份稿子，好好地准备很久，背熟稿子，然后才敢上场。可是，要命的是，我却不知道写些什么，讲些什么。
　　我决定出去走一走，散散心。我突然想起了在高中的时候，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位奇人，我决定去他念念不忘的西北农村，看一看他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他口中的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还是用他教我的一些法子，逃票坐着火车去。
　　我能看到的只有一个穷字。走着走着，火车没有了，坐汽车，然后，是拖拉机，是马车，最后是牛车，一路上，是一种越来越干枯的穷，冻得发硬的土地，满是干裂的裂缝，满是白花花的盐硷，越往里走，裂缝越大，盐硷几乎象薄薄的一层雪。几乎没有任何的植物，动物，几乎没有任何的生命。只有一些老农象枯枝一样立在村口路头，脸上的皱纹象沟一样深，又象是榕树的根一样盘根错节，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有没有任何的表情。我想，当一个人的一辈子已经没有了希望，又知道自己的下一代，第三代也会这样生活的时候，那种没有欢乐，没有痛苦，没有未来，没有过去，没有现在，甚至没有绝望的表情就是这样子的罢。拉着车的老牛瘦得已经没有一丁点儿的肉，甚至很少有一块完整的皮，也许，他还活着，本身就是生命的奇迹罢？我感到它的大得不成比例的眼睛在悲伤地看着我。我忙跳下车，费了很多的唇舌，才让牵着车的讲着方言的老乡相信，我不坐车了，还会给他钱的。我在老乡和牛的身边，默默地走着。心里有一种悲怆的感觉。
　　到了他的村子，我给了他两元钱。他很激动地讲了很多。我过了很久才搞明白，他非说太多了，这些钱，吃饭住宿都足够了。他一定要我去他家吃饭住宿。我只好跟着他。
　　“还有多远？”我发现，他虽然很没精打彩地走路，似乎很慢，走久了，我却跟不上。
　　“不远了。”他指着他们家的方向。
　　是窑洞！我的心情稍稍兴奋了一下，终於可以体会一下这种“冬暖夏凉”的传奇式的建筑了。
　　到了。
　　在窑洞口，我看见八个小孩，排成一个斜斜的队，由最大的领着，在远远地望着我们。
　　我心里一动：“是不是他们家开的托儿所呢？他似乎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人。”
　　远远地孩子们冲过来，叫着爹。
　　从窑门里，他的妻子闻声出来，我看见，她怀着孕。
　　我突然觉得，我们在象牙塔里面进行着的辩论比赛很荒唐可笑。这才是中国的现实。
　　在寒冷的奇黑无比的窑洞里，他们只有两岁的的小女儿紧紧地盯着我手里的面碗，是我的两元钱所包括的白面面条，我再也吃不下去，推给她。看着她不敢的样子，看着她的哥哥姐姐们盯着那碗面的样子，听着她母亲的斥责，我的心里面难受极了，我忙说：“我本来就是来体验生活的，我想尝一尝你们吃的粗粮。”
　　他们奇怪地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那位母亲才递给我一块黑黑硬硬的东西。
　　我没有问这是什么，接过来，尝了一口。
　　味道象是土，又象是石头。出于对他们的尊重，我拼命地塞下去。那一夜，我拉肚子，拉得很厉害。可是拉完了，肚子里面还是坠坠的。好几天都是这样子。从那以后，我开始懂得珍惜粮食。
　　夜里，他们用一块破布隔开我和他们全家。
　　睡不着的时候，我听见，息息索索的声音，是他们夫妻俩在行房事□ '7d？在这个没有电，煤油又这么贵的地方，天黑了，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第二天，我问那丈夫：“里面还有路吗？”
　　他说：“牛车不行了，只能走。那山里头，我也只进去过一趟，有的地方真的全家连一条象样的裤子都没有。”
　　他又问我：“你还往里头去吗？”
　　我说：“不去了。”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那个奇人，他下放的地方应该在哪里呢？”
　　回到学校，我很容易地就准备了我的演讲稿。就叫真实的中国。我只是把我的所见所闻尽量地写了下来。在最后，我想起了那个奇人从前对我说的话，写了下来：
　　“要了解真实的中国，就要先了解农村，要了解农村，就要先了解西北农村。不要说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了，他们是用全国的钱堆起来的。也有不少农村是真的富了，尤其是江南的一些地方。可是西北的一些地方，那是真穷。不了解那里，你就不了解中国。”
　　应该说，我的稿子的内容是最好的，可是，我的delivery(演讲本身)是糟透了。我红着脸，很差地好几次结巴着念完我的稿子。最后，我还是得了第三名。
　　校报登了我的稿子，学校的广播也广播了。
　　我仿佛成了个名人，在学校里还能遇到不少不认识的同学问我去西北的路。可是，夜深了，我还是总想起那个女孩子和馨儿。
　　我决定再出去散散心。我象以前一样，买了张站台票，随机地上了一列火车。听了列车员的广播，才知道是去河南的。那一次蛮顺利的，居然一路上列车员都懒懒的，没有查票。
　　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在一个小站上，我看见在车站的边上有一间小屋子。屋子前面站了长长的两排队。屋檐上面挂着一面破破烂烂的红十字旗。队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低着头，形容枯槁。
　　我知道火车在这种小站停得很短。好奇心促使着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下了车，跑过去。
　　队里的人们都在看着我，我径直冲到门口。也许我和周围的人太不一样了，他们都让开我一点儿，看着我。
　　我拉开又破又脏的门帘，看了一眼里面，我呕了一下，差一点吐出来。
　　人们是在卖血。里面到处挂满了放满了袋子，盛满了黑黑红红的鲜血。我拼命压住自己的肚子，不由自主地迈进了门槛儿。
　　里面摆了两张桌子，一张空着。另一张的后面坐着一位四十来岁的女护士，她穿着一件旧得发黄的白大褂。两张桌子的前面排着两条队。
　　护士头也不抬地把卖血费塞给排在第一位的一位老妇人。
　　老太太递过去一张纸条，小心地接过钱，仔细地点着。
　　护士还是没抬头，把纸条看也没看地扔到一边，拿起针，不耐烦地催着老太太：“快点儿。点什么点，回家了再点。”
　　后面排着的人也用我听不太懂的方言大声嚷嚷着，想必也是催着她快一点儿。
　　老太太一只手还是紧紧地攥着钱，另一只手哆哆嗦嗦地伸出去。她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攥着钱的手，那么专注，好像另一只伸出去的手已经不是她的，不属於她的了。
　　护士拉起她的手，挽起她的袖子。
　　我又是一呕。她的手臂已经干瘪得皮包着骨头，青筋上布满了小小的圆圆的孔痕。
　　护士看了一眼手，抬起头，大声嚷嚷着：“怎么又是你？好像这几天才来过吧？你看看你这胳膊，到处都是针眼儿，又瘦又干的，没法儿抽。”
　　她拿起扔到一边的纸条，看了一眼说：“对嘛，你昨天来过。怎么今天又来了？隔得太近了，不行。”
　　老太太脸上充满了惊惶失措的表情，她把钱换到另一只手，还是紧紧地攥着，生怕被人抢走。她伸出空出来的手，大声用着方言讲着什么。
　　我听不太懂，想必她在求着护士给她抽另一只手臂，想必是说她急等着要用钱。
　　后面的人又嚷嚷着，想必是催那护士快一点。
　　护士不耐烦地撸起她的袖子。和另一个手臂一模一样。
　　护士拿了一个又破又脏的宽皮筋使劲儿地箍住她的上臂，她的血管开始鼓了一点儿。护士犹豫了半天，才找了个地儿扎下去。护士松了宽皮筋。她干涸的血极慢极慢地一点一点地流出来。
　　老太太的脸上又恢复了那种漠然而麻木的表情，对她来说，这血，和这只胳膊已经不属于她了。
　　她的血太少太慢了，护士又挤了挤她的胳膊，又把针动了动位置。最后，护士把针拔了出来。
　　老太太看了看只有半袋子的血，很慌张地看了看护士，又看了看自己手里的钱。
　　象大家一样，护士也心里有些不忍了，她说：“今天不抽了。我也不要回您的钱。您放心吧。不过以后要来，得隔得久一点儿再来。”
　　老太太固执地伸着手，大声说着，这回我听懂了，她是说：“你抽么！你抽么！”
　　护士有点儿生气地说：“您这胳膊这样子，我没法子抽。您要这样，以后我们也不给您抽了。”
　　老太太马上不说话了，她求恳地望着护士。护士摇摇头。
　　老太太低下头，用手沾着唾沫，点了一半的钱，又仔细地点了一遍，放在桌子上。扭转了身子，颤颤巍巍地走出去了。
　　这一次谁也没有嫌老人的动作慢，屋子里静极了，气氛沉重得有一点儿喘不过气来。大家看着老人一点一点地走出去，谁也不说话，谁也没有动。
　　我很想冲过去，把我兜里的钱都给她。可是，我不敢过去，我怕伤了她的自尊。在物质上，她也许已经一贫如洗了，所以，她还固执地维护着她仅有的最后的精神上的尊严。
　　老人走出去了，又过了一会儿，另一个人才走到桌子前。护士递给他钱，用手拿了块破布擦了擦针头，拉起他的袖子，扎了进去。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使劲揉了揉眼睛，确定自己没有看错，然后又拼命捏了捏自己的脸，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作为一个医生的孩子，这点儿卫生常识还是有的。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低声问她：“您是不是忘了换针头了？这样做不太卫生吧？”
　　那护士抬头看了我一眼，理也不理我，又埋头继续抽起来。
　　我有点儿生气地抬高了声音说：“您这样做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
　　那护士又抬起头，朝墙上努了努嘴，又接着抽起来。
　　那上面挂着好几个卫生先进单位之类的奖状。
　　我哭笑不得地说：“不管您得了多少张卫生先进奖状。您这么做还是不对的。”
　　她正好抽完了，拔出针，把针管很随便地放在桌子上。上上下下地看了看我，然后说：“你是谁？干什么的？”
　　我鼓起勇气，大声说：“我是个大学生。”
　　我想了想，想起谭志强的社会调查的理由，接着补了一句：“我是来这儿做社会调查的。”
　　她笑了：“噢，大学生来上山下乡的。这年头可是不多了。”
　　屋子里的人都笑了。
　　我生气地挺了挺身体，大声说：“是社会调查。”
　　她还是笑着说：“我们每天就这么点儿的针头，这么多人来，是不是让他们都回去？这么着吧，咱们问问，他们在不在乎？要不要献血了？”
　　屋子里的人哄笑着，异口同声地说：“要！”
　　正在这时候，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小伙子抱了一大桶的血浆从门外走进来，走向屋子里的另一张桌子。他把大桶扔在地上，在桌子后面的椅子上慢悠悠地坐下来，翘起二郎腿。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这么稠这么黑的血。我一下子忍不住，头一晕，一口就吐了出来。我蹲在地上，又吐了几口，我抬起头，看见大家都捂着鼻子躲开去。
　　这个时候，火车的汽笛响了，我拼命地想站起来，想去赶火车。
　　那位女护士大声说：“唉，唉，哪儿去？把这儿打扫干净了再走。我们这儿可是卫生先进单位呢。”
　　我抬起头，愤怒地看着她。她避开我的目光。
　　我看看周围，大家都低下头，没有一个人敢得罪她。
　　我默默地低下头，挪到门后，拿起那里的扫帚，开始清扫起来。
　　火车已经开走了。我抬起头，看见另一个桌子后边的小伙子在拿起针，从血浆桶里，吸满血。排在他桌子前第一位的人是个老头，走过去，毕恭毕敬地把钱交给小伙子。他点了钱，扬了扬下巴。
　　老头赶忙把袖子挽起来，把手臂伸过去。小伙子，把针扎进去，把血挤进去。动作一气呵成。
　　我看得都呆了。以我仅有的一点儿生理卫生和医学的知识，我实在想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老头子领了个纸条子，捂着胳膊走出来，下一个人走上去，我发现，小伙子也没有换针头。
　　老头子走过我身边的时候，默默地拿过了我手里的扫帚，他压低了声音说：“后生，这儿不是你该呆的地方，走吧。我来扫。”
　　我的心一酸，眼睛有点红。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出去了。我看见，刚才那位老太太已经排在了这一列“输血”的队里。我想去问她，她们这是在做什么，可是，我想了想，她的口音实在太重了。刚才，那个老头的口音还行，我决定等他。
　　过了一会儿，老头出来了。我凑上去问：“老大爷，能问您几个问题吗？”
　　他看了我一眼说：“下一趟去省城郑州的车是一个小时后的，我先带你买了票再说吧。错过了那趟车，今个儿就没车了。“
　　我感激地点点头。
　　我买了票，这才迫不急待地问他：“请问您刚才让人往自己身上输血那是干什么呢？”
　　他木然地说：“噢，听说，献了血以后，把血浆再输回去，可以恢复得快，不用再等个几个礼拜才能献血，只用等几天。”
　　我悚然而惊。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想起来什么，不明白地问：“血抽走了，又输回来，一来一回的，这么折腾有什么用呢。”
　　他说：“噢，听医院的人说，他们把有用的东西处理走了，剩下的东西再卖给我们，输回来，可以补充营养。”
　　我忙问：“医院卖给你们贵吗？”
　　他摇摇头说：“一半献血的钱。贵也得买，不买，他们就不让你很快地回来献血。”
　　我注意到他总是说献血，而不是卖血。
　　我摇摇头说：“好像没听说过这么补充营养的。我得回去问问。那他们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买他们的血浆输呢？”
　　“你看这。”他递给我刚才那个小伙子给他的纸条子。
　　上面盖着个章，有个今天的日期。
　　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刚才那个女护士可以知道那位老太太昨天来过了。我很气愤地说：“他们这不是变相地半价买你们的血吗？”
　　老头叹口气说：“有啥办法呢。”
　　我转念一想，又问他：“那我要是就说自己把纸条丢了，或者说自己是第一次来呢？不是可以不花冤枉钱了吗？”
　　老头低着头，面无表情地回答说：“噢，他们就让你买了当天的纸条，过几天再来。”
　　我犹豫了再犹豫，明知道会伤他的自尊心，实在是太好奇了，我还是问了：“为什么要这样献血呢？为什么不去干农活，或者是去城里面打工呢？”
　　老头长长地叹了口气：“后生啊，跟你聊聊也好。我这心里也憋的慌。我就是邻村的村长。干这事儿，我也臊的慌啊。可咱这地儿土薄，不养人，一年到头的忙活，也挣不下个半饱。也有年轻人出去混的，咱这乡下人，没啥文化，在城里混也不容易。尽是混不出啥，灰溜溜回来的。后来，有人有亲戚在医院里的，靠献血挣了点儿外快。传开来，大家就都这么干上了。开始的时候，我们几个村领导还堵在村子口拦人，不让来。可这人心要是铁了那哪儿拦得住啊？先是几个人偷偷地夜里走，后来，大伙成群结队地大白天地往外闯，我们几个老头子哪拦得住？后来，县里也不反对大家献。大伙就都开始献了。有一家人说是用献血的钱起了一片大瓦房，大伙就都比着献了。献着献着，这身子骨也就都不行了，干不了别的活儿了。家里要是有一个人顶不住了，有个大病，其他的就得更多的献，没多久也得趴下。”
　　我摇摇头说：“这样恶性循环哪儿行啊？”
　　他也摇摇头说：“就象是吸大烟，明知道不好，明知道会倾家荡产，还是戒不了。可怜的是小娃儿们，从小就苦。有的爹妈没法子，让他们的娃儿们年纪轻轻的就也去献。”
　　我实在不敢问这些孩子们有多年轻就去献血。我没有敢再多说什么。我掏出一包烟，和老汉一起默默地抽着。
　　我不知道，同样是人，为什么他们的生存是这样的艰难。他们的孩子有什么错，难道从一出生在这里，就已经注定了他们悲惨的命运了吗？
　　那一个小时的等待，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等待之一。我的心理和身体都疲倦到了极点。火车来的时候，是老汉搀着我上的车。
　　坐在座位上，看过去，那个小屋前的两行队似乎更长了，我出了满身的虚汗，我忙趴在桌子上。火车慢慢地启动了，我支起自己的头，继续看着那里，直到在我的视线里模糊消失。我开始暗暗地计划怎么能为这里做一点事情。我想着，如果我在演讲比赛前知道这个事情多好，我可以写进我的演讲稿，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想着，也许回去了，可以写一点儿什么，登在校报上，和让学校的广播站广播。当然，最好还是能够登到大的报章杂志上......
　　这应该是我这一辈子迄今为止最后悔的几件事之一了。象我其他太多的计划一样，我没有能真的把计划付诸实清b。这么多年后，我常常想，也许，哪怕我当初做了一点点实事，会不会有一点点用呢？哪怕能够改变一个AIDS(艾滋病)病童的命运也好啊。
　　快新年了，我去看馨儿。
　　我敲开了她寝室的门。馨儿更憔悴了，我又一次徒然地发誓不再害人害己，不再伤害她，永远不再让她痛苦。我决定轻易不再去找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