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Valerian

7、Epi.07

　　7.
　　索科洛夫-海因斯停火协议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在此期间他一直在说话，一旦停下来，安东就会踢他一脚，或者拍一拍他的脸颊——不是那种友好的轻拍，而是一个资深审讯官的——抛给他一个新的问题，许多条细细的绳索，海因斯抓住它们，勉强在昏迷的深渊边缘晃荡。

　　他提起了妹妹，这是可以肯定的，一会儿感叹她比那个秃鹫般的老修女更适合当护士长，过了一会又说他没有什么妹妹，没这个运气，你有兄弟姐妹吗，安东？介意我叫你安东吗？

　　“不。”对方吐出一个音节。海因斯想知道他否定的是什么，亲属还是名字的部分。微弱的闪光照亮了墙壁，又迅速回归黑暗，爆炸声姗姗来迟。他闭上眼睛，安东又拍了拍他的脸颊，那么用力，简直是一巴掌。“别睡着。”

　　“我开始觉得你是故意的。”

　　“也许。”

　　“□□。”

　　安东点点头，不为所动，“你刚才说学校里发生了什么？”

　　他不记得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是哪个了，卢克·麦卡伦上的是公立学校，重读了一次九年级。亚历克斯在瑞士长大，辗转在三间预科学校之间。康纳·海因斯有一个叫托比的室友，这个恶魔代言人把水倒在他的枕头上，把他的书丢出窗外。康纳终于和他打了一架，把他的头按进棒球场的泥浆里。他们两个都被停学一星期，海因斯参议员亲自拜访了校长，小康纳第二天就回到了课室里，脸颊肿胀，嘴唇的裂口在他试图说话的时候就会流血。没有人敢多看他一眼。打过架吗，大个子？

　　“打过。”

　　“谁赢了？”

　　“大多数时间是我。”

　　“那感觉一定很好。”

　　“还可以。”

　　机枪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像一筐生咖啡豆落在晒热的铁板上，间歇的闪光照亮了墙上的什么东西，半张烧焦的画，海因斯猜想它为某个孩子赢得了小小的荣誉，才得以被图钉固定在这堵墙上。他继而思忖这个孩子是不是还活着，火焰从天而降的时候有没有恰好站在即将垮塌的屋顶下面。无线电装置搁在断墙上，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动静了。罗杰，“波恩小乐团”的荣誉机长和扑克牌专家，为什么还没有来？海因斯会死在这里，毫无疑问。

　　“我的尼古拉姨夫和表兄，他们养马。”他听见安东说，用的是俄语，好像这些概念必须用母语才能加以解释，“有时候马匹熬不过冬天。它们花很长时间才死去，躺在干草上喘气，眼睛里流脓。‘记在农场的账本里’，他会这么告诉奥尔加姨妈，拿起□□马厩去。我的表兄们也会跟着去。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不，看在上帝份上，他不知道。

　　“你快要死了。”安东把这句话像砖头一样砸到海因斯脸上，“你的机师很可能已经被炸成跑道上的一堆垃圾。我打算赶在天亮前出发去的黎波里，剩下的汽油能撑多久就是多久。在走之前我必须——用你们的话是怎么说的？剪掉松脱的线头。”

　　应该是“绑紧松脱的线头”，海因斯并没有作声。先前友好气氛消失了，就像一层柔软的绒布被掀开，露出下面的锈迹斑斑的手术器械。他把手搭在额头上，那里的皮肤发烫，又或者这是因为他的手心冰冷。

　　“海因斯。”

　　“是的？”

　　没有下文，安东·索科洛夫直接把他架起来，半拖半扶地往外面走。有那么可怕的半分钟，海因斯认为他要提前“剪线头”，往他的后脑开一枪，把尸体留在这片寸草不生的砂岩地里。随后他终于听见了安东几分钟前就察觉到的声音：直升机旋翼，逐渐靠近，压过了远处逐渐稀落的炮火。

　　他在手术台上停止心跳三十五秒，罗杰后来告诉他，坐在床边，用折叠小刀削一个苹果；走廊上传来药品推车的哐啷声，有人在低声交谈，听上去就像砂纸互相摩擦。还有，“大个子德国人匆匆忙忙地走了，像是有食人鱼在咬他的屁股，甚至不愿意让护士处理一下头上的伤口。”

　　“他不是德国人。”

　　“什么？”罗杰心不在焉地问，舌头咬在上下排牙齿之间，盯着刀尖。

　　“我说我需要吗啡。”

　　罗杰把削下的果皮捞起来，在海因斯眼前晃动，“看看这个，康纳，告诉我你从没见过这么完整的苹果皮。”

　　“见鬼，把它拿开。”

　　前邮航机师大笑起来，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只斗牛犬。

　　——

　　上头的命令下来时，就像以往任何一次那样，信誓旦旦，然而模棱两可。他们先把海因斯挪到伦敦，宣布“过一段时间”会安排飞机把他送回大西洋对岸，自然没交代“一段时间”是多长一段，三天，两年，还是六百公里。当使馆人员谈到“他们”的时候，如果压低声音，说两个字就假装咳嗽，那“他们”指的是聚集在国会山的那一群高尔夫俱乐部资深成员；假如语调轻蔑，配有耸肩动作，那“他们”指的是后勤处。

　　负责在伦敦“照看”他的是个细声细气的文员，看起来在三十岁上下，头顶的毛发已经有危险的稀疏趋势。“邓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自我介绍道。大半个月过去，海因斯依然不知道这是他名字还是姓氏。当他字斟句酌地问起，返回美国的航班有没有可能安排在本周时，邓肯露出耐心的微笑，就像人们看见猫坚持不懈地攻击镜子时那样。

　　“没有什么航班，海因斯先生。他们决定把你送回波恩。”他耸了耸肩。

　　“波恩？”

　　“杰拉德说这样更‘经济’。”

　　海因斯并不知道杰拉德是谁，但这并不妨碍他认为这人是个蠢货。他从卢顿机场起飞，降落波恩的时候风雨交加。罗杰和一辆布满刮痕的大众等在停机坪边缘，伞一点用处都没有，两人从肩膀以下都湿透了，冷得发抖。山峰彻底被低垂的雨云吞没，雷声从远处传来，很微弱，像隔墙听见的鼓声。

　　车没有在通往巴特戈德堡的路口转弯，而是继续往前，驶向波恩市区。他们让你住在鸟屋里，罗杰对落满雨水的挡风玻璃说。海因斯已经把暖气旋钮拧到最大，但两人说话的时候也还是能看到白气。做几个月案头工作，写报告，去议会旁听，或者打瞌睡，随便你，我就从没见过有多少人清醒地坐在旁听席上的。

　　“鸟屋”是栋乏善可陈的平房，用于接待那些不值得让大使馆多花时间的低级别雇员，偶尔还有令人生疑的“时政记者”。医生承诺每两天来一次，但事实上一次也没有来过。罗杰周末拜访，有时候一个人来，有时候带着太太和儿子，送他们去买袜子、蜡笔套装、儿童球拍和一个五岁男孩需要别的什么玩意。

　　“一个小小的问题，小，但是稍微有点烫手，姑且这么说，等等。”第一瓶啤酒喝到一半的时候，罗杰说，在公文包里摸索着什么，海因斯原本以为是一封信，等他抚平了纸张，才看出那是张照片，一个黑白的安东·索科洛夫严厉地看着他们两个，“这是那个把你抬上直升机的好朋友，不是吗？那个不乐意给伤口消毒的白痴，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助理，在签证处工作，我听说。”

　　海因斯没有回答。这是个周六下午，屋后的草地上有群小孩在踢球，发出兴奋的尖叫。

　　“有什么是我应该知道的吗？”

　　海因斯拨弄着啤酒瓶盖，“他是彼得的其中一个孩子，我想，我们在伯尔尼见过。我不知道他会在贝鲁特，纯属意外。”

　　“仅仅是‘工作关系’，我们能这么说吗，康纳？”

　　他把瓶盖弹到草丛里，“我们能这么说。”

　　罗杰审视着他，好一会，然后把照片揉成一团，塞回衣袋里。海因斯拿起啤酒瓶，碰了碰他的。

　　一个典型的工作日早上往往被枯燥无味的外交电文占满，下午则用于归档签证处送来的文件。每周一次，他步行去市政厅参加例会，纯粹是为了咖啡和那些切成拇指大小的柠檬蛋糕。在外交金字塔底端摄食的助理、秘书和通讯员们在这里聚集，听从柏林来的这个或那个官员念大同小异的讲稿，没有一个人看上去是自愿出席的。

　　海因斯总是坐在最靠近出口的位置，一般是最后一排，如果那里已经有人了，他就挪到紧邻走道的座位上去。在他第六次走进这个令人压抑的大厅时，安东·索科洛夫就坐在那里，笔记本摊开在大腿上。他又打了一条灰色的领带，外套搭在椅背上，戴着一顶难看的毡帽，需要遮住脑后的伤口，海因斯想。安东侧过身，目光落在海因斯身上，“早上好。”

　　海因斯点了点头。一个他见过几次面的法国人叼着还没点燃的烟走进来，坐在前排。安东略微提高了声音，像是故意要让周围的人听见。

　　“他们准备调整煤炭的出口限额，我猜你已经听说了。”

　　他没有。“当然。”

　　发言人敲了敲麦克风，它发出刺耳的电流声，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对话自然而然地终止，没有谈论天气，也没有“很高兴看见你还活着”，毕竟在任何正式记录里，他们都从未踏足过黎巴嫩。人们应该和一个委婉地威胁要像放倒病马一样处决你的苏联人说些什么？煤炭出口限额，显然。

　　到午餐时间，人们像躲避空袭一样迅速撤离。他们并肩走到走廊上，互相询问对方关于餐厅的意见，直到和其他外交动物拉开了足够远的距离，他们才握了握手，敷衍了几句客套话，朝相反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