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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下卷 第四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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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赛竹对没照顾劳固的孩子检讨,
兄弟们因分得钱物不均生疏
景冬友托人买了三张卧铺火车票。景冬友的仕途还顺利,先提拔成宣传科长;在做好工作的同时,接受电视大学的教育,函授毕业成了国家承认的大专毕业生,不久被调到业务科;经过几年锻炼又被提拔为商业局下面的日用品贸易公司的经理。这次由小妹传达妈的话让他托人给买的卧铺车票。当时没有单位的人很难买到车票;没有关系的人也很难买到卧铺票。
长庚没带多少东西,整理完在客厅看《参考消息》,长治带的东西多在玻璃房整理,长基从长沙来没带什么东西坐在小饭厅和李一萌聊劳固的事。长基说:“劳固平反了。我是听煤炭坝矿上的人说的。他的坟又给修起了。”“骨灰都扬了,修坟有什么用!他的孩子呢?”“平反后,孩子进了大连钢厂。大的当了处长。”“怎么,当了处长!”“什么处,我不清楚。老二有点精神病,和老大住在一起。老三自立门户。”“呵。。。变化真大啊。”赛竹听到了,说:“我也真对不住劳固。他的孩子来找我的时候,一萌被关起来审查。我一家四个住在八平米的房子内,只容下两张床。没办法留下他,也不能照顾那三个孩子,只能尽我当时的力量给了点钱让他回去,或者找他婆婆回大连。以后没了通讯。”“那孩子回浏阳时也没去我家。不过即便到我家,我也没有办法,可以住,吃饭粮食从哪里来?那个时期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长基听了大姐自责的话也说出即是安慰大姐的话也是安慰自己的话。赛竹又说:“当时,我想让鹿鹿去大连看他们,可鹿鹿说他忙着革命。再说,唉,孩子管孩子也不是个办法。鹿鹿连琪琪和璞璞也很少去关照,让他去看望和自己不搭界的人可能也难的啊!”李一萌说:“哀叹什么!即便鹿鹿去了,他们说有什么问题我们也没法解决。各自有命。这不,他的孩子也长大了,接了他爸他妈的班,也当干部了。”“唉,经过磨难的孩子会成熟些。老大不错,把老二管起来。人家好起来,我真没脸同他们联系。”“行了,赛竹,你还帮过他。那时每家都有自己的难事。我想他当时不懂,他现在当了干部也该懂得人情世故,会去体谅别人的。”李一萌怕赛竹会再自责下去,“再说,户口,粮食,布票,一系列生活的基本的物质从哪里去弄。一个孩子还可以勉强拖,三个呢,不管谁家也难以维持。”“大姐,这个责任不在你。劳固的老婆丢了三个孩子走了,她无所顾及,别人怎么能代她承受这么大的负担。”李一萌接着说:“是啊,长基。当时在重庆的时候,他们谈恋爱,赛竹说过:这么娇气的女大学生傍着共产党的干部,以后能患难与共吗?真让她说中了。”“哎,我也没那么毒,那么神,能洞彻十几年以后的事。我只见她穿着时尚,一副娇滴滴的样子,又是大地主出身,怕她跟了劳固后吃不了苦,受不了难。从《三、五反》开始,我才对共产党有些了解:共产党对自己的干部要反复揉打,跟北方烙饼似的,正反面来回地摔烤;如锻造刀剑一样,反复在火水中淬炼和磨砺,真正能经住考验的才算合格人材。有远大的理想,在各类利益诱惑面前不迷惑,在危困环境逼迫面前不动摇。通过各种考验的这种人达到贫贱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可以得到信任和重用,所以解放后一次次运动考验并纠正在共产党员身上的错误。一萌身在其中,不懂得他们的规则和纪律能不吃亏吗?”“我哪里不懂啦!我政治上不反党,经济上没贪污,生活作风上没有腐化,我还不是个合格的党员吗?”“你进共产党的时间太短,经历的运动少,没搞清楚人家需要的战士是什么品质。”“我的党龄四十年了,我没搞懂,笑话!”“我讲的你在五几年嘛。我也有搞不懂的时候。当时民航局调他到乌鲁木齐当站长,说什么我也不让他去。历史上凡调到新疆算充军,流放,我怕我们去了以后再也出不来。共产党要求他的战士服从组织安排和调动。这个,我就不懂。”“行了,别总谈这些。劳固的孩子有了着落替他们高兴才是。现在可以让鹿鹿去看他们。”“不要啦。人家困难时期没帮什么忙,现在找人家去,什么意思啊?”李一萌想想也觉得没必要,自己的孩子全归赛竹管理,要调遣也调不动。
赛竹见长治过来说:“对了,长治,你把你在台湾的地址留给我一个”,她边说边找笔和纸,在小桌抽屉里拿出个小本摆在饭桌上。长庚一听放下报纸过来拦住长治说:“姐,那什么。。。长治和我似的,地址并不固定”,赛竹眯起眼来看长庚,“什么!”“姐,我给你写信从来不写地址,是因为我的地址不固定。再过一,两年,香港政府给我们公寓后,有了正式地址再给你们写地址了。”“我说的是长治。”“长治也不算有固定地址,政府要给老兵盖一片小楼分给他们。。。”“长治,你结婚了,养了三个孩子,孩子们都工作了,你还没有固定地址?”长治嗫嚅着不知怎么回复大姐,因为长庚给过他警告:大陆的人要他的地址一律不给,否则他们会拿着香港和台湾的地址三天两头找他们的麻烦。长治相信大姐不会,可长庚的警告和沿途看到大陆的亲戚真的穷得很,要顺着长庚的地址找他,他真的应付不了。赛竹这次真生气了,“那算了,长庚,长治,你们现在有钱了,我不会去巴结你们。不仅我这样,我的孩子也一样!”长治真是左右为难,对大姐他不该隐瞒什么,又被长庚摁着不让说。长庚和长治的态度让赛竹感觉到有人在她的脸上狠狠地掴了一个大嘴巴似的,心痛但没有泪,却在滴血。第二天早晨眼睛竟然肿起,好像哭过一夜。寒心之后的她,对这几个弟弟的感情终于全部放下。
等长庚和长治回到广州时,长欣仍旧说那两件东西还没取出办托运。对长庚和长治来说钱早已付了,提货单在长欣的手上,况且长欣搞铁路的,对付这种事应当轻车熟路。他们一个要回香港,一个要回台湾,没有时间再去办理,他们只能说了些好话拜托长欣。
其实长欣早已取出彩电,把冰箱卖掉,一千八百港元存在自己的户头上。又过了一段时间写信告诉赛竹,说冰箱体积太大,不好运输,已经买掉把钱存在这里,看什么时候把钱寄去,等待大姐的来信。他料到大姐不会让他寄这笔钱,这样可以理应当然得到这笔在当时看来是个数目不小的港币。这件事慢慢从长基传到长庚那里。兄弟姐妹之间相互传着。赛竹心地坦然:既然不要,你们谁要是谁的事,跟我没关系。但长庚,长基,赛兰觉得这个小弟弟是小人,太贪!本来没多少联系的赛兰以后不再同他交往。长欣自觉对大姐理亏,认为这桩事同旁的兄弟姐妹没多少关系,可到长沙看到长基对自己冷淡,以后往来也少了。赛竹什么也不要的消息传到长治那里,他心中不安,觉得自己处理这事情欠妥当,如果当时费点事从商店里取出来跟着办理火车托运到长沙的东西时也把彩电托运到贵阳,大姐无法推辞或许还能落下个东西,这次让不相干的长欣占了便宜,心里有些埋怨大哥大嫂出的主意不好,这也是后话。
长治到了香港,把回台湾的旅费留足还有剩的钱想寄给大姐。长庚不想留下香港的地址,又怕赛竹真的不要,钱退回来没有了着落打了水漂。正娴出了个主意,让女婿从深圳寄去,写上女婿在深圳上班的地址。钱寄了出去。赛竹拿了邮局送来的汇款单看了看,放在桌上。李一萌说:“留下。算他们到这里来的饭钱,寄宿费。”“不取。你三,两个月也有这么多,犯不上花他们的钱。”汇款单写着赛竹的名字,李一萌素来了解赛竹的脾气,说不取肯定不取,“行啊,你有志气就退回去吧!”邮局又发来两次催领通知单,上面写明了若过期不取,钱会自动转回原处。赛竹看了仍旧不理,任凭邮局去处理。长庚从正娴处那里了解到钱已被退回深圳,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长治并说要退还给长治。按照一般世俗观念,出手的钱不能再转回来的,长治让把钱寄给长基,让长基给大姐转寄过去,自己也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说自己没有把事情办好,让大姐伤心了,信由长庚转给大姐。钱由长基转给,并希望大姐能收下这一千元。赛竹看了长基来的信后马上给长基回了封信说自己并不需要这笔钱,千万别寄来;如果寄来会像上次由深圳寄来的钱一样退回去。她把这些信放在抽屉的最下层再也不想为这些不相干的事来打搅自己。长基知道大姐不会要这笔钱,还是写了信,既然大姐不要这笔钱,暂时留在他那里保管,于是长基自然而然留下了这笔钱。
长治回到台湾妻子已住进医院,说是脑子里长了瘤子。长治觉得奇怪,自己走的时候还是好好的,什么病也没有,自己回来是要让她安心的,怎么会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他询问了医生,医生说:“如果开颅取出脑内瘤子当即能不能保住患者的性命说不好;如果不打开脑颅,也不能保证患者的生命能存活多长时间。”长治无限悲哀,经与妻子的娘家弟妹商量决定保守治疗。孩子们要在医院里轮流看守,妻子却不许儿子来台南,说是暂时没危险不用守在身旁。长治守着妻子说:“你怎么这样傻!我回去看看父亲的坟,去看看大姐,哪能不转回来?你着什么急,急出病来。”“过去也头昏,只是没当回事。这次你没在家,昏倒了送到医院来检查说是脑袋里长了瘤子。我想养一养会没事的。”“没了你,家里乱套了。大的上班,小的上学,我哪里搞得好家里的事!”“让格英多承当些,她也大了。”“她大了,做起事来没你顺手;再说了她上班,下了班只有一点时间。”听长治的抱怨妻子笑了,“看来,我还是重要的。”“岂止是重要,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我们结婚以后一直没分开过。我才走了一个多月你就病成这样,是不是老天爷惩罚我离开你。”“长治,瘤子是慢慢长大的,也不是一个月会长成这样。当时我也不太在意,以为自己岁数大了,体质变弱了。老天爷不会惩罚你的,你去看父亲的坟做了祭拜,去看望大姐也全应该的。这次住院钱花得不少,要不够了我回家去养。”“钱还是够的。回家住下万一有问题还得往医院跑,折腾你,我心里也不愿意。你安心在医院里养着,省得出了问题我着急。”“那么长治,劳累你了,让你来回地跑。”“夫妻间还讲这种话。我上班时家里的事全由你一人承担。你病了我跑跑还不应当。”“长治,我一直想问,是不是格英像大姐?”“唔,唔。你猜得真准。”“你特别疼爱格英。”“谁说的!都是我的孩子个个都疼爱,就是思湘也是恨他不成材。”“长治,对孩子不苛求行吗?”“你没见大姐的孩子,每个人生长的环境并不算好,个个锻炼得泼辣,能干。”“女孩子那样我可不赞成。女孩子应当温柔些,贤惠些。要那么泼辣只怕男孩子不肯接纳呢。”“是,你的宝贝女儿像你一样脾气柔顺,我还怕她们嫁出去会受气。我可看大女婿和未来的二女婿不怎样。”“只要他们两个过得好,对我们不怎么样我都能忍受。”看妻子病成这样还在为女儿的事情考虑,他感叹到:“咳,娶了你这样的女人,我一生该知足了。”妻子笑了,笑得很甜美。长治想了,给大姐写的信把地址写上,半年过去也没见大姐让长庚转过信来。长庚来的信说大姐的彩电让长欣扣下换了钱,大概还在长欣的手里;长基保管着给大姐的钱。长治到大陆上转了一圈,对得起所有的人,惟独在大姐家里住得时间长,惟独大姐什么也没得到,是大姐不愿接受他的报答,但他内心里还是觉得欠着什么似的。他同妻子商量,妻子揣度说:“是不是嫌一千元人民币少了,等等再有些钱给大姐寄过去一千美圆,了结你的心愿。”“没法直接寄过去,我们同大陆没有通邮;看大姐的行为做事,怕是寄去也会给退回来的,更麻烦。”“那么让你大哥帮着办,退回来落在他家也有个着落处。”“他要不给大姐寄去,或者大姐又给退了回来呢。。。”“你已经给了大哥他一千美圆了。这次买的东西和路费又由你全部负担,他还会那么贪心?”“大哥是不会,大嫂。。。”长治没往下说。“我看你家大姐对你最好,人也有骨气,认亲并不认钱,剩下的不好说了是吗?看来大姐早明白,让你过自己的日子,不要同他们走得太密切了。”
长治的妻子在发病后的一年余过世了,长治陷在无尽的悲痛中。他认为他该报恩的没报,上天给予的惩罚让他失掉妻子。现在他过着更加无味的生活,在家里单调而寂寞。长庚写来信宽慰他,甚至于和正娴来了一趟台湾到他家来安慰他,他们住了一段时间也没使长治缓解过来。他心里有些怨恨大哥去大陆没能把事情办好但也没说出口。他仍旧把一千美圆交给大哥让给大姐寄去。等回到香港,钱由正娴把持住,说上次的钱由着长基保管,这次由自己保管,始终也没把一千美圆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