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瓦里希阿芙罗拉》直道相思

23、C23 温暖的怀抱

　　C23温暖的怀抱

　　我太冷了，也太倦了。

　　梦里有一个温暖的怀抱，一双坚实的臂膀，我沉睡其中，安然无比。可是慢慢地身子越来越冷越来越冷，忽然咣当一个重响，我差点儿从硬座上跌了出去，这才惊醒过来。

　　我脑子还有点迷糊，是海因里希抱着我么……不是？明明那触感如此真实，更仿佛得着他的呼吸，与他的心跳同率……我很是发了一阵呆……怎么会这样……

　　“同志，你脸色不好，病了吗？”邻座的一位大婶问我。

　　胃已经痛麻木了，其实也不是病，就是饿的，还有就是太冷了。为了减轻行囊，去的时候把给海因里希的棉衣棉裤全套自己身上了，直到在库兹涅茨克车站办公室换装，上马以后实在是冻得不行，可火车上怎么也这么冷。

　　“炉子水又开了，要泡茶吗？前头你问水开了没有，我刚一转身你就睡着了，睡到现在。”邻座的大婶问。
　　我有点不好意思，除了在办公室和马背上打了个盹，差不多两天没怎么睡过了。我向大婶借了个杯子（没有镂空的带柄金属托罐），跟着去打开水，“我们到哪儿了？”
　　“新西伯利亚。”

　　原来才刚刚从支线驶入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可不久前发生的一切，已仿佛梦中，而即将发生的一切，又何尝不是呢？

　　没有买到通厢的车票，只能一路坐回莫斯科，拖着两条灌了铅的腿回到学校，总算赶上福列小姐的法语课补考。

　　考完了，脑子却停不下来了，一宿一宿地睡不着，黑夜里睁着两眼，只看见海因里希满脸的煤灰和瘦得凹进去的面颊，脑子里满是他走了调的诡异歌声，一遍又一遍留声机似地唱。

　　我来到医院，碰到叶夫根尼，他也很憔悴。
　　“回来了？”
　　“前天到的。”

　　“胃又疼了？”
　　“你有安眠药吗？”
　　“当然，”他跑进诊室又出来，塞给我一个小包，“吃多了不好。一次只一片，千万别多吃。”
　　“好。”

　　“出去走走？”
　　“好。”

　　没有草的草坪上全是刚化的雪，泥泞不堪，我俩只好又踅回走廊。

　　“有烟吗？”不知道为什么，很想念香烟的温暖。
　　“当然。”叶夫根尼总是有求必应。他去墙上撕了半张《真理报》，又掏出一小包马合烟丝。他抖抖抖浪费了不少烟丝，我便把材料全拿了过来自己熟练地卷好，然后他一根我一根。

　　他抽了两口，忽然问：“从前你给我卷过烟吗？”
　　“当……然。”我呛着说。
　　“在哪儿？”
　　“在列宁格勒前线，咳咳，在涅瓦河的集中营。”虽然我不抽烟，可也觉得这烟味道可怕极了。
　　“……我怎么不知道。”

　　我俩对抽了一阵，“……他怎么样。”叶夫根尼终于问道。
　　“他耳朵都被打聋了。”我禁不住喉头哽咽。
　　“活该……”叶夫根尼骂了一句，看见我的表情，改口道：“聋子你还要？”
　　“这时候不是更不能抛弃他吗？”
　　“……多少年？”
　　“三十年。”

　　叶夫根尼叹口气，不作声了。

　　《真理报》抽完了，又冲又辣的马合烟熏得我俩眼泪都下来了。叶夫根尼呆呆看了我一会儿，忽然搂住了我，“咱俩都别装了。你苦，我也苦。”我头一次没有推开他，反更用力地抱着他哭泣，其实我并不坚强，太需要一个温暖的怀抱了。

　　在医学院里查了几天文献，终于搞清原来伤寒确实可以导致失聪，这么说来，我可能是错怪库兹涅佐夫大尉了。考虑了一下，给克鲁季科夫中校打了电话，他是炮兵部队的，依稀记得这个军种的不少士兵也有听力障碍，战后应该有相关的治疗和休养。克鲁季科夫中校给我介绍了一位研究听觉系统的军医莫尔恰诺维博士，他恰好在西伯利亚的疗养院里为部分听力下降的士兵做治疗。我问他是否需要对照组，德国战俘里也有类似情况，博士愉快地接受了建议，我赶紧又给库兹涅佐夫大尉打电话，他冷冰冰地答应了。

　　海因里希的病是伤寒感染引致的感音神经病变，通过药物进行血管扩张、增进神经营养，或可改善耳蜗微血管循环，至少减轻一点耳鸣、晕眩的症状。原来海因里希不只是听不见，还有这么多伴随而来的痛苦，想到他拼命说话的样子，我就揪心地疼。博士没有治好德国战俘的义务，海因里希能够以对照组的身份接受检测和前期治疗已经非常幸运了，接下来我按照莫尔恰诺维博士的口述，自己采买了一些相关药物寄给库兹涅佐夫大尉，同时附上了几瓶酒，大尉把空瓶子全寄回来了……真是，从没见过这样的人。

　　三月里的一天，刚下了课，薇拉老远喊我说有电话，我吓得一激灵，连滚带跑。
　　“Ch'ênch'ên ?”
　　我愣了，不是海因里希的声音，而且……是谁这么叫我？
　　“我是斯多艾多叔叔。”

　　“斯多艾多”（这是什么）是我学会的第一句俄语，那时我两岁，黄埔宿舍隔壁几个年青的苏联军官常常逗我玩，其中有位大个子特别和善，我每每举了各种物件问他：“这是什么？”他就很耐心地用俄语跟我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俄语发音真好玩呢，他一说我就咯咯咯地笑。我不记得他到底叫什么，只管他喊斯多艾多叔叔。

　　这是什么叔叔说：“去年冬天你在监狱门口站了三天，是等我吗？”
　　原来上次是他给我打电话说海因里希回国了。为什么？为什么他会知道我在这儿？
　　“你出来一下，到校门口。”

　　大门外停着一辆美式风格的黑色嘎斯轿车，车窗里有个中年男人冲我招手，我不认得对方的样子，问了句“这是什么？”他就笑眯眯地回答：“这是轿车。”那个笑容好亲切好熟悉。

　　这是什么叔叔是坎波夫大校，在布特尔卡监狱担任副狱长。轿车载着我在大学外面转圈圈，坎波夫大校却没有兜圈子，直接问我：“海因里希·安布鲁斯特跟你是什么关系？”
　　我犹豫了一秒钟，“爱人。”
　　“怎么认识的？”
　　“我是战俘营里的文书。”
　　“时间？”
　　“44年11月到45年5月。”
　　“那时就好上了？”
　　“不。离开战俘营后才好上的。”

　　他琢磨了一下，“好吧，不管怎么说，谢谢你说了实话。”我惴惴等着他的下文，他叹口气，“国安部的问过你，大概是你从德国回来以后吧。”
　　我尽量不露出害怕的表情，“我什么都没做过，从来没有对不起苏维埃。”
　　“自己小心点。”

　　回到学校，头皮还是一阵阵地冷。我只知道未来的路很漫长，竟没想过还有这许多风险。最后一次给库兹涅佐夫大尉寄了一封信，里面夹杂着几句德语，如果大尉不明白我的意思，那就算了，如果他不愿意，那也算了。

　　海因茨，我会等你。

　　只是我太孤单，太脆弱，我需要你同我一起等。

　　（本来这章是有海因里希的，但这个部分写完还没时间好好想想。再过一天吧，这样提炼得好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