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瓦里希阿芙罗拉》直道相思

13、C13 一张招贴

　　C13 一张招贴

　　战争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不久前红军还在波兰与德国人一起拥抱，喝酒庆祝苏德新边界的诞生，照片上胜利会师的异国军人是多么的热情团结啊。波兰曾经狠狠地欺负了苏联和德国，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为了讨回公道，我们走到了一起，友好地瓜分了波兰，没想到这么快同志就翻脸了。

　　德国人来得太快，中下层军官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打，因为三年多的肃反运动把八成的高级军官都清洗掉了，我的几个上级一夜之间消失，同级不少军官也忽然就成了党的敌人，阴谋颠覆苏维埃。我也被搞得精神错乱，半夜听到车子刺耳地开进来，以为是内务部的人前来抓捕，差点我就从窗户上跳下去了。如果当时真跳下去也就好了，可惜军车的到来只为了发布战斗的命令，我从一个中尉火速提拔到大尉，与其他一些迷茫的战友们瞎指挥，最后成片成片地在基辅被德军俘虏，还有更多人完全放弃抵抗，难民似地溃逃到后方。

　　被俘虏的红军实在太多了，65万人，把路都堵住了，有些士兵居然是笑着来的，大概是还没来得及搞清怎么回事就跟着别人一起投降了。被俘的头几天，根本没有东西可吃，德国人吓坏了，没想到能抓这么多俘虏，完全没准备充分的食物。我们向铁丝网外的乌克兰群众求救，把自己完好的衣服、簇新的军帽脱了伸到网外跟他们换口粮，但乌克兰人说，你们俄罗斯人的征粮队还没来够吗？

　　没饿死的俘虏给德国人修路、搭桥，搬运物资，我不知道为什么再苦再累也能扛下来，可能是不想被打死后栽到阴沟里，可能是丢不下脸去参加德国人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去解放自己的家乡，我一心想着只要坚持就能回家，就能吃到妈妈做的烤肉饼。

　　我在德国人的刺刀下咬牙熬了四年多，瘦到只剩下一把骨头，终于盼来了红军同志。可是同志们却骂我是祖国的叛徒，人民的耻辱。我的身份永远是犯人，衬衣后领上永远缝着醒目的囚徒号码，回家变成了流放，遥远的西伯利亚才是我的归宿。

　　德国人踢我揍我，我不在乎；过得比牲口还贱，我也不在乎；沦落到与敌方俘虏同睡在牢房地下……也只闭眼当没看见吧。可是我受不了苏联人异样的眼光，受不了他们哪怕一声的呵斥。劳改营里驻扎着一支军事化步兵警卫队，当着德国人的面，要我捱红军士兵的皮鞭，那种心灵上的痛楚远比德国人所给的痛一百倍……

　　为什么？为什么苏维埃永远对自己人最残酷？我望向高高在上的警卫队大尉，回答我的是冰冷的目光……

　　四百米深的矿井，埋葬了我所有的阳光与希望，汹涌的溃水吞噬着我这具再无可恋的躯壳……可是竟然有人不肯放弃地向我伸出援手，一声声地呼唤，叫我兄弟……党卫军纳粹分给我面包，借给我外套，海因里希还把他未婚妻的照片与我分享。昏黄的马灯下，一个个赤-裸发抖的男子，轮流传看一位美丽少女的倩影，多么奇妙温暖的感觉……不管多少年，我都记得这一幕，记得这阶下岁月中头一次感受到的光明与希望。

　　“有哥哥吗？”海因里希问我。
　　“没……只有个弟弟。”我已失去了这个弟弟，但我一下多了几个兄弟。

　　所以，当海因里希昏倒，当马灯熄灭，当大家都累得抬不动手时，我仍奋力举起铁镐，为他，为我，为兄弟们，再多挖一点，多挖一点……

　　醒来的时候，我又看见那双冰冷的眼睛，“海因里希呢？”
　　“他得了伤寒，等所有人都排查以后，这些犯病的就会一起拖出去处理。”
　　“不！他救了我的命，你不能杀他。”我抓住警卫队大尉的衣角，“如果没有海因里希，我就死了。”
　　“你早该死了。”他狠狠地推我。
　　“别杀他！”我死也不放手。

　　好半天，他语气生硬地说，“就算我不动手，他也活不下去。”
　　“盘尼西林，盘尼西林，你一定有。”

　　他终于一脚踢开了我，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军官室，他没有回应我的请求，但也没有将得了伤寒的六个德国人处理掉，只是把他们都锁在禁闭室里，鲁道夫不肯离开海因里希，我当然也不肯走，于是一同关了起来。原来海因里希肚痛好几天了，咽不下东西，但却不敢声张，担心被拉去永久疗养。

　　两天后，终于等到一位保健营派来的军医，这时的海因里希已是高烧不退，意识不清，胸膛肚子都起了鲜艳的红疹，医生给病号简单地各打了一针，说“药就这些，一个人是这些，六个人也是这些，能不能活下去全靠自己。真是浪费……”

　　没病的犯人全部接受了消毒，剃光体毛，衣物煮沸，烧了麦秸。最后，六个病人死了四个，海因里希活了下来，有一阵子，他反应迟钝，听力有严重的障碍，外号叫聋子，被划为“第四类劳动能力”，险些再度被处理掉。每天夜里下工回到板房，鲁道夫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拍他的脸，叫他“海因茨”，如果他能醒过来做出相应的表情，比如傻笑，鲁道夫就会很开心地喂他吃面包。

　　我也很开心，即使被士兵们打骂，叫到军官室里擦地板，也觉得日子不是那么绝望。写字桌背后的墙沿儿粘着一张卷了边儿的破宣传画，用来遮掩墙上的裂缝，拉开的椅子挡住了部分画面，三男三女的各族青年战士都只露出半张脸，一齐团结在红旗下坚定地望向前方。这画儿我以前打扫时见过几次了，可这回我忽然瞪大了眼睛，搬开椅子——

　　我不能确认自己的判断，叫来海因里希一块儿帮忙擦地板，给他指点了一下，他便扑了上去。我欣慰地看着他疯狂地抠、抓、撕、扯，将那锯齿般的画儿塞到怀里，嗯，我觉得他总算正常了。

　　成功地搭伙盗窃走了社会主义公有财产，却见门外背向站着大尉，一双皮靴嗒嗒嗒，轻轻踏着台阶，踩出悠闲的节奏。我俩低着头经过大尉身边假装什么也没发生向板房走去，他可能也确实没看见什么，摘了军帽进屋。

　　过了两天，我再度被叫去打扫军官室，大尉正伏案疾书，身后从来合拢的窗帘大大开着，窗玻璃的窟窿上糊着一张完全相同的招贴——而且更新。我傻了，幸好海因里希不在……

　　“以后别来这儿打扫了。”
　　“是。”

　　我退了下去，终于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声：“家里好吗？”

　　他头也不抬，继续写着：“妈妈知道她大儿子死了。伊丽娜跟别的男人走了……”

　　屋子里一片死寂，大尉转身刷一下把窗帘拉上，从鼻子里哼出一个轻蔑的声音，“希望下次可以把我发配到暖和点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