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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谈谈多尔衮摄政日记 ...


  •   (一) 多尔衮作战在皇太极时期,不仅是足智多谋,而且非常勇敢,每次都身先士卒,亲自披甲上阵的。松锦之战,他披坚执锐,祖大寿军从锦州城头发炮向南轰击,洪承畴从松山发炮向北轰击,多尔衮差点被击毙。祖大寿复降后,多尔衮曾向他谈到当时危急的情形,
      祖大寿张惶失措地说:“果真有这样的事,要是那时候击中王爷,可怎么办呀”。(我这里都翻成白话文,日记是半文半白的)
      多尔衮却认为,“那时候我们是敌对双方,发炮时唯恐打不中,大寿言不由衷,实在可笑。” (原文是“彼时两仇相敌,唯恐不中,大寿言不由衷,诚为可笑”。)
      祖大寿二次归降时,很多满人是很不满的,认为他出尔反尔小人一个,加上他死守锦州十几年,死在他手上的清兵不在少数。但皇太极还是放过了他,没有赏他具体职务,多尔衮继续秉承皇太极对祖大寿的政策,让祖大寿作军事参赞,没有具体职务。但祖某人得享天年,康熙三年以高龄在北京去世。从上文态度可以看到多尔衮此人有时还是相当坦率的,对大臣们的虚话基本不买帐,但是从祖的反应来看多尔衮的确是位高权重,满汉官员对他的态度一律是诚惶诚恐。
      (二)
      多尔衮对刚林等大学士们说:崇祯皇帝还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我在东边的时候,每见此中朝报,下以此蒙上,上的旨意亦以此蒙下,最为好笑,所以就不看了。
      这里所指的朝报,也就是明朝的邸抄,是官方出版的流行于官员内部关于朝廷消息的抄报,有圣旨上揄大臣奏折的抄件和官员赏功职位升降的消息等等,相当于大陆参考消息没有在八十年代初尚未公开出版前的角色。多尔衮在入关前就通过细作订阅了两年,后来因为如上述他所说的理由,空话假话太多,所以就停止订阅了。
      这里可以看出
      1。清灭明的心思早就有了,否则怎么会时时关注明朝动向,以订阅朝报为方式来了解敌方动向,这也是情报搜集的一种方式。
      2。多尔衮与其他的满人不同的是,他很细心,事事留心,同时他的阅读面也是很广的;
      3。他对明朝官场积弊在入关前就了如指掌,并且一言中的,这对他的执政是很有帮助的,可见他的政治头脑。
      4。多尔衮对崇祯还是厚道的,一来是死者为大,二来当时他的大学士多是前明降官,不能公然对他们的旧主不敬,但是如果多尔衮一个局外人能看得出明朝官场欺上瞒下,崇祯这个皇帝可真是做的糊涂,虽说有旁观者清的道理,但身为皇帝不能明查下情,就是严重渎职。
      (三)
      顺治六年闰六月初,多尔衮同大学士们讨论招抚江南,他得意得对内院大学 士们说:“金陵即已定其余诸省当遣人带诏前去招抚“。大学士们说派当地官员去比较合适。但多尔衮心中有更合适的人选那就是洪承畴,其他几个亲王也赞成,但他当时没有明说。
      几天后又议论到这个问题,提出了几个候选人,后来的吏部尚书陈名夏自告奋勇要前去招抚。多尔衮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在东边,只闻洪军门是至清的好官,其用兵上阵亦有可观。松山之战我就很费心思,亲自披甲上阵,现在身体疲弱就是那会儿留下的病根。”
      冯铨听他的话对洪承畴不利,赶忙说,“洪军门以前有罪,现在到江南去总督军务,就可以立功赎罪。”
      多尔衮认为冯铨误会了他的意思,接着说,“我亦认为他做得来,诸王也认为他好,所以令他南去。”
      洪承畴听到他后边的话,忐忑不安的心才平静下来。
      几天后多尔衮以顺治皇帝的名义授予洪承畴江南五省经略的大权,协助当时的平南大将军年仅26岁的贝勒勒克德浑(他的兄长是图谋拥立多尔衮为帝被杀的阿达礼,可见多尔衮心存内疚,对他的小弟特别提拔爱重) ,当时赐予洪承畴衣帽袍带。
      第二天,多尔衮对洪说,“凡我心爱之人,虽万金不惜。昨天赐给你的衣帽虽然不值什么,但有我对你的一片爱重之意呀。” 也就是礼轻情义重的意思。洪承畴对多尔衮的知遇之恩也是感激涕零,始终扑心扑肺的卖命,多尔衮对他的恩赐也高于满汉诸臣。根本同电视上互相吃醋不同。
      顺便回到多尔衮的健康问题,其实我以前也谈到过,他素患风疾,入关后病情日重,“常常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 ,又复一度“为疾颇剧” ,使他实感“几务繁重,疲于应裁” ,因而烦躁愤懑,容易动怒,情绪反复无常,所以上上下下都怕他,以至于达官显贵往往也不能直接同他说话,要趁他外出过路时借便谒见他 。(汤若望笔记)为此他一再令臣下:“章疏都须捡择切要以闻,在文字上要求简明扼要,不允许存有泛浮无据之词”,“以免徒费精神”。(引号内的都是多尔衮的原话)
      顺治四年,据说是在多尔衮的授意下,由济尔哈朗,多铎和其他几个亲王联名上书说摄政王由于风疾加重,“跪拜不便”,要求顺治免于多尔衮跪拜(除了元旦,这天多尔衮还是要单独对皇帝行礼磕头)。通常这是作为多尔衮开始妄自尊大无君臣之礼的标志,但事实上多尔衮面圣机会最多,每次要他行礼,一天多的话十来次,实在对他的身体是个负担,客观上是有这个需求。

      多铎征江南时,一天多尔衮召集大学士们商议政事,问道:
      ”江南有什么好人物吗”,大学士们回答说江南人杰地灵,人才很多,多尔衮说:“我不是泛论地方贤才,只是先生们胸中有知道的吗?”,大学士就说“钱谦益”。

      从这段话可以看到

      1。多尔衮求贤若渴,征江南不问财货,先求人才;
      2。他不喜欢空谈阔论,只求具体实事,凡事必寻根究底; 3。他很注重倚赖前明降官的建议,当时的大学士除了范文程和刚林外,都是前明降官,包括洪承畴, (他没有正式封大学士,而是以原官委任,入阁办事,他的原官就是松山被俘前的明朝官衔,是太子少保加兵部尚书,这样也就等於是大学士了)
      4。他对降官还是极尽礼遇,尊称为先生们,这同其他满洲贵族以战胜者姿态,趾高气扬,对汉官蔑视的态度截然不同。
      5。当时的大学士们几乎都是北方人,明季的党争也带到了清初的朝廷。他们别的名字不举,单说钱某人,那时他与大学士们臭味相投,而且他们也有把握钱某人愿意出来做事。

      顺治二年阿济格在江西富池口击破李自成的老营,礼部准备了祭文以供郊祭大典所用,多尔衮对文中的”神人共愤“很不以为然,说”明朝人博学倒是博学,只是这样的话就不大合适。人之共愤可以看得出来,若天之愤从何而来?如今是王师翦寇,便如此说,倘若两军相持,不分胜负,难道是说天在愤与不愤之间吗?“

      他这段话不但嘲笑了明朝官绅的酸腐,而且对上天也大不敬,颇有些无神论的味道.

      顺治元旦日,清属国朝鲜国王李倧照例派专使奉表致贺,并贡方物。除了进贡给皇帝而外,还专门以所获倭刀等物致赠多尔衮。

      多尔衮收到李倧的礼物后,立即向济尔哈朗和诸大臣说:朝鲜国王因为我攻占江华岛时,保全了他的家人,不忍负恩,所以常以礼物馈赠,较诸王独厚。以前曾每次都向先帝(皇太极)报备,先帝命我接受,我才收。如今我们大家辅理国事,宜无私交,而且凡是外国的馈赠,接受以后会产生困扰,不止是朝鲜而已。诸如此类馈赠,以后是否应该永远禁止接受呢?

      诸王,贝勒和议政大臣咸以为然,於是议定:嗣后凡外国馈送助王,贝勒礼物,永行禁止,著为令。多尔衮并且致书朝鲜国王,明白告知不受馈赠的理由。

      多尔衮这一招,是在他确切掌握朝中一切军政大权后的表态,照今天的说法,也可以说是作秀。他知道自己目前虽已经初步达到集权的目标,但是只不过是以力服人而已,还达不到以德服人的地步。以如此一件每年都会发生的小事下手,可凸显自己公忠体国,一介不取得恢宏大度,领袖风貌,又可以杜绝满朝文武私相授受,结党营私的歪风,正是一石两鸟,含意深远。

      杰出的政治家就需要有细心和洞察秋毫的本事,比如在顺治六年,这时他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了,一件刑事案,有个证人叫积阴金的审案当中报病身亡,可是不久之后又出来作证,多尔衮在日理万机之中,看到后来这份奏折,居然能想起几个月前的奏折,批示说,积阴金这个人以前不是报称亡故了吗,怎么又死后翻生出来作证,其中必有舞弊,令刑部速察。就这样平反了一件冤案,从这个事情上,大家可以看出他不但勤政,而且心细如发,这样的事情很多,所以下面的官员也不敢象前明时候欺上瞒下那么过分了。清朝以后的皇帝都有他的影子,雍正的勤政不怕琐碎又何尝不似他的曾叔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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