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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兵部衙门的雪 正月初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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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七,天没亮,雪又落下来了。
陆承业寅时起身。屋里炭火烧得闷,他让常安把窗纸挑开一道缝,透进一线冷气,人登时清醒。他穿的是旧官服,补子上的纹样还齐整,只是袖口磨出一点毛边——庚子这一年,谁也顾不上体面。
骡车在东长安街北边停下。兵部衙署的朱门虚掩着,门前两尊石狮落了雪,看着像披了孝。
自去年八月城破,这处衙署被洋兵占过几个月。匾额摘了一半,斜斜挂着;正堂的屏风断成两截;卷宗散在地上,被雪气浸得发软,踩上去一脚一个湿印。
他弯腰拾起一册,翻开,纸页黏连,字迹晕开。那是三年前江南解来的军械报销底册。
“陆主事。”
有人在里头唤他。是周司务,比他大十岁,在部里管了半辈子杂事,此刻从后堂出来,袍子上沾着灰,脸也灰。
“库房查过了?”陆承业问。
周司务摇头,声音压得极低:“查过了。账上记的枪是八千六百枝,库里在场的,一共三千挂零。”
陆承业没说话。
“其余的呢,”周司务苦笑,“一部分乱时被溃兵抢了,一部分洋兵进城后拉走了,还有一部分——”他顿了顿,“账上本就记着,底下人拿旧枪充的数。这本账,庚子年前就烂了,如今不过是烂得露了底。”
堂上没风,也冷。
陆承业在堂里站了一会儿。他刚进部那几年,这正堂上悬着一块匾,写的是整军经武四个字;如今匾也没了,墙上只剩四个淡去的印子。他记得父亲说过的一句话:做官最要紧的不是升得快,是账目干净、夜里睡得着。这句话他记了十几年,越记越觉得沉。
两人往后堂去。路过天井,几个书吏缩在墙根晒太阳,见了他们,懒懒地起身见礼。乱过一场,衙门里的人心也散了,日上三竿才有人来,点个卯,便凑在一处说闲话。
“听说李中堂还在跟洋人磨。”一个书吏压着嗓子道,“开口就是四万万五千万两,户部拿什么赔?”
“还能怎么着,摊呗。”另一个接话,“摊到省里,省里摊到府里,府里摊到县里,一层刮一层,到头来还是种地的掏。”
“种地的手里能有几个钱?末了还不是加到厘金、加到盐上。”
“听说袁世凯在山东练的新军,用的是德国枪。”又一个书吏凑过来,“人家那兵,一个月饷银四两,穿皮鞋,走正步。”
“那又怎样。”先前那个冷笑,“朝廷有的是枪,有的是兵,可庚子年怎么样?”
一圈人就都静了。
没人接这句话。
陆承业站在天井里听着,没插嘴。
直到周司务扯了扯他的袖子,他才回神,推开后堂的门。里头摆着一张长桌,桌上摊着几本翻开的册子,都是他从腊月起一本一本从乱纸堆里挑出来的。
“陆主事,”周司务搓着手,“这些你要查,查到什么时候?部里如今连主事都缺了三个,一个病了,一个回乡了,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去天津了。”陆承业接道,“我知道。”
他伸手在那本底册上慢慢抹了一下,抹下一层灰。“摊钱不怕,”他说,“怕的是摊下去的银子,买回来的又是一批旧枪。”
他抬眼看了看断成两截的屏风。
“我父亲从前讲过一句话——账不清,事不成。军械这东西,账上差一枝,阵上就要差一条命。”
周司务怔了一下,随即笑起来:“陆主事,你这话搁在这个当口上讲,是要招人厌的。”
“我知道。”陆承业道,“可我还是得讲。”
散了衙,天已过午。雪停了,日头从云缝里漏下一点,照在衙署前的积雪上,晃眼。街上洋兵的岗哨换了一班,靴子踩雪,咯吱咯吱,隔着老远都听得见。
陆承业坐在车里,忽然想起前年秋天在城西见过的一个人。那人从上海来,说南边的纱厂、铁厂,机器一开,一天能纺出北平一个月用的纱。当时他只当是闲话,这时却一句一句都想起来了。
枪要买,机器要买,什么都得买——可买回来的东西,什么时候能自己造出来?
这个念头,他从前没敢细想。
陆承业没有直接回家。他让车夫绕到城西,在一家相熟的估衣铺买了两匹素色棉布,又去隔壁书铺,取了一本前年印的《泰西机器图说》。那书纸不好,图也粗糙,讲的是蒸汽机、齿轮与车床。他揣在怀里,像揣着什么要紧东西。
经过一条街口时,他停了停。街对面是洋兵新设的一处电报房,高高的木杆上扯着线,屋里的机器昼夜不停地响。他看了很久,才转身上车。
回到家里,孩子刚睡醒,在襁褓里蹬腿。他站在炕边看了一会儿,把怀里那本书放在桌上,又取过一张纸,把连日来抄下的清单誊了一遍——哪一库、哪一批、差多少,一笔一笔,写得极整齐。
写完,他把纸折好,压进那本《泰西机器图说》里。
那本书,他后来一直留着。
那本账,也一直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