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水残阳》广开言路

2、第 2 章 第二章乱世

　　第二章乱世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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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一月，日军占了潍县。
　　昌邑县城是二月丢的。县政府往南跑了，区公所散了，各乡的联庄会、红枪会、无极道、白莲教，一夜之间全冒出来。有枪的成了司令，有钱的成了靠山，没枪没钱又不想死的，成了"老百姓"。
　　那年正月，李树贵二十七岁。
　　他手里有十一支枪。七支是从溃兵手里买的，三支是从一个跑了的区丁手里换的，一支是他自己攒了三年、托人从青岛带回来的，比利时造，枪身短，蓝汪汪的。这支枪他谁都不让碰，睡觉压枕头底下，后来压了十一年，一直到死。
　　起兵的地方在王耨的三官庙。
　　三官庙不大，三间正殿，供着天官、地官、水官，殿前有一口井，井台上磨得光。庙里的老道士跑了，庙空了。李树贵把队伍拉进去的时候，一共三十七个人。
　　旗是他自己做的。他从刘家偷了一床被面，红的，被面上有暗花。他拿剪刀把暗花的那一半剪掉，剩下一块干净的红布，用墨写了四个字：抗日保家。
　　字是罗荫堂写的。
　　罗荫堂是这一带有名的怪人。前清秀才，考过两次举人没中，抽大烟，瘦得像一根竹竿，眼窝陷进去，说话慢条斯理，一句是一句。他在王耨开过一间私塾，教过十几个学生，后来学生都跑了，私塾关了，他就靠给人写状子、写对联、写碑文过日子，一天两顿地瓜干。
　　李树贵起兵第三天，罗荫堂自己找上门来。
　　他站在三官殿的门槛外面，把长衫的下摆提起来抖了抖土，说："李当家，我来给你当先生。"
　　李树贵正在擦枪，抬头看了看他，说："俺这里没束脩。"
　　罗荫堂说："我不要束脩。我要三样。"
　　"哪三样？"
　　"一，我抽大烟，你别管。二，我不打仗，你别派。三，你的文书告示，都归我写。"
　　李树贵把枪放在膝上，看着这个瘦得像竹竿的秀才，说："你为啥来？"
　　罗荫堂笑了笑，说："我在王耨教了二十年书，教出来的学生，一半在种地，一半在要饭。如今这世道，笔杆子不值钱了，枪杆子值钱。我今年五十一，再不改行，就要饿死在私塾里。"
　　李树贵说："中。你留下。"
　　罗荫堂就这么留下了。他后来替李树贵办了八个办事处，印了"三合成"的票子，写了无数张告示，把"屠村"写成"剿匪安民"，把"摊派"写成"乐输"，把"抢"写成"借"。他抽了七年大烟，最后在李树贵被活埋的前一个月，卷着两本账跑了。
　　但在一九三八年的春天，他是李树贵眼里最了不起的人。
　　因为李树贵不识字。
　　这件事，是他这辈子最深的一根刺，比"看坡的"那三个字还深。
　　他不识字到什么程度？他认得自己的名字，认得"李"、认得"树"、认得"贵"，但这三个字拆开来放在别处，他就不认了。他也不会写。他签押从来是按手印，红印泥按下去，指纹一圈一圈，像一枚铜钱的边。
　　一个人不识字，在那个时候，等于半个瞎子。他看告示得让人念，他收条子得让人看，他记账得靠别人。他后来当了团长，八个办事处的账，一本也没经过他的手。
　　所以他对识字的人，有一种近乎卑微的敬重。谁要是能写一笔好字，他就愿意多给三分面子。这个毛病，后来毁了他不止一次。
　　队伍扩得快。
　　一千人也好，几百人也好，在那年头，只要有粮、有枪、有胆子，人自己会来。
　　李树贵聚人的法子很实在。他站在三官庙的台阶上，对着底下几十号人说：
　　"俺李树贵，西马埠看坡的出身。俺不敢说什么大话。俺就跟你们讲三条。第一条，跟着俺，有饭吃。第二条，跟着俺，有枪使。第三条，日本人来了，俺走在头里。"
　　底下有人喊："当家的，抢不抢？"
　　李树贵说："抢日本人，抢汉奸。中国人不抢中国人。"
　　底下又有人喊："那没吃的咋办？"
　　李树贵说："没吃的找俺。俺有法子。"
　　他有什么法子？他有摊派。他起兵第二个月，就开始在王耨、双台一带摊派。名目好听，叫"抗日捐"。一户出多少，看地亩，看牲口，看家里有没有人在队伍上。交不出的，拿粮，拿鸡，拿门板，拿媳妇的嫁妆箱子。
　　这件事他心里明白，嘴上不认。他跟罗荫堂说过一句话："俺这队伍，是拿老百姓的血养着的。"
　　罗荫堂正在写字，头都没抬，说："自古如此。"
　　李树贵说："自古如此，就不是罪了？"
　　罗荫堂这才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说："当家的，你要想这个，你就当不了这个家。"
　　李树贵没说话。他那天晚上在殿前的井台上坐了很久，井水里有月亮，他往下看，看见自己一张脸，黑，瘦，眉毛压得低。
　　三十七个人里，什么人都有。破产的佃农，跑了的区丁，盐贩子，赌输了家产的少爷，还有两个是犯了案的。马连升是头一个跟着他的，当了队长。罗荫堂管文书。还有一个叫侯三的，原是双台一带的混子，会看人，会说话，专门替李树贵跑外事，后来当了五团的交际副官。
　　这三十七个人，没有一个念过《建国方略》，没有一个知道"三民主义"讲的是什么，更没有人听过"阶级"这两个字。他们跟着李树贵，是因为李树贵能让他们吃上饭。
　　李树贵自己也不懂。
　　他起兵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两件事：一是他不想再看人脸色，二是他真恨日本人。这两件事混在一处，他自己都分不清哪个重一些。有时候夜里他觉得自己是个英雄，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个带人抢粮的。
　　这种分不清，跟了他十一年，一直跟到葛庄南门外那个坑里。
　　一九三八年春上，队伍到了二百多人。李树贵把三官庙的院子扩了，把殿前的空地当操场，每天早上让马连升带人练队列、练刺杀。练完了吃饭，饭是高粱饼子配咸菜，一人一天两斤。
　　有一天早上，队伍在操场上站队，李树贵绕着圈子走。走到第三排一个十六七岁的兵跟前，站住了。
　　那兵腿在抖。
　　李树贵问："你叫啥？"
　　"俺叫刘小四。"
　　"为啥抖？"
　　"俺怕。"
　　李树贵说："怕啥？"
　　刘小四说："俺怕死。"
　　队伍里有人笑。李树贵回头瞪了一眼，笑声停了。
　　他转过身，对着二百多人说：
　　"他说他怕死。俺跟你们说，俺也怕。俺李树贵怕死怕了二十七年。怕死不是丢人的事。丢人的是，你怕死，你还跑。你跑了，你娘在家谁管？你跑了，日本人来了谁挡？"
　　他说完，顿了一下，声音低下去：
　　"俺也不知道俺能挡到哪一天。但俺挡一天，你们娘就多活一天。"
　　这话说得很土，二百多人里有一半听懂了，另一半只听懂了一半。但那天以后，刘小四不抖了。
　　刘小四后来死在王耨后那一仗里，十九岁，身上中了三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