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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去往戈梅利 五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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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温和的春末,湿润的轻风吹过白桦的新叶。明斯克的站台上满是拖拽着行李彼此推搡的人群,混杂着火车蒸汽的热浪和燃煤的黑烟。
娜塔莎还穿着儿童之家发的旧裙子,一只手抱着一个布包,装着她全部的家当和吃食,另一只手紧紧地攥着安德烈的衣摆,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旁。安德烈拿着介绍信和车票找站务员问路,这是他第一次坐火车,尽管他面上一副了然于心的平静,但快速又颤抖的语调还是闪烁着他的紧张和兴奋。
娜塔莎的手越攥越紧,在他上前和别人问询时几乎快把他的外套扯掉了。“好了,娜塔莎,别一直拽着我。”他停下来回头拉自己的衣服,却看见娜塔莎像凶狠的小兽一样瞪着他,仿佛这样她的眼泪就不会掉出来,她哽咽着:“要是我再像小时候那样在站台走丢了怎么办?要是你也像我爸爸那样把我丢在火车上怎么办?”
安德烈叹了口气,松开手,转而牵起娜塔莎抓着他衣服的那只手。“怎么会呢,我不是一直带着你吗?”他俯下身压低声音,“还有,他们不是不要你了,你自己也说过你姐姐很爱你对吗?我们说过,等攒够了钱我们就找机会去安卡拉找他们,别哭了。”他拿袖子擦了擦她的脸。
娜塔莎没再说话,拉着安德烈的手跟着他上了火车,等到他俩都坐在了硬席的木质长凳上,她才像被捋顺毛的猫一样安静下来。
火车缓慢地开动,窗外的景色开始倒退流转,安德烈斜靠在长凳上,手里捏紧了装着车票和介绍信的包,城市的楼房和电车的鸣笛声一起消失在视野里,他的心跳随着车轮的滚动而加速,那曾经圈定了他整个人生的边界已然消失,未来会发生什么?又还有什么在等着他?
火车停靠时上来了一位走路有些跛的军人,他穿着衣摆磨毛的旧军装,头上是一顶有尖顶和护耳的帽子,在春天的轻薄里显得突兀。他的两只手都缺了几根手指,脸上的胡子也没有剃掉。
周围的人对他敬畏又好奇,有个胆大的女人开口问:“您打过芬兰吧?”
男人点了点头。
“维堡?还是曼纳海姆防线?”女人继续问,“报纸上说那防线也没什么,咱们一打就破了。您说,那边真有那么冷?”
男人没有回答,仅剩的手指蜷缩着收进衣袖里,女人讪讪地笑了一下,不再言语。
安德烈盯着男人的袖子,芬兰人肯定很恨他们吧,他想着,就像其他国家的人恨着德国人一样。他又想起前不久雅典已经被德国人占领,他们会停在那里吗?他打了一个寒颤,告诉自己别想那些,雅典只是个遥远的、仅仅在课堂上听说过的城市。
“我们要告诉达尼亚吗?”娜塔莎的声音打断了他的不安,“我们去戈梅利了,是不是得告诉他新的地址,不然他在军队里给我们写的信我们收不到。”娜塔莎说着开始解她的布包拿笔。
“是要告诉他,”安德烈拿过娜塔莎手里的笔,“我来给他写吧。”
娜塔莎惊讶地抬头:“你来写?哥哥,你不生他的气了?”
“我从来都没有原谅过他!”安德烈恶狠狠地说,“只是这件事很重要,你那么多错别字,把地址写错了怎么办。”
娜塔莎轻哼了一声,扭过头骂了句脏话。安德烈忽然瞪大眼睛向四周张望,又拍了一下娜塔莎的胳膊,她皱着眉望向安德烈,却见到安德烈少有的严肃:“我们说过,不能说你的——”他比了一个口型:“德语!”,娜塔莎愣了一下,委屈地把膝盖上的布包扔到他身上,转过身看着窗外不理他。见安德烈没来哄她,她才不情愿地转回来:“好啦,我知道的,我就刚刚忘记了而已。”
安德烈揉了揉娜塔莎的头,然后垫着娜塔莎的布包开始写信。娜塔莎又翻出一支笔,在一旁照着达米安上一封信上的军邮地址写好信封。
“达米安·阿尔卡季耶维奇,我和娜塔莎被分配去戈梅利的羊皮袄厂劳动。这是新的地址: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戈梅利市,诺沃别利察区,革命街十八号,戈梅利羊皮袄厂,厂属宿舍。另外,如果有机会来南边,或者路过戈梅利,娜塔莎会很高兴能见你。”
然而,信的收件人此时并不在他们以为的军区。达米安在部队表现出色,被派去了喀山进行初级指挥员的训练。那封信在西部军区辗转,来到达米安手上时,已经是6月上旬。
6月22日,整个苏联在布列斯特的枪炮声中惊醒,苏德战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