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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你早就知道 我不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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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可能只有几秒,也可能久到窗外的阳光从地板上移走了一整格。房间里安静得不像话,连空气都变得黏稠,像是某种透明的、缓慢流动的胶质,把我们两个人包在原地。
高桥站在卧室门口,没有动。他的领带松着,白衬衫的袖口卷了两折,露出肌肉结实的小臂。他比在警署时显得更疲惫,像被一把无形的刀刮掉了一层表面的伪装。但他的眼睛很亮,不是兴奋,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深到看不清底的、几乎称得上悲悯的光。
“你不坐下吗?”他问我。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这间房子里某种正在屏住呼吸的东西。
我没动。我的后背还贴着墙,墙纸的花纹硌着我的脊梁骨,让我知道自己还站在现实里。
“你早就知道了。”我开口。嗓子有些干,声音像从砂纸缝里挤出来的。
“不完全。”高桥说。他慢慢走到床边,坐下,把公文包放在脚边。床垫几乎没有凹陷,他的动作轻得像在保护什么易碎品。他示意我坐旁边的椅子。我犹豫了几秒,走过去,坐下。椅面很硬,像审讯室里那把。
“我只知道一部分。”他继续说,眼睛没有逼我,只是平静地看着我,“我知道你病了。也知道‘灯笼’这个名字。因为三个月前,有人给我寄了一封信。”
我的呼吸一顿。高桥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透明文件袋,里面装着一个信封。信封已经拆开,上面用红笔写着“警视厅搜查一课高桥健一 样”。没有邮戳,没有寄件人。角落处画着一只极小的灯笼。
“寄到警视厅的?什么时候?”我问。
“四月十八日。山田案发前三个月。”高桥说,“信里面只有一张照片。是你的。照片背面写着一句话。”
他把文件袋打开,将信封和照片一起倒在床单上。我上前一步,低头看。照片上是我。我站在樱花树下,正抬头看天。这是春天的时候。具体是哪一天,我不记得了。那阵子我经常一个人站在那棵人工四季樱下面发呆,看那些不合时宜的花瓣落进排水沟里。
照片背面,一行字,蓝黑墨水,字迹清秀而稳定:
“这个女孩正在被山田隆史伤害。如果你不帮她,她会杀了他。到那个时候,我不会再让你找到她。”
我的呼吸像被人掐住了。那行字,我认得。不是我的笔迹。也不是灯笼的。灯笼的笔迹我也见过,更细,更飘,像是随时会从纸上飞起来。这行字太端正了,端正得近乎刻意,像写的人在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正常”。
“谁寄的?”我的声音轻得像在问一个已经知道没有答案的问题。
“查过了。信封和信纸上都没有指纹。上面的字经过比对,不属于任何已知的报案人。邮局的监控也没有拍到投递者。”高桥说,“但它还是到我这来了。”
“你看到这封信之后呢?”
“我开始查山田。”他缓缓说,双手握在一起,两根拇指互相摩挲着,像在翻找一个放了很久的决定,“我找了他以前的学生。一个叫井上的女孩,一年前毕业,现在在立川的一家美容院工作。我找到她的时候,她一开始什么都不肯说。后来我给她看那张照片和那句话,她突然哭了。她说那个女孩是她的同学。然后她告诉我,山田在毕业前,对她做过相似的事。”
“所以你早就知道他的事。”我的指甲嵌进掌心,“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没有抓他?”
高桥的嘴抿了一下。他抬头看我,眼神里没有辩解。
“因为井上不报案。她说如果被家里人知道,她就活不下去了。我告诉她,没有她的证词,单凭那封匿名信和一张照片,我不能逮捕任何人。她说再想想。然后她离开了那家美容院。上个月,有人在多摩川下游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二十岁。穿浅蓝色连衣裙。”
他停住了。
我整个人像被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来。那个女孩。那个说了“再想想”的女孩。我听见自己嗓子里挤出一个气音,像是有人踩着我的胸口。
“是高桥警部您发现的?”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
“不是。但我后来去认了。是井上。”他的声音很低,像一把刀子在水中划开,“她留了遗书,就在小挎包里。上面写:‘没有人会相信。所有人都在替老师说话。而我太累了。’”
房间里陷入了死寂。窗外有电车远远驶过的声音,轰隆隆地滚过,像一头巨兽在城市的另一边翻了个身。我低下头。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下来,一滴,就一滴,落在我的膝盖上,在深蓝色的裙面上留下一颗更深的圆点。
“所以你收到信之后,就开始查他。”我慢慢说,“但你没有抓他。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确凿的证据。不是匿名信,不是自杀者的遗书。是能把他送上法庭的东西。”高桥的声音重新稳下来,像在陈述一份迟来的报告,“山田很谨慎。他拍的那些照片,存放在一个我们找不到的地方。他表面上没有任何破绽。学校里的老师,除了佐佐木之外,没有人愿意说他的坏话。佐佐木也不肯合作。我查了两个月,什么进展都没有。”
“然后他死了。”我接过他的话。
“然后他死了。”高桥重复。他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我,像要从我脸上找出一个他自己也无法确认的答案,“死的那天晚上,有人往我的公寓邮箱里投了一盘磁带。没有寄件人。只有灯笼的标记。”
他站起来,走到一个矮柜前,打开最上面的抽屉。抽屉里放着一个深灰色的便携式录音机,旁边有几盘磁带,被橡皮筋捆着。他拿起其中一盘,把录音机放在床头柜上,按下了播放键。
磁带开始转动,沙沙声像雨点打在铁皮棚上。
然后,一个女孩的声音响了起来。这一次,不是灯笼。是我自己的声音。陌生的、沙哑的、几乎被哭泣撕碎的声音。
“高桥警部……我是……我是青叶高中的藤原美咲。我今天去……去找了佐佐木老师。我跟她说……说山田老师对我……她不信我。她说我在撒谎。她说如果我再乱说,就要通知我的监护人……高桥警部……我不知道还能找谁了……”
我的血液像被抽走了,又倒流回来。那声音分明是我自己的,可我不记得这段录音。不记得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但我听得出电话录音的质感,像从一个很远的地方、很冷的地方传来的。她——或者说我——停了一会儿,然后又说:“如果有一天我做了什么事,请您相信,我试过。我试过求救的。”
录音断了。磁带还在转。一声很轻的“咔”,像有人把录音键按停了。高桥伸手按下停止键。
“这盘磁带是七月二十日凌晨出现在我邮箱里的。”他说,“就是你报警之后的那天早上。我听到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案子比你告诉我的还要复杂。因为那个声音,明明已经在电话里向我求助过。但我没有收到过那通电话。”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我的大脑像一台被强制重启的旧电脑,无数条信息在黑暗中同时闪烁,却拼不成一个完整的图像。
“我查了警视厅的报案记录。”高桥说,“没有你的名字,没有你的电话。这通电话从未被接线员接入过。所以只有一种可能。它被录下来之后,直接投进了我的邮箱。”
“是灯笼。”我喃喃地说。
“你叫她灯笼。”高桥点头,“我在警局的档案里查到,你六岁那年被一个精神科医生诊断为‘解离性同一性障碍’。那个医生在你小学三年级时停止了对你的治疗。病历在五年前被销毁了。我花了一点时间,找回了几份残页。”
他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影印资料,递给我。我接过来。纸张很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我还是看到了那个抬头:“藤原美咲,六岁,女。诊断:解离性同一性障碍(DID)。别名:灯笼。”
“你的母亲在你很小的时候,曾经请医生给这个‘朋友’起过一个名字。”高桥看着我,“那时候你叫它‘灯笼’,因为你说她会在天黑之后出现,带着一盏小灯笼,带你去安全的地方。”
我的眼泪终于控制不住,成串成串地往下掉。眼前一片模糊,那些影印纸上的字像沉进了水里,晃来晃去。我拼命地吸气,可肺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越吸越短。我抱住自己的头,把额头抵在膝盖上。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一只被打碎的陶土偶,正在尝试重新把自己粘起来。
高桥没有靠近我。他等我把那阵颤抖慢慢平复下去。窗外的光线越来越斜,从卧室的墙上移到床头,最后落在我的脚边,像一条又细又长的、金色的河。
“我不记得那些事。”我抬起头,声音哑得自己都不认识了,“我只记得……很小的时候,晚上怕黑,好像有人在黑暗里陪我。后来那个人就不见了。直到去年冬天。”
“她又回来了。”高桥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像一块石头终于沉到了河底。
“是的。”我点点头,“在我最想死的时候。她回来了。她告诉我,她会把我害怕的事都吃掉。”
高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蹲下,与我平视。他的眼睛很红,像熬了许多夜。这个平日里冷硬得几乎不近人情的警察,此刻却用一种极轻极轻的语气,对我说:
“藤原美咲,我办过很多起命案。你这样的,我见过。但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没有想害任何人。你只是被关在一间别人为你打造的笼子里太久了。”
他停了一下。他的眼神像在告诉我一件他本不应该告诉我的事。
“我本来应该逮捕你。因为你确实是这个案子的最大嫌疑人。但那个送磁带来的人,或者说你的另一部分——你的灯笼——她一直在和我说话。在每一次我快要抓到你的时候,她都会给我新的东西。让我相信,在那条巷子里,你其实也没有看见凶手的脸。”
我的心脏在胸腔里重重地跳。我的手指攥紧了裙摆,指节发白。
“高桥警部。”我听见自己问,“你到底认为,那天晚上是谁杀了他?”
他看着我。他张开嘴,正要说话的时候,客厅里电话突然响了。
铃声尖厉而急促,像一把刀突然划开了这间屋子里所有的沉默。高桥站起来,走到客厅去接电话。我听见他“喂”了一声,然后是很长时间的静默。他的脚步声又走了回来。他站在门口,脸色很差。
“是松本。”他说,“我们在旧校舍地下室找到了一个黑箱子。里面有磁带。磁带已经能播放了。”
我愣住了。黑箱子。明明昨天我还把它留在那里。
“磁带里有什么?”我的声音像是从别人嘴里借来的。
高桥看着我,脸上浮现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神情。不是怀疑,不是愤怒。是困惑。像一个人终于站在了一堵墙前面,却发现自己一直以为墙后面的世界,从一开始就在墙这边。
“磁带里面,”他说,每个字都落得极沉,“是你和山田隆史的声音。他在对你说,你要杀了他。而你一直在哭。一直在说‘不要’。最后的几秒钟,是重物击中头骨的声音。”
他停顿了一下。
“藤原美咲,那盘磁带的时间,不是七月十九日。是七月十八日。案发的前一天晚上。”
我的瞳孔放大了。
七月十八日。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
我依然什么都想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