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地纪年》瓒盈盈

1、舆土肇始 舆地先民观

　　一、舆土

　　这片大地没有名字。或者说，它的名字太多了，每一个部落、每一座城邑、每一支逐水草而居的族帐，都有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称呼。有人叫它"四方"，有人叫它"中土"，朔方高原上的游牧者则称其为"大脚下的地"，意思是天神行走时踩踏过的原野。直到很晚以后，也就是文字已经被发明了很多代人的时候，那些在岱岳山下祭祀天地的君王们，才给了它一个正式的名字——舆。

　　舆者，承载万物之谓也。

　　如果你能从极高极远的地方俯瞰这片土地，最先映入眼帘的将是一条自西北流向东南的大河。河水在雨季泛出沉沉的赭黄色，仿佛大地被划开了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流出来的不是血，是泥与沙。人们叫它玄水。玄的意思是深暗，不是漆黑，是那种浊到极处反而显出深沉颜色的那种暗。玄水从朔方高原南麓的群山之中发源，起初只是一条窄窄的、桀骜的山溪，流过五百里之后便开始变得宽阔而迟缓，像一头壮年之后渐生倦意的巨兽。它一路东行，接纳了不知多少条支流，有的来自北方的草原，有的来自南方的泽地，最后在岱岳山东麓折向大海。

　　玄水是这片土地最古老、也最不可违逆的统治者。它给予一切，也能取走一切。每年春末夏初，高原积雪消融，雨水丰沛，玄水便会涨满河床，漫过低矮的河岸，将两岸数百里沃野变成一片浑黄的汪洋。那些幸运的年代，洪水退去后留下的是肥沃到不可思议的淤土，撒一把种子下去便能长出沉甸甸的粟穗。那些不幸运的年代，洪水会一直涨到七月初还不肯退去，淹掉村寨，冲散畜群，把一年的辛苦化作泡影。生活在玄水两岸的人从第一个聚落出现的那一天起就明白了一件事：他们的一切——粮食、平安、子孙的延续——都系于这条河。他们要学会与它共存，或者被它吞没。

　　玄水以南，是一片广袤得几乎望不到边际的湖沼之地，人们叫做云梦大泽。云梦不是一座湖，而是一张网，一张由大大小小的湖泊、河道、芦苇荡和泥滩编织而成的水网。雨季的时候，云梦的水面会连成一片，看上去像是大地陷下去了一块，装满了浑浊的天光。旱季的时候，水退去一些，露出大片大片的草甸和泥岸，那是水鸟的天堂，也是捕鱼人的粮仓。云梦的深处，没有人敢轻易进去。传说那里有能吞下整只鹿的巨蟒，有变幻成人形的山魈，有在月圆之夜发出婴儿哭声的水怪。这些传说大半是假的，但云梦确实不欢迎不熟悉它的人。那里的水道三日一变，看似可通行的浅滩也许下一场雨就成了泥潭，看似死路的芦苇丛背后也许藏着一条畅通的捷径。只有世代生长于斯的南人才能在这片迷宫中来去自如。他们的船是独木挖成的，窄而长，船头翘起如鸟喙，轻轻一撑蒿便能滑入苇丛深处。他们捕鱼，采菱，猎雁，也种稻——一种与北方粟麦完全不同的作物，需要水田，需要漫长的雨季，但在云梦的泥土里长得格外繁茂。

　　玄水以北的地势逐渐抬升，绿色的原野变成黄褐的草地，草地变成稀疏的灌木和耐旱的荆棘丛，再往北走，连草都变得矮小贴地，风却一天比一天硬。那就是朔方高原。高原不比山脉，它没有陡峭的峰峦，而是缓缓地隆起、隆起，一直隆到让人觉得天地都变高了、变空了。那里天很低，云跑得很快，一年中有八个月能见到霜。朔方高原是游牧者的家，他们不筑城，不耕地，住的是用羊毛和木杆搭成的毡帐，黑毡最好，厚实、挡风、能用上好几年。他们养的牲畜是马、牛、羊，还有脖子下拖着长毛的山羊。马是他们的脚，牛是他们的财富，羊是他们的衣食。他们追逐水草，一年迁徙三四次，春天从冬牧场出来，夏天在高处放牧，秋天聚集在河谷过冬。这片土地上养出来的人腿长而腰细，面颊上有两坨经年不褪的高原红，眼睛在风沙里眯成了细长的缝，但看东西极远极准。他们懂得马的脾性胜过懂得人的，一个十岁的孩子便能骑在没有鞍子的光背马上跑出十几里。

　　朔方高原再往西，翻过几道平缓的山梁，便到了通海湖。通海湖是个古怪的地方。它大，大到从南岸望不见北岸的树，水色是一种奇异的青灰，不像玄水的浊黄，也不像云梦的浑绿。湖水是咸的，不能喝，不能浇地，但湖边的风能吹出最精细的盐粒来。那些盐在日头下闪闪发亮，像碎了的星辰铺了满地。通海湖周围生活的人种田的本事平平，但晒盐、贩盐的本事无人能及。他们的船比云梦的船大得多，平底，宽舱，能装上几千斤盐沿着玄水的支流驶入中原腹地。从很久以前开始，通海湖的盐就是整个舆地最硬通的货品，一袋盐换一匹麻布，一船盐换一队铁器。围绕着盐，通海湖沿岸渐渐聚集起了许多市集，南来北往的商人在这里歇脚、交易、交换消息，也交换疾病和信仰。

　　最后是岱岳山。岱岳在舆地的东方，山势并不算极高，但生得端正、浑厚，仿佛天地初开时有人特意把它放在那里作为一根脊梁。岱岳的峰顶终年有云雾缭绕，云多的时候整座山像浸在水底，云少的时候山体露出青黑的石壁和苍翠的松柏，从平原上望过去，像一座供奉在天地之间的巨鼎。岱岳山是四方人心里的分界。山以东是日出之地，山以西是日中之国。山南的溪流汇入云梦，山北的涧水注入玄水。对于生活在玄水两岸的人来说，岱岳是他们抬头就能看见的坐标，是他们知道自己在哪里的依据。一位老人如果走失了，旁人会问他：岱岳在你左边还是右边？左边？那就是往南走偏了。右边？那是往北去了。岱岳从来不动，不言语，不偏袒任何人，只是立在那里。所以后来那些要建立大规矩的人，都爱跑到岱岳山上去祭天。在那里说出来的话，仿佛能教天地听见。

　　这就是舆地。一条河，一片泽，一块高原，一汪盐湖，一座山。五个地方，五种活法，五群彼此相望又彼此隔阂的人。他们之间的故事，要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

　　二、星辰

　　太古的时候，这片大地上还没有名字，也没有文字，没有城邑，没有君与民的分野。只有人——不多，散落在玄水两岸的台地上，住在半地下的穴屋里，用石斧砍树，用骨镞射鹿，用陶罐煮食，用兽皮遮身。那时候的人跟后来的舆地人长得差不多，但个子矮一些，胳膊粗一些，手指关节大一些，那是常年握着石器和弓箭磨出来的。他们的寿命短，四十岁已是老翁，牙齿磨秃了，脊背弯了，但能活到这个岁数的人在部落里说话顶用，因为记得的事情多。

　　那时候的人已经会看天。不是出于什么玄奥的求知心，是逼出来的。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该收粟？什么时候玄水会涨？什么时候鱼会从深水里游到岸边来产卵？所有这些关乎生存的问题，答案都写在天上。只不过要看得懂。

　　第一批看懂天的人，就是后来的巫。他们未必比旁人聪明多少，但他们的眼睛更静，更能坐得住。别人忙完一天的活计倒头就睡，巫会在天黑透了以后坐到洞口的石头上，仰着脸，一动不动地看。一看就是几个时辰。他们记住了哪颗星在秋末最先亮起来，记住了银河变淡的时候冬天就要来了，记住了某颗红色的星出现在东南方天际意味着玄水的汛期将至。这些东西起初只是零散的经验，一代传一代，越攒越多，渐渐成了一套不成文的规矩：看到什么星，该做什么事。到了这时候，巫就不再仅仅是记性好的人了。他们是部落里掌握着时机秘密的人，而掌握时机的人，就是掌握权力的人。

　　最受敬畏的那颗星叫做岁星。它不亮，不如北斗亮，不如黄昏时分出现在西方的那颗长庚星亮，但它的行踪有规律，规整到让人害怕。岁星在夜空里走过一整圈，大约是十二个年头。十二年后它又回到当初的位置上，把同一组星宿重新照亮一遍。这让最早的那些巫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心——天上是有秩序的，哪怕人的日子过得再乱，星星的步调从来没有乱过。于是他们把岁星走过一圈的时间叫做"一纪"。部落里最老的人如果活过了六纪，那就是了不得的长寿，可以坐在火塘边最高的位置上讲话了。

　　除了岁星，还有北斗。北斗七星像个勺子的形状，围着天枢旋转，一年到头都在天上，但勺柄指的方向随着季节变。巫们发现了一个极有用的规律：勺柄指东，天下皆春；勺柄指南，天下皆夏；勺柄指西，天下皆秋；勺柄指北，天下皆冬。这个发现太重要了，以至于后来的君王们把北斗看作天子的象征——天上的枢轴不动，群星环绕，地上的君王也当如此。但在部落时代，北斗还没有那么重的政治意味，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分四季、定农时的工具。每年春分前后，巫会爬上部落附近最高的土丘，等天黑透了，看清北斗勺柄的确切指向，然后走下来告诉族长：可以烧荒了。族长再派人分头通知各户，明天一早举火。

　　那时的人对日月也有观察，但不如对星辰那样细致。太阳太亮，亮到无法直视，能记住的只是它升起和落下的位置随季节漂移。月亮太善变，圆了又缺，缺了又圆，用来做短日子的记号可以，但长时段的推算靠不住。真正撑起部落历法骨架的，是岁星、北斗、以及沿着岁星轨迹分布的那二十八个星宿——后人管它们叫二十八宿，但那时候还没有完整的体系，只有一些零散的名字：织女、牵牛、参、商、昴、毕，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粗糙的故事。织女是天上纺线的女子，牵牛是她的丈夫，一年只能见一次面。参和商是两兄弟，被父亲赶出了家门，一个出现在黄昏，一个出现在黎明，永远碰不着。这些故事未必是真的，但巫们讲给孩子们听，孩子们长大了又讲给他们的孩子们听，讲了一代又一代，讲得那些星星在人们的心里活了起来，有了脾气，有了恩怨，有了爱恨。于是当天上出现不寻常的变化——比如岁星在不该出现的季节亮了，或者一颗从未见过的彗星拖着长尾划过夜空——人们就会惊慌。他们会去找巫：星星生气了？还是谁家的祖先在那边闹了？巫就会设祭，宰一只羊或者一头猪，把血洒在石台上，口中念念有词。多半时候，祭过之后天象也就恢复正常了。巫便说：好了，收了祭品，不闹了。人们便心安了。

　　就是这么回事。天不是拿来研究的，是拿来相处的。像跟一条喜怒无常的大河相处，像跟一片随时会起雾的沼泽相处，像跟一个力大无穷又脾气暴躁的邻居相处。你得敬它，你得讨好它，你得在它发怒之前看出征兆。不然你活不下去。

　　三、聚落

　　最早的那些聚落，散布在玄水两岸高出河滩的二三级台地上。台地的好处是水淹不着，坏处是离水远了，取水要下坡走一段路。但人们宁可多走几步路，也不愿在汛期夜里被河水灌醒。那些台地上的房子是半地穴式的，向下挖一个浅坑，坑沿上用木桩和树枝搭起锥形的架子，再盖上厚厚的茅草和泥巴。冬天烧火的时候，烟气从顶上的开口散出去，人在坑里坐着，脚边是热灰，后背靠着草墙，倒也暖和。一个这样的穴屋能住五六口人，挤是挤了些，但冬天的夜晚漫长而寒冷，挤在一起反而是件好事。

　　聚落与聚落之间隔着少则三五里、多则十来里的距离。太近了不行，周围的林子养不活太多猎户，河滩上的地也分不过来。太远了也不行，碰到了野兽或者外来的生人，喊破嗓子也没人听见。所以十里左右是一个合适的间距，大致在"出了事邻人跑过来还来得及"的范围内。每个聚落的人口大约在三十到八十之间，再多的话，周边的猎物和柴火就不够用了，得有人搬到更远的地方去另立新聚落。人口增长的节奏是很慢的，一个女人一辈子生五六个孩子，活到成年的有两三个，这个速度恰好能在一代人之后让聚落膨胀到不得不分裂的边缘。于是每隔十几年，就会有一支人从老聚落里分出去，带上种子、火种、石器和几块兽皮，沿着玄水向上游或者下游走上几天，寻一处没人占的台地，重新开始。那些最早的老聚落就像大树的主干，不断生出新的枝条，枝条再生枝条，慢慢地，玄水两岸就布满了人烟。

　　聚落的内部没有后来那些复杂的官职和等级。最年长的一两个人说了算，但他们说了算的范围也有限。一个壮年汉子如果觉得族长的安排不合理——比如分配猎物的时候多给了族长家的侄子一只鹿腿——他当场就会出声，甚至把鹿腿摔在地上。这不算犯上，部落里没有"上"这个概念。大家敬重老人的经验，但不意味着老人可以随心所欲。老人自己也知道，威信是靠一碗水端平挣来的，偏袒了一次，下次说话就没人听了。所以部落时代的"政治"极其朴素：谁公道，谁记得的事情多，谁能在荒年里找到备用的野菜地，谁在跟别的聚落争地界的时候嗓门大、胆子壮，谁就是天然的领头人。

　　但光靠公道和嗓门是不够的。部落与部落之间并非总是和睦。争地界是常事，尤其是一些位置特别好的台地——离水近、地势高、周围林子密、野果子多——谁都想要。争得厉害了就要动手。早期用的武器是石斧和骨矛，石斧笨重，一斧子下去能把人的肩胛骨劈碎，但挥舞起来慢；骨矛轻便，刺得快，但扎不深。打一架死不了几个人，但受伤的往往会在接下来的冬天里因为伤口溃烂而死，所以部落之间对打架这件事的态度是：能吓走就吓走，能骂走就骂走，真到了要动石斧的地步，双方都会犹豫。于是催生了一种早期的谈判方式：两边各出几个人，在约定的地点——通常是两片台地中间的那片矮丘——面对面站着，彼此高声说出自己的理由。你占了我打猎的林子，我占了你的饮水坑，诸如此类。旁边有人用石刀在地上划道，一条道表示一桩账。说清楚了，理亏的那边给些东西做补偿，或者让出一小块地方，事情就算了结。这种谈判的习俗后来慢慢变成了一套规矩，规矩变成了"盟誓"。最先兴起的盟誓很简单：谈判完了，双方各杀一只鸡或者一只兔子，把血涂在各自的额头上，表示我的话跟我的血一样真。如果说了不算，我的血就干了，我也就烂了。一个毒誓。

　　盟誓的效力有多大，取决于双方的诚意和实力。有诚意的，一次盟誓管好几代人。没诚意的，第二年就把血洗了重新来争。但不管怎么说，盟誓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它意味着人们开始相信，除了拳头和石斧之外，还有另一种东西能让彼此相安。这种东西叫做"信"。信的成本比打架低，保存得也比力气长久。后来那些纵横列国的策士们玩得炉火纯青的外交手段，追到根子上，就是两个部落族长在矮丘上杀鸡涂血的那么一个傍晚。

　　四、火与铜

　　部落时代的转机，来自两样东西：火与铜。火是人们早就有的，钻木取火，或者从雷击后的枯树上引来余烬，小心翼翼地看护着，不让它熄灭。但早期的火只有一个用途：取暖和烧熟食物。后来有人发现，把一片林子点着了，火过之后的地上会长出最嫩的草芽，野鹿和獐子会被吸引过来，便于围猎。再后来有人发现，火烧过的硬土上，撒下去种子长出来的粟比未经火烧的地上茂盛得多。于是人们开始在播种之前有意识地放火烧荒。火就从取暖的工具变成了开地的工具。一片地烧过之后种两三年，肥力下降了，就撂荒几年，去烧另一片。这种"刀耕火种"的法子效率不高，但养活几十口人的聚落已经够了。人们因此可以少花些力气打猎，多花些力气看护田地。看护田地的人不需要满山跑，他们坐在田边的树荫下，守着庄稼长大。守得久了，就开始琢磨别的事。他们琢磨头顶的天，琢磨脚下的地，琢磨如何让粟长得更大穗、更早熟。他们开始有闲工夫了。那些最早期的、称不上文化的文化，就是在这些田边的树荫下慢慢生发出来的。

　　但真正改变一切的，是铜。

　　没有人说得清第一块铜是怎么被发现的。也许是有人捡到了一块发绿的石头，随手扔进了火堆，烧完之后石头上渗出了暗红色的汁水，凉了以后凝成一坨发亮的东西。也许是有人把某种矿石和木炭混在一起烧，无意间烧出了金属。发现的过程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东西比石头好。太好了。石头做的斧子容易崩口，砍几棵树就要重新磨，铜做的斧子又硬又韧，用上一年还锋利如初。石头做的箭头射进骨头里就拔不出来，铜做的箭头能穿过去。石头是大地给的，随便捡；铜矿石却藏在特定的山里，要去找，要费力地凿下来，要混上木炭用很高的温度烧很久才能炼出纯铜。产量少，得来不易，所以铜做的工具是稀罕物。一个聚落里能有一两把铜斧，那是了不得的财富，族长会亲自收着，需要砍大树或者加工木料的时候才拿出来用。平时用的还是石器和骨器。

　　但铜的威力不在于它的锋利，而在于它催生出来的那套新秩序。采矿、冶炼、锻造——这三样活计需要专门的人来做。你不能指望一个种田的汉子放下镰刀就能看懂矿石的成色，也不能指望一个猎户蹲在火炉边一烧就是一整天。于是出现了第一批脱离食物生产的专职匠人。他们不种地、不打猎，靠别人供养，用铜刀、铜斧、铜箭头去换粮食和肉。这意味着聚落里第一次有了"分工"——不是临时性的、谁有空谁干的那种分工，而是终身的、靠手艺吃饭的分工。分工带来了效率，也带来了不平等。铜匠比种田的人重要，因为没有铜匠就没有铜斧，没有铜斧就开不了更多的地、打不了更硬的仗。所以铜匠分到的猎物比旁人多些，住的穴屋也大些。别的聚落知道了，会眼红，会派自己的铜匠过来偷学手艺。但铜匠们对技术守得很紧，只在家族内部传授——儿子传给孙子，侄子传给外甥，绝不外传。这批匠人家族，就是后来"百工"的始祖。

　　铜还带来了战争形态的变化。一把铜刀对一把石斧，胜负是没有悬念的。哪个聚落先掌握了铜的冶炼，哪个聚落就拥有了对邻居的压倒性优势。这种优势不一定会立即转化为征服，因为征服意味着要管理被征服的人，那比打赢一场仗复杂得多。但优势会让邻居变得温顺，变得愿意拿出更多的猎物、更多的兽皮、更多的年轻女人来换取不挨打。于是，掌握了铜的聚落开始从"部落"变成"强族"——它们不仅人口多、田地广，而且拥有其他聚落不得不仰仗的东西。邻人来到这样的聚落，不再是平起平坐的客人，而是带着祭品、垂着头、自称"小人"的附庸。

　　这时候，部落时代的平等主义就真正开始瓦解了。一个聚落如果同时掌握了最好的铜矿来源、最好的铸造匠人、最有经验的谈判者和最大胆的族长，它就会越来越大，旁边的聚落越来越小，最后小到连独立的盟誓都不配跟它平起平坐，只能被叫做"从属"或者"附庸"。从"从属"到"联盟"只有一步之遥。当一个强族周围聚集了十来个附庸聚落，且这些附庸在每年固定的时间里都要送来粮食、毛皮和矿石作为"贡纳"的时候，一个政治实体就诞生了。它不叫国，人们叫它"盟"，意思是众部之盟约。盟主是那个强族的族长，盟约的核心不是平等的誓言，而是单方面的"保护"与"服从"。

　　盟与盟之间也开始接触。玄水上游的某个盟和下游的某个盟，为了争夺一片盛产铜矿石的山谷，免不了要打。打了之后免不了要谈。谈了之后免不了要立下更大规模的盟誓——不止是两家，有时是三四家甚至五六家聚在一处，在岱岳山脚下摆开祭坛，杀牲歃血，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这样大型的盟誓盛会，渐渐固定下来，每年一次，时间定在秋收之后、冬寒之前。那是整个舆地最早的政治节令。盟主们带着随从、礼品和炫耀武力的队列，从四面八方向岱岳山汇聚。山上风大，旗帜猎猎作响。山下篝火连成一片，烤肉的香气混着牲畜的膻味和人的汗味，浓得化不开。夜里巫跳起祭舞，火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岩壁上，忽大忽小，像是远古的巨人在重新丈量这片土地。年轻的后生们挤在人群里看热闹，他们不知道，他们在看的就是历史的开头。

　　五、姓与族

　　聚落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原先那些靠血缘维系的老规矩渐渐不够用了。一个百来人的聚落里，所有人往上数五六代都是同一个老祖宗，谁跟谁是堂兄弟、谁是谁的表舅，每个人心里大致有数。可当一个聚落膨胀到两三百人，又兼并了附近两三个小聚落的外人之后，血缘账就算不清了。算不清的账容易生乱——分猎物的时候，照顾了老亲戚就亏待了新附庸；安排联姻的时候，该把谁家的女儿嫁到哪个山头去，各说各的理。于是巫们想出了一个新办法：赐姓。

　　姓的本意是"人所生也"，最早只是一个标记，表示你从哪个老祖宗的根上发出来的。同一个姓的人，理论上不能通婚，因为血缘太近，生出来的孩子容易夭折。这在早年没什么问题，大家都认得自己的近亲。但后来人口多了、来历杂了，姓就变成了一个方便的归类工具：你是从哪一片台地来的，你就是什么姓。部落的巫把常见的几个姓固定下来，每个姓有自己的图腾——有人是熊，有人是鸟，有人是鱼，有人是桑树。图腾不是拿来崇拜的，是拿来辨认的。两伙不认识的猎人在山里碰上了，先看对方胸口挂的骨牌上刻的是什么，如果图腾一样，说明祖上曾经是一家人，坐下来分猎物都好说话。如果图腾不同，那就加倍小心，手里的矛杆要攥紧。

　　但光有姓不够。姓只管"你从哪里来"，管不了"你该听谁的"。于是另一个更重要的概念出现了：族。族的意思比姓窄，是一个具体的、活着的、有共同首领和共同地盘的亲属集团。一个族可以包含多个姓——比如说某片台地上有三个不同姓的家族长期住在一起，一起烧荒、一起修渠、一起对付外来的劫掠，久而久之他们就认自己是同一个族了。族有族长，有共用的祭祀场，有共同的军事组织。一个强族往往能召集上百个能打仗的汉子，这在部落时代是一股谁都不敢小看的力量。

　　姓和族的关系很微妙。姓是死的，写在骨板和陶片上，几百年不变。族是活的，今天兼并了邻族，明天就变大了；后天分裂出一支去别处扎根，大后天又跟别的族合并了。但不管怎么变，每个人报自己来历的时候都要先说姓再说族：我是风姓的崇族人。或者，我是姒姓的有莘族人。这就像后来的舆地人说我是什么郡什么县的人一样，既告诉对方你的根在哪里，也告诉对方你此刻属于哪个政治团体。在部落时代晚期，人们已经不太在意彼此的祖先是不是同一个老祖宗了，他们更在意的是：你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族。同一个族的人，打猎要一起，打仗要一起，祭祀要一起，娶亲嫁女也要先问过族长。族就是那时候最大的"我们"。

　　族与族之间不断重组。有些族在战争中消亡了，男的被杀、女的被掠走，剩下的人被分到战胜族的各个家庭里做苦力，三代以后连自己的姓都忘了，只记得新家的图腾。有些族主动依附于更强大的邻族，换来和平和保护，代价是每年秋天送上一批粮食、兽皮和矿石，以及族长去强族那边参加盟誓时要恭恭敬敬地坐在下首。还有些族既不肯依附也不肯消亡，它们往远处搬迁，搬到玄水上游的山谷里，搬到朔方高原的南麓边缘，搬到云梦大泽的边缘地带。搬迁的道路漫长而艰辛，一路上冻死饿死的比战死的还多，但活下来的人在新的地方站稳了脚跟，发展出了不同于玄水两岸的生活方式。那些往北走的人，慢慢变成了后来的戎族；往东走的人，变成了后来的夷族；往南走的人，变成了后来的越族和濮族。他们跟留在玄水两岸的老亲戚们还保留着若有若无的联系，偶尔用货物交换的方式互通消息：我用你的铜刀换我的羊毛毯子，你用我的盐换我的药材。但语言在分化，习俗在分化，信仰也在分化。再过几代人，彼此就完全听不懂对方说话了。那时候他们就不再是一族的人了。他们是另一族的人，甚至——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是对面的人。

　　在所有这些分化与重组的进程中，有一支族群的轨迹与后来的一切都息息相关。他们住在玄水中游南岸一片广阔而平坦的台地上，台地三面环水，只有一面连着陆地，易守难攻。这个族的人擅长两件事：筑堤和烧铜。筑堤的本事是从祖上传下来的，因为他们的台地虽然高，但玄水的每一次大汛都会把台地的边缘冲垮一些，年复一年，他们不得不学会用石头和黏土加固河岸。烧铜的本事则是后来学来的，他们的领地附近恰好有几处露出地面的铜矿脉，矿石成色好，好到不需要费太大的劲就能炼出红亮的纯铜来。靠这两样本事，这个族在部落时代晚期的混战中越战越强，吞并了上下游七八个小族，控制了玄水中游三百里长的河段。别的族开始敬畏它，献上贡品，称它的族长为"公"——那是一个比"族长"高一等的称呼，暗示着这个人拥有超出本族范围的权威。

　　这个族就叫做崇。崇者，高也。他们住的地方高，台地高，筑的堤高，声望也一天比一天高。后来他们会成为整个舆地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中心，会把那些松散的盟约变成实实在在的政令，会建立起一个横跨玄水两岸的霸权。但那是后话了。在部落时代的最深处，崇族还是一个靠着河水和铜矿过日子的普通强族，他们的族长一年里有一半时间在巡河——看堤坝有没有松动的迹象，看对岸有没有别的族偷偷筑起新的引水渠。他们的巫一年里有三百天在观察天象，记录岁星的位置，推算下一次玄水大汛是在夏至之前还是之后。他们的铜匠一年到头守在火炉边，锤打出一批又一批的箭头和斧刃，堆在族长的穴屋外面，像一座暗红色的小山。

　　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堤、铜、天文记录、武器储备——凑在一起意味着什么。直到有一天，邻族的使者从下游逆水而上，不是来送贡品的，而是来求救的：他们的台地连续两年被洪水冲垮了，粟田成了烂泥塘，人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他们愿意举族归附，只要崇族分给他们一块高地，让他们重新种粟。崇族的族长听完使者的诉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那句话被记录在后来发现的卜骨上，刻痕歪歪斜斜，只有六个字：

　　"让他们来。分地。"

　　六个字，决定了未来几百年玄水两岸的格局。崇族开始从一个强族变成一个吸纳者、整合者、管理者。他们不再是靠兼并和打仗来扩张了——当然仗也打，但更多的是靠一种新东西：分配的能力。谁缺地，我给地。谁缺种子，我借种子。谁被水淹了，我帮你筑堤。只要你认我为主，称我为盟。这种吸引力比武力更持久，也更深沉。其他族的族长开始焦虑地讨论：崇族凭什么分地给别人？他们自己的地难道就够用吗？他们不知道，崇族早就摸透了一条规律：洪水退去的河滩上新淤出来的土地，肥力是普通台地的三四倍。只要管好了堤防，让该淹的地方淹、该挡的地方挡，那些新淤地年年都能种出好庄稼。崇族不缺地，他们缺的是种地的人。有了人，就有了更多的粮食；有了更多的粮食，就能养活更多的铜匠、更多的战士、更多的巫。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循环，链条的第一环是堤，最后一环是权力。崇族无意之间找到了把自然力转化为政治力的秘密。

　　那一年秋天，岱岳山下的盟誓大会上，崇族的族长第一次坐了主位。其他族的族长坐在两厢，位置比以前低了一阶。没有人提出异议，因为崇族的铜器比谁都多，堤坝比谁都高，仓库里的粟比谁都满。更重要的是，崇族带来了一个消息：他们在玄水南岸的一片新淤地上种出了一种穗子特别大的粟，一亩的收成是旧田的两倍。消息传开之后，其他族的族长们沉默地交换着眼色。他们知道，那个坐在主位上的崇族人，手里握的不只是一把铜斧。他握着的是一整条河的脾气。

　　而一条河的脾气，可以养活你，也可以淹了你。选择权在谁手里，谁就是主人。

　　这就是部落时代最后的模样。玄水在流，岁星在转，铜在炉中熔化，堤在岸边垒高。姓与族分分合合，巫与族长争着解释天意，猎人与农人各自守着本分。一切都在缓慢地、笨拙地、不可逆转地朝着某个方向挪动。那个方向还没有名字，后来的人叫它"文明"。但在当时，它只是一团从无数个洞穴的火塘里升起来的烟，升到高处被风吹散，散到舆地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个活着的人都隐约闻到了一股焦糊而温暖的气味。那是柴火的气味，是烧荒的气味，是炼铜的气味，是烤熟了的粟饼的气味。人间烟火的气味。

　　气味是散的，但总有一天它会凝成一个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