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没有第三种可能 我见到严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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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严峙的时候，他正坐在他那间位于柏林米特区顶楼办公室的真皮椅子里，翘着二郎腿，手里捏着一杯威士忌，琥珀色的液体在玻璃杯里晃荡，他脸上的表情就像是在看一只不小心闯进他地盘的野狗。
“陆渊，你还真敢来。”严峙的德语发音的尾音总带着点懒洋洋的卷舌，听得我牙根发痒。
我没理他，径直走到他办公桌前，把一份文件摔在他桌上。
“你他妈动我的人？”我双手撑在他桌沿，身体前倾，逼视着他的眼睛。
严峙慢慢放下酒杯，拿起那份文件翻了两页，冷笑一声。
“你的人？”他把文件合上，抬眼看我，“那个叫陈晔的小子？”
“你觉得在柏林，有什么东西是你陆渊的，不是我严峙的？”
我走到他面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把他从椅子上拽起来半截，他那件Armani西装领子在我手里变了形，丝质领带勒进他的脖子。
“你把人交出来。”
严峙没挣扎，甚至还保持着那该死的微笑，下一秒，他的膝盖猛地顶上我的小腹。
我痛哼一声，手上的力道松了半秒，他反手扣住我的手腕，一个翻转把我整个人摁在了办公桌上，我的脸颊贴着红木桌面，闻到木头味。
“你还是这么不长记性。”严峙俯下身，嘴唇贴着我的耳廓说话，呼出的热气喷在我的耳后，“上回在法兰克福挨的打还不够？”
“操你妈。”我侧过脸，一口咬在他小臂上。
他嘶了一声，另一只手揪住我的头发往后扯，把我的后脑勺摁在桌面上，砸出一声闷响，我的后腰同时撞在桌边，疼痛从尾椎往上爬。
“你再动一下试试？”
我抬脚踹在他膝盖上，他重心不稳往后退了半步，我从桌上翻身下来，一拳挥向他的下颌。
这拳结结实实砸中了他的下巴，他的脑袋偏向一边，嘴角立刻渗出血来。
严峙抹了一下嘴角的血，低头看了一眼手上沾到的红色，然后抬头看我，眼睛的嘲意消失了。
“有长进。”他松了松领口，解开西装扣子，把外套脱了扔在地上，“来，让我看看你还学会了什么。”
他没等我回话，已经冲上来一拳砸在我颧骨上。
我的眼眶瞬间发麻，眼前黑了半秒，紧接着肚子又挨了一记膝顶。
我弯腰的时候，他的手肘砸在我后背上，一下，两下，每一下都像是要把我的脊椎砸断。
我被他打得单膝跪地，他抓着我后脑勺的头发，把我的脸仰起来。
“陈晔的事，你管不了。”他轻轻说，“而且你搞不清楚状况，要来兴师问罪的应该是你，不是你来找我。”
“你说什么？”
“陈晔是跟谁做生意的？是我。他拿了谁的钱跑的？还是我。”严峙松开我的头发，在我面前蹲下来，用沾着血的手拍了拍我的脸，“是你的人卷了我的货跑了，陆少爷。四百万欧的货。你现在来找我要人？”
我看着他。
“不可能。”
“你不信？”严峙站起身，走回办公桌后面，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扔给我，“自己看。”
纸袋落在我脚边，我打开，里面是一沓照片，监控截图打印的，还有几张银行转账记录。
照片上，陈晔跟几个德国人在一间酒吧里碰头，时间戳是一周前。转账记录显示，一笔五十万欧的款项从境外账户打入陈晔的账户，打款方的账户不是我认识的我与严峙的所有账户中的一个。
“你的人自己嘴巴不严，跑去跟我的竞争对手表忠心，还顺手牵羊拿了我价值四百万的货，你倒好，跑来跟我要人。”严峙重新坐回椅子里，点燃一支烟，烟雾从他的指缝间升起来，“你说我该不该动他？”
我把那沓资料捏在手里。
“我不信。”
“那你回去自己查。”严峙吐出一口烟，“查完了你再来找我。”
我从地上颤巍巍站起来，后背疼得像要死，眼眶那块已经开始肿了，视线都有点模糊。
走到门口的时候，严峙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陆渊。”
我停下，没回头。
“下次再来我的地方，记得敲门。”
我推开办公室的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站着他两个保镖，德国人，一米九往上，肩膀宽得像双开门冰箱，他们看着我脸上的伤，表情毫无波澜。
我按了电梯，下楼。
柏林十月的风已经很冷了，吹在我肿起来的脸上，又疼又麻。
我钻进车里，发动引擎，驶上陶恩沁恩大街，最后驶入选帝侯大街。
挡风玻璃外面的柏林在十月的暮色里灰蒙蒙一片，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残破尖顶戳在铅灰色的天幕下，路边的栗子树开始落叶，枯黄的叶子被风吹得到处飞舞。
我脑子里一直在想陈晔的事。
我跟陈晔认识八年了，从国内到德国，他是我最信得过的兄弟。我把他从斯图加特的一家中餐馆后厨里捞出来的时候，他正在被人追债，左手中指被人切了半截，躲在油腻的后厨里。
这些年他跟着我，从斯图加特到法兰克福，再到柏林，一步一步把生意做起来。
他会卷了严峙的货跑？
但不是不可能。
人在钱面前，什么都干得出来。
我把车停在路边，熄火，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小周，帮我查个人。”
“谁？”电话那头的声音年轻，背景音里有人在说土耳其语，闹哄哄的。
“陈晔。”
“陈哥？他怎么了？”
“查他这半个月的行踪，见过什么人，去过什么地方，银行账户有没有异动。越快越好。”
“渊哥，出什么事了？”
“别问，先查。”
我挂了电话，靠在驾驶座上，透过挡风玻璃看外面的人流。
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路灯亮起来，电视塔的球形顶部亮着红色的光。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开过去，下班的人行色匆匆，裹着风衣，拎着公文包。一群土耳其裔的年轻人靠在喷泉旁边大声喧哗，手里夹着烟，笑声尖锐。
我抬手碰了碰眼眶，已经肿起来一大块，一碰就疼。
我打开车顶灯，对着后视镜看了一眼，左眼周围乌青一片，颧骨上还有一道口子，是严峙那枚尾戒划的，不算深，但渗了点血。
严峙这个人。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五年前，汉堡港口区的一间仓库里。
那时候我刚到德国不到三年，德语还说不利索，做点见不得光的买卖，从荷兰往德国带货。那次是有人牵线，说柏林有个姓严的，背景深，路子广，能合作。
我去的时候带了两个人，在仓库里等了快一个小时，他才来。
推门进来的时候，外面下着雨，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风衣，肩膀上沾着雨水，身后跟着四个人。
他走进来，摘下皮手套，看了我一眼。
那个眼神我到现在还记得。
像在看一件商品，在判断这玩意儿值不值得他花时间。
“你是陆渊？”他用中文问我的。
“是。”
“跟我合作，一个条件。”
“说。”
“你的货从鹿特丹过来，走汉堡港，我在汉堡有人。但是，”他点燃一支烟，把打火机丢在桌上，“从港口出来以后，怎么分、怎么走、卖给谁，全听我的。”
“凭什么？”
“凭我能让你赚到现在三倍的钱。”他吐出一口烟，隔着烟雾看我，“也凭我能让你的货烂在港口，一克都进不来。”
我当时年轻，脾气比现在更冲，当场就拍了桌子，两边的人差点动手。
但最后，我还是答应了。
倒也不是怕他，是他开出的价码确实诱人。
后来这笔合作让我净赚了八十万欧。
再后来，我们就成了死对头。
原因很多，有些是因为钱，有些是因为地盘，有些是因为人。
还有一些，说不清楚。
比如他有一次在慕尼黑，抢了我谈好的下家，截了我两百万的货，还把我派去的人打进了医院。
我第二天开车去柏林找他，在他家门口堵到他凌晨三点回来，没等他掏出钥匙，我就从暗处冲出来把他摁在墙上打了三拳。
他的嘴角被打裂了，血淌到下巴上，但他没还手，只是看着我笑。
“气消了？”他问。
“操你妈。”我又给了他一拳，砸在他胃上，他弯下腰，咳嗽了好几声。
“货还你。”他直起腰，抹掉嘴边的血，“在我汉堡的仓库，明天让你的人去拿。”
“你耍我？”
“没耍你。”他笑了一下，走廊光从他背后打下来，他的表情藏在阴影里，看不清楚，“我就是想看看你的反应。”
“你他妈有病。”
“也许吧。”
我转身走的时候，他在我身后说了一句：“陆渊，你还来吗？”
我没回头，也没回答。
但我确实又去了。
后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奇怪的循环——合作，翻脸，互搞，再合作，再翻脸。
每一次翻脸都是真翻脸，动刀子、动枪、动车子，不是他进医院就是我进医院。
每一次合作也是真合作，动辄几百万的买卖，利益捆绑，分不开。
五年来，柏林的地下圈子里流传着一个说法：陆渊和严峙，要么一起发财，要么互相搞死，没有第三种可能。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没有第三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