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雨》美女邱莹莹

2、第 2 章 十字路

　　十字路口的雨

　　第二章

　　卷帘门上的雨水顺着凹槽往下淌，在底部汇成一小片水洼。那张A4纸已经被雨水洇透了，“旺铺转让”四个字被泡得发胀，墨迹向四周晕开，像被人用湿手指抹了一把。下面那串红色的电话号码已经模糊得快要认不出来了。

　　杨晓东蹲在卷帘门前，手里的手机屏幕暗了下去。他把手机翻过来，又按亮，通话记录里最新那条赫然在目——通话时间，四十二秒。四十二秒，他攒了好几天的勇气，就在这四十二秒里被一句“不知道”彻底碾碎了。

　　他把手机塞回裤兜里，站起来。腿蹲麻了，膝盖以下像有无数根针在扎。他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等那股麻劲儿过去，然后转身往回走。

　　雨不大，但很密，是南方冬天那种特有的毛毛雨，细得像筛面粉，打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可不用几分钟就能把衣服浸透。他没带伞，校服外套已经湿了一层，颜色从浅蓝变成了深蓝，布料贴在肩膀上，又冷又重。

　　他推着自行车沿着街道走，车轮碾过湿漉漉的柏油路面，发出沙沙的声响。街上没什么人，这种天气大家都躲在家里，两边的店铺大多关了门，只有街角那家杂货铺还亮着灯，老蔡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抽烟，烟雾混着水汽，在他头顶盘成一团模糊的灰白色。

　　老蔡看见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冲他喊了一声：“找到人没？”

　　杨晓东摇了摇头。

　　老蔡没再说什么，把烟塞回嘴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头的红光在雨雾中闪了一下，又暗下去。他的目光在杨晓东身上停留了几秒钟，然后移开了，看向街道尽头那片灰蒙蒙的天。

　　杨晓东骑上车，往家的方向骑。雨水打在脸上，顺着脸颊往下流，他也懒得擦。车链条还是哗啦啦地响，跟以前一模一样，可他觉得这声音今天听起来格外刺耳，像是在嘲笑他。

　　他拐进巷子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他家门口停着他爸的三轮车，车斗上盖着一块塑料布，塑料布上积了一小摊雨水，正顺着边角往下滴。屋里亮着灯，昏黄的灯光从一楼的门口漫出来，在湿漉漉的地面上铺了一小块暖色。

　　他把车推进屋里，他爸正蹲在废品堆旁边整理今天收回来的纸箱。纸箱被雨水打湿了，软塌塌的，他爸正在把湿掉的部分撕掉，只留下还能用的干纸板。撕下来的湿纸板扔在一旁，堆了一小堆，散发出一股纸浆发酵的酸味。

　　“回来了？”他爸头也没抬，“饭菜在桌上，用罩子罩着。”

　　“嗯。”

　　杨晓东上了二楼。他妈今晚不上夜班，已经吃过了，正坐在客厅的折叠桌前织毛衣。电视开着，声音调得很小，放的是福建新闻，播音员用标准的普通话说着一串他听不进去的内容。织针在她手里上下翻飞，发出细微的金属碰撞声，毛线团放在脚边的塑料袋里，随着她抽线的动作轻轻滚动。

　　“妈。”

　　“诶。”他妈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下，“脸上怎么还没好？那淤青都变颜色了。”

　　“快好了。”杨晓东摸了摸自己的颧骨，已经不疼了，但颜色确实还在，从青紫变成了黄绿色，边缘还泛着一点褐，看起来像是被人抹了一把泥巴。

　　“以后打球小心点。”他妈低下头继续织毛衣，织针在她手里飞快的交叉、挑起、穿过。

　　“嗯。”

　　他走到桌前，掀开菜罩。一盘炒青菜，一盘红烧豆腐，还有半条昨天剩的鱼，鱼的表面凝了一层薄薄的油脂。他盛了碗饭，坐下来吃。米饭是中午剩的，在电饭煲里保温到现在，有点干了，嚼起来硬硬的。他夹了一块豆腐，塞进嘴里，没什么味道。

　　他妈在旁边絮絮叨叨地说着厂里的事——谁跟谁吵架了，哪个组的产量又超标了，组长说下个月可能要加班——杨晓东嗯嗯地应着，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的脑子里反复转着下午那通电话里的声音。

　　“不知道，我接手的时候人就走了。”

　　那个男人的声音很冷漠，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像是被问了一个跟自己毫无关系的问题。他甚至没有问杨晓东是谁、为什么要找那家人，直接就把电话挂了。

　　杨晓东扒完最后一口饭，把碗筷收进厨房的水池里，拧开水龙头冲了一下。水是凉的，冲在手上有点刺骨。他把碗放在沥水架上，靠着水池站了一会儿，盯着窗外的雨发呆。

　　他爸在楼下喊了一声：“晓东，帮我把门口那捆铁丝搬进来！”

　　“来了。”

　　他下了楼，门口靠墙放着一捆铁丝，是他爸今天收回来的，大概有拇指粗，绕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圈，锈迹斑斑的，有些地方还沾着泥土。他弯腰去搬，铁丝比看上去要沉，粗糙的铁锈硌得他手心生疼。他把铁丝搬进屋里，放在他爸指定的角落，拍了拍手上的铁锈渣。

　　“今天在城东收的，人家拆老房子，扒出来的。”他爸站在旁边，用脖子上搭的毛巾擦了把脸，“品相还不错，能卖个好价钱。”

　　杨晓东看着那捆锈迹斑斑的铁丝，忽然想起了那把扳手。

　　他快步上了楼，从书包里翻出那把扳手。红色的防滑胶套，不锈钢的材质，在灯光下闪着冷光。他把它握在手里，手柄上的胶套还带着他上次握过的痕迹。他握了一会儿，把它放进了书桌最下面的抽屉里。

　　抽屉里还有那颗铜铃铛——不对，铃铛已经送给唐雨了。抽屉里只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几支用了一半的圆珠笔、一块橡皮、一个没电的计算器、一本初二的数学笔记。他把扳手放在这些东西中间，关上抽屉。

　　然后他坐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

　　她到底去哪了？

　　这个问题从下午开始就一直在杨晓东脑子里转，转了无数圈，转得他头昏脑涨。他能想到的可能性不多——回了郑州？搬去了别的镇上？还是去了更远的地方？可他连她妈的手机号码都不知道，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五金店门口那个座机号码。现在店转出去了，那个号码自然也打不通了。

　　他想起最后一次见到她的那天。他送了铃铛，她说了“好听”，把铃铛系在了书包拉链上。然后他骑车回家，一路上心脏跳得快要爆炸。那是他十五年来最高兴的一个下午，高兴到他觉得自己可以原谅全世界——原谅他爸那辆永远哐当响的三轮车，原谅一楼永远散不掉的废品味道，原谅张振海那句“你爸是收破烂的”。

　　然后她就消失了。

　　像一阵风，吹过来的时候他感觉到了，伸出手想去抓住，风已经从指缝间溜走了。

　　第二天是周一。

　　杨晓东骑着车到学校的时候，校门口已经聚了不少人。他停好车，背著书包往教学楼走，路过初三（2）班教室的时候，脚步习惯性地放慢了。他往里面看了一眼——教室里的座位差不多都坐满了，早自习前大家都在聊天、抄作业、吃早餐。他找到了唐雨的座位，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

　　空着。

　　桌子上什么都没有，连一张纸都没有。椅背上没有挂书包，桌面上没有摊开的课本，空得干干净净，像是从来没有人坐过一样。

　　他在走廊上站了几秒钟，直到早自习的铃声响了，才转身走回自己的教室。

　　早自习是语文，课代表在讲台上领读古诗，全班人懒洋洋地跟着念。杨晓东把课本翻开，嘴巴一张一合，声音含混在周围的一片朗读声里，连他自己都听不清楚念的是哪一首。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他机械地跟着念，眼睛盯着课本，一个字也没看进去。

　　第一节课是数学，秦老师拿着一沓期中考试的卷子走进来，脸上的表情不太好看。他把卷子往讲台上一放，推了推眼镜，用那根用了十几年的旧教鞭敲了敲黑板。

　　“期中考试的成绩出来了。整体来说——”他顿了顿，目光从镜片后面扫过全班，“不太理想。”

　　底下响起一片细微的骚动。

　　“念到名字的上来拿卷子。”

　　他开始念名字和分数，从高分到低分。杨晓东坐在座位上，看着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走到讲台前，接过卷子，有的松了口气，有的垂头丧气。

　　“杨晓东。”

　　他站起来，走到讲台前。秦老师把卷子递给他的时候，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句：“退步了。”

　　杨晓东接过卷子，低头看了一眼分数——七十二分。上次月考他考了八十五。他什么也没说，拿着卷子回到座位上，把它折起来塞进抽屉里。

　　李浩凑过来，压低声音问：“你考了多少？”

　　“七十二。”

　　“我也差不多，七十五。”李浩叹了口气，“这次题太难了，最后那道大题我根本不会做。”

　　杨晓东没接话。他知道自己不是因为题难才考砸的。考试前那几天，唐雨已经好几天没来上学了。他每天经过五金店，看到那扇紧闭的卷帘门，心里就有什么东西往下沉。考试的时候，他坐在考场里，看着卷子上的题目，脑子里一片空白，满脑子都在想她到底去了哪里。

　　下课铃响了。杨晓东站起来，走到走廊上，靠着栏杆往下看。操场上有人在打篮球，球砸在地上的声音砰砰砰地传上来，混着男生们的喊叫声和笑声。

　　“哥们儿。”李浩走到他旁边，也靠在栏杆上，“你这几天不太对劲。”

　　“怎么不对劲了？”

　　“上课走神，下课不说话，吃饭的时候也不怎么动筷子。”李浩掰着手指头数，“还有你脸上这块淤青——别跟我说是打球摔的，我打篮球这么多年，没见过摔成这样的。”

　　杨晓东没说话，眼睛盯着操场上的篮球架。一个男生投了个三分球，球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刷的一声进了篮筐。

　　“是因为唐雨吧？”李浩问。

　　杨晓东的手指微微收紧了，攥着栏杆的边沿。

　　“她好几天没来上学了。”李浩继续说，“我今天早上路过她家五金店，门关着，上面贴了张转让的条子。她是不是搬走了？”

　　“不知道。”杨晓东说。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李浩沉默了一会儿，拍了拍他的肩膀。他的手很糙，掌心上全是帮家里干农活磨出来的茧子，拍在杨晓东肩膀上，沉甸甸的。

　　“算了，兄弟，别想太多了。有些人就是过客，来了又走了，你抓不住的。”

　　杨晓东没说话。李浩的话说得没错，道理他都懂，可是懂归懂，心里那道坎还是过不去。他总觉得，如果那天下午他没有只是送个铃铛就走，如果他多说几句话，如果他问她——你最近还好吗？张振海还有没有来骚扰你？你们家店的生意怎么样？——如果他问了，事情会不会不一样？

　　可他什么都没问。他送了铃铛，听了那句“好听”，就晕晕乎乎地走了，高兴得像个傻子。他以为来日方长，他以为明天还能再见到她，他以为他有的是时间慢慢把那些没说出口的话一句一句地告诉她。

　　结果没有明天。

　　下午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体育老师让大家自由活动，男生们一窝蜂地跑去打篮球，女生们三三两两地在操场上散步。杨晓东没有去打球的兴致，一个人走到操场边上的台阶上坐下来。

　　冬天下午的太阳没什么温度，照在身上只有薄薄的一层暖意。他坐在那里，手肘撑着膝盖，看着操场上跑来跑去的人发呆。

　　脚步声从后面传来。他回头看了一眼，又转回来。

　　来的人是张振海。

　　张振海穿着运动服，手里拿着一个篮球，球在他的指尖上转了两圈，然后被他夹在胳膊底下。他的嘴角那道伤口已经结痂了，淡红色的一道细线，从嘴角往斜上方延伸，快要愈合了。

　　他在杨晓东旁边坐下来，把篮球放在脚边，两只手撑在身后的台阶上，仰着头看天。

　　两个人就这么坐着，谁也没有先开口。

　　操场上的喧嚣声从远处传来，像是隔了一层什么东西，听不太真切。有人在喊“传球”，有人在喊“这边这边”，球鞋摩擦水泥地面的声音尖锐地划破空气，一声接一声。

　　“她搬走了。”张振海忽然说。

　　杨晓东的手指动了一下。

　　“我知道。”他说。

　　“你知道搬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

　　张振海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叹气。他把篮球拿起来，在地上拍了两下，又接住。

　　“我去问过她邻居了。”张振海说，语气比平时低了不少，没有了那种张扬的调调，“杂货铺那个老蔡，你认识吧？他说她妈欠了钱，好像是进货借的高利贷，还不上，人家上门来闹。她妈连夜收拾东西就跑了，连房租都没结清。”

　　杨晓东猛地转过头看着他。

　　张振海没有看他，低着头，手指转着篮球上的纹路。篮球的表面已经磨得发白了，纹路之间嵌着细细的灰尘。

　　“老蔡说，那天晚上十一点多，有一辆面包车停在店门口，几个人下来帮她们搬东西。搬了一个多小时，把值钱的货都搬走了，剩下的水管、水泥那些搬不动的就留下了。”张振海把篮球放在地上，用脚踩着，“第二天房东来了，把门锁换了，贴了转让的条子。”

　　杨晓东的喉咙发紧。他想起了那个周五下午，他在五金店里跟张振海打架，唐雨站在柜台后面，脸色苍白。他当时以为她只是被吓到了，现在看来，她那时候大概已经知道家里要出事了。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杨晓东问。

　　“我去问的。”张振海耸了耸肩，“你不也打过那个转让条子上的电话吗？接电话的是新接手的店主吧？那人是房东的小舅子，什么都不知道。”

　　杨晓东没说话。他确实打过那个电话，也确实什么都没问到。

　　“我让我爸帮忙打听了一下。”张振海说，语气里带着一丝他平时没有的疲惫，“她们好像回郑州了，具体地址查不到。她妈在这边用的是临时身份证，连租房合同上写的都不是真名。”

　　张振海说这话的时候，手指一直在转篮球，一圈又一圈，篮球的纹路磨得他指尖发白。他忽然笑了一声，不是平时那种得意洋洋的笑，而是一种杨晓东从来没在他脸上见过的笑——带着自嘲和说不清的复杂情绪。

　　“我也找过她。妈的，我比你还想找到她。”

　　他把球停住了，抬起头，看着远处正在下沉的太阳。太阳已经落到了操场西边那排平房的屋顶上，光线变成了深橙色，把云彩染成一片一片的红色。

　　“你知道我为什么老是去找她吗？”张振海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安静，像是把声音里所有的张扬和蛮横都拧掉了，“我承认一开始就是较劲。她不搭理我，我偏要她搭理我。从小到大，我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

　　杨晓东转头看着他。张振海的侧脸在夕阳里被镀上了一层暖光，嘴角那道疤的颜色显得更深了。

　　“可是后来，我发现她是真不搭理我。”张振海的声音变得很平，像在说一件跟自己不太相关的事情，“我送的东西她不要，我请她吃饭她不去，我开车堵在校门口，她绕路走。我堵在她家店里，她把门关上。我都快把自己整成笑话了，可她还是不看我。”

　　他停了一下，脚从篮球上放下来，球在地上滚了半圈，停住了。

　　“那天在店里，我把她堵在墙边的时候，她看我的眼神——你知道吗，那眼神里没有害怕，也没有讨厌，就是什么都没有。空空的，像我这个人不存在一样。”

　　张振海把手插进运动裤的口袋里，肩膀微微缩了一下，像是被风吹得有点冷。

　　“我宁愿她讨厌我。讨厌至少说明她在乎，至少说明我在她心里占了一个位置，哪怕是坏的那种。可她连讨厌都不给。”

　　杨晓东不知道该说什么。在他的印象里，张振海永远是那个吊儿郎当、不可一世的大少爷，开着家里的轿车招摇过市，随手就能掏出几百块钱买一条手链。他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人也会有这样的时候。

　　“你跟她说过话吗？”张振海忽然问。

　　杨晓东愣了一下，然后“嗯”了一声。

　　“她跟你说了什么？”

　　“……她说好听。”

　　“什么？”

　　杨晓东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我送了她一个铃铛。她说好听。”

　　张振海沉默了好一会儿。操场上的篮球赛好像结束了，有人在大声报比分，然后是一阵欢呼和起哄声。有人抱着球往操场边上走，球衣湿透了，贴在身上。

　　“操。”张振海忽然说了一个字。他说这个字的时候把脸转过去了，声音有点沙哑，像是嗓子里卡了什么东西。

　　然后他站起来，把篮球从地上捡起来，拍了拍上面的土。

　　“我爸让我去市里读高中。”他说，语气恢复了那种漫不经心的调子，但杨晓东能听出来那个调子是硬撑出来的，“凤里这破地方我也待够了。你好好考吧，说不定以后还能在电视上看到我——打NBA什么的。”

　　杨晓东没有戳穿他。凤里中学建校三十年，连个打进省队的都没有，更别说NBA了。但他只是点了点头，说了句：“那你加油。”

　　张振海抱着球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背对着杨晓东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被风吹散了一半，但杨晓东还是听清了。

　　“其实我挺羡慕你的。她至少对你说了一句好听。”

　　说完他拍着球走了，篮球在地上弹跳的声音越来越远——砰，砰，砰——最后消失在教学楼拐角处。

　　杨晓东一个人坐在台阶上，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拖到台阶下面的水泥地上。他看着张振海远去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人也没有那么讨厌了。他们其实是一类人，都是在十五岁这年，喜欢上了一个不可能有结果的人。只不过张振海选择用张扬和蛮横来掩饰，而他选择用沉默和绕路来逃避。

　　结果都一样。

　　唐雨走了，留给他们的，只有一把扳手，一条被拒收的手链，一个铜铃铛，和一句“好听”。

　　一月中旬，期末考试结束了。

　　初三上学期的最后一天，学校开了个简短的散学典礼。校长在主席台上讲话，无非是让大家寒假注意安全、别忘了复习功课、初三下学期就是冲刺阶段了之类的话。台下的学生们心早就飞到了半个月的寒假上，没几个人在认真听，一个个都在底下偷偷玩手机或者交头接耳。

　　杨晓东坐在自己班级的队伍里，听着校长用带着浓重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念着千篇一律的稿子，眼睛盯着主席台旁边那棵榕树发呆。榕树的气根在冬天的风里轻轻晃动，有一根特别长的垂下来，几乎要碰到地面了。

　　散学典礼结束后，大家回到教室，秦老师又交代了几句假期注意事项，然后开始发成绩单。杨晓东接过成绩单，看了一眼——期末考试比期中好一些，数学考了八十一，总分排班级第十六名，不算好也不算差，中不溜秋。

　　他把成绩单折起来塞进书包，背上书包走出了教室。

　　走廊上到处都是拖着行李的学生，住校生们大包小包地往校门口走，家长们开着摩托车或者电动车在校门外等着，喇叭声、招呼声、告别声乱成一团。杨晓东挤过人群，下了楼，去车棚取了自己的自行车。

　　推着车走到校门口的时候，他习惯性地往十字路口的方向看了一眼。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正好能看到那家五金店门面的侧墙。墙上的“诚信五金”招牌已经被人拆掉了，只剩下几个螺丝孔和一片比周围颜色更浅的墙面痕迹。卷帘门还是关着的，门上那张“旺铺转让”的条子还在，被雨淋了又干、干了又淋，纸已经泛黄卷边了，电话号码更是完全看不清了。

　　他在校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那个方向。冬天的风吹过来，干冷干冷的，灌进校服领子里，冻得他缩了缩脖子。

　　然后他骑上车，回家。

　　寒假开始了。

　　凤里镇的寒假跟平时没什么两样，只是街上的学生多了一些。杨晓东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睡到九点多起来，帮他爸整理收回来的废品，分类、打包、装车；中午吃完饭，有时候去找李浩打打篮球，有时候就在家看电视；晚上他妈下班回来，一家人吃完饭，他就在自己房间里写寒假作业，或者躺在床上听收音机。

　　收音机是他从废品堆里淘回来的，一个巴掌大的德生牌收音机，外壳裂了一道缝，但还能用，能收到几个调频台。他每天晚上都调到同一个音乐台，听主持人用温柔的嗓音放一些老歌，有时候是邓丽君，有时候是罗大佑，有时候是他叫不上名字的英文歌。他把声音调得很小，小到刚好能听见，又不至于吵到隔壁的他爸妈。

　　那些歌大多跟爱情有关。失恋的、暗恋的、求而不得的，各种花样。杨晓东躺在床上，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旋律，想起唐雨。她会不会也在某个地方听收音机？郑州的电台和凤里的电台，放的是不是同样的歌？

　　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那把扳手。他把它放在枕头底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摸一摸，确认它还在。扳手的金属被他的体温捂热了，摸起来温温的，不像刚拿到时那么冰凉。

　　收音机里放完了一首歌，主持人开始念听众来信。是一个女孩子写的，说她喜欢班上一个男生，但是不敢表白，问主持人怎么办。主持人的声音温柔得发腻，说了一大堆鼓励的话，什么“青春就是要勇敢”、“不要给自己留遗憾”之类的。

　　杨晓东把收音机关了。房间里骤然安静下来，只剩下窗外偶尔经过的摩托车声和他爸妈在隔壁低低的说话声。

　　勇敢？他勇敢过了。他送了铃铛，她说好听。他已经把自己全部的勇气都用光了，可结果呢？她还是一声不响地消失了，连个招呼都没打。

　　他把被子拉上来，蒙住头。扳手攥在手里，硌得掌心生疼。黑暗里，他闭上眼睛，努力地回想唐雨的脸，可不知道为什么，那张脸变得越来越模糊。他能记起她的单眼皮，记起她嘴角的痣，记起她说话时微微上扬的尾音，但把这些拼在一起的时候，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拼不出一个完整的她。

　　他开始害怕了。才过了这么短的时间，他就已经开始忘记她了。如果再过一年，再过两年，他是不是连“唐雨”这个名字都会变得陌生？

　　他把扳手握得更紧了。不行。他不能忘。

　　除夕那天，凤里镇总算有了点过年的气氛。

　　一大早，杨晓东他爸就在门口贴春联。春联是在镇上集市买的，红纸黑字，上联是“财源广进”，下联是“万事如意”，横批是“恭喜发财”。他爸站在凳子上，他站在下面帮忙看着贴得正不正。他妈在厨房里炸年货，油锅滋滋地响，炸丸子和春卷的香味从一楼飘到二楼，飘满了整栋房子。

　　“往左一点——多了多了，往右回一点——”杨晓东仰着头指挥。

　　他爸把春联按在门框上，用手掌拍了几下，把气泡拍平。贴完上联贴下联，贴完下联贴横批。他爸从凳子上跳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看着门口红艳艳的对联，满意地点了点头。

　　“今年收成不错，过完年给你买辆新自行车。”他爸说。

　　“这辆还能骑。”杨晓东说。

　　“那破车链条三天两头掉，骑着费劲。”他爸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一口，“换个新的，骑到高中毕业没问题。”

　　杨晓东没再推辞。他爸难得这么大方，大概是今年废品行情确实不错。

　　晚上，一家人围着折叠桌吃年夜饭。他妈做了一桌子菜——清蒸鱼、白切鸡、红烧肉、炒年糕、炸春卷，还有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饺子。他妈是北方人，过年一定要吃饺子，这个习惯带到南方来，十几年没变过。

　　电视里放着春晚，小品演员在台上卖力地抖包袱，观众席上传来一阵一阵的笑声。杨晓东夹了一个饺子，蘸了醋，塞进嘴里。饺子是韭菜鸡蛋馅的，他妈的拿手馅。

　　“下学期就是初三最后一个学期了。”他妈一边剥虾一边说，“加把劲，考个好高中。一中最好，实在不行就二中，反正不能去职高。”

　　“知道了。”杨晓东闷头扒饭。

　　“秦老师说你有潜力，就是不努力。”他妈继续说，“你看看人家刘伟，成绩一直在年级前十——”

　　“妈，大过年的。”杨晓东打断她。

　　他妈瞪了他一眼，但也没再说下去。他爸在旁边默默喝酒，一杯接着一杯，什么话也不说。春晚的小品演完了，换上了一群穿着鲜艳服装的舞蹈演员，在舞台上转来转去，电视里的音乐声和窗外的鞭炮声混在一起，震得人耳朵嗡嗡响。

　　杨晓东吃完饭就上了楼。他从抽屉里拿出那把扳手，在手里握了一会儿，然后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远处的天空被烟花照得一亮一亮的，红的、绿的、金的，炸开又落下。鞭炮声此起彼伏，整个小镇都沉浸在新年的热闹里。凤溪的方向有零星的烟火倒映在水面上，波光里翻涌着红色和绿色。

　　杨晓东把扳手举起来，对着窗外的烟花。金属表面反射出远处的火光，一闪一闪的。他握紧它，像握着一把钥匙，一把不知道能打开什么锁的钥匙。

　　“新年快乐。”他对着窗外的夜空轻轻说了一句。

　　声音被烟花声盖住了，连他自己都听不到。

　　正月初六，杨晓东跟着他爸去了一趟县城。

　　他爸要去县城最大的废品回收总站交货，满满一三轮车的废铜烂铁，用绳子捆得结结实实。杨晓东坐在副驾驶——严格来说不算副驾驶，三轮车只有一个座，他坐在车斗的废品堆上面，屁股底下垫着一个装满了塑料瓶的编织袋。

　　从凤里镇到县城大概四十公里，三轮车突突突地开了将近两个小时。一路上经过了好几个镇子，每个镇子都差不多——一条主街，几排骑楼，一个菜市场，一所中学。杨晓东坐在车斗上，风吹得他脸都僵了，他把校服外套的帽子拉起来戴上，缩着脖子看路两边的风景往后倒退。

　　到了县城，他爸去交货，让他在附近的街上逛逛，两个小时后在车站碰头。

　　杨晓东在县城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县城比凤里镇热闹得多，街道更宽，店铺更多，还有一家两层楼的新华书店。他走进新华书店，在一楼转了转，翻了几本教辅书，又上了二楼。

　　二楼是文学区，书架上的书比镇上那家小书店多得多。杨晓东在书架之间慢慢地走，用手指划过一排排书脊。他平时不怎么看书，除了课本以外的阅读量几乎为零。但今天他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想在这里待一会儿。

　　他的手指停在了一本书上。书名是《边城》，作者叫沈从文。他抽出那本书，翻开第一页，看到一句话——

　　“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

　　他靠在书架上，把那本书翻了几页。书里讲的是一个叫茶峒的南方小镇，有一条河，有一个老船夫，有一个叫翠翠的姑娘。杨晓东看了大概十几页，发现这本书写的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但那个小镇给他的感觉跟凤里有点像——都是水边的小地方，都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安静。

　　他把书放回了书架上。

　　然后他看到了另一本书。书名叫《情书》，封面是白色的，上面画着一棵树的剪影。他拿起来翻了翻，发现是两个日本人写的——不对，是一个日本人写的，另外一个好像是电影导演之类的。

　　他翻了几页，看到一句话——

　　“你好吗？我很好。”

　　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让他心里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他把书合上，放回去，又拿起来，犹豫了一下，夹在胳膊底下，继续逛。

　　最后他买了两本书——《边城》和那本叫《情书》的小说。收银员把书装进塑料袋里递给他，他付了钱，拎着袋子走出了书店。

　　外面的阳光很好，正月的太阳暖洋洋的，照在县城的街道上。杨晓东拎着装书的袋子，沿着人行道往车站的方向走。路过一家五金店的时候，他的脚步停了下来。

　　那家五金店比唐雨家大得多，有两间门面，门口挂着红底黄字的大招牌，招牌上写着“宏发五金机电”。店里亮堂堂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工具和零件，门口还摆着几台小型的电动工具。

　　杨晓东站在门口，看着里面的陈设。货架、柜台、螺丝钉、水管、橡胶管——这些场景太熟悉了，熟悉到让他心口发紧。他仿佛能看到唐雨坐在柜台后面，低着头写作业，台灯的光照着她的侧脸，听到有人进来就抬起头，用那双单眼皮的眼睛看过来。

　　“要什么自己看。”

　　他在心里默默地把她的声音播放了一遍。那个尾音微微上扬的河南口音，他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他怕自己有一天会忘记那个声音，忘记那个调子，所以他每天都会在心里默默播放几遍，像保养一件珍贵的机器，定期上油，定期运转，不让它生锈。

　　“小伙子，要什么？”五金店老板从里面走出来，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子，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外套，胸口的口袋里插着一支笔。

　　杨晓东回过神来，摇了摇头：“路过看看。”

　　“随便看随便看。”老板热情地招呼着，然后转身去招呼别的客人了。

　　杨晓东在门口站了几秒钟，然后转身走了。

　　他走了一段路，忽然意识到自己刚才做了什么——他下意识地想从口袋里摸出那颗螺丝。那颗他从他爸废品堆里顺来的M6不锈钢螺丝，那颗他第一次去唐雨店里时揣在口袋里的螺丝。可是口袋里什么都没有。

　　那颗螺丝早就被他用掉了。就在那个下午，他以那颗螺丝为借口，第一次走进了她的店里。

　　他的脚步慢了下来，最后停在了一家奶茶店门口。奶茶店的音箱里放着一首流行歌曲，女歌手的声音甜美而空洞地唱着爱情。杨晓东站在那里，忽然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要涌上来，又涌不出来，堵在那里，不上不下的。

　　他拎着装书的袋子，在人行道上站了很久，直到手机响了，是他爸打来的，问他在哪里，说货交完了，在车站等他。

　　“来了。”他说。

　　然后他挂了电话，加快了脚步。

　　正月十五，元宵节。

　　凤里镇有个传统，每年元宵节都要在凤溪边上放花灯。镇上的老人说，把写着自己心愿的纸条放进花灯里，顺着凤溪的水漂走，心愿就能实现。杨晓东从来不信这个，但他妈信，每年都会拉着他和他爸去放。

　　今年的元宵节是个晴天。晚上七点多，天完全黑了，凤溪两岸已经聚了不少人。有人在岸边摆了桌子卖花灯，纸扎的莲花形状，中间放着一小截蜡烛，五块钱一个，买的人不少。溪面上已经漂着几十盏花灯了，烛光在水面上摇摇曳曳的，顺着水流慢慢地往东漂，远远看去像一条流动的星河。

　　杨晓东他妈买了三个花灯，一人一个。卖花灯的摊子上还提供笔和纸条，他妈写了一大串，什么“家庭平安”、“生意兴隆”、“晓东考上好高中”，密密麻麻写满了整张纸条。他爸也写了几个字，大概是“身体健康”、“财源广进”之类的，写完了就把纸条折成小方块，塞进花灯里。

　　“晓东，你不写？”他妈把笔递给他。

　　杨晓东接过笔，看着面前的纸条，想了很久。

　　他有太多话想写了——想问她在哪里，过得好不好，还记不记得凤里镇的那个十字路口，还记不记得那个送她铜铃铛的男生。可是他握着笔，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最后，他在纸条上写了一句话——

　　“希望唐雨平安。”

　　他写完这几个字，把纸条折起来，塞进花灯里。然后他蹲在溪边的石阶上，用摊主给的火柴点燃了花灯里的蜡烛。火苗先是小得几乎看不见，然后慢慢变大，火苗摇曳着，把纸莲花的花瓣映成了半透明的橘红色。他把花灯轻轻放到水面上，松开手。

　　花灯在水面上晃了两下，打了个旋，然后顺着水流慢慢地漂走了。它混进了溪面上那一片星星点点的灯火里，分不清哪一盏是他的。

　　杨晓东蹲在石阶上，看着那些花灯越漂越远。河水在夜色里变成了黑色，灯光的倒影在水面上碎裂又重合，像一幅不断变化的抽象画。远处有人在放烟花，砰的一声，金色的火花在夜空中炸开，照亮了整条凤溪。

　　他想，唐雨现在会在哪里呢？郑州？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她是不是也在某个地方，看着同样的烟花？

　　他不知道。

　　但他希望她平安。不管她在哪里，不管她还记不记得他，不管她书包拉链上那个铜铃铛还在不在——他希望她平安。

　　这就够了。

　　寒假结束得比杨晓东想象中要快。

　　正月十六，初三下学期正式开学。杨晓东骑着车到了学校，校门口已经贴上了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欢迎同学们返校”。横幅被风吹得鼓起来，呼啦啦地响。

　　他走进教室的时候，李浩已经到了，正趴在桌上补寒假作业。寒假作业是一本厚厚的练习册，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各二十页，大部分人都是最后几天才开始赶工的。

　　“来了？”李浩头也不抬，笔在本子上飞快地划拉，“数学最后三道题借我抄一下。”

　　杨晓东从书包里翻出寒假作业，扔在李浩桌上。李浩一把接住，翻到数学部分，开始奋笔疾书。

　　“你过年干嘛了？”李浩一边抄一边问。

　　“没干嘛，在家待着。”

　　“我回老家了，我奶奶家杀了两头猪，吃了我一整个正月的杀猪菜。”李浩说着摸了摸自己的肚子，“你看我胖了没？”

　　“没看出来。”杨晓东把书包挂好，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

　　教室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一个寒假没见，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有人在聊过年收了多少钱的红包，有人在聊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哪个明星最帅，有人在聊寒假去哪里玩了。教室里闹哄哄的，像一锅煮沸的水。

　　杨晓东没有参与这些话题。他把新学期的课本从书包里拿出来，一本一本地摆进抽屉里。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最后一本是政治，他把政治课本放进抽屉的时候，手指碰到了一样东西。

　　冰凉的，圆柱形的，带着防滑胶套。

　　那把扳手。

　　他不知道这把扳手为什么会在这里。他明明把它放在家里书桌的抽屉里了。然后他想起来了——开学前一天晚上，他收拾书包的时候，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把它从抽屉里拿出来，放进了书包的侧袋里。

　　他把扳手拿出来，在手里握了一下，然后放进了新书包的夹层里。

　　“那是什么？”李浩凑过来看了一眼。

　　“扳手。”

　　“你带扳手干嘛？修自行车？”

　　“嗯。”杨晓东顺着他的话接下去，“备用。”

　　李浩也没多问，继续埋头抄作业。

　　上午第一节课是班会。秦老师走进教室，站在讲台上，清了清嗓子。教室里安静下来，大家回到各自的座位上，把目光投向讲台。

　　“同学们，新学期开始了。”秦老师的目光从镜片后面扫过全班，“这是你们初中阶段的最后一个学期。还有四个月就要中考了。我知道大家过年都玩得很开心，但是从今天开始，该收心了。”

　　底下响起一片不情不愿的嘟囔声。

　　“上学期的期末成绩，我已经分析过了。咱们班的整体水平在年级里处于中游，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秦老师推了推眼镜，看了一眼手里的成绩单，“特别是一些同学，成绩波动比较大，期中退步，期末又有所回升。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们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不够稳定。”

　　杨晓东总觉得秦老师说这话的时候往他的方向看了一眼，但他不确定那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这学期，我会加强对大家的管理。每天早上七点半到校早读，不得迟到。下午放学后，自愿留下来上自习的同学可以在教室里多学一个小时，我会轮流值班答疑。”秦老师顿了顿，“中考是你们人生的第一个分水岭。考好了，上好高中，上好大学，前途一片光明。考不好，你们的出路就很有限了。”

　　教室里安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中考这两个字，从初一开始就被老师们挂在嘴边，但从来没有像这个学期这样，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好了，话就说到这里。大家把上学期期末的卷子拿出来，我们回顾一下几道重点题。”

　　秦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题目。粉笔在黑板上摩擦的声音沙沙地响。杨晓东翻出期末数学卷子，摊在桌上，看着那些红色的叉号。

　　七十二分到八十一分，进步了九分。如果要考上一中，数学至少要考到九十分以上。他差了九分。

　　九分。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他知道，这九分不会自己跑到他的卷子上来。

　　他拿起笔，开始抄黑板上那道二次函数的题目。笔尖在纸上划过，留下工整的字迹。

　　二月初，学校贴出了中考倒计时的牌子。

　　那块牌子挂在教学楼一楼的走廊上，红底白字，上面写着“距离中考还有XXX天”，数字是用可擦笔写的，每天早上由值日生更新。杨晓东每天上学经过那块牌子的时候，都会看一眼上面的数字。

　　一百一十六。一百一十五。一百一十四。

　　数字一天比一天小，像一个不断收紧的绳套。

　　整个初三的气氛都变了。以前课间的时候，走廊上总有人在打闹、聊天、玩手机，现在大家都窝在教室里做题。班主任们轮番上阵，每天都在强调中考的重要性。教室里弥漫着一种压抑的焦灼，像暴雨前闷热的空气。

　　杨晓东也是这庞大备考机器中的一员。他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出门，七点半到校早读。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放学后留在教室自习到六点，骑车回家吃饭，晚上继续在房间里做题做到十一点。日子过得像复印机里吐出来的纸张，每一页都长得一模一样。

　　他的成绩在慢慢往上爬。第一次月考，数学八十四，总分排班级第十二名。第二次月考，数学八十七，总分排班级第九名。秦老师在班会上表扬了他，说他是“进步最明显的同学之一”。

　　杨晓东对表扬没什么感觉。他只是发现，当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学习的时候，就没有时间去想唐雨了。这是一个副作用，一个他不知道该庆幸还是该难过的副作用。

　　但有些时候，他还是会想起她。

　　比如某天放学后，他骑着车经过那个十字路口，看到五金店的卷帘门终于打开了。里面有人在装修，原来的货架都被拆掉了，墙上重新刷了白漆。他放慢车速看了一眼，发现新开的是家奶茶店，门口挂着一块粉色的招牌，上面写着“甜蜜时光”四个字。几个工人正在里面装吧台，电钻的声音震天响。

　　他看了几秒钟，然后加速骑走了。

　　又比如某个周末的下午，他在家帮他爸整理废品，从一堆旧书里翻出了一本初中地理课本。他随手翻开，正好翻到介绍河南的那一页。上面有一张郑州的图片，拍的是二七纪念塔，灰色的塔身在蓝天下笔直地矗立着。他盯着那张图片看了很久，久到他爸喊了他两声他都没听见。

　　“晓东！把那捆纸板搬过来！”

　　“哦，来了。”

　　他把那本地理课本合上，放在一边。然后想了想，又把它捡起来，带上了楼，放在了自己书桌的抽屉里，和那把扳手放在一起。

　　再比如某个晚上，他做题做到深夜，脑子昏昏沉沉的，去一楼上厕所。经过废品堆的时候，他看见角落里放着一箱旧书，是他爸前几天收回来还没来得及整理的。最上面那本书的封面吸引了他——封面上印着一个风铃，铜质的风铃，几根铝管悬挂在铜盘下面，正被风吹得微微倾斜。

　　杨晓东把书抽出来，翻了翻。是一本生活散文集，作者他不认识，里面有一篇写的是作者小时候住在老房子里，屋檐下挂着一只风铃，每次起风的时候就叮叮当当地响。后来搬家了，风铃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但那种声音一直留在记忆里，几十年都忘不掉。

　　杨晓东拿着那本书，在一楼的废品堆旁边站了很久。

　　他想起唐雨书包拉链上那个铜铃铛。它还在吗？她每天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它还会叮叮当当地响吗？还是说，她早就把它摘掉了，扔在了某个角落，落满了灰尘？

　　他把那本散文集也带上了楼，放在了地理课本旁边。

　　抽屉里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扳手、地理课本、散文集、还有那本他从县城买回来的《情书》。他还没看那本《情书》，不知道里面讲了什么故事。他只是把它放在抽屉里，和其他东西一起，像一个小小的、只属于他自己的纪念馆。

　　三月的某一天，学校组织初三学生去县城的体育馆参加中考体育模拟测试。

　　这是中考的一部分——体育占三十分，项目包括五十米跑、立定跳远和男生的引体向上（女生是仰卧起坐）。杨晓东的体育成绩一直不错，五十米和立定跳远都能拿满分，引体向上差一点，只能拉八个，满分是十二个。

　　测试在县体育馆的操场上进行，几个学校的学生轮流来，人很多，到处都是穿着各种校服的初三学生。杨晓东他们班被安排在上午十点那一批，秦老师带着大家坐学校租的大巴车来的。

　　五十米跑是第一个项目。杨晓东站在起跑线上，听到发令枪响的瞬间冲了出去。他的起跑反应很快，加速也很顺畅，冲线的时候感觉不错。裁判报成绩——六秒九，满分。

　　立定跳远他也跳了两米三五，满分。

　　到了引体向上的时候，他确实尽力了。手掌上抹了镁粉，防滑的。他跳起来抓住单杠，开始往上拉。一个、两个、三个——前面几个还算轻松，到了第六个开始吃力，手臂上的肌肉在发抖，脸上的青筋都鼓起来了。他咬着牙拉到第八个，实在拉不上第九个了，挂在单杠上喘了几秒钟，松手跳了下来。

　　裁判在他的成绩单上写了“8”。

　　总分二十八分，差两分满分。秦老师说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体育拿二十八分，文化课再加把劲，一中很有希望。

　　杨晓东坐在回学校的大巴车上，靠着窗户，看着窗外的风景。大巴车经过县城那条主街，经过那家新华书店，经过那家叫“宏发五金机电”的大店，然后上了回凤里镇的公路。

　　他的手插在口袋里，摸到了一样东西。

　　是一颗螺丝。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放进口袋里的，大概是从他爸的废品堆里顺手拿的。他低头看了看——M8的不锈钢螺丝，十字头，比上次那颗M6的大了一圈。

　　他把螺丝放在手心里，看着它。阳光透过车窗照在螺丝上，银色的表面反射出细碎的光芒。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拿这颗螺丝。他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那家五金店变成了奶茶店，柜台后面的女孩已经不在了。可是他还是拿了。也许只是习惯了。也许他的身体还记得某种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惯性——路过五金店的时候放慢车速，手指碰到螺丝的时候把它揣进口袋，看到单眼皮的女生时多看一眼。

　　他把螺丝放回了口袋里。

　　窗外，凤里镇的轮廓已经出现在公路尽头。凤溪在夕阳下闪闪发光，骑楼的屋顶像一排整齐的牙齿，咬住了天边那片橙红色的晚霞。大巴车拐了个弯，校门口那几棵老榕树出现在视线里，气根在晚风中轻轻摆动，像是在招手，又像是在告别。

　　杨晓东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大巴车的引擎声低沉而平稳，周围的同学还在兴奋地讨论着体育测试的成绩，有人说自己引体向上拉了十五个，也有人说自己立定跳远跳出了两米六。

　　他想起去年十月，他第一次注意到唐雨的那个下午。校门口的斜坡、掉链子的自行车、那双白色的帆布鞋、那句带着河南口音的“要纸吗”。

　　那是他十五岁这年，故事的开始。

　　而现在，倒计时牌上的数字是九十三。

　　九十三天之后，中考就来了。中考结束之后，他就要离开凤里中学了。他会去县城读高中，或者运气好去市里。他会住校，周末才回家。他会认识新的人，看到新的街道，走进新的教室。十字路口那家奶茶店的老板不会知道这里曾经是一家五金店，新来的转学生不会知道曾经有个叫唐雨的女孩在这里生活过。

　　然后时间会继续往前走，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凤里镇会变，凤溪两岸可能会拆迁，学校可能会翻新，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可能会换成新的。

　　一切都会变。

　　只有他会记得。记得那个下午，记得那双白色的帆布鞋，记得那句“好听”，记得书包拉链上那声清脆的叮当响。

　　杨晓东把口袋里那颗螺丝握紧了。金属的边缘硌着他的掌心，有一点疼，但那种疼让他感到安心。

　　因为那种疼在提醒他——这些事情真实地发生过。唐雨真实地存在过。他不是做了一个漫长的梦。

　　不管她去了哪里，不管他们还能不能再见面，那个十月的下午发生过的事情，永远不会改变。

　　大巴车在校门口停了下来。同学们开始下车，挤挤挨挨地往车门走。杨晓东最后一个站起来，背上书包，走下大巴。

　　三月的风吹在脸上，带着凤里镇特有的湿润气息。他站在校门口，看了一眼十字路口的方向。奶茶店已经开业了，门口放着几个花篮，粉色的招牌在傍晚的光线里显得格外温柔。

　　几个穿着校服的女生站在奶茶店门口，正在等她们的奶茶。其中一个女生侧过脸跟同伴说话，单眼皮，扎着马尾辫。

　　杨晓东的心跳漏了一拍。

　　但那不是她。那个女生转过来的时候，他看清了她的脸——完全不同的一张脸，只是侧影有几分相似罢了。

　　他收回目光，背着书包往校门里走。经过那棵大榕树的时候，一根气根垂到了他肩膀上。他偏了一下头，绕过去了。

　　就像她当初做的那样。

　　（第二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