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里无终》美女邱莹莹

1、第 1 章 凤里无

　　凤里无终

　　第一章

　　凤里的九月，热得像是蒸笼。

　　我站在初一三班的教室门口，看着门框上方褪了色的班牌，手心全是汗。那块班牌上的漆皮翘起了大半，露出底下生锈的铁皮，像一块发了霉的疮疤。走廊里挤满了报到的新生和家长，有人在大声嚷嚷，有人在哭，有家长拽着班主任的胳膊往她手里塞东西，整个走廊像一个即将爆炸的蜂巢。

　　凤里中学是这座小县城最烂的初中。烂到什么程度呢？每年能考上县一中的不超过五个人。剩下的要么去读中专，要么直接混社会。学校的围墙是八十年代砌的，墙头上插满了碎玻璃，但丝毫挡不住学生翻进翻出。操场上铺的不是塑胶跑道，是煤渣，跑起来尘土飞扬，呛得人睁不开眼。教学楼一共三栋，外墙贴的白色瓷砖掉了大半，露出里面黑乎乎的水泥，远远看去像三颗蛀了的大牙。

　　我妈为了把我塞进这所学校，托了好大的人情。她一个在县城开小理发店的女人，能认识什么有头有脸的人？无非是七拐八绕地找到了教导主任的表姐的同学的邻居，请了好几顿饭，送了两条烟，才换来一个名额。临行前的晚上，她帮我收拾行李，把被褥卷了又卷，用一根红色的尼龙绳捆得结结实实。她蹲在地上的样子让我不敢多看，她的背已经有点驼了，头发里夹着好几根白的。

　　“晓东，”她站起来，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好好读书，别学坏。”

　　她说这话的时候，手在围裙上反复擦着，好像上面沾了什么永远洗不干净的东西。我点了点头，喉咙里堵着一团东西，说不出话来。我在心里想的是，我能学什么坏？我连跟人说话都费劲。

　　在来凤里之前，我在镇上的小学读了六年，六年里我交到的朋友加起来不超过三个。我不是那种讨人喜欢的小孩，长得不出众，成绩不上不下，性格闷得像一块石头。老师点名回答问题的时候，我明明知道答案，声音却小得像蚊子叫。时间长了，老师也不叫我了。同学们玩游戏的时候，我永远是最后一个被选中的那个，有时候甚至没人选我，我就站在边上看着，假装自己不想玩。

　　我知道我妈担心什么。凤里中学乱，打架的、谈恋爱的、抽烟的、翻墙出去上网的，什么人都有。她怕我来了这里，被那些人带坏。但她不知道的是，一个人如果本身就不起眼到没人愿意带他玩，那他连被带坏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当她红着眼眶叮嘱我“别学坏”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其实是——妈，你太高看我了。

　　教室里头闹哄哄的，像一个煮沸了的大锅。前排的位置早就被人占满了，那些家长恨不得把孩子绑在讲台边上。我从后门溜进去，低着头，不敢跟任何人有目光接触，沿着墙根往里走，找了个最角落的位置坐下。

　　椅子是那种老式的木头椅子，坐板上的漆早就磨光了，露出木头本来的颜色。桌面上刻满了字，乱七八糟的，像一幅抽象的版画。我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光，一行一行地辨认那些刻痕。

　　“李伟是傻逼。”

　　“张涛我爱你。”

　　“XX届初三五班到此一游。”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放屁。”

　　我拿手指摸了摸那些刻痕，有的凹槽很深，几乎要把桌面刻穿了，有的很浅，只是划破了一层漆皮。刻字的人一定很用力，咬牙切齿地用力，好像把这些字刻上去就能让它们变成真的，就能让李伟真的变成傻逼，就能让张涛真的爱上自己。我心想，这跟我在日记本里写“我要变得开朗”是同一个道理，都是自欺欺人。

　　上课铃响了。那铃声是老式的电铃，声音沙哑刺耳，像有人在拿锤子敲一块破铁皮。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走了进来，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用一根黑色的发夹别在脑后，整个人看起来干巴巴的，像是被晒干了的菜叶子。

　　她在黑板上写下“林秀芳”三个字，粉笔字一笔一划，端端正正。“我是你们的班主任，”她转过身来，推了推眼镜，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教语文。”

　　她开始点名。我竖着耳朵听，把每一个名字和每一张脸对上号。“张伟。”“到。”“李明。”“到。”“王芳。”“到。”声音此起彼伏，有的响亮，有的懒洋洋的，有的带着笑。我缩在角落里，等着她点到我的名字。

　　“杨晓东。”

　　“到。”我的声音闷在喉咙里，连我自己都差点没听清。林老师抬头看了我一眼，镜片后面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不到一秒，然后移开了，继续往下点名。那一秒钟的目光里没有任何内容，就像我是一张白纸，不值得多看一眼。

　　然后，有一个名字响了起来。

　　“黄静璇。”

　　“到。”

　　那声音不大，软软的，带着一点点鼻音，像是没睡醒的样子。它从我的右前方传来，穿过闹哄哄的空气，穿过前后排之间的缝隙，准确无误地钻进了我的耳朵里。不知道为什么，我抬起了头。

　　然后我就看到了她。

　　她坐在我斜前方两排的位置，扎着一个高高的马尾辫，脖子又细又白。阳光从窗户照进来——那窗户是旧式的钢窗，玻璃上蒙着一层灰，但阳光还是执拗地透了过来——打在她的侧脸上，像给她镀了一圈金边。她正低头翻一本新的笔记本，动作很轻，手指捏着纸页的边角，小心翼翼地翻过去，像是怕把纸弄皱了一样。周围的嘈杂声跟她没关系似的，有男生在后面大声讲着暑假去网吧的事，有女生在叽叽喳喳地讨论新出的偶像剧，她就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像一株长在乱石堆里的小白花。

　　我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然后开始疯狂地加速，像有人在我的胸腔里敲鼓，咚咚咚，震得我自己的耳朵都在响。

　　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像你一直活在一个灰蒙蒙的世界里，天是灰的，地是灰的，人也是灰的，你习惯了这种灰，甚至已经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然后突然有人把幕布撕开了一道口子，透进来一束光。你明知道那束光跟你没什么关系，它照亮的是别人的路，温暖的是别人的脸，但你的眼睛就是挪不开了。你盯着那束光，贪婪地看着，像一个在黑暗里待了太久的人。

　　林老师还在点名，但我的耳朵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什么也听不进去了。我盯着黄静璇的后脑勺，盯着那个高高的马尾辫，盯着她耳朵上细细的绒毛——阳光透过那些绒毛，让它们看起来像是透明的——盯着她偶尔转一下头时露出的半张侧脸。她的皮肤不是那种雪白的，而是带着一点暖调的象牙白，干干净净的，像刚剥开的煮鸡蛋。她的睫毛不长，但很密，眨眼睛的时候像两把小扇子，轻轻扇动一下，然后就垂下去了。

　　她中间回了一次头。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回头，也许是被后面的动静吸引了，也许只是随意地转动一下脖子。她的目光扫过来，从我脸上滑过去，没有任何停留。那个过程大概只有零点几秒，但对我来说，那零点几秒被无限拉长了，长到我能看清她瞳孔的颜色，是一种很深的褐色，像浓茶水的颜色。她的目光从我脸上滑过去的时候，就像在看一堵墙，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教室里任何一件普通的、不值得注意的东西。

　　但就那零点几秒的对视——不，根本算不上对视，只是我单方面地看向她的眼睛——让我耳朵根烧了足足十分钟。滚烫滚烫的，我能感觉到血液从脖子涌上脸颊的路径，像是一条热乎乎的小蛇在皮肤底下爬。

　　我把头埋得很低，假装在看桌子上的刻痕，余光却死死地锁在她的方向。我看见她转回去之后，用手撩了一下耳边的碎发，那个动作很轻很随意，但在我眼里像是被放慢了的电影镜头。我看见她的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指甲剪得整整齐齐的，没有涂指甲油——从耳后划过，把那缕掉下来的头发别到耳朵后面，露出整个耳朵的轮廓。

　　她的耳朵长得很好看。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谁的耳朵长得好不好看，但那一瞬间，我觉得她的耳朵是全世界最好看的耳朵。不大不小，耳垂很饱满，像一滴将落未落的水珠。耳廓的线条流畅柔和，不像有些人的耳朵支棱着或者紧贴着脑袋，她的耳朵恰到好处地微微张开，像是在倾听什么。

　　那一整节课，班主任讲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无非是学校的规章制度，什么不能迟到早退，不能翻墙出去上网，不能在校园里抽烟打架，男生头发不能过耳，女生不能染发烫发。这些话从我左耳进去，右耳出来，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我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那个扎马尾辫的女孩身上，像一个雷达，锁定了一个目标，其他的一切信号都被屏蔽了。

　　下课铃响的时候，我甚至没反应过来，直到教室里重新变得闹哄哄的，我才意识到第一节课已经结束了。黄静璇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她的个子在女生里算中等，大概一米六出头，穿着白色的短袖T恤和深蓝色的校服裤子，校服裤腿有点长，拖到了脚踝，盖住了她那双白色的帆布鞋。她伸懒腰的时候，腰部的衣服被拉起来，露出一小截腰，很细，像一掐就会断似的。我赶紧把目光移开了，心跳又漏了一拍。

　　她跟旁边的一个女生说了句什么，然后两个人一起走出了教室。我盯着她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走廊的人群里，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整个人像虚脱了一样瘫在椅子上。

　　我这是怎么了？

　　这个问题我反复问了自己好几遍，但答案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只是我不太敢承认。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小学六年，班里的女生对我来说跟男生没什么区别，都是同学，都是玩伴——虽然也没什么人跟我玩。我看电视剧里那些情情爱爱的桥段，总觉得假得很，两个人才认识几天就爱得死去活来，怎么可能呢？

　　但现在我知道了，可能。太可能了。

　　从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到我喜欢上她，中间隔了多久？一分钟？三十秒？还是在我抬头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发生了？我后来无数次回忆那个场景，试图找出一个理性的解释，但始终找不到。也许是因为那天的阳光刚好，也许是因为她的马尾辫扎得刚好，也许是因为她翻笔记本的动作刚好戳中了我心里某根神经。但这些“刚好”拼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无法解释的事实——我喜欢她。

　　我连她的声音都还没听清楚，连她是什么性格都还不知道，连她的成绩好不好、喜欢什么、讨厌什么都不了解，我就喜欢上她了。这太荒唐了。我在心里骂自己没出息，但骂完之后，眼睛又开始不自觉地往门口瞟，看她回来了没有。

　　她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玻璃水杯，杯子上印着一只卡通兔子。她走路的姿势不太一样，不是那种大大咧咧的走法，而是每一步都稳稳当当的，像是每一步都踩在一条看不见的直线上。她从我的座位旁边经过，带起一阵很淡的风，风里有一点点洗衣液的味道，是那种超市里最普通的蓝月亮，但我闻起来却像是某种特殊的香料。

　　她在我斜前方坐下，拧开水杯的盖子，喝了一小口水。她喝水的时候会先看一下杯口，然后微微仰起头，喉咙轻轻滚动一下，嘴唇离开杯口的时候，杯沿上留下一个浅浅的水印。她拧上盖子，把水杯放在桌角，然后翻开课本，安安静静地看了起来。

　　周围的同学还在闹腾，有人在追逐打闹，有人在分享零食，有人在大声讨论昨晚的动画片。只有她，像一潭静水，不受任何干扰。我看着她低头的侧影，看着她垂下来的睫毛，看着她抿得紧紧的嘴唇，心里涌上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不是那种激动的、热切的感觉，而是一种很奇怪的、酸酸涨涨的感觉，像是胸口里塞了一团棉花，不疼，但堵得慌。

　　我想跟她说话。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跟她说什么？说“你好，我叫杨晓东”？说“你的马尾辫很好看”？说“我坐你斜后方，刚才上课的时候一直在看你”？不管是哪句话，听起来都像一个十足的傻逼。

　　但我就是想跟她说话。那种冲动强烈得让我坐立不安，像是在身体里关了一只横冲直撞的鸟，拼命想要飞出去。我盯着她的后背，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反反复复十几次，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

　　后来的很多年里，我无数次回想那个下午，回想那个阳光透过脏玻璃洒在她侧脸上的下午。如果那时候我鼓起勇气走上前去，哪怕只是说一句“同学你好”，故事的走向会不会不一样？会不会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都可以避免？但人生没有如果，那时候的杨晓东，就是一个连“你好”都说不出口的胆小鬼。他只会躲在角落里，用目光偷偷地追随一个人，然后在心里把所有的可能演练一千遍，最终一个都实现不了。

　　那个下午就这样过去了。

　　开学的第一个星期，我像是着了魔一样，把我能观察到的关于黄静璇的一切，都刻进了脑子里。

　　她每天早上七点二十左右到教室，从来不迟到。她走进教室的时候，肩上挎着一个米色的帆布书包，书包带子调得比较长，走起路来书包在屁股上一颠一颠的。她到座位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放书包，而是把椅子拉出来，用手在坐板上摸一下，确认没有灰尘或者别人恶作剧留下的东西，然后才坐下，把书包塞进抽屉里。

　　她的课桌永远是整整齐齐的，书本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摞在左上角，文具盒放在右上角，水杯放在文具盒旁边，桌面上没有贴贴纸，也没有乱涂乱画，干干净净得像一张白纸。对比一下我自己的课桌，抽屉里塞满了揉成一团的草稿纸、吃了一半的零食、断了头的铅笔，乱得像一个垃圾堆。

　　她上课的时候很认真，背挺得直直的，双手叠放在桌面上，目光始终跟着老师走。但她不是那种死板的乖学生，偶尔也会走神。她走神的时候会转笔，一根黑色的中性笔在她手指间翻来转去，动作很熟练，但有时候也会掉，笔落在桌面上发出“啪”的一声，她会抿一下嘴唇，重新捡起来继续转。

　　她喜欢用黑色的中性笔，不喜欢圆珠笔。这是我观察了好几天才确认的。她的文具盒里最少有五支笔，全是黑色的中性笔，没有一支圆珠笔。我见过她用圆珠笔写字，是同学临时借给她的，她写了没几笔就皱了一下眉头，把圆珠笔还回去了，换了自己的中性笔。她皱眉头的样子很好看，眉心微微蹙起，像平静的湖面被投入了一颗小石子。

　　她写字的时候，头低得很低，几乎是趴在桌子上的。握笔的姿势不太标准，大拇指压在食指上，用力很大，每一个笔画都刻得很深，翻过一页纸，能在背面摸到凹凸不平的痕迹。我想她一定是一个做什么都很用力的人，连写字都用尽全力。

　　她喝水之前会先拧开盖子，把杯口凑到鼻子前闻一下，然后才喝。我不明白她在闻什么，杯子里装的是白开水，什么味道都没有。但我注意到，这个动作她每次都会做，无一例外。后来我想，也许只是一种习惯，就像有人出门前一定要看一眼镜子，有人进门后一定要先换左脚的拖鞋，毫无意义，但不可省略。

　　她课间要么趴在桌上睡觉，要么一个人站在走廊尽头看操场。

　　趴桌上睡觉的时候，她把脸埋在手臂里，只露出一个头顶和半个耳朵。她的头发很黑，在光线下泛着一点幽蓝色的光泽。她睡着的时候很安静，一动不动，如果不是肩膀在有规律地起伏，你会以为她是一尊雕塑。有时候会有风吹进来，把她额前的碎发吹起来，那些细细的发丝在空中飘一下，然后又落回她的额头上，她浑然不觉。

　　站在走廊尽头的时候，她喜欢把胳膊搭在栏杆上，微微弓着背，下巴搁在手背上，目光越过煤渣跑道和疯跑的学生，看向不知名的远方。栏杆是那种老式的水泥栏杆，上面刷的绿色油漆脱落了大半，露出里面坑坑洼洼的水泥面。她靠在上面，白色的T恤蹭到了绿漆皮屑，但她似乎毫不在意。有一次我假装路过，从她身后走了过去，距离大概两米远，我闻到了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洗衣液味道。我走得很慢，想多待一会儿，但又不敢太慢，怕被她发现。经过她身边的时候，我斜了一下眼睛，看到她的侧脸。她看着操场，神情很安静，但眼睛里有一点空，像是灵魂暂时离开了身体，去了一个我看不到的地方。

　　她在看什么呢？操场上什么都没有，无非是一群男生在追着一个破足球跑，扬起漫天煤渣。她在想什么呢？她会不会也在想某个人？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的心就揪了一下。我希望她在想的人是我，但我又清楚地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她跟我连话都没说过。

　　我开始像一个变态一样，把所有能观察到的细节都记在心里，像集邮者收集邮票，贪婪地、疯狂地往脑袋里塞关于她的一切。

　　星期一，她穿的是那双白色帆布鞋，鞋带是重新换过的，一根白的，一根淡粉色的。两根鞋带的系法不一样，白色那根系的是普通的蝴蝶结，粉色那根系的是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结，打了两个环，像两朵小花。我猜那根粉色鞋带原本不是她自己的，可能是她跟某个好朋友换的，也可能是她跟什么人换的。

　　星期二，她换了一双黑色的帆布鞋，鞋帮比那双白色的高一截，快到脚踝了。鞋底很薄，走起路来几乎没有声音。

　　星期三，她又换回了白色那双。

　　星期四，她中午没有去食堂吃饭，一个人坐在教室里啃一块面包。面包是那种超市里买的白吐司，她撕成一小块一小块地往嘴里塞，一边吃一边看一本课外书。那本书的封面是淡蓝色的，我隐约看到上面印着“平凡的世界”四个字。她在读路遥。这个发现让我更加难受了——她不仅长得好看，还爱读书，她跟我之间的距离，又拉大了一步。

　　星期五，她穿了一件淡蓝色的短袖衬衫，领口系了一个小小的蝴蝶结。那件衬衫很合身，衬得她的腰线很好看。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然后狠狠地在心里骂自己下流。

　　星期六和星期天，我见不到她。那两天像一个巨大的空洞，难熬得像一个世纪。我在宿舍里无所事事地躺着，脑子里全是她的样子。她扎马尾辫的样子，她低头写字的样子，她拧开水杯的样子，她站在走廊尽头看操场的样子。那些画面像是被人用烙铁烙在了我的视网膜上，闭眼是，睁眼也是。

　　星期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盯着上铺的床板，把开学第一天她回头的那零点几秒在脑子里重放了无数遍。她的眼睛、她的睫毛、她鼻尖上细小的汗珠——是的，那天她鼻尖上有汗珠，很细很小的一层，像是刚运动过一样。我把这个细节从记忆的角落翻出来，反复端详，像是一个守财奴在清点自己仅有的一点财宝。

　　然后星期一到了，我又能见到她了。走进教室的那一刻，我的心跳又开始加速。我假装若无其事地走到座位上，路过她身边的时候屏住呼吸，生怕自己的气息惊扰到她。她已经在座位上了，正在翻一本英语课本，嘴微微张着，好像在默念单词。我从她身边走过，她没有抬头。

　　不管我在心里演练了多少遍，在现实里，我就是一个连从她身边经过都要屏住呼吸的胆小鬼。

　　我不敢跟她说话。

　　但我开始想办法接近她。不是主动搭话——我还没有那个胆量——而是制造一些“偶遇”的机会。课间她去打水的时候，我也会拿起水杯跟上去。饮水机在教学楼尽头的楼梯间旁边，是一台老掉牙的机器，外壳是米黄色的，上面贴着一张褪了色的“节约用水”标语。水流很细，接满一杯水要等将近一分钟。

　　我第一次跟她一起去打水的时候，紧张得手心全是汗。我站在她后面，隔了两个身位，看着她的背影，看着她的马尾辫搭在肩胛骨之间的位置，随着她身体的微微晃动而轻轻摇摆。轮到她的时候，她把水杯放在出水口下面，按下开关，然后站在那里等着。水流细细的，落在杯底，发出“沙沙”的声音。她微微侧着头，看着水位线一点一点上升，睫毛在阳光下投下一小片阴影。

　　杯子里快满的时候，她关掉开关，拧上盖子，转身要走。转身的瞬间，她看到了我，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不到一秒，然后移开，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整个过程，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就像我是一个空气人。

　　轮到我接水的时候，我的手是抖的。水洒出来了一些，溅到我的手上，冰凉的。

　　另一次“偶遇”是在食堂。食堂是一栋独立的一层平房，灰色的外墙，里面摆着几十张长条桌，每到饭点就像打仗一样，人声鼎沸，饭菜的味道和汗味混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气味。我端着不锈钢餐盘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好不容易打到了饭菜——土豆烧肉和炒青菜，肉是肥的多瘦的少，青菜炒得发黄——然后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然后我看到她了。

　　她坐在食堂另一个角落，旁边是她的同桌，一个圆脸短头发的女生，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她吃饭的样子很斯文，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细嚼慢咽，从不狼吞虎咽。她用筷子夹菜的动作很标准，一根筷子架在虎口上，另一根用食指和中指夹住，夹菜的时候两根筷子像鸟的喙一样轻轻张开又合拢。她夹起一块青菜，放在米饭上，然后舀一勺带着菜的米饭送进嘴里，慢慢嚼，嚼的时候腮帮子微微鼓起，像一只仓鼠。

　　她好像不太爱吃肉。我注意到她的餐盘里，土豆烧肉的土豆已经吃完了，肉还剩了好几块。她同桌的那个圆脸女生问她怎么不吃肉，她摆了摆手，说了句什么，隔得太远我听不清。

　　我一边假装吃饭，一边偷偷看她。那顿饭我吃了将近半个小时，比平时慢了好几倍。米饭凉了，土豆烧肉凝固成了一坨，但我一点也不在意。能多看她一眼，比什么都重要。

　　还有一次，是在操场上。那天下午最后一节是体育课，体育老师让全班跑步，绕着煤渣跑道跑三圈。我跑得不快不慢，但跑起来的样子不太好看，有点驼背，手臂摆动的幅度也不对。跑到第二圈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喘了，嗓子里全是煤渣的味道。

　　然后我在跑道拐弯的地方超过了黄静璇。她跑得很慢，几乎是走的速度，脸蛋红扑扑的，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她的马尾辫在背后一甩一甩的，几缕碎发贴在脸颊上，她一边跑一边用手把头发往耳朵后面别。我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闻到了一股汗水混着洗衣液的味道，不是香味，但也不难闻，是一种很鲜活的味道，让我想到夏天、青草和刚洗过的衣服。

　　我超过她之后，鬼使神差地放慢了速度，慢到她快要追上来的时候才重新加速。我就这样跑跑停停，始终跟她保持着几米的距离，不敢靠得太近，也不舍得离得太远。跑完三圈之后，我比跑了十圈还累，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嗓子干得要冒烟。

　　解散之后，她走到操场边的水龙头前，拧开水龙头，双手接了一捧水，低头喝了一口，然后把剩下的水拍在脸上。水珠顺着她的脸颊滑下来，在下巴上聚成一颗很大的水珠，她用手背擦了擦，把手上的水在裤子上蹭了两下。

　　然后她站在树荫下，靠着树干，仰着头闭着眼睛，大口大口地喘气。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落在她脸上，形成斑驳的光影，随着微风轻轻晃动。她闭着眼睛的样子很好看，嘴唇微微张开，能看到一小截白白的牙齿。胸口随着呼吸一起一伏。

　　我站在远处看着她，心里涌上来一个冲动——我想走上前去，递给她一张纸巾。我口袋里有纸巾，是在小卖部买的那种五毛钱一包的。我的手伸进口袋里，摸到那包纸巾，捏了又捏，手心全是汗，包装纸都被我捏得变了形。

　　但我没有动。

　　我就站在那里，像一个石雕，看着她在树荫下喘气，看着她的同学走过去，递给她一瓶水，她接过来喝了一大口，对那个同学笑了笑，露出右边那个浅浅的酒窝。那个笑容不是给我的，但我还是被那个笑容击中了，胸口像被人狠狠地捶了一拳。

　　回到宿舍之后，我趴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在心里把自己骂了一百遍。杨晓东，你这个废物。你有纸巾为什么不递上去？你连送一张纸巾都不敢，你还能干什么？你知道那个递水的女生跟她说了什么吗？“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就这一句话，简简单单一句话，你连这句话都说不出来吗？

　　骂完之后，我又开始替自己辩解。辩解的内容无非是——我如果递上去，她会怎么想？她会觉得我很奇怪吧？一个跟她毫无交集的男生突然递一张纸巾，谁都会觉得不对劲。而且她旁边有同学，我当着别人的面递纸巾，那不是更尴尬？万一她不要呢？万一她皱眉头呢？万一她用那种看怪人的眼神看我呢？

　　这些“万一”像一个密不透风的网，把我牢牢困在里面，让我迈不出任何一步。

　　然后我又开始想那个递水的女生。她叫什么名字？我看她的脸很眼熟，应该也是三班的，但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她跟黄静璇是什么关系？她们是好朋友吗？她们什么时候认识的？才一个星期，就已经熟到可以互相递水的地步了吗？

　　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最后汇成了一种苦涩的、带着嫉妒的情绪。我嫉妒那个递水的女生，因为她可以那么自然地走近黄静璇，可以跟黄静璇说话，可以看到黄静璇对她笑。而我呢？我只能躲在远处看着，像一个见不得光的偷窥者。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宿舍里其他三个人都睡着了，鼾声此起彼伏。我睁着眼睛，看着黑漆漆的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黄静璇在树荫下仰头闭眼的画面。那个画面像一张照片，被无限放大、锐化，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可见。她额头上细密的汗珠，她贴在脸颊上的碎发，她微微张开的嘴唇，她起伏的胸口。

　　我把那张照片在脑海里翻来覆去地看，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才迷迷糊糊地睡着。睡梦里我梦到她了，梦到她从我身边走过，我鼓起勇气递了一张纸巾，她接过去，对我笑了一下，露出右边那个酒窝，说了一声“谢谢”。然后我就醒了，嘴角还挂着一个傻笑。

　　醒来之后，我看着天花板发了好一会儿呆。窗外天已经亮了，麻雀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叫。我对自己的梦感到羞耻又满足。羞耻的是，在梦里我居然能因为她的一个笑就高兴成这样。满足的是，至少在梦里，我跟她之间有了一次完整的互动。

　　开学第一个星期，我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来了。成绩什么的完全不在我的心上，开学测验我考了全班第二十一名，在全年级大概排到两百名开外去了。林老师在班会课上念成绩的时候，我的名字被念出来，她顿了顿，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往下念。那个眼神里有不满，有失望，也有一种“我就知道”的了然。她大概在想，托人情进来的果然不行。

　　我不在乎。我真的不在乎。我妈送我来读书是为了让我考高中考大学，但此刻坐在教室里的杨晓东，他脑子里装的根本不是这些。他脑子里装的全是一个叫黄静璇的女孩，装着她的马尾辫，装着她的黑眼睛，装着她笑的时候右边嘴角那个浅浅的酒窝。

　　开学第二周，我摸清了黄静璇的基本情况。

　　这不是我刻意去打听的。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她，没有向任何人打探过她的消息。我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竖起耳朵，像一台雷达一样捕捉一切关于她的信息，然后把这些碎片一块一块地拼起来。

　　她家在县城老街那边开了一个小卖部。这是我从她跟她同桌的对话里偷听来的。那天课间，圆脸女生问她周末去哪里了，她说在家里帮忙看店。圆脸女生问“你家开店的？”她嗯了一声，说“小卖部，在老街那边”。圆脸女生又问老街哪里，她说了个路名，我没听清楚，但我牢牢记住了“老街”和“小卖部”这两个关键词。

　　她爸腿不太好。这个细节是无意间捕捉到的。有一次她请假半天，林老师在班上问了一句“黄静璇家里有没有人来接”，然后看了一张纸条，说“哦，她爸腿不方便，她妈走不开”，就让一个女生送她回去了。从那以后我注意到，每次上下学，她都是一个人走，从没有人来接送她。我猜测她爸的腿可能是有些残疾，没办法骑车载她，她妈要开店，也顾不上她。

　　她妈是个很瘦小的女人。这个印象来自一个周五的下午。那天放学后，我没有马上回宿舍，而是鬼使神差地跟在她后面出了校门。我不是跟踪狂——好吧，也许在那个下午，我就是跟踪狂。我远远地跟在她后面，保持着大概五十米的距离，混在放学的人流里，假装自己也要往那个方向走。她沿着学校门口那条水泥路走了大概十分钟，拐进了老街。老街是县城最旧的一条街，两边都是两三层的老房子，一楼是店面，二楼住人。路面是石板铺的，已经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石板缝里长着青苔。

　　她在一间很小的小卖部门口停了下来。那间小卖部门面大概只有两米宽，门口摆着一个玻璃柜台，柜台上搁着一个塑料架子，架子上插着棒棒糖、泡泡糖之类的小零食。门头上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招牌，上面写着“静璇便利店”——这四个字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原来小卖部的名字是用她的名字命名的。

　　一个瘦小的女人从里面走出来，接过她的书包，说了几句话。那个女人的个子很小，大概不到一米五五，体重大概不到八十斤，穿着一件花布衫，头发胡乱地扎在脑后。她的脸跟黄静璇有一点像，尤其是一双眼睛，也是那种深褐色的、亮晶晶的眼睛。但她的脸色很憔悴，眼圈发黑，颧骨突出，像是长期睡眠不足的样子。我想那一定是她妈妈了。

　　她跟妈妈说话的时候，脸上有一种跟在学校里完全不同的神情。在学校里，她安安静静的，像一潭静水。但在妈妈面前，她的表情变丰富了，眉毛一挑一挑的，嘴角带着笑，一边说话一边用手比划着什么。她妈妈听她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点头，然后用手摸了摸她的头，那个动作很温柔。

　　我在街对面远远地看着，心里突然涌上来一股说不清的感觉。酸酸的，涨涨的。我想到了我妈，想到了她在理发店里给人洗头的样子，想到她蹲在地上帮我捆被褥的样子，想到她红着眼眶说“晓东，好好读书”的样子。

　　然后黄静璇走进了店里，消失在门后的阴影里。她妈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朝街两头看了一眼，然后也进去了。

　　我在街对面站了很久，直到天色暗下来，路灯亮了，我才转身走回学校。老街的路灯是那种老式的白炽灯，昏黄的光晕在夜风中微微摇晃，把我一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那天晚上，我在被窝里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去老街看她。

　　这个决定让我兴奋又紧张。我不是去跟踪她，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跟自己说的。我只是想……去她家附近看看。看看她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的，看看她每天走过的路是什么样的，看看她在学校之外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周的星期六，我没有回家。我跟宿舍管理员说我家太远，这周不回去。管理员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头发花白，牙齿掉了好几颗，说话漏风。他看了我一眼，摆摆手说“别乱跑”，就没再管我了。

　　下午两点，我从学校出发，沿着那条已经走过一次的路往老街走。县城很小，从学校到老街步行也就二十来分钟。周末的县城街道很冷清，店铺大多关着门，只有几家小饭馆和杂货铺还在营业。偶尔有几个人骑着自行车从我身边经过，车铃铛叮叮当当地响。

　　到了老街，我放慢了脚步，假装成一个闲逛的路人，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往前走。老街周末比平时热闹一些，两边的店铺都开了，有人在门口择菜，有人在逗孩子玩，有人在门口支了桌子打麻将，哗啦哗啦的洗牌声和叫骂声此起彼伏。

　　我走到了“静璇便利店”对面，脚步不自觉地停了下来。

　　店门开着，玻璃柜台后面的小凳子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他大概四十来岁的样子，头发很短，脸上有胡茬，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T恤。他坐在那里，身体微微往右边倾斜，一条腿伸直了搁在一个小板凳上。那条腿的膝盖以下是裸露的，皮肤上有一条长长的手术疤痕，像一条蜈蚣趴在腿上。他一只手搭在柜台上，另一只手搁在自己那条伤腿上，偶尔揉一揉膝盖。我想这一定是黄静璇的爸爸了，那条腿应该就是他的旧伤。

　　店里没有黄静璇的身影。

　　我在对面站了大概半分钟，不敢停留太久，怕被人注意到。我正准备转身离开，店门后面突然走出了一个人。

　　黄静璇。

　　她穿着一件淡黄色的居家T恤和一条深蓝色的短裤，脚上踩着一双塑料拖鞋。头发没有扎起来，散着，披在肩上，发梢有点微微的卷。她的头发披下来很好看，不像扎马尾的时候那么精神，但多了几分慵懒和随意。她端着一个搪瓷盆，盆里泡着几件衣服，弯腰放在门口的一个小板凳上，然后直起身来，用手腕擦了擦额头的汗。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她在洗衣服。她弯着腰，把搪瓷盆里的衣服捞出来，一件一件地搓洗。她搓衣服的动作很熟练，肥皂在衣领和袖口上来回抹几下，然后把衣服放在搓衣板上用力搓。泡沫从她的手指间溢出来，白色的泡沫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她额前的碎发随着搓洗的动作一颤一颤的，偶尔她停下来，用手背擦擦额头，把手上的泡沫在围裙上蹭两下，然后继续搓。

　　我隔着一条街看着她，看着她弓着背搓衣服的样子，看着她把搓好的衣服丢进另一个清水盆里漂洗，看着她的手指在清水里搅动，看着泡沫被一点一点冲淡。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都染成了暖色。她穿着一件印着小碎花的围裙，围裙带子系在腰后，系得松松垮垮的，露出一截腰来。那截腰跟她坐在教室里的样子完全不同，有一种很生活的、很真实的质感。她不再是那个安安静静坐在阳光里的漂亮女孩，而是一个在洗衣服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那个画面太美了，美得让我胸口发闷。不是因为她洗衣服的样子有多美——虽然确实很美——而是因为那种真实感。在教室里，她是遥不可及的，是被阳光镀了金边的。但在自己家门口，她挽着袖子搓衣服，手上沾满了泡沫，围裙歪歪扭扭地系着，拖鞋在地面上蹭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她是真实的，是可以触碰的。

　　我站在那里看了大概有十分钟，直到她端起那盆洗好的衣服走进店里，消失在门后，我才回过神来。我的腿站得有点发麻，阳光晒得我额头上全是汗，但我不想走。我在附近找了一个冷饮摊，买了一瓶五毛钱的桔子汽水，坐在摊边的小马扎上，一边喝一边远远地看着那间小卖部。

　　桔子汽水很甜，甜得有点齁嗓子，气泡在舌尖上炸开，微微地刺痛。我慢慢地喝着，喝一口看一眼对面，生怕错过什么。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看到黄静璇进进出出了好几次。她出来收了一次晾在外面的衣服，出来扫了一次门口的落叶，出来帮一个邻居大妈拎了一袋子东西。每一次她出现在门口，我的目光就像被磁铁吸过去了一样。她收衣服的时候踮起脚尖去够晾衣绳，整个人绷成了一条直线，小腿的肌肉线条很好看。她扫地的时候动作很轻，不急不慢的，扫帚在地面上划出沙沙的声音。她帮大妈拎东西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容，露出右边那个酒窝，跟大妈说了几句话，大概是“不用谢”“没关系”之类的话。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她从店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个小板凳，在门口坐下。她没有扎头发，披散的头发在晚风里轻轻飘动。她手里拿着一个搪瓷杯，杯子里冒着热气，大概是茶或者热水。她端着杯子，小口小口地喝，目光越过老街的石板路，看向远处。

　　晚霞把半边天烧成了橙红色，光线变得温柔而绵长，把她整个人都笼罩在一片暖色里。她坐在那里，像一个安静的小兽，在一天结束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独处的时间。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但我希望她的思绪里，能有那么一瞬间，飘过我的影子。

　　当然，那是不可能的。她根本不认识我。

　　但那一个下午，让我对一个叫黄静璇的女孩，陷得更深了。她不再是教室里那个被阳光镀了金边的漂亮女孩，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她洗衣服的时候会把泡沫溅到脸上，她扫地的动作不急不慢，她帮邻居拎东西的时候会露出那个只有一个的酒窝。

　　我想了解她更多。想知道她喜欢吃什么，喜欢听什么歌，喜欢看什么书。想知道她的生日是哪一天，她怕不怕打雷，她会不会在半夜里偷偷哭。想知道她的一切，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细节，对我来说都像是宝藏。

　　但与此同时，我也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一点——我跟她之间的距离，比我想象的还要远。她家的店叫“静璇便利店”，她爸腿上有伤，她妈瘦小憔悴，她周末要在家里帮忙干活，她喝的是搪瓷杯里的白开水。她的生活跟我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集，我们唯一的交集就是那个教室，那四十分钟一节的课，那个她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的教室。

　　这种感觉让我很难受。你喜欢一个人，了解她越多，就越觉得她好。但了解得越多，也越清楚自己配不上她。不是那种矫情的“我不配”，而是真真切切的差距。她在家帮爸妈干活的时候，我在干什么？我在网吧里打游戏，在床上睡懒觉，在街上无所事事地闲逛。她妈妈用她的名字给小卖部命名，她一定是很被珍视的孩子。而我呢？我妈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却在这里为了一个根本不认识我的女孩荒废学业。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我想，我不能再这样了。我要好好读书，我要考一个好成绩，我要让她看到我。她喜欢的可能是成绩好的男生呢？可能她只是还没注意到我呢？如果我考全班第一，她会不会多看我一眼？

　　这个念头让我兴奋了起来。我从床上爬起来，翻出了那本几乎没打开过的数学课本，坐在桌前，借着走廊里透进来的灯光，开始看书。那些公式和定理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一个字都看不进去，脑子里全是黄静璇坐在门口端着搪瓷杯的样子。

　　我看了十分钟，然后把课本合上了。

　　算了，明天再看吧。

　　第二天我也没有看。

　　但我对她的关注，一天都没有减少。

　　她星期一穿的那双白色帆布鞋，鞋带是重新换过的，一根白的，一根淡粉色的。这个细节我确认了。我特意在上课的时候假装弯腰捡笔，低头看了她的鞋子，确实是一白一粉，粉色那根鞋带系的结很特别，像是两个连在一起的小花。我在心里把这个细节反复咀嚼了好几遍，像一个侦探分析线索一样。为什么要换鞋带？原来的鞋带断了？还是故意换的？如果是故意换的，为什么是一白一粉？粉色那根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从另一双鞋上拆下来的？那另一双鞋是谁的？

　　这些问题当然都没有答案，但我就是忍不住去想。

　　她笑的时候右边有一个很浅的酒窝，左边没有。这个发现让我兴奋了整整一节课。那天不知道谁讲了个笑话，班上一阵哄笑，她也笑了。我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了那个笑容，看到她右边的嘴角微微上扬，脸颊上凹下去一个小小的坑，很浅，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而左边什么都没有，平平整整的。不对称的酒窝，这让她笑起来的样子多了一种不对称的美感，像一幅故意不画对称的素描，恰到好处地打破了完美带来的距离感。

　　我比她自己还了解她。

　　这句话听起来很变态，但却是事实。我知道她用黑色的中性笔，知道她喝水前要闻一下盖子，知道她不爱吃肉，知道她跑步的时候像在走路，知道她趴在桌上睡觉的时候会露出一截腰来，知道她洗衣服用肥皂不用洗衣粉，知道她围裙系得松松垮垮。她大概都不知道有一个人把她观察到了这种程度。如果她知道，会不会觉得恶心？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跟踪狂、一个变态？

　　我被这个想法惊出了一身冷汗。我反复告诉自己，我只是喜欢她，喜欢一个人没有错。但我又知道，正常人的喜欢不是这样的。正常人的喜欢，是会走上前去说话的，是会光明正大追求的。而我呢？我只会在远处看着，在暗处记着，像一个不敢见光的虫子。

　　但让我停下，我又做不到。

　　国庆节前的一周，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这个决定是在周三的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冒出来的。那天白天，黄静璇在教室门口跟一个男生说话了。那个男生是班里的体育委员，高高壮壮的，皮肤很黑，大家都叫他大黑。大黑找她是问她体育课请假的事情，因为她是小组长。她跟大黑说话的时候，微微仰着头，因为大黑比她高很多。她说了大概三四句话，然后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就是这么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互动，让我嫉妒得发狂。

　　大黑可以那么自然地跟她说话。他可以走到她面前，开口问她“体育课请假的事你知道吗”，然后她就会仰起头看他，跟他说话，对他点头。而我和她的交流呢？开学快一个月了，除了“不好意思”和我的僵硬点头之外，什么都没有。

　　我躺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胸口像有一万只蚂蚁在爬。那种感觉不是单纯的难过，而是一种滚烫的、焦灼的、让人坐立不安的焦虑。我怕。我怕如果我再不做点什么，就会有人抢先一步。大黑不会喜欢她吗？别的男生不会喜欢她吗？她那么好看，那么安静，像一朵长在乱石堆里的小白花，迟早会被人发现的。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围在她身边，而我连挤进去的资格都没有。

　　我必须抢在所有人前面。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像一颗种子在湿润的土壤里疯狂生长，一夜之间就长成了参天大树。我要告诉她，我喜欢她。不管结果怎么样，我至少要让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在初一三班的角落里，有一个叫杨晓东的人，觉得她很好看，想跟她做朋友。

　　这个决定来得毫无道理。我连跟她正常说话都做不到，居然想去表白。但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她，上课想，吃饭想，睡觉想，走在路上都在想。再不把那句话说出口，我感觉自己就要炸了，像一个被不断充气的气球，总有一个时刻会承受不住，“砰”的一声炸成碎片。

　　周四晚上，宿舍熄灯之后，我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开始写情书。

　　我铺开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横格纸，握着我最顺手的黑色中性笔——跟她用的同一个牌子，是我在小卖部挑了好久才找到的——深吸一口气，开始写第一版。

　　“黄静璇同学，你好。我是杨晓东。我从开学第一天就注意到你了——”

　　不行，太直白了。

　　我把纸揉成一团，撕了，又开始写第二版。

　　“黄静璇同学，冒昧地给你写这封信。我想了很久——”

　　也不行，太正式了，像是要跟她谈生意。

　　又揉掉。

　　第三版。

　　“静璇——”

　　我写到这两个字就写不下去了。太亲昵了，我有什么资格叫她“静璇”？她跟我连话都没说过几句，我这么叫她，她一定会觉得我轻浮。我把“静璇”两个字划掉，墨迹把纸都划破了，露出一个黑洞洞的口子，像一个缺了门牙的人在咧嘴笑。

　　第四版。

　　“黄静璇，我喜欢你。”

　　就六个字。我看着这六个字，心跳得厉害。太短了，短到她可能会觉得我在开玩笑，或者觉得我是一个随随便便就能说出“喜欢”两个字的人。不行。我得解释一下，我得让她知道我是认真的。

　　第五版。第六版。第七版。

　　我一版一版地写，一版一版地撕，手电筒的电池都快被我耗光了。被窝里闷得不行，全是我的汗水味，空气浑浊得像一个密闭的罐头。我伸出头来换了几次气，然后又缩回去继续写。宿舍里的其他人都睡得很沉，不知道谁在磨牙，嘎吱嘎吱的声音在黑暗里格外清晰。

　　最后，在不知道第几版的时候，我停了下来。

　　那张横格纸已经被我写写划划弄得皱皱巴巴的，但上面的四行字还算清晰——

　　“黄静璇同学，你好。我是初一三班的杨晓东，坐在你斜后方靠墙的位置。我觉得你很好看，想跟你做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星期五放学后我在操场后面的乒乓球台等你。”

　　我反复看了好几遍，心里在“行”和“不行”之间摇摆不定。说“觉得你很好看”是不是太肤浅了？她会不会觉得我只是看上了她的外表？但我说什么？“我觉得你性格很好”？我跟她又不熟，我凭什么觉得她性格好？“我觉得你翻笔记本的样子很好看”？那不是更变态吗？

　　算了，就这样吧。反正不管怎么写，在她眼里估计都是一样的——一封来自陌生男生的奇怪纸条。

　　我把纸条折成一个小小的方块，折了又折，直到它变成指甲盖大小的一个纸疙瘩。折完之后我把它攥在手心里，汗水很快就浸湿了那层纸。

　　那一夜我几乎没有睡着。我反复想象着明天的场景：我把纸条塞进她的文具盒，她打开文具盒的时候看到它，展开来，看到上面的字，然后回头看我。她会是什么表情呢？惊讶？好笑？厌恶？还是……一点点好奇？我幻想了无数个版本的结局，有好的，有坏的，但不管哪个版本，我都紧张得心脏快要跳出来了。

　　周五早晨，我醒得很早。天刚蒙蒙亮，宿舍里还是一片灰暗，其他人的呼吸声此起彼伏。我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把那张纸条从枕头底下摸出来，在昏暗的晨光里看着它，把它在手心里翻来覆去地捏。纸条已经被我的汗水浸得有点潮了，折痕处起了毛边。

　　整个上午，我都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第一节课，她全程坐在座位上，文具盒放在桌上，没有离开过。我不敢动。

　　第二节课间，她出去打水了，但她的同桌还在座位上，没有离开。我也不敢动。

　　第三节课后是眼保健操，教室里安安静静的，只有广播里传来的口令声。我闭上眼睛假装在做操，手按在太阳穴上，手指却在微微发抖。我透过眯起来的眼缝，看到黄静璇也在做操，她的手在脸上轻轻按揉，动作很标准。如果我不是要做这件大事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她做眼保健操的样子也很好看。但现在，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什么时候才能把纸条塞进去？

　　第四节课下课，机会终于来了。

　　她站起来，跟那个圆脸同桌说了句什么，然后两个人一起走出了教室。她的文具盒留在了桌上，是一个浅蓝色的帆布文具盒，上面印着一只白色的猫。

　　我的心脏开始狂跳。

　　我站起来，假装要去上厕所，沿着过道往前走。走到她座位旁边的时候，我放慢了脚步，飞快地朝四周扫了一眼——周围没有人在注意我，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情，聊天的聊天，打闹的打闹。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已经被捏得有点潮的小纸团，捏在两指之间，然后弯下腰，假装系鞋带，用另一只手飞快地掀开她文具盒的盖子，把纸团塞了进去。

　　盖子合上的瞬间，我的手抖了一下，文具盒的边缘碰到了我的手指，发出一声轻微的“啪”。我吓得差点跳起来，但周围的人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我直起身来，快步走出了教室。

　　走廊里，阳光明晃晃的，刺得我睁不开眼。我靠着墙壁，大口大口地喘气，像是刚跑完了一千米。我的手在抖，腿也在抖，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了一样，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做到了。我真的做到了。我把那封该死的情书塞进了她的文具盒里。

　　然后呢？

　　然后我就开始后悔。

　　万一她不喜欢我呢？万一她看了之后觉得我是一个恶心的变态呢？万一她把纸条交给老师呢？万一她给王少辉看——不对，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王少辉是谁。但我知道，万一她生气了，万一她讨厌我了，那我就连远远看着她的资格都没有了。

　　我想冲回教室，把纸条拿回来。但我知道，已经来不及了。她随时都会回来，打开文具盒，看到那个纸团。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我回到教室的时候，低着头，不敢看她的座位。我缩回自己的角落，坐在椅子上，把脸埋进手臂里，假装在休息。但实际上，我的耳朵竖得像雷达一样，捕捉着前方的任何动静。

　　上课铃响了。

　　她回来了。

　　我听到她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然后是她拉开椅子的声音，她坐下来的声音，她跟同桌低声说了一句话——我竖起耳朵想听清，但没听清，大概是“下节什么课”之类的。然后是寂静，老师还没有来，教室里有一种上课前特有的短暂安静。

　　然后，我听到了文具盒被打开的声音。

　　那声音很轻，是一个小小的“咔嗒”，但在我耳朵里，它比晴天霹雳还要响亮。我屏住呼吸，手指在桌面上不自觉地攥紧，指甲刮在木头上，发出一声轻微的刺响。

　　我偷偷抬起头，从手臂的缝隙里往前看。

　　黄静璇手里拿着那个小纸团，正在展开它。她低着头，马尾辫垂在肩膀上，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她展开纸条，目光在上面扫了一遍。整个过程大概只有几秒钟，但对我来说，那几秒钟长得像一个世纪。

　　然后——

　　她把纸条揉成一团，随手扔进了抽屉里。

　　就那样。揉成一团，随手一扔，像扔掉一张用过的草稿纸，一个吃剩的糖纸，一个毫无价值的废品。她的手没有任何停顿，她的动作没有任何犹豫，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然后她抬起头，翻开课本，安安静静地等着老师来上课。

　　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没有任何反应。

　　就像是收到了一张废纸。

　　我坐在后面，感觉胸口被人掏了一个洞，冷风呼呼地往里灌，吹得我整个人都是空的。那个洞里原来装满了期待、紧张、不安、幻想，现在什么都没了，只剩下一个黑洞洞的、空荡荡的窟窿。

　　我花了三个晚上写的四行字，被她用不到三秒钟的时间揉成一团扔进了抽屉里。我反复演练了无数次的场景，最终的结局是这个。

　　但我还在安慰自己。

　　也许她只是不好意思当场回头呢？女孩子嘛，收到这种纸条肯定会害羞的，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回头看我，那不是等于承认她看到了吗？她肯定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定是这样。而且她也没有把纸条当场撕碎或者扔在地上啊，她只是放进了抽屉里，说明她至少没有讨厌到那个程度。也许，也许她星期五会去乒乓球台呢？

　　我用这些想法拼命地修补那个破了的洞，像拿一张薄薄的纸去糊一扇破了的窗户，风一吹，纸又破了。

　　整个下午，我都在这种自欺欺人的状态下度过。我观察她的一举一动，试图从她的行为中找到任何蛛丝马迹。她上课的时候依然认真听讲，课间依然趴在桌上或者站在走廊尽头，放学的时候她收拾书包的动作跟平时一模一样，不快不慢，井井有条。

　　她没有看我一眼。

　　整整一个下午，她没有回头看过我一眼。哪怕是一次不经意的回头，一次目光扫过，都没有。她甚至好像比平时更加刻意地忽略了我所在的方向。以前她的目光偶尔还会从我脸上扫过去——虽然没有任何内容——但现在，她像是完全把我从她的世界里删除了一样。

　　但我还是在等星期五。

　　星期五下午，放学的铃声响起来的时候，我的心跳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加速。我故意磨蹭着收拾书包，慢吞吞地把课本一本一本塞进去，用余光观察黄静璇的动静。她收拾书包的速度跟平时一样，不快不慢。她把课本摞整齐放进书包里，把文具盒放进去，把水杯放进去，然后拉上拉链，背上书包，跟她同桌一起走出了教室。

　　她走的时候没有看我。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会不会去乒乓球台。也许她只是不想当着同学的面去，也许她会先跟同桌分开，然后再绕回来。对的，一定是这样。女孩子嘛，脸皮薄，这种事情肯定要偷偷摸摸的。

　　我第一个冲出了教室，几乎是用跑的速度穿过走廊，冲下楼梯，跑过操场，来到了操场后面的乒乓球台那里。

　　那个乒乓球台是水泥砌的，砌在操场最偏僻的角落里，旁边是一排旧平房，以前大概是体育器材室或者什么仓库，现在门窗都破了，里面堆满了废旧的桌椅板凳。乒乓球台已经荒废很久了，台面上的水泥坑坑洼洼的，中间有一道深深的裂痕，像是被什么东西砸过。球网早就没了，中间用几块砖头隔开，砖头上长了一层暗绿色的青苔。台子周围长满了杂草，有的草长得比台面还高，枯黄的叶尖在晚风里瑟瑟发抖。

　　我站在乒乓球台旁边，看着太阳一点一点往下沉。

　　操场上的人声从喧闹变得稀疏，打篮球的男生们一个一个地散了，最后只剩几个在练投篮的，篮球砸在水泥地上，发出沉闷的“砰砰”声。煤渣跑道上还有几个女生在慢跑，扎着马尾辫，有说有笑的。食堂方向传来了饭菜的味道，很淡，被晚风一吹就散了。

　　我站在那里，像一个傻子一样，直挺挺地站着，双手插在口袋里，指尖紧紧掐着掌心。晚风有点凉了，吹在脸上有点刺，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冷，因为我的脸是烫的。每一分钟都像十分钟一样长。我不断地抬头看通往教学楼的那条路，看有没有一个扎马尾辫的身影朝这边走来。

　　没有。

　　太阳又沉下去了一点。操场上打篮球的最后几个人也散了，篮球架下空荡荡的，只剩下锈迹斑斑的篮球架在晚风里发出轻微的嘎吱声。煤渣跑道上的女生也不见了，操场上一个人都没有了。

　　我还在等。

　　我开始跟自己讨价还价。再等五分钟。五分钟之后她如果还不来，我就再等十分钟。也许她是有事耽误了，也许她被老师留下来了，也许她在教室里写作业忘了时间。有无数个“也许”，每一个都在拼命地帮我挽留那一点正在快速流失的希望。

　　然后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

　　太阳彻底沉下去了，天边最后一点橙红色也褪尽了，天空变成了深蓝色，几颗星星隐隐约约地亮了起来。操场边上的路灯亮了，昏黄的灯光在我身后投下了一个长长的、孤零零的影子。

　　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黄静璇没有来。

　　乒乓球台旁边的那排旧平房，在暮色里看起来像一口巨大的棺材，黑洞洞的窗口像一双双死人的眼睛，冷冷地看着我。

　　我垂着头往回走，脚步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脑子里空空荡荡的，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只有一种钝钝的麻木，像是被人打了一针麻醉剂。穿过操场，走过煤渣跑道，脚底传来沙沙的声响，那声音在安静的傍晚里格外清晰。

　　我经过教学楼拐角，准备回宿舍。宿舍在操场的另一头，是一栋四层的旧楼，外墙上的白色瓷砖掉得比教学楼还厉害，露出了大片大片黑乎乎的水泥。

　　然后我听到了篮球场那边传来的哄笑声。

　　是男生的笑声，粗犷，放肆，带着一种特有的少年气。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脚步猛地停住了。

　　篮球场上还有几个人没有走。借着昏黄的路灯和天边最后一点微光，我能大概看清他们的轮廓。三四个男生，都是高年级的，穿着校服或者T恤，有的在运球，有的坐在篮球架下面抽烟，红色的烟头在夜色里一明一灭。空气里弥漫着烟味和汗味混合的气息。

　　然后我看到了黄静璇。

　　她站在篮球场边上，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路灯的光照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都染成了暖黄色。她的马尾辫还是扎得高高的，脖子上那截皮肤在灯光下显得更加白净。她正笑着看向球场上的一个男生，那个笑容跟她平时在教室里的样子判若两人。眼睛不是那种安安静静的样子，而是亮晶晶的，像是装满了星星。嘴角的弧度很大，大到我隔着这么远都能看到她右边脸颊上那个浅浅的酒窝。

　　我的目光顺着她的视线移向球场。

　　一个男生正朝她走过来。他刚打完球，背心湿透了贴在身上，头发也湿了，额前的刘海被汗粘成一缕一缕的，露出宽阔的额头和一双带着笑的眼睛。他长得不算帅，但身上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劲儿——下巴微微上扬，肩膀端得很开，走起路来晃晃悠悠的，像一头懒洋洋的豹子。他走到黄静璇面前，伸出一只湿淋淋的手。

　　黄静璇把那瓶矿泉水递给他。

　　他接过来，拧开盖子，仰起头咕咚咕咚地灌了大半瓶。水从嘴角溢出来，顺着他的脖子流下去，在锁骨处积了一小洼，然后继续往下淌。他喝完之后，把瓶子往旁边一扔，塑料瓶在水泥地上弹跳了两下，发出一串空荡荡的响声。

　　然后他伸手搂住了黄静璇的肩膀。

　　那只手，大咧咧地搭在她肩上，五根手指微微张开，霸道地覆盖了她整个肩头。黄静璇没有躲。不但没有躲，她还往他身上靠了靠，把头微微歪向他，嘴角的笑意更深了，眼睛里的星星更亮了。她的手臂很自然地环住了他的腰，手指勾在他腰侧的裤袢上。

　　那个动作是那么自然，那么熟练，像是已经做过了无数次。不是第一次，不是第二次，是无数次。

　　我站在原地，浑身的血一下子冲到了头顶，像有人在我脑子里点燃了一根炮仗，炸得我耳朵里嗡嗡作响。我的脸在烧，耳朵在烧，脖子在烧，整个人像是被丢进了一个大火炉里。十月的傍晚已经有点凉了，但我感觉自己的皮肤烫得能煎鸡蛋。

　　然后，那阵热又一下子退得干干净净，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冰水。从头皮到脚底，每一个毛孔都在收缩，冷得我打了个哆嗦。

　　我不认识那个男生。但我知道他是谁。

　　王少辉。

　　初三的。凤里中学出了名的混混。开学这一个多月，我不止一次在走廊里见过他。他走路的时候，旁边总是跟着几个人，像是簇拥着一个小头目。他经过的地方，低年级的学生会自动让出一条路。有一次在食堂，一个初二的男生不小心撞了他一下，被他一把推出去老远，餐盘摔了一地，米饭和菜汤溅得到处都是。那个男生爬起来，连屁都不敢放一个，捡起餐盘灰溜溜地走了。

　　关于他的传闻有很多。有人说他爸是街上混的，因为打架坐了牢，他从小跟着奶奶长大。有人说他小学五年级就拿刀砍过人，差点把人手指剁下来。有人说他在校外认了大哥，每个星期都要去给人看场子。有人说教导主任见了他都绕着走，因为有一次他爸带着几个人来学校闹事，把教导主任堵在办公室里不敢出来。

　　这些传闻真假掺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是凤里中学的“人物”，是不能惹的人。

　　而此刻，这个“人物”正搂着黄静璇的肩膀，而黄静璇靠在他身上，笑得像一朵花。

　　我站在那里，像一尊石像，动不了，也移不开眼睛。我看着他们两个人勾肩搭背地朝校门口走去。王少辉的手臂从她肩上滑下来，搂住了她的腰。他的手放在她腰侧，手指微微收紧，把她往自己身边带了带。黄静璇的腰很细，被他的手一揽，整个人都靠在了他身上。她的头微微仰着，侧过脸来看他，嘴角带着那个我朝思暮想的笑容。

　　她的马尾辫在她背后一甩一甩的，像是在跟我说再见。

　　他们消失在校门口拐角的黑暗中。篮球场彻底空了，只有那几个烟头在地上明明灭灭，像几颗垂死的萤火虫。路灯的光惨淡地洒在水泥地上，照出一片孤零零的亮。

　　我忘了自己是怎么回到宿舍的。

　　我只记得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盯着上铺的床板。那块床板上有一块水渍，是很久以前漏水留下的痕迹，形状像一个歪歪扭扭的问号。我盯着那个问号，脑子里一片空白。其他舍友在聊天，在吃零食，在听收音机，声音好像隔了一层厚玻璃传过来，模模糊糊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过了很久很久，一种钝钝的、闷闷的疼才从胸口蔓延开来。

　　那种疼不是针刺的疼，不是刀割的疼，不是火烧的疼。它是一种很迟钝的、很沉闷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缓慢地膨胀的疼。它从胸口正中央开始，一点一点地往外扩散，漫过肋骨，漫过胃，漫过小腹，最后整个上半身都沉浸在这种钝痛里。像是有人拿了一把生了锈的刀，在心脏最柔软的地方一下一下地搅，不快，但每一圈都精准地碾过最疼的位置。

　　我把手按在胸口上，用力压着，以为这样能好受一点。但没用。那种疼是从里面来的，是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外面的压力根本影响不了它。

　　我想不通。

　　我想不通她为什么会喜欢王少辉那样的人。王少辉抽烟，我见过他在厕所里吞云吐雾，眼睛眯成一条缝，脸上的表情带着一种痞里痞气的惬意。王少辉打架，我见过他在食堂把一个男生推倒在地上，周围的女生吓得尖叫，他却笑着说“没事没事，闹着玩的”。王少辉骂脏话，每句话里都夹带着几个脏字，像是饭菜里的盐一样不可或缺。王少辉期末考试成绩单大概从头红到尾，连及格线都够不着。

　　他拿什么配得上黄静璇？

　　那个干干净净的、安安静静的、笑起来只有一个酒窝的、连翻笔记本都怕把纸弄皱的女孩，她怎么会跟王少辉在一起？

　　她帮他拿水。她帮他拿矿泉水，站在球场边上等他，像一个乖乖的小媳妇。我花了三个晚上写的四行字，她用了不到三秒钟就揉成一团扔进了抽屉里。而王少辉甚至不用写字，他只需要打完球，出完汗，走过去伸出手，她就乖乖地把水递上去。他甚至不用开口要，因为她就站在那里，手里拿着水，等着他。

　　我算什么？

　　这个问题在黑暗中一遍一遍地响起，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小锤子，砸在我最疼的地方。我算什么？一个坐在角落里偷偷看她的胆小鬼。一个连打招呼都不敢的废物。一个写了情书塞进文具盒、然后自己吓得发抖的傻逼。一个在乒乓球台等了一个小时、等到天黑都没等到人的可怜虫。

　　我连被拒绝的资格都没有。

　　被拒绝至少说明你被看到了，被考虑了，然后才被拒绝了。而我呢？我的情书被揉成一团扔进了抽屉里，她甚至懒得回头看我一眼。我对她来说不是“不好”，不是“不够好”，而是“不存在”。我是一个不存在的人。一个透明人。一个坐在角落里，偶尔会出现在她余光里，但下一秒就被忘得一干二净的背景板。

　　而王少辉呢？他是鲜活的，是张扬的，是不可一世的。他走到哪里都是焦点，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被他吸引。他是那种站在人群里，你第一眼就会看到的人。她喜欢这样的人。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一个道理——在那个年纪，坏是一种致命的吸引力。

　　那个年纪是什么年纪呢？十二三岁，青春期刚开始，身体在疯长，心里在躁动，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和不安。学校的围墙把所有人圈在同一个空间里，规则把所有人框在同一个轨道上，所有人都被要求穿同样的校服、剪同样的发型、遵守同样的纪律。但在这种整齐划一的压抑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敢于打破规则的人——他敢翻墙出去上网，敢在厕所里抽烟，敢跟老师顶嘴，敢在校门口打架。他像一匹没有被驯服的野马，在整齐的马厩里横冲直撞，所有的马都转过头来看他，目光里有恐惧，有鄙夷，但也有掩不住的好奇和向往。

　　王少辉身上那种不守规矩、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对我们这种从小乖到大的学生来说，是一种完全陌生的、充满诱惑的东西。它代表着另一种可能，一种跟循规蹈矩完全相反的可能。被老师骂了不敢还嘴的男生，看到王少辉跟老师对骂，心里会有一种快意。被高年级欺负了不敢吭声的男生，看到王少辉一个打三个，心里会有一种崇拜。

　　而对女生来说，那种“坏”更是一种致命的吸引力。坏男孩是不确定的，是危险的，是不可预测的。跟他们在一起，每一天都像在冒险，永远不会无聊。他们会带你去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做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让你觉得自己也变得特别了。

　　黄静璇看王少辉的眼神里，有崇拜，有迷恋，还有一种——“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得意。

　　是的，得意。

　　她在篮球场边等他的时候，旁边还有几个女生在偷偷看王少辉打球。她们的目光里也有好奇和向往，但她们只能远远地看着。而黄静璇不一样，她可以走到他面前，把水递给他，接受他的拥抱，在他怀里笑。她是被选中的那个人，是所有偷偷看王少辉的女生里最特别的那一个。这种感觉对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来说，诱惑太大了。

　　她觉得跟王少辉在一起，自己就也变得特别了。

　　我没有放弃。

　　这是我的性格里最要命的东西。从小到大，我认准了一件事，就很难回头。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非要学会骑自行车，摔了无数次，膝盖上摔得全是疤，但我就是不放弃，最后终于学会了。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非要看完那套《三国演义》的连环画，每天中午不睡觉躲在教室里看，看了一个学期，终于把六十本都看完了。

　　我妈说我“犟”，说我“认死理”。她说这话的时候，有时候带着笑意，有时候带着叹息。

　　现在我把这股犟劲儿用在了黄静璇身上。我认准了黄静璇，就觉得她应该跟我在一起。王少辉配不上她，我迟早会让她明白这一点。她只是一时被迷惑了，被那种肤浅的“坏”吸引了，等她清醒过来，她会发现我才是真正适合她的人。

　　这个逻辑现在想来简直荒谬绝伦。但在那个年纪，在那个还不知道什么叫“自欺欺人”的年纪，我对此深信不疑。

　　我开始找各种机会接近她。

　　国庆节后，天气终于凉了下来。十月中旬的凤里，早晨和晚上有了一丝秋天的寒意，梧桐树的叶子开始变黄，操场上铺了薄薄一层落叶。但中午的太阳还是很毒，晒得人头晕。

　　我开始更加积极地“偶遇”她。课间她去打水，我一定会在同一个时间去。我已经摸清了她的规律——她通常是第二节下课和第四节课间去打水。第二节下课打的热水，够喝一上午。第四节课间打的，够喝一下午。我准时准点地出现在饮水机附近，有时候排在她前面，有时候排在她后面，有时候假装正好路过。

　　排在她后面的时候，我可以近距离地看着她的背影。她的马尾辫从后面看，发根扎得很紧，一丝不苟的。头发在光线下呈现出一圈淡淡的光晕，发梢微微有点毛躁，大概是很久没有修剪了。她的脖子又细又长，皮肤上有一颗很小的痣，藏在耳朵后面的发际线边缘，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我盯着那颗痣，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发现了新大陆的探险家，心里涌动着一种自私的窃喜——这个细节，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她值日的时候，我会主动留下来帮忙。初一三班的值日表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每组五个人，轮流打扫教室和走廊。我特意看了一眼黄静璇是哪一组——第三组——然后去找第三组的组长，一个叫李什么的男生，说我愿意替他们组打扫，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李组长用看怪物的眼神看了我一眼，问我是不是有病。我说我就是想多动动，他说随便你，反正他们组少了个人，正好缺一个擦黑板的。

　　于是每逢黄静璇值日，我就留下来擦黑板。黑板是那种老式的黑色木板，粉笔灰积了厚厚一层。我用湿抹布擦，擦一下，白色的灰就溶成了一道道灰色的水痕，顺着黑板流下来。我把黑板擦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它黑得发亮，能照出我自己模糊的影子。

　　黄静璇在扫地。她扫地跟在家门口扫地一样，不急不慢的，扫帚在地面上划出沙沙的声响。她从教室前面扫到后面，扫到我旁边的时候，会低声说一句“麻烦让一下”。她的声音还是软软的，带着一点点鼻音。我赶紧往旁边退开一步，差点被后面的课桌绊倒，慌忙中扶住了桌沿，膝盖磕在椅子上，疼得我龇牙咧嘴，但我强忍着不叫出声。

　　她扫过去，看都没看我一眼。

　　但我不在乎。至少她对我说了一句话。六个字。“麻烦让一下”。这六个字我回去之后在脑子里反复咂摸了一晚上，像品茶一样细细品味。她说的是“麻烦让一下”，不是“让开”，说明她很有礼貌。她用了一个“请”字——虽然用了“麻烦”代替，但意思是一样的。她的声音在说这几个字的时候，语调是平的，没有什么感情色彩，但声音本身很好听，软软糯糯的，像糯米团子。

　　她的作业本掉在地上的时候，我第一个冲上去捡起来。那天风很大，窗户没关严，一阵风吹进来，把她桌上的一摞作业本吹到了地上。她还没来得及弯腰，我已经从座位上弹了起来，两步跨过去，蹲下身子把本子一本一本捡起来。本子是那种普通的学生作业本，浅绿色的封面，上面印着“凤里中学”四个红字。我拍了拍上面的灰，摞得整整齐齐的，双手递给她。

　　她接过去，看了我一眼，说了句“谢谢”。

　　那一眼大概持续了零点几秒，但已经足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的眼睛在近处看，比远处看还要好看。瞳孔周围有一圈很细的纹路，像指纹一样一圈圈地扩散开来。眼白很白，没有血丝，干干净净的。她的睫毛——我之前观察过的——确实不很长，但是很密，像一把小刷子。

　　我张了张嘴，想说“不用谢”，但喉咙又像被掐住了一样，一个字都发不出来。我只能僵硬地点了点头，脸上挤出一个大概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她大概觉得我很奇怪，但也没有在意，把本子放回桌上，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谢谢。”两个字。这大概是开学以来，她对我说的第三个词。第一个是“不好意思”，第二个是“麻烦让一下”，第三个是“谢谢”。我把这三个词小心翼翼地收进记忆里，像集邮者把邮票放进集邮册里。它们是我跟黄静璇之间，仅有的、单薄的、可怜的连接。

　　她忘了带英语课本的那次，我激动得差点叫出声来。

　　那是十月底的一个上午，英语课之前。英语老师是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年轻女老师，姓吴，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语速很快，总是风风火火的。她最讨厌学生不带课本，说过好几次“上我的课不带课本，跟上战场不带枪一样”。

　　黄静璇在书包里翻来找去，动作越来越急，脸上露出了一丝焦急的神色。她的同桌把课本推到桌子中间，示意可以一起看。她感激地笑了笑，点了点头。

　　我看到了这一切。

　　几乎是本能反应，我从书包里抽出自己的英语课本——我的课本封面已经有点卷边了，用透明胶粘过两次——然后站起来，走到她座位旁边，把课本放在她的桌上。

　　“我……我带了。借给你。”我说，声音有点发抖，但好歹说出来了。

　　黄静璇抬头看我，表情有一点惊讶。她大概是没想到我会主动把课本借给她。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桌上的课本，然后摇了摇头：“谢谢，我跟我同桌一起看就行。”

　　我的心往下一沉，但我没有放弃。我把课本往前推了推：“没事，我用不着。”我说了一个谎，一个拙劣的谎。怎么可能用不着呢？上英语课不用课本，跟瞎子摸象有什么区别？

　　她犹豫了一下，大概是想到吴老师那张严厉的脸，最终点了点头：“那……谢谢。下课还给你。”

　　“不着急。”我说，然后转身回了座位。转身的瞬间，我的嘴角不受控制地咧开了，像一个中了彩票的人。虽然我知道她坐在我斜前方，看不到我身后的表情，但我还是赶紧把笑容收住了，假装若无其事地坐好。

　　那节英语课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但我非常非常开心。比考了一百分还开心——虽然我从来没有考过一百分。因为我的课本在她手里，她正在翻开它，正在看着我翻过的页面，可能还会在上面写下她的笔记。那本课本上从此就有了她的痕迹。下了课她还给我的时候，我发现有几页上有她用铅笔轻轻写下的单词释义，字迹工工整整的，每一个字母都写得很认真。我小心翼翼地保留着那几页，从此再也没有擦过那些铅笔字。

　　这些事情我做得很笨拙，笨拙到一眼就能看穿。我每次走到她旁边都会紧张得手不知道往哪放，说话声音会变调，脸会烧得通红。我自己都知道自己很可笑，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往上凑。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一个不笨拙的人应该怎么做。我没有追过女孩，没有人教过我，电视里演的那些桥段在现实里根本不适用。我只会用最笨的办法——出现在她身边，帮她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希望她能注意到我。

　　黄静璇对我的态度始终不咸不淡。她不是那种刻薄的女生，不会直接甩脸色给我看，不会当着别人的面嘲笑我，不会说“你怎么又来了”或者“你烦不烦”。她甚至可以说是有礼貌的。她会对我说“谢谢”，语气是温和的，嘴角甚至会带上一丝丝笑意。

　　但那种礼貌的、带着距离感的客气，比甩脸色更让人难受。

　　她跟我说“谢谢”的时候，语气跟对所有人一样，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她对值日检查的老师说“老师好”，用的是一个语气。对食堂阿姨说“谢谢”，用的是一个语气。对不小心碰到她的路人说“没关系”，用的是同一个语气。她对我说“谢谢”，也是这个语气。

　　标准的，客气的，疏离的。

　　我在她眼里，跟一个路人、一个食堂阿姨、一个值日老师没有区别。不，也许食堂阿姨的地位比我高，因为食堂阿姨至少能打饭给她吃。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一个会帮点小忙的同学，偶尔方便的时候，顺手借一本课本给她。仅此而已。

　　她不讨厌我。这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吧？至少不是最坏的结果。但这句话的另一面是——她眼里根本没有我。讨厌一个人也是一种情绪，也说明这个人在你心里占有一席之地。但她对我，连讨厌都谈不上。我对她来说，只是初一三班这个集体里的一个模糊的背景，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偶尔会主动帮忙的、奇怪的、不爱说话的男生。

　　仅此而已。

　　这种被完全忽视的滋味，比被直接拒绝还要难受。被拒绝至少是一种回应，是把你当成一个平等的、值得考虑的对象，然后给了你一个否定的答案。而被忽视，是根本不认为你有资格被考虑。你的喜欢，你的靠近，你自以为是的殷勤，在她眼里什么都不是。

　　但我还是不肯放弃。我告诉自己，至少她不是讨厌我。这是一个起点，一个虽然很低但是存在着的起点。只要我继续努力，总有一天她会看到我的。

　　而王少辉看出来了。

　　王少辉那种人，在街上混大的，察言观色的本事比我强太多了。他大概只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发现了有一个初一的小子对他的女朋友不太对劲。

　　我后来回想，应该是这些细节出卖了我。每次放学，我都会磨蹭着不走，等黄静璇收拾好书包，然后假装顺路跟在她后面。她在走廊尽头等王少辉的时候，我会在楼梯拐角站一会儿，假装系鞋带或者看手机——虽然我根本没有手机。她跟王少辉一起走出校门的时候，我会远远地跟在后面，看着他们勾肩搭背的身影，心里又酸又疼，但就是管不住自己的脚。

　　王少辉肯定注意到了。那种在街上长大的人，对目光有一种野兽般的敏感。他能感觉到有人在看他，能分辨出哪些目光是害怕的，哪些是崇拜的，哪些是嫉妒的。而我投向黄静璇的，是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喜欢。那种目光太直白了，直白到任何一个明眼人都能一眼看穿。

　　十一月中旬的一个周五下午，我永远记得那一天。

　　那天下午的天气不太好，从中午就开始飘毛毛雨，到放学的时候雨停了，但天空还是阴沉沉的，铅灰色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随时会再下一场。操场上湿漉漉的，煤渣跑道变成了泥浆跑道，踩上去又粘又滑。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泥土味，还夹杂着食堂那边飘来的白菜帮子的味道。

　　最后一节课是语文，林老师在上面讲《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声音平板得像是念经。我没有听进去，因为我一直在偷偷看黄静璇。她今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卫衣，卫衣的帽子耷拉在背后，马尾辫从帽子下面钻出来，搭在帽子上。那件卫衣看上去有点旧，袖口处起了一些毛球，但穿在她身上还是很好看。

　　下课铃响了。林老师合上课本，说了声“下课”，教室里的学生像被松了绑一样轰地炸开了。椅子拖动的声音、文具盒碰撞的声音、说笑声、打闹声混成一片。

　　我照例磨蹭着不走。

　　我把课本慢吞吞地塞进书包里，一本一本地塞，每一本都调整好位置。我把文具盒里的笔一支一支地拿出来检查，看看有没有没盖好盖子的。我把桌上的橡皮屑扫到手心里，然后走到垃圾桶旁边扔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的余光一直锁着黄静璇。

　　她也在收拾书包。她的动作不紧不慢，先把课本按大小摞好，放进去，然后是文具盒，然后是水杯。她跟同桌说了声“拜拜”，同桌背起书包走了。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少，喧闹声渐渐降了下来。

　　我还在磨蹭。

　　黄静璇站了起来，背上书包，朝教室后门走去。她要从后门出去，然后右转，经过走廊，下楼梯，在教学楼门口等王少辉。这是她每天放学后的固定路线。

　　就在这时候，教室后门被人一脚踹开了。

　　那扇门是老式的木头门，门框上方的合页已经松了，平时关门都要小心地推，不敢用力。但那一脚直接把门踹得弹到了墙上，发出一声巨响，震得墙上的粉笔灰簌簌往下掉。门上的玻璃也跟着颤了几下，差点掉下来。

　　王少辉带着两个人走了进来。

　　他穿着初三的校服——那件校服比他本人的尺码大了不止一号，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袖子挽到了手肘，露出两条精瘦的手臂。校服拉链敞开着，里面是一件黑色的紧身T恤，T恤上印着一行白色的英文字母，有几个字母已经开裂了。他的脖子上挂着一根银色的金属链子，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在日光灯下反射出冷冷的光。脚上踩着一双黑色的高帮运动鞋，鞋底在地面上踩出一串湿漉漉的脚印。

　　他身后那两个人，一个胖一个瘦。胖的那个留着一个锅盖头，脸上长满了青春痘，红色的痘痘在灯光下格外显眼。他穿着一件红色的篮球背心，外面罩着一件黑色的夹克，露出两条粗壮的胳膊。瘦的那个个子很高，比王少辉还高半个头，脸颊凹进去，颧骨高高凸起，看起来像一根竹竿。他嘴里叼着一根牙签，用牙齿咬着，牙签在嘴角上下晃动。

　　他们走进来的时候，带着一股冷风和一股烟味。王少辉的目光在教室里扫了一圈，像是在清场。那几个还没走的学生，看到这阵势，脸色都变了。有人低下头假装在整理书包，加快了手上的动作，然后从另一侧的门口溜了出去。有人连书包都没拿完，拖着半开的拉链就往门口跑。不到十秒钟，教室里除了我、黄静璇、王少辉和他的两个跟班之外，就再也没有别人了。

　　黄静璇站在座位旁边，手里攥着书包带子。她的脸色变了一下，嘴唇微微张开，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她只是往后退了一步，后背靠上了课桌的边缘。她的目光在王少辉和我之间飞快地扫了一下，然后垂下了眼睛。

　　我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不是我不想动，是我的腿突然不听使唤了。它们像是被钉在了地上，沉重得抬不起来。我的手攥紧了膝盖上的布料，指甲掐进了掌心里，掌心里全是汗，湿漉漉的，黏糊糊的。

　　王少辉朝我走过来。

　　他的步子不快，晃晃悠悠的，像是在散步。运动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他身后那两个人也跟了过来，一左一右堵在了我座位的两侧，和教室后门之间形成了包围圈。那个胖子把手撑在我旁边的课桌上，身体微微前倾，我能闻到他身上一股浓重的汗味。瘦子靠在墙上，双手插在口袋里，嘴里的牙签从左边的嘴角移到了右边。

　　王少辉走到我面前，站定。

　　他比我高半个头。不，也许更高一点，因为我是坐着的，他是站着的，所以他几乎高了我一整个头。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那个角度让我不得不仰起头才能看到他的眼睛。他的眼睛不大，单眼皮，眼尾微微上挑，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凶相。瞳孔是深棕色的，在灯光下显得很亮，但不是那种温暖的亮，而是一种冷冷的、审视猎物般的亮。嘴角挂着一丝似笑非笑的弧度，像是在看一个笑话。

　　“你叫杨晓东？”

　　他开口了。声音不大，甚至可以说是不大的。不是那种扯着嗓子吼的音量，但他说话的时候，音调压得很低很平，带着一种懒洋洋的、居高临下的轻蔑，让人后背发凉。

　　我的名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像是一道宣判。

　　我仰头看着他，想站起来。但腿还是不听使唤，软得像两团棉花。我把手按在桌沿上，用力撑了一下，身体只抬起来一半就又坐了回去。椅子在地上擦出一声刺耳的响。我的手指在桌沿上攥得发白，指甲盖因为用力过度而泛着不健康的白色。我只能硬撑着，仰着头，保持着一个屈辱的坐姿，看着他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