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 2 章 那年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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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海风很咸
第二章海风的咸味
葬礼在七月二十八日举行。
杨晓东的母亲选了儿子生前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做遗照——那是国中二年级校庆时拍的，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站在教室门口，脸上带着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微笑。照片里的他没有看镜头，眼睛望着画面之外的某个方向。没有人知道他当时在看什么，但郭采洁知道。
他在看自己。
那天校庆，她站在教室门口的另一侧等着林雅雯一起去操场。杨晓东就站在离她三步远的地方，手里拿着一瓶弹珠汽水。她没有注意到他，一次也没有回头。
直到现在，她才发现。
殡仪馆的告别厅很小，墙壁上贴着淡黄色的壁纸，边缘处已经开始翘起卷边。空气里弥漫着鲜花和线香混合的气味，甜腻而哀伤。杨晓东的遗照被白色的菊花簇拥着摆在正中央，照片下面是一口深棕色的棺木，盖子闭着。
杨晓东的父亲站在棺木旁边，穿着一件明显过于宽大的黑色西装，领带打得有些歪。他的眼窝深深地凹陷下去，颧骨突出得像是刀削过的山脊。三天之内，他瘦了整整一圈。每一个走进告别厅的人都和他握手，说一些“节哀顺变”“保重身体”的话。他一一点头回应，脸上的表情像是一张揉皱了又被重新展开的白纸——所有的褶皱都在，只是被勉强地铺平了。
杨晓东的母亲坐在第一排的椅子上，身边有两位女眷搀扶着她。她没有哭，眼泪在头两天就已经流干了。她的眼睛红肿得只剩下一条缝，嘴唇干裂脱皮，手里攥着一条已经湿透又干涸、反复多次而变得僵硬的手帕。那条手帕上绣着一朵褪色的兰花，是杨晓东国小三年级美劳课的作业。
凤小岳来了。
他穿着一套剪裁精良的黑色西装，明显是订做的，和这个简陋的告别厅格格不入。他走进来的时候，几个正在低声交谈的同学不约而同地安静了一瞬。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既没有悲伤，也没有不安，像是戴了一张制作精良的人皮面具。他走到杨晓东的遗照前，鞠了三个躬，动作标准而机械，然后走到杨晓东父母面前。
“请节哀。”
他只说了这三个字。
杨晓东的父亲抬起头看着他。那一瞬间，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凤小岳伸出手和他握了一下，手掌干燥有力，松开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温度。
凤小岳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目光和郭采洁的目光在空气中相撞。
他看了她一眼。
那个眼神很短，只有不到一秒钟，却让郭采洁的后背窜起一阵凉意。那不是悲伤，不是同情，甚至不是冷漠。那是一种满足感——像一个收藏家终于把最后一件藏品收入囊中，像一副拼图终于嵌入了最后一块碎片。
凤小岳从她身边走过，带起一阵极淡的古龙水气味。那气味在鲜花和线香的包围中显得突兀而陌生，像一根冰冷的针刺入了温暖的血肉。
郭采洁的十根手指在膝盖上绞紧了。
柯震东是最后一个到的。
他没有穿西装，只是穿了一件黑色的POLO衫和深色牛仔裤。POLO衫的领口有些变形了，颜色洗得发白，大概是临时从衣柜最深处翻出来的。他的眼睛是红的，眼皮肿胀，看样子哭过，或者熬了一整夜没睡。他站在告别厅门口，没有往里走，只是远远地看着杨晓东的遗照。
李老师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低声说：“进去吧，上炷香。”
他点了点头，脚步却钉在原地没动。
郭采洁从他进来的那一刻就看见了他。她看见他站在门口，看见他脸上的表情——那种被摧毁了的表情，像一栋原本结实漂亮的建筑物，被什么东西从内部炸开了，外墙还在，但里面已经塌成废墟。
她第一次看到柯震东这个样子。
在她所有的记忆里，柯震东永远是那个在球场上肆意奔跑的少年，阳光照在他汗湿的肩膀上，整个人发着光。他笑起来的时候嘴角会上扬到一个恰到好处的角度，不多不少，刚好能让人心里某一个角落微微发酸。国中的午休时间，她总是假装趴在桌上睡觉，其实是透过胳膊的缝隙偷偷看他在操场上打球。她熟悉他的每一个动作——运球时微微侧着头的习惯，投篮时手腕轻巧地一翻，进球后朝队友比大拇指的手势。
那曾经是她少女时代最甜蜜的秘密。
但现在站在门口的那个人，身上已经没有一丝少年时代的痕迹。阳光没有了，笑容没有了，连篮球都消失了——他进来的时候，手里什么都没有。
柯震东终于迈开了步子。他走到遗照前，拿起一炷香，手在微微发抖。香的顶端触到烛火，冒出细细的青烟，像是某种只能被看见却无法被抓住的东西。他把香插进香炉里，鞠了三个躬，每一个都弯得很深，深到背部快要和地面平行。
然后他走到杨晓东的父母面前。
他站在那里，嘴唇张开又合上，合上又张开，反复了好几次，像是喉咙里卡着什么东西，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杨晓东的母亲抬起头看着他，那双红肿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空洞的灰色。
“对不起。”
柯震东说出了这两个字。声音沙哑而破碎，像是用砂纸磨过的。他的眼泪在“对不起”这三个字落地的一瞬间涌了出来，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前奏，就像是一盆水从头顶浇下来。
“是我没有……是我游得不够快……如果我再快一点……”
他语无伦次地说着，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碎，到最后只剩下一连串压抑的、不连贯的气音。他的肩膀剧烈地颤抖，两只手垂在身侧，攥紧又松开，攥紧又松开。
杨晓东的父亲看着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按在了柯震东的肩膀上。
“你把他捞上来了。”杨晓东的父亲说，声音低沉而缓慢，像是在念诵经文，“他至少……没有一个人在海里。”
柯震东的膝盖软了一下。他抓住杨晓东父亲的那只手，像是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块浮木。两个男人就这样站在棺木前面，一个老一个少，都被同一个人——同一个名字——压弯了脊梁。
郭采洁把脸别了过去。
她不能再看了。再看下去，她心里有什么东西会碎得再也无法拼回去。她盯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双手，指甲剪得很短，指缝里干干净净的，什么痕迹都没有。但她总觉得手上沾着什么东西，洗不掉，搓不去，一直粘在那里。
是那天在礁石上，他抓住她的胳膊时留下的温度。
还是后来在医院里，护士从他掌心里取出发卡时，那上面沾着的血迹？
她说不清楚。
告别仪式结束了。杨晓东的棺木被抬上了灵车，白色的车身在七月的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芒。灵车发动引擎，缓缓驶出殡仪馆的大门，转了一个弯，消失在道路尽头的树影里。
杨晓东的父母没有上灵车。他们要坐另一辆车去火葬场。杨晓东的母亲在上车前，忽然回过头，看了一眼那群站在殡仪馆门口的学生。
她的目光在郭采洁身上停了一下。
仅仅是一下。
然后她转过头去，弯腰钻进了车里。车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在空旷的停车场里却显得格外清晰，像是什么东西永远地合上了。
郭采洁站在原地，双脚像是被钉在了水泥地上。七月的太阳把地面晒得滚烫，隔着薄薄的鞋底灼烤着她的脚心。汗水从她的额头上淌下来，滑过太阳穴，滑过脸颊，最后在下巴尖上摇摇欲坠。她没有擦。
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散了。有人过来跟她说“我们先走了”，她点了点头，连那人的脸都没看清。林雅雯挽着她的胳膊，轻声问她要不要一起回去，她摇了摇头，说想自己待一会儿。
林雅雯犹豫了一下，松开了手。她走出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看见郭采洁一个人站在殡仪馆门口的凤凰木下，树的阴影刚好落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笼罩在一片斑驳的暗色里。
柯震东也没有走。
他靠在他父亲的机车旁边，手插在口袋里，低着头看着自己的球鞋。那双球鞋已经很旧了，鞋底的纹路磨得几乎看不见，侧面有一道开口，是他打球时磨破的。他想起这双鞋是在杨晓东家附近的鞋店买的，那天放学杨晓东带他去的，说那家店有打折。他自己不会讲价，是杨晓东帮他跟老板说的——“老板，我同学真的常打球，鞋坏得快，算便宜一点啦。”
那双鞋现在破了一个洞。
他抬起头，看见郭采洁站在凤凰木下。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切割成无数块碎片。风吹过来，凤凰木的细叶纷纷扬扬地落下来，像一场无声的、红色的雨。
他们的目光在凤凰木的落叶之间相遇。
两个人都没有动。
柯震东看着她，眼前的画面和国中时代的某个画面重叠在一起。毕业旅行的前一天，教室里，他回头对刘志豪说话的时候，不经意间扫到了坐在前排的郭采洁。她正在笑，笑得很轻很浅，耳朵尖有一点发红。那一瞬间他的心跳漏了一拍，但他没有深想。
现在他知道了。
他知道了那些他当初没有深想的事情——为什么每次他在球场上打出好球，总能在观众席上找到她的身影；为什么他找她借国文笔记，她的耳朵尖会泛红；为什么毕业旅行那天，她会站在他身边和他一起喝同一瓶运动饮料，明明林雅雯在旁边叫了她好几次。
他也知道了另一些事。
在礁石区那边，杨晓东总是站在最外围。他的目光从来不看海，不看鱼，不看寄居蟹。他永远只是看着某个方向。柯震东从来没有顺着他的视线去看，他以为杨晓东只是在发呆。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方向，永远站着同一个人。
原来如此。
他直起身子，朝郭采洁走了过去。他的腿很沉，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泥沼里。走到她面前的时候，他停下来，张了张嘴。
他想说很多话。想说杨晓东最后那一刻攥着发卡的样子，想说海水灌进肺里是什么声音，想说他这几天晚上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回到那个下午——消波块、气泡、沉下去的身影。想说他后悔没有更早跳下去，后悔没有更快游过去，后悔那天在海边只顾着和她说话，没有注意到另一个人正在用全部的生命注视着她。
但他什么都没说出来。
郭采洁先开口了。
“你那天……跳下去的时候在想什么？”
她的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被风吹散。但柯震东听到了。
“什么都没想。”他说，“就是看到他掉下去了，然后我就跳了。然后就……在水里了。”
这是实话。那一刻确实没有任何思考的过程。身体比大脑更快地做出了反应——听到尖叫声，转头看见护栏上方空白了一块，然后冲向护栏，翻过去，跳入海中。所有的动作一气呵成，中间没有经过任何理性的判断。
但这句话他说出口之后就后悔了。因为“什么都没想”听起来像是冷血，像是不在意，像是谁掉下去他都会跳。不是的。他想告诉她是“因为那个人是你认识的人，我不能让你看着认识的人死在你面前”，但他觉得这样说更糟——像是在表明自己是为了她才救人的，像是在拿杨晓东的命来讨好她。
他陷入了语言的泥潭，怎么说都不对。
“我该早点跳的。”他最后说，声音闷闷的，像是在自言自语，“如果他掉下去的那一秒我就跳了，他肺里的水就会少很多。医生说海水进肺的量太大了，晚一秒就多灌一口水。一口水，就那么几毫升，可能就是生和死的差别。”
几毫升。
生和死的差别。
郭采洁的指甲掐进了掌心。她的眼眶里涌上了泪水，但她拼命忍住不让它掉下来。她不想在柯震东面前哭，不想让任何人再看见她的眼泪。她觉得自己的眼泪是这个世界上最多余的东西——她已经哭过太多次了，每一次泪水干涸之后，心里的那个空洞都没有变小一分一毫。
“不是你的错。”她说。
这句话她在心里排练了无数遍。对着镜子说过，对着天花板说过，对着杨晓东的笔记本说过。但真的面对着柯震东说出来的时候，她的声音抖得厉害，每一个字都在打颤。
柯震东没有回答。他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盛满了他不敢去解读的东西。他突然觉得很荒谬——在杨晓东活着的时候，他和郭采洁之间隔着杨晓东的注视。现在杨晓东死了，他们之间还是隔着杨晓东。不是注视了，是生命。一条命，横亘在他们中间，永远不可能跨过去。
“我爸说，时间会冲淡一切。”柯震东说，“但我觉得不是。”
“不是。”郭采洁说。
“有些东西……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淡。”
“嗯。”
一阵风吹过来，凤凰木的花瓣簌簌地落在他们两人之间。有一片花瓣落在郭采洁的肩膀上，柯震东伸出手想帮她拿掉，手指却在半空中停住了。
他收回了手。
“我回去了。”他说。
“嗯。”
他转身走了。骑上机车之前，他又回头看了一眼。郭采洁还站在凤凰木下，落叶已经在她脚边积了薄薄的一层。她没有看他，低着头，双手交握在身前，那个姿势像是正在祈祷，或者正在承受某种看不见的重量。
柯震东发动了引擎。机车轰鸣着驶离殡仪馆，后视镜里的凤凰木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团模糊的红影。
他没有回家。他骑着机车在新竹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兜转，经过光华街，经过东门城圆环，经过香山方向的那些低矮的透天厝。他骑到了南寮渔港，停在那天停放游览车的停车场里。
沙滩上没有人。
黄昏的海面铺着一层金色的碎光，浪花温柔地舔着沙滩的边缘，一切看起来和那一天完全不同。那天的海是汹涌的、危险的、吞噬一切的；今天的海是安静的、温和的、像是在忏悔。消波块沉默地蹲踞在海岸线上，身上爬满了藤壶和海藻，它们在夕阳里看起来像一群跪着的、灰色的巨人。
柯震东走到那天跪着给杨晓东做心肺复苏的地方。水泥平台上什么都没有，只有几道裂缝里长出的杂草在海风里瑟瑟发抖。
他蹲下来，手指摸了摸地面。
“对不起。”他对着空无一物的地面说，“对不起，我不该让你跟我去礁石区。”
那天是他叫杨晓东去礁石区的。不对，不是他叫的，是刘志豪叫的。但如果不是他和郭采洁在沙滩上打球，郭采洁就不会弄丢发卡，就不会一个人去礁石区那边找，杨晓东就不会跟过去——这个因果链条太长太脆弱，经不起推敲，但在他的脑海里已经被重播了无数遍，每一遍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如果那天他什么都不做，杨晓东就不会死。
他站起来，看着海平面最后一抹橙红色的余晖被深蓝色的夜幕吞没。海风变大了，吹得他的POLO衫猎猎作响。他闭上眼，试图在黑暗里找到某种平静。
但黑暗里什么都没有。
他想起一首歌。是那天在沙滩上，林雅雯的随身听里放过的。张惠妹的《解脱》。里面有句歌词——我不唱嘶声力竭的情歌，不代表没有心碎的时刻。
他以前听不懂这句歌词在唱什么。
现在他懂了。
同一片黄昏的天空下，郭采洁还坐在凤凰木下。
告别厅里的人已经散尽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开始收拾花圈和挽联。有人过来问她要不要叫车，她摇摇头，说再坐一会儿。工作人员看了她一眼，没有再说什么，继续去忙自己的事情。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东西。
是杨晓东的笔记本。
这几天她把那个笔记本从头到尾翻了很多遍。前面是数学笔记，工工整整的字迹，每一条公式都用尺子画了底线。中间有几页被撕掉了，不知道原来写的是什么。后面是一片空白。
再往后翻，她发现了另一段文字。
不是圆圈的图案，是字。藏在笔记本的最后几页里，用铅笔写的，很轻，轻到几乎辨认不清，像是写字的人在落笔时恨不得让这些字隐形。
她凑近了看。
那段文字没有开头，没有结尾，像是某天课堂上随手写下的。
“……今天她换了一个发圈。蓝色的，上面有一只小小的蝴蝶。之前那个是粉红色的。她穿了一件新外套，白色的，领子上有绣花。她上国文课的时候打了一次哈欠，用手捂住了嘴。她笑的时候，脸上有一个很浅的酒窝。只有左边有，右边没有。不知道她自己知不知道。有一次发考卷，她拿到考卷的时候发现分数比她预想的低，咬了咬下嘴唇。那个动作很短，大概只有两秒钟。但那两秒钟里我觉得教室里的空气变薄了。如果空气可以变薄的话。”
郭采洁读完了这段文字。
然后她又读了一遍。再读一遍。读到第五遍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在哭。没有声音，只是眼泪不停地往下流，沿着脸颊的弧度滑进嘴角。泪水是咸的，带着海水的味道。
一个发圈。一次打哈欠。一个咬嘴唇的动作。
这些都是她完全没有记忆的瞬间。它们太微小了，微小到对她来说和灰尘一样不值一提。她甚至不记得自己有过一件白色绣花领子的外套。但杨晓东记得。他把它们一笔一划地写下来，用那种怯生生的、恨不得把纸戳穿的力道。他不是在“记录”，他是在收集。像一个在沙滩上捡贝壳的孩子，把每一个被海浪冲上来的碎片都小心翼翼地装进口袋里。那些碎片对她来说是垃圾，对他来说却是宝贝。
她翻到最后一页。
圆圈又出现了。在写满了字的那几页后面，笔记本的最后一张纸上，画着一个比之前所有圆圈都要大的圆圈。那个圆圈太大了，几乎占满整张纸，边缘处有些歪歪扭扭，能看出画它的人手腕转不过来了。在大圆圈的里面，密密麻麻地填满了小圆圈，一个挨一个，一个叠一个。
在最大那个圆圈的中心，有两个字。
“郭采洁”。
她的名字。
所有的圆圈，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分散到聚合。原来全部都是她的名字。从第一次见到她开始，杨晓东就在画这些圆圈。他画了几年？三年。整整三年。他把一个人的名字画成了无数个圆，每一个圆都是无声的呼唤，每一个圆都是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她把脸埋进笔记本里，纸张的气味灌进鼻腔。那是一种旧纸张特有的微苦微甜的味道，混合着时间的尘埃和某个少年手指上残留的温度。她在这个气味里放声大哭，哭得像个孩子。葬礼结束之后一直强忍着的所有东西，在这一刻全部决堤。
“对不起……对不起……”
她对着笔记本说话。她不知道自己在对谁说对不起。对杨晓东？对他的父母？还是对那个永远不可能被弥补的亏欠？
“我那天……不该去找那个发卡。”
这句话她终于说出口了。在医院的时候她没说过，在灵堂里没说过，面对杨晓东的母亲时也没说过。现在，对着满纸再也收不到回音的圆圈，她说了。
“如果我不去找发卡，你就不会爬到礁石上去，你就不会——你为什么要去捡——谁让你去捡的——你没有义务去捡我的东西——”
她的声音越来越碎，最后变成了含糊的呜咽。泪水打湿了笔记本的纸张，蓝色原子笔的笔迹被水渍晕开，变得模糊不清。她慌忙用手去擦，但越擦越花，那些字迹变成了一团团蓝色的雾。
她不敢再碰了。她把笔记本合上，紧紧贴在胸口，用力到肋骨发疼。
太阳已经完全沉下去了。殡仪馆门口的灯亮了起来，是一盏老旧的汞灯，发出青白色的冷光。蚊虫在灯光下飞舞，投下无数细小的、游移不定的影子。远处的公路上偶尔有一辆车经过，车灯扫过路面，又迅速消失在黑暗中。
郭采洁终于站起来。她的腿已经坐麻了，站起来的时候晃了一下，扶住凤凰木粗糙的树干。树皮在她的掌心留下凹凸不平的触感，那道道纹理像是一种古老的、无人能解读的文字。
她把笔记本放进包里。
然后把包紧紧地抱在怀里。
那天晚上她回到家之后，做了一件事。她把自己所有的发卡全部找出来——银色那个、蓝色那个、粉色那个、有蝴蝶结的那个、有水钻的那个、夜市买的那个、母亲从台北带给她的那个——所有的发卡，全部摆在书桌上。
然后她打开抽屉，把所有发卡都扫了进去。
关上抽屉。
再也没有打开过。
国中毕业那个暑假，她再也没有把头发夹起来过。任它披散着，在风里飘，在雨里湿，在阳光下被晒得发烫。林雅雯问她为什么突然不喜欢用发卡了，她说，不方便。
她没有解释“不方便”是什么意思。
九月的第二个星期一，高中开学了。
郭采洁考上了新竹女中，林雅雯也是。新竹女中的制服是白色衬衫搭配深蓝色百褶裙，裙子的褶比国中时更多更密，走起路来会像扇子一样开合。衬衫的领口系着一条深蓝色的领结，质地很硬，每次解开都会在领子上留下一道折痕。
开学第一天，郭采洁站在教室门口的走廊上，看着楼下操场上来来往往的新生。有人在搬书，有人在找教室，有人在和新认识的同学交换电话号码。九月的阳光仍然灼热，把每个人的影子都压得很短。她站在三楼的走廊上，手扶着被太阳晒得微微发烫的栏杆，风吹起她的头发，发尾扫过脸颊。
她变了很多。
不仅仅是发型。她瘦了，下巴变尖了，颧骨的轮廓比以前更分明。她的眼睛还是那么大，但里面的光变得不一样了。以前的那些光亮是往外溢出的，像一杯装得太满的水，随时都会洒出来。现在那杯水还在，但水面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像是结了冰。有人从她身后走过，叫她“郭采洁”，她转过头，礼貌地微笑了一下，那个笑容精准地维持了该维持的时间，然后就收了回去，没有任何多余的延伸。
林雅雯说，她好像一夜间长大了。郭采洁没有否认，也没有肯定。她只是笑了笑，然后低头继续看她的书。
“长大”这个词在她听来有些可笑。不是长大，是某个部分被杀死了。被杀死的东西是不会再长出来的。
班上开始有人给她传纸条了。新竹女中是女校，但也有外校的男生会在放学后等在校门口，用各种借口接近喜欢的女生。郭采洁收到的纸条最多，有人托人传话，有人直接写了信让同学转交，有人送饮料送零食，花样百出。她把纸条都收进抽屉里，每一张都看，每一封都没有回。
同学问她为什么不谈恋爱，她说不急。
只有一个男生，在放学后等了她很多次。他是新竹高中一年级的，长得有几分像——像谁来着？郭采洁想不起来，也不愿意去想。那个男生等了几个星期，最后放弃了。临走之前他让郭采洁的同学转告她一句话：“你心里是不是住着一个人？”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郭采洁手里的笔停了一下。只有一下。然后她继续写她的笔记，工工整整，一丝不苟。
住着一个人？
不。
她心里没有人。
只埋着一座坟。
柯震东没有考上体专。
他的联考成绩比模拟考时退步了一大截，从第四十一名掉到了一百名开外。联考那几天他发了高烧，考完第一科国文就差点晕倒在考场，后面的科目全靠退烧药硬撑着答完。成绩出来那天，他父亲看着成绩单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那就念新竹高工吧”。
新竹高工，是一所职业学校，没有篮球校队。
柯震东没有争辩。他把那张成绩单折好放进口袋里，说了一声“好”。
那个“好”字说得很轻，轻到像是放弃了什么东西。声音落地的时候，他甚至没有感觉到重量。因为比起他在海边失去的那个重量，放弃篮球实在是太轻了。
他还能打篮球吗？当然能。街头的球场还在，篮筐还在，球也没有坏。但他不想打了。不是因为手伤了、脚扭了、体能跟不上了。而是因为每次站在罚球线上，把球举过头顶瞄准篮筐的那一瞬间，他总会想起另一个人。
那个人永远站在球场的边缘，假装在喝弹珠汽水，假装在看风景，假装自己是一个透明的人。但他从来不是透明的。在柯震东的记忆里，那个人的存在感越来越强烈，强烈到每一次投篮，他似乎都能听见身后传来弹珠汽水在玻璃瓶里轻轻碰撞的声音。
那个声音现在已经没有了。
永远也不会再有了。
他开始逃课。不是那种明目张胆的逃——翻墙出去打电动、骑机车到处晃。他的逃课是安静的、不打搅任何人的：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把课本摊开放在桌上，然后看着窗外的天空发呆。偶尔有老师点名提问，他会回过神来，说一声“不会”，然后继续看窗外。
他的成绩在新竹高工只能算中等偏下。老师们找过他谈话，问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是不是家庭有什么变故。他摇头，说没事，只是注意力不集中。老师们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在教案上写下“该生近期状态不佳，建议多加关注”，然后就继续教下一个学生了。
一个学期后，没有人再找他谈话了。
他变得沉默寡言。以前的柯震东是人群的中心，走到哪里都能带来笑声和热闹。现在的柯震东是人群的边缘，他坐在角落里，不主动说话，别人跟他说话他也回答，但回答完就没了下文。他的同学都觉得他这个人“怪怪的”，但具体哪里怪，谁也说不清楚。
他们不知道他每天放学后会做一件事。
他会骑脚踏车经过香山区。
不是顺路，是绕路。新竹高工在市区东边，他家在市区北边，香山在南边。他每天放学后，骑四十分钟的车到香山区，沿着那条他已经烂熟于心的巷子慢慢骑过去，经过那棵榕树，经过那个院墙，经过那扇浅黄色的铁门。
有时候铁门是开着的，他能看见院子里晾着的衣服在风里飘。那些衣服的颜色都很素净——白色、浅蓝、米色，再没有任何鲜艳的装饰。有时候铁门是关着的，他就骑慢一点，让脚踏车的链条发出缓慢的“咔嗒”声。
他从来没有停下来。
他从来没有按过门铃。
他只是经过。像一个巡夜的人，确认某个地方的灯火还亮着。
有时候他会看见一个背影在巷子口出现。那个人背着一只米白色的帆布书包，书包带子上没有任何挂饰。那只缺了眼睛的布偶熊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摘掉了。她的头发总是披着，风吹起来的时候会遮住半边脸。她走路的速度比以前慢了很多，每一步都很稳，像是每一步都要把地面踩实了才肯迈出下一步。
她会经过榕树。那棵榕树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气根从枝干上垂下来，像无数条细密的帘子。阳光穿过气根的间隙，在地面上洒下斑驳的光斑。她的影子落进那些光斑里，和榕树的影子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柯震东总是骑在榕树的另一边，隔着一整棵树和一整个夏天的距离。他们从未在香山区的巷子里相遇过，或者说，从未在同一时刻彼此确认过对方的存在。
他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他每天都会来。
她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她每天都会在榕树下停一停。
那个停下的动作很短，大概只有两三秒。她会微微仰头看一看榕树的树冠，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然后低下头，继续走，推开铁门，走进那栋浅黄色的透天厝里。
她到底在看什么？柯震东不知道。也许是在看树上的鸟，也许是在看树枝的形状，也许是在看某一片在风中摇晃的叶子。也许只是习惯了——因为曾经有一个人，喜欢站在这棵榕树下，一等就是一个下午。
那个人现在已经不在了。
但那棵树还在。
所以每次经过的时候，停一停。
高一那一年，他们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任何人主动拨出过一个电话，没有任何一封信从新竹高工的邮筒飞到新竹女中的传达室。他们活在同一个城市里，呼吸着同一片带着海腥味的空气，却像是两颗被装在不同轨道上的行星，明明知道彼此的存在，却选择各自运转。
不是因为不想联系。
而是每一次想要拨出那个电话号码的时候，手指按在按键上，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同一样东西——
一片水面。
那是南寮海边的那片水面，在阳光下闪着深绿色的光泽。水面下有一个正在下沉的影子，那影子很瘦，手臂很细，手掌紧紧攥着什么。
如果那个影子永远不会浮上来了，那么活着的人有什么资格去追逐幸福？
谁的幸福？
用什么代价换来的幸福？
高一的最后一次月考前，柯震东在香山的巷子里看见了杨晓东的父亲。
是傍晚时分，天色将暗未暗，路灯刚刚亮起来，光线还是昏黄的。杨晓东的父亲穿着邮局的绿色制服，大概是刚下班，推着一辆老旧的脚踏车沿着巷子慢慢走。他比以前更瘦了，制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裤腿被风吹得晃来晃去。他的头发白了大半，是那种几个月之内白掉的速度，不是正常的衰老，而是某种从内部开始的枯萎。
他在巷口停下来，从脚踏车的篮子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便当盒。然后他抬头看了看榕树。
那个动作让柯震东的呼吸停了一拍。
因为那个抬头的角度，那个微微眯起眼睛的样子，和杨晓东一模一样。
父亲在榕树下站了一会儿，好像在等什么人，或者只是累了想歇一歇。然后他推着脚踏车，慢慢地走向那扇浅黄色的铁门。铁门开了，里面的灯光漏出来，把门口的一小块地面照成暖黄色。他进去了，铁门在他身后缓缓合上。
杨晓东的母亲在门里等他的吧。她会接过便当，把饭菜倒进盘子，摆好两双筷子。
两双。
不是三双。
柯震东骑走了。脚踏车的链条在安静的小巷里发出清晰的“咔嗒”声，像一个无人认领的脚步声。他骑过光华街的时候，下意识地往杂货店的方向看了一眼。弹珠汽水机还在，红色的机身已经有些掉漆了，顶上贴着一张手写的价目表，字迹歪歪扭扭。
没有人站在汽水机前面。
汽水机旁边的位置空着。
那个曾经每天站在这里、手里握着一瓶弹珠汽水、目光望向街道另一头的身影，已经不在了。街灯的光照在那块空地上，把水泥地面映成一个浅浅的光圈。那光圈的形状，和他笔记本上画的那些圆圈，有几分相像。
柯震东猛地把车头一拐，拐进了一条他从未走过的巷子。他骑得很快，风声在耳边呼啸，把眼睛吹出了泪水。他告诉自己是风太大了。
风太大了。
高二分科了。郭采洁选了社会组，林雅雯选了自然组。两个人不在一个班了，但还在同一个学校，偶尔会在走廊上碰到，打个招呼，简单聊几句。林雅雯交了一个男朋友，是隔壁班一个戴眼镜的男生，成绩很好，人很老实。她跟郭采洁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有些不好意思，脸红红的。郭采洁笑着说恭喜，笑得很真诚，是那种由衷为朋友高兴的笑容。
但在笑容的背后，她的心里有一小块地方是凉的。
她不知道那是什么。不是嫉妒——她不会因为最好的朋友找到了幸福而嫉妒。那是一种更复杂的感觉。像是站在河对岸，看着别人家窗户里亮起的灯火。灯很美，火很暖，但她过不去那条河。
“你呢？真的不打算交男朋友？”林雅雯问她。
“再说吧。”
“你还在想——那件事？”
“不是想不想的问题。”郭采洁看着走廊尽头被夕阳染红的天空，声音很平静，“是有些事，想了也没用。不想也没用。它就一直在那里。”
林雅雯没有再问下去。她太了解郭采洁了，这个女孩从国中毕业之后，就学会了一套完整的、不让自己被任何人看透的生存技巧。你可以在她脸上看到笑容，但你看不到笑容下面是什么。你可以听她说完一整段话，但那段话里没有露出任何一个可以让人窥探内心的缝隙。
在学校的升学辅导室里，辅导老师问过郭采洁，想考什么大学，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她说想考台北的大学，读商学院或者外文系。辅导老师很满意，说新竹女中的学生就应该有这样的志向。
其实她选台北只有一个原因。
离开新竹。
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在提醒她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存在。光华街的杂货店还在卖弹珠汽水，南寮的海堤上永远有人在拍照，海风每天都会准时吹起来，带着永远不变的咸味。甚至教室里也会有让人猝不及防的瞬间——某个人推门进来的时候带起的风，某张被吹落的考卷，某个坐在前排的女生回过头来说“对不起”的时候。这些细小的、微不足道的瞬间，对她来说都是地雷。你不知道哪一步会踩中，然后整个下午都会在爆炸的余波里度过。
离开新竹。
把所有的街道、所有的海风、所有弹珠汽水的气泡声都留在身后。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做一个陌生的人，重新开始。如果“重新开始”真的存在的话。
高二下学期的一个下午，放学铃响了。郭采洁收拾好书包走出教室，经过操场的时候，看见几个女生在打排球。夕阳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球网的影子在地上晃动，像水面的波纹。她停下来看了几秒，然后转身继续走。没有人注意到她那一瞬间的表情变化。也没有人知道她从那以后再也不看任何球赛了。
高中两年，她用一种近乎自虐的自律填满了生活。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六点到校，在早自习之前读一个小时英文。上课认真做笔记，下课去图书馆查资料，放学后留下来参加课后辅导。她的成绩在新竹女中一直保持在年级前十名，老师们对她的评价出奇地一致——用功、聪明、安静、沉稳，比同龄人成熟太多。
没有任何一个老师看到她的成熟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
没有任何一个老师看到她安静地做笔记的时候，笔尖有时候会画出一些不该出现的形状。
那些形状不是字，不是公式，不是任何和课业有关的东西。它们是一些很小很小的圆圈，藏在笔记本的边角处，藏在草稿纸的空白区域，藏在便条纸的背面。她不是故意画的。总是在走神的那几秒钟里，笔尖自己动起来，在纸上转一个圈，两个圈，三个圈。等她回过神来发现的时候，那页纸上已经多了好几个圆，于是她迅速用笔把它们涂掉。一道一道横线，把圆圈盖住，变成一团团无法辨认的墨迹。
但墨迹下面的圆圈还在。
就像记忆一样，你可以不去看它，你可以否认它的存在，但它永远在那里，在层层覆盖之下，完好无损。
她想过把杨晓东的笔记本扔掉。
有一次她甚至已经把它放进了垃圾袋里，和用过的卫生纸、坏掉的原子笔、过期零食包装袋混在一起。垃圾袋系好了，放在门口，等着第二天早上的垃圾车。她在床上躺了十分钟，又爬起来，赤脚跑到门口，蹲在地上解开了垃圾袋的结。所有垃圾都倒出来，在一堆废弃物里翻出那个笔记本，封面上沾了一小块酱油渍，她用袖子小心翼翼地擦干净。
然后她坐在地板上，抱着那个笔记本，像抱着一个孩子。
她没有再尝试扔掉它。
时间确实是往前走的，不会为任何人停留。升上高三，联考的压力像夏天的积雨云一样压在每个人的头顶上，越来越厚，越来越重。班上的倒计时牌每天都会更新数字，从三位数变成两位数，再变成一位数。
郭采洁的志愿表上，第一志愿是台北的大学。第二志愿也是台北的大学。第三志愿也是。
她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留在新竹的可能性。
放榜那天，她考上了。
第一志愿，台湾大学财务金融学系。
拿到录取通知的那个下午，她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尖叫、拥抱、打电话报喜。她只是安静地把通知书叠好放进口袋里，然后一个人走上教学楼的天台。那是新竹女中最高的地方，可以俯瞰整个校园，可以看见远处的山峦，还可以隐约望见西边那一片灰蓝色的海。海很平静，在下午的阳光下泛着粼粼的波光，和她记忆中那一天完全不同。
天台上风很大，把她的头发吹得四散飞舞。她站在栏杆前，从口袋里拿出那个已经被翻得卷了边的笔记本。
翻开。
最后一页，那个最大的圆圈，中心写着她的名字。
她看了很久。
然后，她用指甲在那一页的右下角，刻下了几个很小很小的字。指甲划过纸张的声音被风声淹没了，她刻得很用力，纸面几乎被划穿。
刻完之后她把笔记本合上，放回口袋。风继续吹，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睛里没有泪，嘴角没有笑，只有一种经过漫长跋涉之后终于走到终点的疲惫的平静。
终于要离开新竹了。
离开这个埋葬了杨晓东、也埋葬了她一部分灵魂的城市。去台北，去一个没有弹珠汽水、没有凤凰木、没有南寮海风的地方。
她以为自己可以重新开始。
台北的九月，热得像蒸笼。
台大的校园比她想象中大得多，椰林大道两旁的椰子树高耸入云，红砖建筑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庄严而陌生。新生报到处人山人海，到处是拖着行李箱的学生和送行的家长。有人举着系牌在人群中穿梭，有人发传单招揽社团新血，有人大声喊着谁谁谁的名字。
郭采洁一个人来报到的。她的父母本来要来，她说不用了，台北她熟——其实她并不熟。国中之前她确实在台北住过几年，但那已经是另一个世纪的事情了。她只是不想让父母送，不想让任何人参与她离开新竹的过程。离开应该是一个人做的事。
她的宿舍在四楼，四人一间的女宿。室友来自不同的县市，有台中人、高雄人、花莲人。报到当晚，四个女生躺在各自的床上聊天，话题从家乡美食聊到高中生活再聊到有没有男朋友。轮到郭采洁的时候，她说她是新竹人，高中念新竹女中，没有男朋友。
“真的假的？没人追你？”睡她对面的台中女孩惊讶地撑起身子。
“有，但我不想交。”
“为什么？”
“联考比较重要。”
这句话说得太流畅了，流畅到她自己都差点信了。
台中的室友“哦”了一声，没有再追问。也许是因为话题本来就不值得深究，也许是因为第一天认识不太好意思刨根问底。反正郭采洁给出的那个答案——“联考比较重要”——完美地终结了所有的后续问题。那是她花了三年时间打磨出的盾牌，在面对任何关于恋爱、关于过去、关于内心世界的问题时，只要举起这面盾牌，对方就会识趣地退开。
台北的生活比新竹快得多。这里的人走路更快，说话更快，连吃一顿饭的时间都比新竹短十分钟。捷运里挤满了面无表情的上班族和学生，每个人都在赶时间，赶着去上课、赶着去打工、赶着去约会、赶着去下一个目的地。没有人会在光华街的骑楼下为了乘凉而放慢脚步，也没有人会在杂货店门口停下来买一瓶弹珠汽水慢慢喝。
郭采洁很快适应了这种节奏。或者说，她欢迎这种节奏。快节奏意味着没有时间胡思乱想，没有时间停下来回头看。每天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上课、读书、做报告、参加系学会的活动。她甚至去应征了一个家教的兼职，教一个国中生数学，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她把时间表填得没有任何空隙，像是一堵密不透风的墙。
墙的那一边，是南寮的海浪声。
她不允许自己去听。
但她控制不了梦里的事情。
来台北之后，她开始频繁地做一个梦。梦里她总是走在一条没有尽头的走廊上，走廊两边是白色的墙壁，头顶是日光灯，脚下是灰色的塑胶地板。她在走廊里一直走一直走，身边经过一些模糊的面孔，有些像是国中的同学，有些像是高中的老师，有些完全认不出来。每个人都在往走廊的另一头走，只有她在原地踏步。
走廊尽头，有一点亮光。
她知道那里站着一个人。
每走一步，亮光就会暗一分，人影就会模糊一分，直到最后，一切归于虚无。
她在黑暗中醒来，满头冷汗，心脏狂跳。宿舍的天花板安静地悬在头顶，室友们都睡熟了，偶尔有人在梦里说一句听不清楚的梦话。窗外是台北的夜空，被城市的灯光染成一片暧昧的橙色。
没有海风。
只有空调外机不知疲倦的嗡鸣声。
又一个夏天来临，大一结束的那个暑假，她没有回新竹。
留在台北继续做家教，顺便修几门暑修课。母亲打电话来问她什么时候回家，她说，等暑假结束之前回去看看。这句“看看”一直拖到了八月底，拖到不能再拖的时候。
她终于坐上了往新竹的火车。车厢里冷气很足，座位对面的窗户外面，风景从城市变成郊区再变成田野。建筑物越来越矮，天空越来越大，当车窗外开始出现大片大片的稻田和海平面时，她的心跳开始加速了。不是因为兴奋，是那种近乡情怯的本能反应。
新竹火车站没有什么变化。站前广场的喷水池还在，池边的长椅上坐着等公车的人。她从火车站出来，叫了一辆计程车。司机问她去哪，她说出了那个已经三年没有说出口的地址。香山区。那条巷子。那栋浅黄色的透天厝。司机踩下油门，车子穿过她熟悉的每一条街道——东门城、光华街、南寮方向的路牌从车窗外一闪而过。
她没有勇气让司机停车。她只是坐在后座上，透过车窗看着那些街道上的人来人往。光华街的杂货店还在，门口那台红色的弹珠汽水机已经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卖鸡蛋糕的小推车。旁边的骑楼下，几个国中生模样的女孩正围在一起看手机，笑得很开心。
她们的年纪，和她当年一样。
她到家的时候，母亲正在厨房里煮饭。听到开门声，母亲探出头来看了一眼，说：“回来了？瘦了。”然后继续炒菜。母亲从来不是那种会冲上来拥抱的类型，她的关心都藏在那些日常得不能再日常的话语里。
“我去买点东西。”郭采洁放下行李，又出了门。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身体比大脑更清楚目的地的位置。等她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站在南寮的海堤上了。她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哪条路？经过了哪些路口？完全没有印象。
黄昏的南寮和她记忆中的样子已经不太一样了。海堤重新修过了，护栏换成了不锈钢的，在夕阳下闪着冷光。以前的旧护栏是水泥的，上面布满裂纹和涂鸦，有些地方还露出了生锈的钢筋。现在那些都没有了，一切看起来崭新而陌生。
消波块还在。
那些灰色的、形状怪异的混凝土巨兽，依然沉默地蹲踞在海岸线上。海浪扑打在它们身上，溅起的白色水花和六年前一模一样。海浪不认得护栏是新的还是旧的，不认得岸边的人是多了还是少了，它们只是日复一日地涌上来，退下去，涌上来，退下去。就像她笔尖画出的那些圆圈，没有起点，没有终点。
她走到当年那个位置——她和杨晓东一起站在礁石上的那个位置。礁石被磨掉了一部分，可能是哪次台风带来的巨浪把最高处的那块石头卷走了。剩下的部分仍然顽强地立在岸边，上面爬满了藤壶。
她蹲下来，手指触了触礁石的表面。粗糙，冰冷，带着海水的湿滑。
她没有哭。她以为自己会哭，但眼睛始终是干的。三年的眼泪已经在那年夏天流尽了，剩下的只有一种持续的、钝重的、和心跳同频的疼痛。它不尖锐，但从来不停。
“我考上大学了。”她对着礁石说，声音被海浪吞掉了一半，“台北的台大。你应该不知道台大在哪里吧，就是……在公馆那边。椰林大道很长，比新竹国中的操场长很多。我每天都在那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回头看，总是觉得后面有人。但从来没有人。我试过交男朋友——没有，算了，不说了。”
她停了下来。海浪继续说着自己的话，用一种永远不可能被破译的语言。
“我有时候想，如果你还在，”她攥紧了手里握着的东西——那个发卡。银色的，小小的星星坠子。她没有戴它，只是把它握在掌心里。坠子的边缘压进皮肉，传来一阵尖锐的酸楚，“……算了，没有如果。”
她站了很久。直到太阳完全沉入海平面以下，直到天边的橙红色被深蓝和紫黑吞没，直到海风从温热变成冰凉。她裹紧了外套——这个动作让她想起一个人。那个人曾经站在海边，浑身湿透，嘴唇冻得发紫，手里披着别人递过去的毛巾，却忘了穿外套。她当时看到了，但她没有走过去。因为她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另一个浑身湿透的人身上。那个刚刚从海里被捞上来的、没有了心跳的人。
现在她有了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就像杨晓东笔记本上那些缺了口的圆圈，永远画不圆了。
她转身离开海堤。背后，海浪还在扑打消波块。声音低沉而持久，像是某种从海底发出的呼吸。
走出停车场的时候，她看到一个背影。那人站在通往沙滩的路口，手插在口袋里，背对着她。身形有些熟悉，肩膀的轮廓、站立的姿态在路灯下被拉长成一道沉默的剪影。
然后他转过身来。
他们的目光在海堤路灯昏黄的光晕里相遇。海风在这一秒暂停了一瞬，然后又重新开始吹，像是中间插入了一个呼吸的逗号。
郭采洁手里攥着的发卡，硌得掌心生疼。
柯震东。
作者有话说
第2章 第 2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