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的奔跑姿势》邱莹莹

9、第 9 章

　　《野猪的奔跑姿势》

　　第九章

　　第三年，三月。

　　真由子毕业了。

　　文学部的毕业典礼比法学部早两天。她那天的装束和平时没有任何区别——白色衬衫，深蓝色长裙，短发刚好垂到下巴，耳朵上戴着那对有线的旧耳机，线从衬衫领口里穿出来，绕过手指连到口袋里的手机上。好像她不是来参加毕业典礼，只是来部室坐一会儿，顺便拿一张毕业证书。

　　她把部室的钥匙放在我手心里。那把钥匙有些磨损，齿槽边缘被无数次插拔磨得光滑发亮，挂在一个小小的猫形状的钥匙扣上——那只猫是海野几年前做的，糖霜画的，外面封了一层透明树脂，猫的眼睛画歪了，一只高一只低，但笑容很清楚。

　　“这是备份钥匙。原本在教务科。”她说，“从现在起，文艺部是你的了。”

　　我低头看着那把钥匙。三年前的四月，我推开这扇门的时候，她坐在窗边的椅子上，膝盖上放着文库本，耳机塞着一只，另一只垂在胸前。她问“找谁”，我说“我想入部”。她看了我一眼——就是看一眼，像翻开一本书的第一页，不急着判断好坏，只是先读一段再说。然后她说：“坐。说说你的野猪。”那一刻我并不知道，这一坐就是三年。那把钥匙在我手心里渐渐被体温捂暖，齿槽的轮廓清晰而熟悉，和高中天台那扇铁门的钥匙完全不同，但分量很像。

　　“你不哭吗？”我问。

　　“哭过了。昨天晚上。”她把耳机线在手指上绕了两圈，又松开，“把部室打扫了一遍，书架上的书重新按年代排好，打字机换了一条新色带。然后坐在窗台上听了一张瑞希的CD。听到第三首的时候哭了。不是伤感，是觉得——这个房间里的空气，以后我不能每天呼吸了。但没关系。空气会换，墙不会倒。”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我手里。一枚钥匙扣——和她那把猫钥匙扣是一对，但猫的表情不一样。她的猫是微笑的，我这只猫是眯着一只眼的，像在瞄准什么。

　　“这是给你的。我毕业了，但文艺部还在。只要部室还在，书架还在，打字机还在，我就会回来。不是作为部长，是作为校友。偶尔来一次，翻翻新一期部刊，在软木板上钉一张新的明信片。所以不是告别。”她把耳机塞回耳朵里，然后摘下一只，补了一句，“真由子编辑退场。现在是桐生部长。别让打字机落灰。”

　　她走出部室的门，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和雪村那种节拍器一样规整的皮鞋声不同，和瑞希那种轻得像踩在延音踏板上的脚步也不同——真由子的脚步声是随机的，有时候快几步，有时候慢几步，有时候停下来，大概是在看走廊公告栏上某个社团新贴的海报。然后继续走。我站在部室门口，听着那个随机的脚步声消失在楼梯口。窗外的银杏树正在冒新芽，三年里的第三次。

　　两天后，法学部的毕业典礼在体育馆举行。校长致辞、院长致辞、毕业生代表发言——流程和三年前的入学典礼差不多。三年前我坐在后排靠走道的位置，看着校长在黑板上画圈说“这些点就是你们”。三年后那些点已经散了——风间在东京的剧场里排练契诃夫，瑞希在准备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海野在原宿的第二家店里调试新的展示架灯光，雪村在京都准备司法考试的论文选题，悠木在箱根的山路上做爬坡训练，邱莹莹在运动营养诊所里给一个新客户做初诊。我也从法学院的新生变成了毕业生，从文艺部唯一的男部员变成了部长。

　　毕业证书很轻，一张对折的厚纸，封面上印着大学的校徽和“法学士”几个烫金大字。母亲在观众席上拍了很多照片，父亲难得请了一天假，穿着不太习惯的西装坐在她旁边。猫没能来，但它在我出门前蹭了很久的脚踝，把灰白色的毛蹭满了我的毕业礼服。我在毕业典礼结束后低头看到裤腿上那些细碎的猫毛，没有拍掉。让它们留在那里，像是它也参加了一样。

　　三月末的某个周六傍晚，真由子发来消息——“桐生，部刊第二十二期的印刷厂报价单我帮你看了。那家新厂的单价比老厂贵百分之八，但纸张质量好很多。老厂用的胶版纸偏薄，翻多了容易起毛。新厂用的纸克重更高，适合你这期增厚的页码。建议换新厂。差价我帮你出一半，不用还。这不是赞助，是前任部长对继任者的最后一次指手画脚。”

　　我还没来得及回复，她又追了一条——“对了，上次在旧书店看到一本昭和年间的诗集，里面有一首写蝉的，和你的《蝉鸣》主题很像。买了寄给你。翻到扉页的时候发现前主人用铅笔写了一句话——‘十七岁的夏天，蝉在叫。我也在叫。没有人听到。’我把这一页拍了发给你。也许可以放在下一期部刊的卷首。”

　　照片拍得很清楚。泛黄的书页，铅笔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但那一行字依然可辨。十七岁的夏天，蝉在叫。我也在叫。没有人听到。一个陌生人在几十年前用铅笔在诗集扉页上写下的一句话，被另一个陌生人在几十年后的旧书店里翻到，然后被拍下来传给第三个人，然后可能会被印在一本大学文学社团的部刊上，被更多陌生人看到。没有人听到——但他写下来了。写下本身就改变了“没有人听到”这个事实。因为真由子听到了，我听到了，接下来部刊的所有读者都会听到。

　　四月，新学期。我成为法学部三年级学生——本校法学部是六年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文艺部迎来了新一年度的招新季。

　　真由子留下的部室一切照旧——书架上的书还是按年代排列，打字机还是安静地蹲在窗台上，软木板上的照片和明信片又多了几张。墙上新增了一幅装裱好的手写书法，是真由子毕业前写的——用的是她习惯的铅笔字，但这次没有用铅笔，而是用一支借来的毛笔，写废了十几张练习纸之后才写出满意的一幅。上面只有四个字：“雨过天晴”。落款不是她的名字，是“文艺部第十八期至第二十一期主编”。在“天晴”两个字旁边，她用极细的笔触画了一只蝉。那只蝉的翅膀终于画对了。

　　迎新周的海报墙前依旧人潮涌动，各色社团的海报争奇斗艳。文艺部的海报依然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A4大小，这次是彩印了，真由子毕业前就设计好的，她说“至少让海报能被人看到”。上面印着部刊封面的缩略图，从第十七期《雨上がり》到第二十一期《天気予報》，五本薄薄的册子排成一排。配文还是那行字：“写什么都行。不来也行。”但下面多了一行——“现在部里有两个人。希望变成三个。”

　　社团招新说明会安排在一个周三的傍晚。我提前把活动室打扫了一遍，把真由子留下那台打字机的防尘罩掀开，换了色带，在长桌上摆好第二十一期部刊的样书和一盘海野寄来的饼干。饼干是春季限定的樱花形状，糖霜画的不是樱花，是一只站在樱花树枝上的野猪。

　　六个新生坐在长桌对面。四女二男。每个人进来的时候都带着那种第一次踏入陌生空间时会有的拘谨——有人扫视书架，有人低头玩手指，有人盯着打字机发呆。他们看我的眼神让我想起三年前的自己——那时候我坐在这张桌子的同一边，对面坐着真由子，她问我“写过东西吗”，我说“写过一些，小说”。她说“坐，说说你的野猪”。

　　“文艺部的活动很简单，”我开口，声音在安静的活动室里有些突兀，但很快适应了这种安静——和三年前真由子对我说话时的语气一样，不紧不慢，不需要任何表演式的抑扬顿挫，“写东西，印出来，寄给想读的人。一年出一到两期部刊，印量不多，几十本。会收到读者来信，有些来自很远的地方。上一期有一封信来自巴西，寄件人认出了某篇散文里描写的面包店展示架上的扣子，是她外婆的。”

　　我停下来，看着他们。有人微微睁大了眼睛，巴西、扣子、外婆——这些词和“文学社团”之间有一种他们还没完全想通的关联，但他们的身体比大脑反应更快，已经不自觉地将坐姿往前倾了几分。有人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又划掉。坐在最左边的女生一直盯着那本第十七期部刊的封面——天台上的七个人和两只半猫。她看了很久，然后举起手。

　　“那个——”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尾音没有发抖，“封面照片上的人，现在在哪里？”

　　“在不同的地方，”我说，“演话剧的人在东京的剧团，弹钢琴的人在准备第三张专辑，开面包店的人在原宿开了第二家店，读法律的人在京都准备司法考试预备生的申请，跑步的人在箱根的山路上训练，营养师在诊所里给别人做初诊咨询。写这篇小说的人——就站在你们面前。”

　　她点了点头，没有继续问。把第十七期部刊放下来，拿起第二十一期翻开，从第一页开始安静地看。其他人也在翻阅桌上的部刊，有人看到了姜茶配方那一页，有人在读海野的散文，有人把附赠CD翻来覆去地看——那张CD的盘面上画着七只不同姿势的猫。

　　会后，两个新生留下来填了入部申请表。一个是刚才那个问封面照片的女生，她叫美咲，短发，戴圆框眼镜——但不是那种遮住半张脸的大镜框，是细金属边框的。她填完表之后把一个笔记本放在桌上，翻开。里面是她自己写的东西——不是小说，是一些片段，有的只有几行，有的写满了整页。最后一页的日期是昨天。

　　“我从来没有给别人看过，”她说，“但是刚才听你说，那篇小说是为自己写的，不是为了出版。我觉得——也许我可以试一下。不是给别人看，是先给这个房间看。”

　　“这个房间看了很多人的初稿，”我说，“从来没有笑话过任何人。”

　　另一个留下的叫小野田，男生，瘦高个，戴着棒球帽。自我介绍的时候说他的兴趣是观察人。“我在食堂排队的时候喜欢看别人点菜，”他说，语气像是在陈述一个不太好意思但又不愿意隐瞒的事实，“一个人点的东西和他说话的方式之间有关系。点咖喱的人通常比较急，点乌冬面的人通常会站在旁边慢慢等。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写作——这不是故事，没有情节。但我记了一个笔记本，全部是这些。”他把自己的笔记本翻给我看，每一页都是几行观察记录，配有简笔画——一个端咖喱的人，热气从碗里冒出来画成了弯曲的螺旋线。一个等乌冬的人靠在墙上的姿势，肩膀的倾斜角度被他用铅笔反复调整了三次。

　　“这算写作吗？”他问。

　　“海野——那个开面包店的朋友——他从来不说自己在写作。但他写的散文被印在部刊上，有一个陌生人从巴西来信说读到了外婆的扣子。写作不一定是故事。你刚才给我的那一页——‘点乌冬面的人靠在墙上，手指在口袋里轻轻敲打，大概是在想一首忘了歌词的歌’——这就是故事。那个人在等一碗面，他在想一首忘了歌词的歌。这个人已经有名字了。他叫乌冬人。”

　　小野田把笔记本翻到下一页，在空白处写下了“乌冬人”三个字。然后他抬头看着我，帽檐下的眼睛里有某种被确认了之后的光。“那我以后写观察笔记的时候，可以给每一个人都取名字？”

　　“当然。这就是写作的起点。”

　　一周后，四个新生全部交了第一篇稿子。美咲写的是一篇散文，叫《眼镜》，写她从小学到高中换了七副眼镜，每一副都见证了她不同阶段的状态。最早那副是粉色塑料框的，被同桌说“土”，后来换成没有颜色的细金属框，再后来换成隐形眼镜，最后换回粗框的——“因为我想让别人看到我的眼镜。眼镜不是遮住我的东西，是我看向世界的方式。”最后一段只有一行——“今天在文艺部活动室里，看到一个学姐的旧照片。照片上的人戴着圆框眼镜，眼睛又圆又亮。我想认识她。虽然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见面。”

　　小野田交了一篇短篇小说——他终于把“乌冬人”写成了一个有完整情节的故事。乌冬面店里的常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座位和专属口味，主角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该坐哪里该点什么的人。他在店里观察了所有人，最后在最角落的位置坐下来，点了一碗菜单上没有的——“热的玉米浓汤，加姜，不要面”。服务员说这里是乌冬面店，没有玉米浓汤。他说我知道，但我想坐在这里。然后服务员沉默了一会儿，进厨房做了一碗。没有写在菜单上，但端上来的时候汤面上漂着一小片生姜。

　　“你这个结尾，”我说，“有出处吗？”

　　“不知道，”他抓了抓帽檐，“写着写着就有了。可能是我上次在食堂看到有人点了一杯热水，自己从包里拿了个茶包泡进去。收银员没收他钱。这个画面一直在我脑子里。”

　　另外两个新生一个投了一首诗，很短，只有六行，题目是《自动贩卖机的荧光》。我猜她看过以前部刊上的那首同名诗，但她的诗里多了一只猫——猫坐在贩卖机下面，等买玉米浓汤的人掉下来的零钱。另一个投了一篇日记体散文，写的是她每天放学路上经过的一家旧唱片店，橱窗里一直摆着同一张没卖出去的唱片。她不知道那张唱片的内容是什么，但每路过一次都会想象一个不同的故事。

　　我把这四篇稿子排版成一本试刊——没有正式命名，只在封面上打印了“《青空》Vol.22·试刊·新入部员作品集”。一共印了八本，每个新部员一本，我一本来回翻阅，真由子一本（她收到后发了一条消息：“这届新人比你有前途。PS：美咲的《眼镜》最后一段让我哭了。”），还有一本寄给了海野。海野收到后拍了一张照片发在群里——试刊翻到小野田那篇《乌冬人》的最后一页，那个漂着姜片的玉米浓汤。他用手指着那行字，旁边放了一块他刚烤好的姜味饼干。

　　雪村在群里回复了一段分析：“乌冬面店里供应玉米浓汤，在现实中存在逻辑问题。但在小说中，这个逻辑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是合理性，而是情感需求。主角不需要玉米浓汤来满足饥饿，他需要玉米浓汤来满足某种关于‘这个地方应该有玉米浓汤’的确认。这个确认一旦被满足，小说就成立了。这篇短篇的情感逻辑是自洽的。”在这段长达数行的分析之后，他没有加上“以下是无关内容”——整段都是正式分析，但字里行间藏着某种温度。他认可了这种自洽。

　　五月的一天傍晚，活动室里只剩下我和美咲。其他人都走了，小野田的棒球帽忘在椅子上，被美咲拿起来放在软木板下面的挂钩上，说“明天他会想起来”。美咲正在翻第十七期部刊，翻到海野的《見守るものたち》那一页，反复看了几遍。

　　“部长，”她合上部刊，“那个开面包店的海野——他说展示架上有一个格子是空的，上面写着‘予約済み’。那个格子现在还在吗？”

　　“还在。他在原宿的第二家店里也留了一个，标签也是‘予約済み’。”

　　“你写的第二部连载小说里，那个走进店里的小女孩说——‘我想预约这个格子，等我将来有了值得寄存的东西再回来。’这句话是你编的，还是海野告诉你的？”

　　我想了想。“是我编的。但海野后来说，他把这句话写在了原宿店里那个空格子的卡片上。不是我引用他，是他引用了我。小说里的虚构变成了现实中的真实——这种事在文艺部经常发生。”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自己的笔记本里撕下一页。上面是她写的几行字——《予約済みの私》。已经被预约的我。“这不是投稿，”她把那页纸放在桌上，“只是想给你看看。你说过这个房间看了很多人的初稿，从来没有笑话过任何人。”

　　我拿起来看。很短，只有三段。第一段写她站在面包店展示架前，看着那个空格子。第二段写她想放什么东西进去，但她没有扣子，没有弹珠，没有车票。第三段写她最后把手掌贴在玻璃柜门上，在雾气上写了一个字——“私”。“我”。“那天回家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展示架上有一个格子是为我预留的，我将来会放什么进去？现在没有答案。但现在没有答案也没关系。因为格子还没有被人拿走。它还在那里。它写着‘予約済み’。那个‘已预约’就是我。”

　　我看着那行字——“已预约”就是我。一个人把自己的存在看作一个未来会兑现的预约，这种温柔而坚定的自我确认，是我在写作课上学不到的。

　　“这不是投稿，”我说，“这是你自己。但如果你愿意，可以放在下一期部刊里。”

　　“可以吗？这不是完整的散文，也不是小说。只是几行字——”

　　“海野的散文也只有几百字。邱莹莹的姜茶配方加了几行说明，也印在部刊里。部刊不要求完整。只要求真实。这个——”我指着那行“已预约就是我”，“是真的。”

　　她把那张纸小心地折好，放回笔记本里。然后她摘下眼镜擦了擦，不是因为有灰尘，是因为眼睛里有些水汽。她把眼镜戴回去的时候说——“我以前从来没给别人看过我写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不够好。但你们好像不在意够不够好。你们只在意是不是真的。”

　　“因为最好的东西往往一开始都不够好，”我说，“野猪跑起来的姿势很难看。但它跑得比谁都远。”

　　她想了想，然后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句话。不是引用，是记录。

　　六月，雪村的司法考试预备生申请通过了。

　　不是正式考试——正式司法考试在明年夏天，但预备生的选拔本身就是一场硬仗，淘汰率比正式考试低不到哪里去。他发来的邮件标题依然是《关于近期情况的汇报》，正文里把申请流程、笔试科目、面试问题和录取比例写得一清二楚。最后一如既往地有一段“以下是无关内容”——“面试最后，考官问了一个问题，不在题库里。他看了我的履历，说——‘你是京都大学模拟法庭的全国亚军。你在比赛中反复引用过一个关于桥上溺水者的不作为犯案例。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这个案例对你这么重要？’”

　　“你怎么回答？”我在邮件里问他。

　　他第二天凌晨才回复。邮件的正文写得很长，比以往任何一封都长，格式也不再是工整的分条列举，而是像一段连续的陈述——“我说，因为那个案例里的甲不是我。我在生活中从来不犹豫。我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法律的边界对我而言一向清晰。但甲让我意识到，在边界之外的灰色地带里，人的选择不取决于法律条文，取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是甲。但我也不想做那个错过了成为更好的人的机会的甲。那个案例是关于不作为的。但它教会我的不是‘法律强迫人做什么’，而是‘人选择做什么’。我选择在高中三年里记录每一次会议、统计每一次微笑频率、为每一块饼干做营养成分表。不是因为这是职责。是因为这是我能做到的、最接近‘撑伞’的动作。”

　　“我在面试最后对考官说——‘这个案例对我很重要，因为它让我知道，法律不能强迫人成为英雄。但法律保护那些选择成为英雄的人。我不想做英雄。我只想做一个在桥上看到有人溺水的时候，不会犹豫的人。如果做不到，至少做一个会在事后反思自己为什么犹豫的人。’考官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你是我面试过的所有预备生中，唯一一个用桥上的案例来讨论自己的人。其他人都在讨论法条。’”

　　“我不知道这是夸奖还是批评。但我想，在这个语境下，应该是前者。”

　　我看着这封邮件，从头到尾读了两遍。他第一次在“无关内容”里写了这么多——不，这一整封邮件都是无关内容。没有数据，没有分析，没有成本核算。只有一个法学生对一个虚构案例的持续追问，从大一课堂上教授的口中一路追问到司考预备生的面试现场。他已经在为那个案例做辩护了，但他辩护的不是甲，是那个不想做甲的自己。

　　七月，风间的剧团在东京公演《海鸥》。

　　这是他离开大阪后主演的第一部大戏。特里波列夫——那个年轻的、自负又脆弱的剧作家，在湖边对着所有人念不被理解的独白，对着海鸥开枪，最后在幕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剧场在银座，比去年的信使专场更大，三层观众席，将近八百个座位，全满。我坐在第一排正中间，左边空着一个位置——放着一本笔记本，雪村说他会在京都同步看直播，在笔记本上记录每一幕的时间节点。右边空着一个位置——放着一本乐谱，瑞希从柏林寄来的，说这份乐谱是他写给特里波列夫的，虽然剧中的音乐不是他写的，但他觉得特里波列夫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旋律。海野的空座位在第三排，放着一块饼干。悠木和邱莹莹坐在第五排靠走道，和前年一样——他手里握着一个秒表，她怀里揣着一个保温杯。

　　舞台上，风间站在湖边的布景前。他穿着十九世纪俄国乡村的服装，头发梳得比平时整齐，脸上的表情和三年前演哈姆雷特时完全不同。那时候他的痛苦是外放的——皱着眉头，攥紧拳头，在舞台上走来走去，像一头困兽。现在他演特里波列夫的痛苦是内敛的——眉头只是微微蹙着，声音不大，甚至有些平淡，但每一个词都像是被压在水底的石头，表面平静，水下暗流涌动。

　　第二幕，特里波列夫把那只打死的海鸥放在妮娜面前。“我很快就会用同样的方式打死我自己。”他说。台下倒吸了一口凉气——不是因为这句台词本身有多惊人，而是因为他说得太轻了，轻到像是在说“今天晚上可能会下雨”一样自然。那种自然而然的轻，远比任何声嘶力竭的呐喊更让人毛骨悚然。

　　第四幕，特里波列夫在幕后开枪。枪响之前，风间站在舞台边缘，离第一排正中间只有一步之遥。他没有看观众，只是看着自己手里那本特里波列夫的手稿——那本剧中之剧，那本不被任何人理解的独白。然后他把手稿撕了一页，扔在地上。又一页。又一页。最后他把整本手稿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只受伤的鸟。

　　“你可以把它放下来，”他突然加了一句剧本里没有的台词，声音很轻，像是在对自己说的，“放在地上。地上不冷。因为有人在那里铺了东西。”

　　他撕掉最后一页，扔在舞台上那些散乱的纸页之间。然后他走到幕后。枪响了。

　　全场沉默。不是那种被惊吓之后的沉默，也不是那种在等待谢幕的沉默——是那种被某种超越表演的东西击中了核心、需要时间来消化、来辨认自己心头涌上来的究竟是什么的沉默。风间后来在谢幕时没有鞠躬。他走到舞台最前方，蹲下来，对着第一排正中间的空座位——那个放着笔记本的位置。

　　“雪村，”他说，没有用话筒，声音不大但在安静下来的剧场里足够清晰，“你说我在第四幕撕手稿的动作和排练时不一样。排练时我撕了三页，今天撕了四页。你肯定数了。你数的没错。第四页是我自己写的——特里波列夫没有被任何人听到的独白，我帮他写了。那页纸上只有一行字——‘我知道我年轻，我知道我让人讨厌。但至少，我让人知道了。’”

　　他站起来，对着观众席深深鞠了一躬。然后他走到舞台后方，捡起地上那页多出来的手稿，叠好，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八月中旬，文艺部部刊《青空》Vol.22正式出刊。主题是真由子定下的《天気予報》——天气预报。印量首次突破一百本，从八十到一百零五，真由子在LINE上发了一长串感叹号，说这是创刊以来最奢侈的印量。

　　封面是美咲拍的——学校天台现在的样子，和第十七期封面同一个角度。水塔还在，铁架子上挂着的许愿牌换了新的一批。许愿牌上有人写“希望考上理想的大学”，有人写“希望话剧社不再忘词”，有人写“希望每天能多睡十分钟”，和几年前的那些许愿牌几乎一模一样。但右下角有一块新的许愿牌，上面写着一行字——“希望那个在雨里蹲着护猫的学姐一切都好。虽然我不认识她。——令和六年·一年C班”。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可能是某个听了邱莹莹的故事之后被触动的学妹，也可能是某个在图书馆旧校刊上看到当年运动会照片的学弟。邱莹莹已经毕业三年多了，但她的名字还在许愿牌上，被一个不认识她的人写下来，挂在水塔的铁架子上，在风里叮叮当当地响。

　　封面上还印着真由子毕业前留下的那四个字——“雨过天晴”。她用的是毛笔，但握笔的姿势和握铅笔时一模一样，所以她写的毛笔字也像铅笔字——不太符合书法的章法，但每一笔都是她自己的痕迹。

　　部刊的第一篇是我的连载小说完结篇。不是《野猪的奔跑姿势》——那个故事在更早之前已经完结了，雨停了，天晴了，蝉叫了。是后来的系列，和那个预留的格子有关的故事，叫《予約済みの格子》。“被预约的格子”。写了整整一学年，从去年秋天写到今年夏天。最后一章叫《持ち主》——“主人”。写的是那个空格子终于迎来了它等待的人——不是带扣子的老奶奶，不是带弹珠的少年，是那个当年在展示架前站了很久、什么都没有带、只是预约了格子的女孩。她现在长大了，回到面包店，把一样东西放进了格子里。不是扣子，不是弹珠，不是车票。是一张她自己写的食谱。她成了营养师，她的第一个客户是一个在跑道上跑步的少年。食谱的名字叫《跑者的姜茶·第八版》。“第八版改了很多东西。改到后来发现，最好喝的版本不是配方最优化的版本，是第一次在雨里喝到的那一版。那一版的配方我不记得了。但记得那个人递给我姜茶时说的话——‘下次试试抹茶味。’这一版加了抹茶。”

　　海野看完这篇稿子之后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只有一行字——“我店里那个空格子，今天放了一张新的卡片。卡片上写着——‘已预约。预约人：未来的营养师。’”他给那张卡片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卡片上除了那行字，还画了一只举着马克杯的小猫，冒着弯弯曲曲的热气。那只猫和邱莹莹当年画的越来越像了。

　　部刊里还有美咲的散文《眼镜》，被真由子排在第二篇。她说这篇散文让她想起自己第一次投稿时的紧张——“写的是眼镜，其实是看世界的方式。每一副眼镜都是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选择如何被看到。”美咲看到排版稿的时候在部室里沉默了很久，然后问——“这里写的最后一副眼镜，是粗框的。但我在想，也许会有第七副。不是因为我换了眼镜，而是因为我的眼睛变了。我最近在写一篇新的，叫《第七副眼镜》。因为自从进了文艺部，我看东西的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觉得不值得写的东西——食堂里等乌冬面的人、贩卖机下面等零钱的猫、旧唱片店里卖不出去的唱片——现在都觉得值得写。不是它们变了，是我变了。”

　　小野田的《乌冬人》正式发表在这一期。他还为这篇小说画了插图——不是专业插画，是简笔画，和他观察笔记里那些一样，线条歪歪扭扭的但很有温度。第一张插图是乌冬面店的外观，门口挂着一块手写招牌。第二张插图是主角坐在角落里，面前放着那碗漂着姜片的玉米浓汤。第三张插图是真由子要求加的——她把小野田的笔记本翻到某一页，指着上面画的一只猫说“这个必须放进去”。那只猫蹲在自动贩卖机下面，尾巴绕在脚边，眼巴巴地看着投币口。小野田抗议说这只猫和乌冬面店没有关系。真由子说有关系——“因为等乌冬面和等零钱的猫，都是等待本身。”那幅插图出现在小说的最后一页空白处。

　　部刊的封三照例附着一张CD。第二十二期的CD不再是瑞希一个人的独奏，是他邀请了几个音乐伙伴一起录制的室内乐合奏。主题是《天気予報》，每一段对应一种天气——晴、雨、阴、雪、风、雾、雷。第七段叫《予約済みの未来》——“被预约的未来”。七种乐器各自演奏一个片段，然后一个一个退出，最后只剩下钢琴。钢琴弹的是《雨上がりの猫》里那个上扬的尾音，但这次不是疑问，是肯定。瑞希在内页说明里写——“这个上扬的尾音曾经是疑问。后来变成了接纳。现在变成了肯定。不是因为旋律变了，是因为弹的人变了。同一个人在同一个琴键上，可以弹出不同的答案。”

　　部刊寄出后的一周，一封读者来信从青森寄来。信封上贴着鲷鱼邮票，地址是手写的，笔迹有些抖——大概是老人写的。收件人写的是“文艺部御中”。美咲负责拆信，她读完第一行之后抬头看我，眼眶已经红了。

　　信很短。

　　“面包店里的车票还在吗？我是车票的主人。二十年前从青森到东京，买了最后一张票。那时候我以为我再也不会回青森了。但上个月我回去了。带着那本第十八期部刊。部刊的最后一页印着那张车票的图片。我拿着那本部刊走进车站，检票口的人说我需要真的车票。我说我知道。我买了一张新的。旧的那张继续留在面包店里。新的这张是我二十年来第一次主动买的从东京回青森的票。谢谢你们把那张旧车票印在纸上。如果没有那页纸，我可能永远不会回去。”

　　美咲把信递给小野田。小野田看完之后推了推棒球帽，遮住了大半张脸。帽檐下只露出一小截绷紧的下巴。他从口袋里掏出观察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写了几行字。我后来无意中瞥见那几行字的内容——“今天一个陌生人从青森寄来了一封信。他说他回家了。不是因为我们的部刊有多好，是因为部刊里印了一张车票的图片。车票是另一个人寄存在面包店里的。寄存车票的人、拍车票的人、把图片排进部刊的人、在青森读部刊的人——四个人谁都不认识谁。但他们一起完成了一次回家。”

　　九月初，我收到了雪村寄来的一个包裹。不是邮件，不是LINE消息，是真正的包裹。寄件地址是京都大学法学部。包裹里是厚厚一本装订好的打印件，封面上印着——《司法考试预备生论文选题草稿：不作为犯的伦理基础与法律边界——以“桥上溺水者”案例为中心》。全文近两万字，每一页都有脚注，参考文献列了三页。

　　扉页上贴着一张便签。

　　“这是我这学期写的最长的论文。写完后我发现，这不像一篇法学论文。它更像是一封信。收件人是那个在雨里撑伞的朋友。以下是无关内容——论文写完了。但我对这个案例的追问没有结束。也许永远不会结束。因为法律永远无法回答一个问题：甲为什么不救乙？但人可以回答。你回答了，我也在试着回答。明年司法考试，如果考官再问我同一个问题，我会有新的答案。不是关于法条的。是关于你的。关于那个雨天。那把伞。那条窄巷。那个蹲在地上护猫的人。法学条文的边界之外，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桥、有河、有溺水的人、有路人甲。也有你。你是我论文里不能引用但永远存在的脚注。”

　　我把那本厚厚的论文放在膝盖上，从头翻到尾。脚注部分有一个编号是“※”，不是任何法律文献，是他自己加的一条注释——“※本论文中提到的所有‘朋友’，均指同一个人。他的行为在法律上没有任何讨论的价值——他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法律，也没有履行任何一项法律义务。他只是在一个下雨天，把伞撑过去了。但这正是本文的意义所在。法律不能定义的东西，正是法律需要不断被重新审视的原因。”

　　十月，文艺部收到了一个特殊的包裹。寄件地址是东京某运动营养诊所，收件人写的是“文艺部·桐生部长”。

　　包裹里是一盒姜茶。不是以前那种用密封袋装着的散装粉末，而是经过了精心包装的正式产品——透明的玻璃罐，标签设计和部刊同一个色系，封口贴着一条浅绿色的丝带。标签上印着产品名：《ランナーのジンジャーティー第八版》——“跑者的姜茶·第八版”。配方表、营养成分表、冲泡方法全部印刷得清清爽爽，和邱莹莹当年手写在便签上的笔迹比起来，多了专业感，但标签最下方印着一行小字，保留了她所有手写标签的风格——“以上为参考。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请根据你自己的喜好调整。配方是死的，味觉是活的。”

　　盒子里还有一封信。手写的，字迹比几年前更成熟了，但那些假名之间的间距、标点的位置、偶尔写错又重描的笔画，还是同一个人。

　　“桐生学长：

　　这是第八版。第八版加了抹茶粉，是你上次说的。悠木说苦味刚好。但我觉得还可以再甜一点——不是因为味道不够，是因为想加更多糖。以前的我做配方，每一项用量都是按营养素的最优比例来算的。现在的我懂了，最优不等于最好。最好的配方不是营养学意义上的完美，是喝下去之后让人想微笑的那一口。

　　第八版的配方里，红糖比第七版多加了两克。这两克不是碳水化合物，是我想对你说的谢谢。当然，也是给悠木的。他现在每天训练前都要喝一杯，说是‘热身的一部分’。其实我觉得他只是想喝甜的。但他不承认。

　　这罐姜茶的包装设计是请海野帮忙做的。标签上那只猫是他画的——和面包店招牌上那只微笑的猫是同一只，但这次它手里举着的是姜茶罐子而不是饼干。海野说这是‘联名合作’。雪村帮我核算了营养成分表的精度，他说碳水化合物的标注偏差不超过零点三克。他连姜茶都要做质量控制。

　　瑞希说他为这罐姜茶写了一段配乐，叫《第八変奏—「ンジャーティーのための》。第八变奏——给姜茶。他说这段配乐不用乐器，用的是厨房里的声音——切姜片、烧水、搅拌、倒进杯子。他说这些声音本身就是节奏。

　　风间说等我姜茶正式发售的那一天，他要在剧场后台放一箱，让所有演员在候场的时候喝。他说——‘紧张的演员喝姜茶，比吃喉糖管用。不是因为姜茶能润嗓子，是因为这罐姜茶是一个在雨里蹲过的人煮的。喝下去的时候会想起，紧张没关系。有人比你更紧张过，但她后来站在了八百人面前。’”

　　信的末尾，她画了一只举着马克杯的小猫。这只猫和几年前在部刊食谱上画的那只是同一只，但画得更好——耳朵的弧度自然，爪子的比例准确，尾巴绕在杯身上，热气从杯口弯弯曲曲地升起来，在热气最顶端画了一颗极小的爱心。

　　“P.S. 第九版已经在实验了。这次想加的是柚子皮。悠木说‘柚子比抹茶更适合冬天’。我觉得他是想喝柚子味的。但没关系。第九版的目标不是更好喝。第九版的目标是——让每一个跑在冬天跑道上的人，都能喝到一杯不会凉掉的东西。再P.S.——随包裹附赠一罐试验中的第九版样品。仅限你试喝。别给风间。他上次把我的样品带到大阪去，在后台被道具组当成了道具颜料。”

　　信的最后没有署名。不需要署名。那只猫就是署名。

　　我打开那罐第八版姜茶，舀了一勺放进杯子里，冲入热水。抹茶的清香和生姜的辛辣混合着升腾起来，在十月微凉的空气里形成一团白色的雾气。红糖的甜味最后浮现，不是腻的甜，是那种刚好能托住姜的辛辣、让整个口腔变得温暖而平衡的甜度。那多加的两克糖——不是碳水化合物，是她说的谢谢。我喝下去了。

　　窗外银杏树开始变黄，文艺部活动室里的暖炉还没到该开的时候，打字机安静地蹲在窗台上，色带是上个月新换的，真由子留下的防尘罩有些歪了——大概是美咲上次打扫的时候不小心碰的。软木板上的照片和明信片又多了几张，最新一张是海野寄来的——原宿新店的内部照片，展示架最中央的格子里放着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已预约。预约人：未来的营养师。”旁边并排摆着一张新卡片，写着“已预约。预约人：未来的______”。下划线是空白的，等着某个人来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