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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 7 章 ...

  •   《野猪的奔跑姿势》

      第七章

      八月。炎夏。蝉鸣。

      法学部的期末考试在七月底结束了,校园从备考的地狱模式切换成了暑假的空城模式。银杏大道的树荫下不再有夹着课本匆匆赶路的学生,取而代之的是零星几个留下来参加夏季研修的外校交流生,以及附近居民区来散步的老人和狗。蝉在枝头发出声嘶力竭的鸣叫,阳光透过密密匝匝的银杏叶洒在地上,光斑大得像一枚枚滚落的硬币。

      文艺部的部刊《青空》Vol.17在八月初正式出刊。五十本,封面是那张黑白照片——天台上的七个人和两只半猫。真由子用老式打字机打了每一本的编号,从001到050。001号她留给了部室的档案架,002号寄给了去年毕业的前任部长,003号到009号——她给七个人每人留了一本。剩下的发给其他大学的文学社团。

      “给你。”她把一本崭新的部刊放在我面前,封面上还带着刚从印刷厂拿回来时残留的微微热度。部刊的外面套着一层半透明蜡纸,保护着那张黑白封面不被磨损。油墨的气味还很新鲜,和部室里陈年纸张的味道混合在一起,产生一种令人安心的嗅觉记忆——既是新的开始,也是旧的延续。“003号。你是第一个拿到的人。002号前天寄出去了,001号在档案架上。你是实际意义上的第一个。”

      部刊在手里沉甸甸的。一百二十页,不算厚,但纸选的是那种偏重的胶版纸,翻起来有质感。我的小说占了前面四十页,标题用的是手写体的排版——《野猪的奔跑姿势》。下面是那句引子:“那天的雨下得很大。她蹲在那里,像一块沉默的石头。”真由子坚持用手写体做标题,她说这个标题必须看起来像是有人一笔一画写上去的——不能是规整的印刷体。她自己描了三遍,第一遍太工整,第二遍太潦草,第三遍刚好——认真但不刻板,笨拙但不敷衍。

      海野的散文在第六十几页。标题是《見守るものたち》——“守护者们”。作者名字那栏印的不是匿名,是真由子在最后排版时帮他用最小的字号印上的“海野”两个字。他拿到部刊之后翻到那一页看了很久,然后用指尖轻轻碰了一下那两个字。

      “这是第一次,名字印在纸上。”他说。

      风间的剧本片段也在里面。不是完整的剧本,是他从大阪寄来的几页手稿影印件——那个信使的故事。独白的那一页被真由子做成了折页,翻开来有整整三面,全部是他用铅笔写的台词,字迹潦草但有力,有些地方被橡皮擦过又重写,涂改痕迹全部保留了。在最后一行的空白处,他写了一行小字——“给我高中所有的朋友。你们是这封信的收件人。虽然寄件人的名字写的是我。”

      雪村没有投稿。但部刊最后的“编者后记”里,真由子用了半页篇幅感谢“为本期部刊提供了法理学案例讨论灵感的那位不愿具名的法学部一年级学生”。雪村看到这一行的时候推了推眼镜,说“我没有提供灵感,只是发了几封邮件”。真由子问他邮件内容是什么,他说是“关于部刊印刷合同条款的审阅意见”。真由子笑着说“那不就是灵感吗”。他没有反驳,但也没有把那半页折角。后来我发现那本012号部刊在雪村的宿舍书架上,被放在法学入门教材和宪法判例集之间,书脊上的编号刚好被两侧厚厚的法律书籍夹住,但那一页被折了一个很小的角。

      瑞希没有投稿,但部刊附赠了一张CD。不是正式出版的那种,是烧录光盘,盘面上用油性笔写着“雨上がりの猫”。真由子说这一期的制作费超支了,就是因为这张CD。但她坚持要附——“因为这期部刊的主题是‘雨停了’,如果不能让读者听到雨停之后猫从躲雨的地方走出来的声音,那这个主题就是空的。”于是每一本部刊的封三纸袋里都夹着这张烧录CD。光盘的烧录工作由瑞希自己在音乐教室的设备上完成,一共烧了五十张,每张的音轨都经过他反复校准。他在最后一张光盘的盘面上多画了一只猫——那只猫眯着眼睛,前爪刚踏出一扇半开的门,门缝里透出钢琴黑白键交错的光。

      悠木没有投稿,但他给海野的那篇散文贡献了其中一句话——“弹珠的主人现在已经不玩弹珠了,但他今年来看了一次面包店的展示架,说弹珠放在这里比放在任何地方都安心。”邱莹莹也没有投稿,但她的姜茶配方被海野写进了散文的附注里——“守护者们”的末尾附了一小段食谱,标题是“朋友的姜茶配方”。配方精确到克,生姜、红糖、肉桂、抹茶粉、蜂蜜粉、柠檬皮,每一项的用量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旁边还画了一只举着姜茶罐子的小猫。和她在考试笔记里标注悠木的血红蛋白数值一样仔细。她拿到部刊之后翻到那一页,看着自己的配方被印成铅字,旁边还有海野画的小猫,沉默了很久。然后她合上部刊,把它放进了自己的营养师备考资料夹里。那个资料夹里有她的笔记、悠木的血检报告复印件、以及一张去年冬天在天台上拍的夕阳照片——那张照片的角落里有几个模糊的人影,其中一个是正靠着水塔喝咖啡的我。

      至于我——我的故事印成了铅字。四十页,铅字油墨的气息和纸张纤维的触感交织在一起,和电脑屏幕上闪烁的光标完全不同。我翻到正文第一页。第一行字——“雨是从第三节课开始下的。”第二行——“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水珠顺着玻璃往下淌,把窗外的樱花树染成一片模糊的粉色。”这些字在屏幕上闪烁了大半年,反反复复被修改、删减、重写。现在它们安静地躺在纸上,不会再被任何人修改了。不是完美——有几处措辞在重读的时候依然觉得可以更好,有几段对话的节奏和记忆中真实的语调略有偏差。但真由子在发排之前说了一句话:“一本书不可能完美。因为人在不同的时候想要表达的东西不一样。你现在觉得可以改的地方,三个月前写的时候是你最真实的水平。保留那个不完美的版本,也是对过去的自己的尊重。”她是对的。就像那块第五版的抹茶野猪饼干——太苦,风间说吃了之后表情变成了哈姆雷特。但如果没有第五版的太苦,就不会有第六版的刚好。每一版都是必经之路。

      八月中旬,邱莹莹的营养师资格考试结果出来了。

      她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没有配文,没有表情包,没有任何修饰。只是一张电脑屏幕上的合格通知截图,上面用红框标注了“合格”两个字。群里的反应比她预想的更猛烈。风间秒回了十几个感叹号,然后发了一段语音——背景是大阪排练室的嘈杂声,有人在喊“风间你又在摸鱼”,他对着手机喊回去“我朋友考过营养师了让我高兴一下不行吗”,然后对着话筒说“你等着我马上给你烤一块饼干庆祝——我不会烤,让海野烤,我负责吃”。海野发了一张刚出炉的饼干照片——野猪形状,但这次野猪头上戴了一顶小小的厨师帽,糖霜画的帽檐有些歪,但看得出是精心描的。配文:“营养师野猪。祝贺。饼干明天寄出。”

      瑞希发了一段音频。文件名是《栄養士のためのワルツ》——“给营养师的华尔兹”。音频不长,不到一分钟,但旋律和他在首演上弹的第六变奏完全不同——更轻快,节奏像切菜板上菜刀有规律起落的声响,右手部分偶尔蹦出一个不和谐音,像是油锅里忽然溅起的一星油花,然后在下一秒又融回稳定的旋律中。他说这首曲子的灵感来自邱莹莹上次在黄金周聚会上掏出活页本给悠木看营养计划的动作——那个动作里有一种不张扬但不可动摇的自信。

      雪村发了一封邮件。标题是《关于营养师资格考试合格的分析报告》。正文里他用数据详细分析了考试的难度、合格率、各科目权重和得分分布——他指出邱莹莹的考试科目中,“营养指导实操”一项的得分率在该次考试所有考生中处于前百分之八,这个位置极为有利。最后一段写着——“以上是分析。以下是无关内容:我知道你一定会合格。不是根据数据分析。是根据你每天六点起床跑步、每天深夜还在背碳水代谢路径的事实。数据能预测趋势,但不能预测一个人的意志力。你的意志力不在任何统计模型的变量之内。恭喜。”他从不在邮件正文里感性——感性的话永远放在“无关内容”后面。但这一次,“恭喜”两个字,放在了正文的最后一行,没有标注“无关”。这两个字既不是数据也不是分析,是他自己。

      悠木最后一个发消息。他只打了两个字——“来操场。”邱莹莹在群里回复了一个问号。悠木没有解释,只是发了一个实时位置共享——体育大学田径场。

      我们到的时候,夕阳正把塑胶跑道染成深橘色。暑假期间操场没有人训练,看台上空空荡荡,草地上自动喷水器正在旋转洒水,水雾在低角度阳光的照射下形成一道隐约的彩虹。跑道内侧的草地上,春天时那些不知名的白色小花已经谢了,取而代之的是夏季特有的一年生杂草,在喷水器的滋润下疯长。悠木站在跑道边上,穿着训练服,手里拿着一个秒表。他面前的跑道起点处,用白色粉笔画了一条歪歪扭扭的起跑线——不是标准的起跑线,是手画的,像小孩在水泥地上涂鸦的那种,线条粗细不匀,还有些弯曲。

      “你叫我们来操场干嘛?”风间问,“不会是要我们跑步吧?我穿着凉鞋。”

      “不是你们。是她。”悠木看着邱莹莹,把秒表举起来,“一千五百米。最后一次。以前你跑的时候,是我陪你跑。这次——你一个人跑。我在终点线等你。”

      “为什么是最后一次?”

      “因为你已经不是那个需要人陪跑的人了。”

      邱莹莹看着他手里的秒表,又看看跑道上那条歪歪扭扭的起跑线。然后她脱掉外套,里面穿的是一件简单的T恤和运动长裤,脚上是一双旧旧的跑鞋——大概是高中那双,洗了很多次,鞋面上的logo已经磨得看不清了。鞋带系得有些歪,大概是她自己系的,没有人帮她。

      她走到起跑线前,蹲下来,把鞋带重新系了一遍。这次系得很慢——先把两根鞋带交叉,再打一个结,然后拉紧。动作和去年运动会时一模一样,但手指不再发抖了。她在起跑线上来回踱了几步,然后对悠木伸出手:“秒表给我看看。我想知道我现在的配速和去年相比提升了多少。”

      悠木把秒表递给她。她看了一眼上面的数字——全部清零。她笑了笑,把秒表还给他,然后双手握拳站在起跑线上,弓起背。那个姿势和去年运动会站在起跑线上时一模一样——倔强、笨拙、微微发抖。但这次不是因为紧张而抖,是因为蓄势待发。像一只终于知道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跑的野猪,四条腿全部踩在地上,身体前倾,重心压得很低。她在等一个只有她自己能听到的发令枪。

      悠木按下秒表。她冲了出去。

      第一圈。她的跑姿还是不怎么好看,双臂摆动的幅度比标准长跑姿势要大一些,呼吸节奏不是教科书式的两步一吸两步一呼,而是某种她自己摸索出来的、只适合她自己的频率。但速度比去年稳定了很多——不再是一开始就全力冲刺,而是找到了一个能匀速巡航的节奏。

      第二圈。经过我们站着的跑道边缘时,她没有转头看我们。她盯着前方的跑道,眼睛里的专注和那天在雨里护着纸箱时一模一样——那种近乎固执的、沉默的、和全世界对抗的坚韧。但现在这份坚韧不再是为了对抗什么,而是为了抵达什么。

      第三圈。她开始加速。不是力竭之后的冲刺——是留有余力的、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主动选择的加速。悠木说过,跑步的人有两种加速方式:一种是拼尽全力耗尽最后的体力,一种是在确信自己跑完没问题之后把剩下的能量全部释放。前者是求生,后者是自由。她现在的加速是后者。

      最后一圈。风间在看台上大喊——“企鹅加油!”,声音在空旷的操场上回荡。海野跟着喊了一声“加油”,声音很轻,大概只有他自己能听到。瑞希在看台栏杆上轻轻敲着手指,大概又在脑子里写曲子。雪村看着手里的秒表——他自己的手机计时器,眉头微皱,大概在对比数据。

      悠木站在终点线后面。他把秒表握在手心里,没有看读数。他看着她跑过来——看着她从跑道尽头那个小小的身影变成越来越清晰的人,看着她的马尾在夕阳下甩出弧线,看着她汗湿的T恤贴在身上,手臂摆动得越来越快,脚步却依然稳健。和去年运动会上那个跑到最后一圈开始摇晃、膝盖弯曲、差一点跪下去的邱莹莹判若两人。

      她冲过终点线。

      没有跪倒。没有趴在跑道上大口喘气。她双手撑着膝盖弯下腰,深呼吸了几次,然后直起身。她的头发湿透了贴在额头上,脸上的汗水和防晒霜混在一起,在夕阳下泛着光。但她站得很稳。

      “多少?”她问悠木。

      悠木低头看了一眼秒表。然后他抬起头,嘴角弯起来——那个弧度比平时大得多,大到他周围的空气都变亮了几度。

      “比去年快了四十三秒。”

      “四十三秒?!”风间从看台上跳起来,差点被台阶绊倒,“一千五百米快了四十三秒?这是吃药了吧?”

      “没吃药,”悠木把秒表翻过来给她看,上面的数字清清楚楚地定格着,“是她自己练的。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冬天也在跑,雨天也在跑。营养方案是自己调的,训练计划是我帮她拟的,但执行的人是她自己。”他看着邱莹莹,把手放在她肩上——不是那种揽入怀里的亲密动作,是队友之间的、用力按一下肩膀的认可,“四十三秒。不是天赋。是她自己一秒一秒跑出来的。”

      邱莹莹低头看着秒表上的数字,沉默了很久。然后她抬起头,眼眶里有水光,但没有流下来。在夕阳的映照下,那双眼睛格外亮,像那次在雨里第一次抬头看我时的样子——又圆又亮,但现在里面不再有受惊和不安了。现在里面只有自己一步一步跑出来的确信。

      “去年运动会上,悠木在跑道内侧陪我跑了最后几百米,”她说,声音有些沙哑但很稳,“那时候他说——‘终点线在那里,看到了吗?什么都别想,就看着那条线。’后来我每次跑不动的时候,都会想起这句话。再后来不需要想起了。因为那条线已经不在跑道上了。”

      “在哪里?”风间问。

      她想了想,然后指着自己脚下。“在这里。每一步踩下去的地方,都是终点线。”

      夕阳把所有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喷水器还在旋转,水雾里的彩虹时隐时现。看台上不知什么时候来了几个在操场上散步的附近居民,一个老爷爷牵着狗站在跑道外侧安静地看完了最后一圈。狗是柴犬,竖着耳朵蹲坐在主人脚边,尾巴慢慢地在草地上扫来扫去。

      悠木把秒表收进口袋,然后朝邱莹莹伸出拳头。她愣了一下,然后握起拳头,和他碰了一下。那个动作我见过无数次——从运动会起跑线到天台上的深夜,到校门口早上的告别,到毕业典礼后的碰拳。以前都是悠木和我在碰拳,接力赛交接棒的动作,兄弟之间的约定。现在她也加入了。

      “我通过营养师考试了。”她说。

      “我知道。”

      “以后我可以正式加入你的训练团队了。不是随队,是正式。有资格证的那种。”

      “我知道。”悠木把手收回去插在口袋里,看着她的表情和平时一样懒洋洋的,但语气是认真的,“你一直都很正式。资格证只是迟到的证明。”

      她笑了。那个笑容和去年看海野饼干时一模一样,和被悠木在文化祭后台表白时银杏树下那场无声的雪中一模一样,和拿到部刊时翻到自己姜茶配方那一页时一模一样。柔软,温暖,毫无防备。

      她在终点线上站了很久,然后转身看着那条刚刚跑完的跑道。塑胶颗粒在夕阳下泛着细碎的光,粉笔画的那条歪歪扭扭的起跑线被傍晚的微风吹得有些模糊了。她蹲下来,用手指沿着那条起跑线重新描了一遍——描得比悠木画的更直,但依然不是那种用尺子量出来的绝对直线。是一条能看出来是人手画出来的、微微有些弯曲的、但起点和终点都落在正确位置上的线。

      八月下旬,文艺部活动室里迎来了一个安静的夜晚。窗外下着细密的小雨,空调的嗡嗡声和雨滴打在窗玻璃上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真由子坐在窗边的老位子,膝盖上摊着那本翻旧了的文库本,这次读的是某位当代作家的短篇集,书页间夹着一张便利店的小票当书签。我坐在长桌的另一端,面前摊着下一期部刊的选题草稿。那是一张A4纸,上面只写了几个词——“夏、蝉、雨、再见、未完”。每个词后面都打了问号,表示还没有确定。

      打字机安静地蹲在窗台上,今天没有敲任何一个字。雨水从打开的窗缝溅进来几滴,落在打字机的金属部件上,凝成细小的水珠,在室内昏黄的灯光下闪闪发光。

      “桐生,”真由子从书页上抬起眼睛,“你相信故事有结局吗?”

      “什么意思?”

      “你写的故事——从雨开始,到天晴结束。但天晴之后你还在写。大学篇写了整整一章,部刊印出来了,然后你现在又开始构思下一期。雨停了是真的停了,但人还在往前走。”她把文库本合上放在膝盖上,“就像部刊。这一期叫‘雨停了’,那下一期叫什么?总不能叫‘雨停之后’。”

      “叫‘蝉鸣’怎么样?”

      “‘蝉鸣’?”她偏了偏头。

      “蝉在地下活了七年,爬出来只叫一个夏天。但那个夏天里,它们的叫声大到所有人都知道它们在那里。”我指着窗外,雨声之外隐约能听到几声被雨打湿后依然倔强的蝉鸣,时断时续地从树冠深处传来,“我们的故事也是。高中三年就像在地下蛰伏,什么都没发生,什么都发生了。然后毕业之后的那个夏天——就是现在——我们全都从地底爬出来,在各自的树上拼命叫。风间在大阪的舞台上叫,瑞希在音乐厅里叫,海野在面包店的展示架前面叫,雪村在法理学的课堂讨论上叫,悠木在跑道上叫,邱莹莹在营养师考场里叫。我在文艺部的打字机前面叫。叫声不一样,但都是蝉。”

      “这个比喻很好。”真由子把文库本放在桌上,拿出铅笔在便签纸上写了几个字,“‘蝉鸣’——暂定。等我回去想想有没有更好的。如果没有,就用这个。”她写完把便签夹进文库本里,然后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上那盏嗡嗡响的日光灯,“你是那种人,你知道吗?”

      “哪种?”

      “把所有人都写进故事里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是因为他们在你眼里是了不起的。”她把便签翻过来,在背面画了一只简笔画蝉——翅膀画得太大,身体画得太小,看起来像是蝉背着一对不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巨大羽翼。但她没有擦掉重画,就这样放在桌上,“下一期部刊,你觉得会有新人加入吗?”

      “不知道。但上一期五十本全部发完了。有些学校还来问能不能加印。”我说。

      “加印?”她睁大眼睛,“文艺部的部刊什么时候有人主动来问过加印?以前都是硬塞给别的社团,人家还不一定看。”

      “这次不一样。有个大阪的短大——女子营养师专门学校——他们的图书室来函说想要两本。一本放在图书室,一本给一个姓邱的学生。”我从书包里拿出一封信,信封上印着那所学校的校徽,收件人写的是“文艺部御中”,“她说她想留一本给她的学妹。那个学妹的母亲有糖尿病,正在学营养管理,说这本部刊里有她需要的姜茶配方——以及一些比配方更重要的东西。”

      真由子接过信看了两遍,然后把它小心地折好放进抽屉里。那个抽屉里已经放了部刊的印刷合同、读者来信、以及一张从青森寄来的明信片——明信片上只写了四个字:“车票还在。”署名空白。大概是那个中年上班族寄来的,他在出差途中顺路走进海野的面包店,用袖子擦了擦玻璃柜门,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你的故事正在长出你控制不了的枝叶,”真由子把抽屉关上,重新拿起铅笔,“它不再只是你自己的了。它在很多人的手里被打开,被折角,被放在书架上的法学教材和宪法判例集之间,被复印了姜茶配方贴在营养师培训班的公告栏上。它还被改编成舞台剧,被谱成钢琴变奏曲,被画成饼干上的糖霜图案,被刻成面包店展示架上那只四条腿全部离地的野猪。”她在便签纸的角落里又画了一只蝉——这只比刚才那只更歪,但翅膀的比例对了,“你应该骄傲。”

      “不是骄傲。是有点——不太习惯。因为一开始写的时候,只是想弄清楚自己到底在想什么。没想到有人会在意。”

      “最好的故事都是这样开始的。”真由子把铅笔搁在桌上,铅笔在桌面上滚了一小段,停在台灯的底座旁边,“不是为了让别人在意。是为了让自己明白。然后别人在意了——那是意外收获。”

      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蝉鸣从树冠深处重新响起来,比下雨之前更响亮。真由子把窗推开,湿漉漉的空气涌进来,带着雨后泥土和青草混合的气息。银杏叶被雨水洗过之后绿得发亮,远处的天边正在放晴,云层裂开一道缝,夕阳从缝隙里漏出来,把整条银杏大道染成了金绿色。

      “下一期部刊,”她回头看着我,逆着光,看不清表情但能听到声音里有一种清晰的确信,“我不帮你改稿了。”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已经会改了。第一稿交上来的时候我还标了几个措辞建议,第二稿你交来的修订版把那些问题全修了一遍——有些改得比我建议的更好。”她从打字机旁边拿起一个牛皮纸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折叠的纸,“这是你开学第一周写的短篇——那个关于银杏树和华尔兹脚步声的。你写完后放在部室桌上说‘随便看看’。我看了。没改一个字。不是因为没得改——是因为你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那个声音不是完美的,但它是你的。真由子编辑退场。现在是桐生君自己的战场。”

      她把那张纸递给我。上面是我几个月前写的文字,边角被她用铅笔写了几个批注——没有红笔的删改,只有三个字:“很好。真。”后面画了一只极小的蝉,作为句号。

      九月,风间的剧团来东京巡演。

      不是他之前预想的那种小型剧场——是在银座的一座中型剧场,三层观众席,能坐六百人。比高中体育馆那场毕业公演的规模更大,比大阪首演那两百人的小剧场更是天壤之别。后台的化妆镜镶着灯泡,走廊宽得能并排推过两架道具钢琴,舞台的吊杆系统是全电动的,不用再靠人力拉幕布。

      风间在开演前三个小时发来一条消息:“有点紧张。不是忘词那种紧张。是别的。今天台下坐着的人里,有东京几家大剧团的制作人。导演说如果今天演好了,可能有人会来挖我。但我不在乎被不被挖。我在乎的是——今天台下第一排正中间坐着的人,和以前不一样了。你们七个人,只有桐生一个人能来。雪村在京都参加模拟法庭比赛,瑞希在德国参加音乐学院的夏季大师班,海野的面包店接了一个大订单走不开,悠木在长野参加高地训练营,邱莹莹在那里给他做随队营养师。你们都在各自的地方跑自己的步、烤自己的饼干、弹自己的琴、打自己的官司。所以我今天必须比任何时候都好。因为你们不在,但你们在看。”

      我坐在第一排正中间。左边空着一个位置——那是雪村每次都会坐的地方,他会把公文包放在膝盖上、膝盖上摊开笔记本,用于记录和分析。右边空着一个位置——那是瑞希每次都会坐的地方,他会在演出开始前用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节奏。海野的位置在瑞希旁边——他会把饼干纸袋放在腿上,开场前默默地给身边的人分发。悠木和邱莹莹坐在第三排靠走道的地方——他会把运动外套拉到最高遮住半张脸,她会在口袋里揣着姜茶罐子。今天所有这些位置都空着。但每一个空位上都放着一样东西——风间在开演前亲手放的。

      雪村的座位上放着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钢笔。瑞希的座位上放着一本乐谱。海野的座位上放着一块饼干。悠木的座位上放着一个秒表。邱莹莹的座位上放着一小罐姜茶。

      他们是空的椅子。但他们也是满的。

      灯光暗了。聚光灯打在舞台中央。

      风间走出来。他穿着信使的戏服——深灰色的斗篷,黑色的皮靴,肩上挎着一个磨损了的皮革邮差包。他在舞台中央站定,没有马上开口,只是站在那里,环顾了一圈观众席。他的目光扫过第一排正中间,扫过左边空座位上的笔记本,右边空座位上的乐谱,扫过后排空座位上的饼干、秒表、姜茶。然后他开口了。不是剧本里的第一句台词,不是导演规定的那句,不是排练过无数次的那句。

      “雨是从第三节课开始下的。”

      全场安静。没有人知道这句台词不属于这个剧本,没有人意识到这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头。但坐在第一排正中间的我知道。左边空椅子上的笔记本知道。右边空椅子上的乐谱知道。后排空座位上的饼干、秒表和姜茶知道。

      然后他进入剧本。信使的第一封信,写给一个在雨里蹲着的女孩。第二封,写给一个在天台上替他紧张的人。第三封,写给一个在面包店展示架前发呆的甜点师。第四封——剧本里没有写出来的那一封——他即兴了。他走到舞台最边缘,离第一排正中间只有一步之遥,斗篷的下摆垂到舞台边缘,把光柱切出一道阴影。他看着空座位上那些物件。

      “这一封信——没有收件人。因为它也是寄给我的。”他把手从邮差包里抽出来,手里没有信。空的。他握紧拳头,举到半空中——指节朝外,悬在那里。那个动作太熟了,每一个在这所学校待过的人都见过。接力赛交接棒的动作。天台碰拳的动作。毕业典礼告别时的动作。

      “寄件人——我自己。内容——”他顿了顿,看着那个空无一物的拳头,“‘继续跑。别回头。终点线上有人在等。’”

      他收回拳头,退回到舞台中央。第五封信——写给那个远在京都打模拟法庭的少年。“你的笔记本上从来不写废话,但所有重要的事你都记着。”第六封——写给在德国弹琴的少年。“大师班的评委听不懂你的即兴很正常——你的即兴是写给我们的,不是写给他们的。”第七封——写给在面包店里独自揉面团的少年。“把一面墙留给陌生人的扣子和弹珠的人,心里一定有很多很多的爱。”

      然后他站到舞台最前方,对着第一排正中间。

      “最后一封。写在剧本之外。”他从邮差包里抽出一封信——这次是真的,一个白色的信封,封口用蜡封着,蜡印是一只展翅的鸟。他撕开封口,展开信纸,开始念。和毕业公演时他从舞台上跳下来在我面前说“桐生,这个结局你还满意吗”时的语气完全不同,这次他站在舞台上,没有下来,但声音比下来了还要近。

      “‘桐生。你的名字现在在我身上。信使的名字叫桐生,从大阪的小剧场一路跑到东京的大舞台。他送了很多信,收件人是不同的人。但每一封信的寄件人,都是同一个人。那个在雨里把伞撑过去的少年。他不知道自己做的事后来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舞台剧,变成了钢琴变奏曲,变成了饼干上歪歪扭扭的野猪糖霜,变成了法理学课堂讨论里的一个案例,变成了跑道上永远有人在等终点的传统,变成了一罐一罐配方不断改良的姜茶。他不知道。他只是在雨天,把伞撑了过去。然后雨停了。然后天晴了。然后很多人因为那把伞,不再害怕下雨。谢谢你。收件人——桐生。寄件人——也是桐生。’”

      他把信折好,放回邮差包里。聚光灯收束到只照亮他一个人。他看着第一排正中间空座位上的那几件东西,嘴角歪起来,露出那个痞气的、熟悉的、被所有人看了三年的笑容。那个笑容里有他所有的台词,包括那些没有说出口的。

      “生存还是毁灭——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台下看你。我以前以为我站在台上是为了被人看到。现在我知道,我站在台上是为了看到别人。看到你们在各自的跑道上、琴凳上、面包店里、法庭上、营养师考场里跑着、弹着、揉着面团、做着辩护、记着笔记。我不需要你们坐在台下。我只需要你们在某个地方——继续跑,继续弹,继续揉面团,继续做笔记。这就够了。”

      舞台侧面的幕布在微微颤动,大概是哪位场务碰到了。但风间没有被打断。他从邮差包里抽出一张空白的信纸,展开,对着满场六百个观众,用最后的声音将它填满。

      “这不是结局。”他把那张空白信纸举起来,光从背面透过来,把纸张照成了半透明的颜色,“因为信还没有送完。还有第七封信——上面什么都没写。不是因为无话可说,是因为还没写。第七封信,是留给未来的。留给你们每一个人未来的夏天、秋天、冬天、春天。留给所有还没发生的雨天。留给所有还在路上的伞。”

      他把空白信纸收回怀里,抱在胸口的位置。不是抱在手里,是抱在怀里。然后他鞠了一躬。不是标准的舞台鞠躬,不是毕业公演时一手按胸一手扬起的那种。就是普通的、弯腰、低头、双手垂在身体两侧的那种。一个送信人的鞠躬。他保持着鞠躬的姿势,直到幕布完全落下。

      聚光灯灭了。

      幕布合拢之后,观众席沉默了一瞬——那是被某种超越表演的东西击中之后的本能反应,不是冷漠,是来不及转化为掌声的震撼。然后掌声炸开了。六百个人同时站起来,比高中体育馆那八百人更加猛烈。我坐在第一排正中间,没有站起来。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腿有点软。不是因为感动——不是因为那种轻飘飘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的感动。是因为一种更重的东西。他把我的名字,刻进了他的戏服、他的台词、他舞台上每一步足迹里。他在几百个陌生人面前念了一封给我一个人的信。寄件人和收件人写着同一个名字。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分量。

      散场后我走到后台。走廊比高中那次更加拥挤,戏服架被推到墙边,斗篷和帽子挂成一排。化妆镜的灯亮得刺眼,风间坐在镜子前正在卸妆——和毕业公演时一样,戏服还没脱,脸上的粉底被汗浸得有些花了,用卸妆棉慢慢擦着脸。那个动作和三年前高中排练室里一模一样,但镜子里的人不再是那个把哈姆雷特演成相声的高中生了,是能在六百人面前念一封自己写给自己的信的演员。

      他看到我进来,在镜子里笑了一下。没说话。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他桌上——一枚新刻的钥匙扣。正面还是那只展翅的鸟。背面是八个字——“送信人。展翅。不问归期。”

      他低头看着钥匙扣,拿起来翻到背面,把上面那行字读了一遍。然后他把卸妆棉放在桌上,站起来。脸上卸了一半的妆又形成了那道熟悉的边界线——半边是舞台上的信使,半边是素颜的风间。

      “你每次都给我钥匙扣。攒了三个了。”

      “以后还会给。每看你一场演出就给一个。”

      “那我得演很多很多场。”他把钥匙扣挂在自己的钥匙串上,和之前那两个碰在一起,发出细小的金属碰撞声。他看着它们三个在钥匙串上轻轻摇晃,“第一枚是‘いつも、ありがとう’。第二枚是‘これからも、よろしく’。第三枚是‘送信人。展翅。不问归期’——你这是写诗还是做钥匙扣?”

      “都是。”

      他把化妆棉重新拿起来继续擦另半边脸,一边擦一边说:“今天那封信——最后那封,寄件人和收件人都是你。你会不会觉得我在硬煽情?”

      “不会。因为你说的是事实。”

      “什么事实?”

      “信使的名字叫桐生——这是你决定的。你把我的名字放在舞台上,是因为你觉得你的表演有一部分是我的。但我也把你写进了我的故事里,因为我觉得我的文字有一部分是你的。”我靠在化妆台边上,拿起桌上的眼线笔在指尖转了一圈,“我们互相把对方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不是感情用事。是这三年一直在发生的事。从你第一次在我面前忘词开始。”

      风间从镜子里看着我。卸干净了半边脸。他看着我的目光不再是舞台上那个信使看收件人的目光,卸去了聚光灯和角色,但里面的东西还是同一个人。然后他把卸妆棉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站起来,伸出拳头。我握起拳头和他碰了一下。他的指节上有卸妆水的凉意和眼线笔残留的黑色痕迹。这个碰拳和以前不一样——不是接力赛的交接棒,不是天台上别扭的第一次伸手,不是毕业典礼前带着“我要走了”的复杂心情的那一次。是约定。

      “下一场。你继续写。我继续演。”

      “好。”

      九月下旬,雪村的模拟法庭比赛结束了。他在全国大学生模拟法庭大赛中拿了亚军。不是冠军——他在群里发结果的时候特意把“亚军”两个字加粗了,说冠军是京都大学法学部四年级的学长,输得心服口服。“他的结案陈词用了和我完全不同的论证路径——不是更正确,是更有人性。法律条文是一样的,但他把人性的维度纳入了论证结构里。这一点我没想到。所以输是应该的。但明年我会赢。”这段话放在“正式内容”里。而“无关内容”里写着——“比赛结束后,审判长(真实的退休法官)在走廊里叫住我。他说——‘你的论证非常严密。但你最后那段陈述里引了一个案例——甲在桥上看到乙溺水,甲没有施救,乙死亡。你说这个案例让你想到一个朋友。那个朋友选择了施救,不是因为法律要求,而是因为他觉得那是正确的事。你的论证很严密,但那段话——那段关于朋友的话——是你今天最打动人的部分。’审判长问我那个朋友是谁。我说他叫桐生。审判长说——‘那你回去告诉他,他在法学院的某个案例里,活下来了。’”

      我把那封邮件反复看了很多遍。然后我打开电脑上的文档,在他那句“活下来了”下面加了一行——“雪村。法学部一年级。模拟法庭亚军。他在法庭上引了一个案例。案例里的甲不是虚构的。是我。他的朋友。他在几百个旁听的法律人面前说——‘我的一个朋友’。那个人是我。我在一个法学生的法庭辩论里,活下来了。”

      十月,海野的“野の猫”上了本地的生活杂志。

      不是美食杂志,是一本以街区生活为主题的季刊,专门报道吉祥寺周边的小店和居民故事。记者在面包店里待了一个下午,拍了几张照片——展示架上的饼干模具墙,那枚老奶奶寄存的扣子,那颗小学生寄存的弹珠,那张从东京到青森的褪色车票。文章用了整整两页,标题是《面包店里的守护者们——一家替陌生人保管记忆的店》。配图是海野站在展示架前,穿着一件干净的白围裙,手里端着一盘刚出炉的野猪饼干。他面对镜头时还是带着那种腼腆的安静——没有刻意摆姿势,没有夸张的笑容,只是微微侧着头,把饼干盘往前端了端,像是随时准备递给任何走进店里的人。文章最后一段引用了他自己的话。记者问他:“你为什么愿意替陌生人保管这些和饼干无关的东西?”他想了很久——记者说他在那段时间里把围裙的边角揉了又揉,然后他说:“因为这些东西对主人来说很重要。放在家里可能会弄丢,放在这里不会。我不是替他们保管。我只是提供了这个地方。他们自己选择放在这里。这说明他们信任这个地方。我不会辜负信任。”

      杂志出刊那天,风间在大阪的便利店看到这本杂志,拍了照发在群里。“海野上杂志了!!!封面上写着‘面包店里的守护者’!你什么时候接受采访的?怎么不告诉我们!”

      海野回复:“上个月。记者来的时候我正在揉面。手上全是面粉,没法拒绝。”

      雪村:“所以你是在揉面的状态下接受了采访?你的言论有没有受到面粉的影响?”

      海野:“没有。面粉只是面粉。”

      邱莹莹:“杂志在哪里能买到?我想买一本放在营养师咨询室的待客区。以后来咨询的人可以翻。不一定要买饼干。但可以看看那面墙的故事。”

      悠木:“训练室也要一本。放在更衣室的长凳上。”

      瑞希:“寄一本到德国。这里练琴练到崩溃的时候需要看那面墙。虽然都是日语,但图片也能读。”

      风间:“海野你听到了吗?你要发跨国快递了。”

      海野:“听到了。今天下午去邮局问国际邮费。”

      他没有问他们为什么要把一本面包店的杂志放在营养师咨询室、田径队更衣室和德国的练琴房里。他只是算了算邮费,把需要的本数写在便签纸上,然后在便签边缘画了四只不同姿势的野猪——一只戴着厨师帽,一只拿着秒表,一只坐在琴凳上,一只穿着迷你的小斗篷。

      同月,瑞希从德国回来了。

      大师班的结业音乐会在柏林郊区一个小型的巴洛克式教堂里举行,石墙拱顶,管风琴的共鸣管从穹顶一直垂到地面。他说那里的音响效果和任何音乐厅都不一样——不是人为设计,是几百年前的工匠用石材和木梁意外造就的。每一个音符都被拉长了,像有人在声音发出之后又轻轻地托了它一把。他在那里弹了两首曲子。一首是肖邦的练习曲,大师班指定的考核曲目。另一首是他自己的即兴——《ベルリンの猫》。柏林的猫。他说这首曲子不是写给任何人的,是写给教堂里一只偶然走进来的猫。那只猫在石柱后面蹲下来,听到高音区的时候耳朵动了动,听到低音区的时候把下巴搭在前爪上闭上眼睛。“它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听众。不鼓掌,不打分,只在最后一个和弦的时候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从侧门走出去了。走出去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好像在说:‘还不错。下次再来。’”他在群里发了那张猫的照片。猫是黑白的,蹲在石柱旁边,耳朵竖得很高,的确是在听的样子。

      “你说的这只猫,”风间在群里回复,“让我想起海野店里的猫招牌。它们会不会是同一只?”

      “海野的猫是微笑的。教堂里这只不会笑。但它会听。”瑞希在后面附了一段音频。文件名:《ベルリンの猫》。曲子很短,不到两分钟。开头是一段极轻的单音,像是猫的脚步声——比人的脚步声更轻、更碎、更没有规律。中段是一段即兴的变奏,旋律在高低音之间反复跳跃,像是在追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结尾——最后一个和弦按下去之后,有一个长长的停顿,然后是一个极轻的上扬音符。和《雨の中の猫》里那个上扬尾音一样,但更轻了,轻到像是猫跳下琴凳时爪子落在木地板上的声音。那个音符落下之后,他停了几秒,然后说:“回国后,想再录一次。这次在高中音乐教室录。用那架旧钢琴。”

      “那架钢琴很久没有调音了。”我说。

      “就要那架。音不准也没关系。错音也是音乐的一部分。”他顿了顿,“她教我的。”

      十一月,悠木的大学驿传预选赛在箱根举行。

      他没有参加——他还是一年级,箱根驿传的正式参赛资格需要至少大二才能拿到。但他作为替补队员随队去了箱根,负责后勤和战术记录,背着装满水瓶和毛巾的运动背包跟在正式队员后面跑前跑后。比赛当天清晨他发了一张照片——箱根芦之湖畔的晨雾,水面上漂着一层薄薄的白色雾气,远处的山在雾中若隐若现。配文只有两个字:“明年。”

      邱莹莹也去了。不是作为随队营养师——虽然她已经是正式的了——而是作为观众。她站在第一区与第二区交接的中继站旁边,手里抱着保温箱,里面装着给队员们准备的补给饮料。她发了一张照片在群里——中继站的白色栅栏,远处的青山隐隐,阳光从云层缝隙中直直地倾泻而下,在湖面上铺出一道金色的光柱。照片角落里能看到悠木的背影,他正蹲在地上整理备用跑鞋,把鞋带一根一根重新穿过鞋孔。

      “第一区的学长跑完之后腿有点抽筋,”她后来在群里说,“我帮他做了五分钟拉伸。拉伸的时候他跟我说——‘你是悠木带来的那个营养师吧?他经常提起你。说你可以背下所有人的血红蛋白数据。’我说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他说——‘能把别人身体里看不到的数字记在心里的人,一定很在乎那个人。’”

      “你在说悠木还是说你自己?”风间问。

      她过了一会儿才回复。只回了一个表情——那只猫举着爪子的表情。和我们三个人LINE对话框里用了无数次的那只猫是同一只。

      十二月,雪村的期末考试成绩公布了。法学部一年级全部科目A等。他在群里发成绩单的时候把每一科的得分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后面附注了全班平均分和自己的偏差值。最后一行写着——“以上是成绩。以下是无关内容:民法总论的教授在最后评语里写了一句话——‘你提交的期末论文中引用的不作为犯案例(甲在桥上看到乙溺水而未施救)的分析角度独特。你提到这个案例让你想到一个朋友的选择。希望那个朋友一切都好。’我回信说那个朋友一切都好。他现在在大学写故事,我在他的故事里继续活着。这不是客套。是事实。”

      我看着他发的那行字。他第一次没有在“无关内容”后面保持理性和克制——他说“这是事实”,像在法庭上做结案陈词一样笃定。一个从高二开始就用秒表和数据分析来测量友情的人,现在在法学院的期末评语里,被教授记住的不是他的成绩,而是他关于一个朋友的陈述。

      我把那条消息截了图,存进了“会议记录”文件夹。

      十二月下旬,文艺部活动室的打字机积了一层薄灰。真由子说冬天太冷,部室里暖气不足,她打算把部室暂时搬到图书馆的小自习室去。临走前她把那台老式打字机仔细擦了一遍,用一块旧棉布盖好,在棉布角上贴了一张便签——“春天再见。”她退后两步看了看,把便签揭下来,在“春天再见”的后面用铅笔画了一只蝉。那只蝉比上次画的那只更歪,因为这次是站着画的,手腕没有支撑。但翅膀的比例终于对了。

      下一期部刊的筹备工作没有暂停。选题已经定下来了——《蝉鸣》。征稿启事贴在了校内几个公告栏和周边几所大学的文学社团联络群里。真由子说这次不限字数,不限体裁,唯一的要求是——“写你今年夏天最想留下的东西。”她自己在启事最下面写了一行小字作为补充说明:“‘最想留下的东西’不一定是快乐的。也可以是遗憾、是失败、是说了一半的话、是走到一半停下来的脚步。只要是真实的,都欢迎。”

      我看着那行小字,想起了去年秋天在高中天台上的那个傍晚。我靠在栏杆上,一遍遍默念准备好的告白,然后她先开口了——“我喜欢悠木。”那句话是我十七岁最大的失败。但也是最大的转机。如果她没有先说出口,我的故事就不会从“雨是从第三节课开始下的”开始。我会继续做那个完美的桐生,没有故事可写。有时候不是你的失败阻止了你,是它重新塑造了你。

      平安夜那天,高中同学群里格外热闹。风间在大阪的剧团圣诞公演后台发来一张自拍——他穿着圣诞老人的戏服,手里拿着那本《青空》Vol.17,封面朝镜头。“圣诞老人改行送信了。今年的礼物是书。圣诞老人会在午夜把这本书塞进你们枕头底下。”雪村回复:“你的圣诞老人扮相不符合传统形象。根据历史文献,圣诞老人的原型圣尼古拉斯穿着主教袍,不是红色棉袄。”风间秒回:“你是圣诞老人还是我是圣诞老人?”雪村没有再回复历史文献,而是发了一张照片——他宿舍的窗台上,有一棵小小的圣诞树,树上挂着一条LED彩灯,树下堆着几本法学教材。最上面一本是宪法判例集。旁边放着一本翻开到第六十几页的部刊。海野发了面包店的照片——店里新推出了圣诞限定的野猪姜饼人。姜饼野猪戴着圣诞帽,糖霜画的帽檐歪歪扭扭的,是风间的风格。“圣诞野猪。卖得比姜饼人好。有人说这是他们见过最丑的圣诞饼干。我说谢谢。”瑞希发了一段钢琴录音。曲名是《聖夜の猫》。平安夜的猫。录音的背景里有教堂的钟声——他说这是在京都老家附近的教堂录的,那架管风琴是他父亲的漆器师朋友帮忙修复的,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他用管风琴和钢琴合奏,两种音色互相缠绕又各自独立。悠木和邱莹莹发了一张合照——两个人在体育大学的田径场上,身后是用荧光棒在地上围成的一棵圣诞树。荧光棒是绿色和红色的,大概是跑了几个体育用品店才凑齐的颜色。圣诞树的树干是跑道上的白线,树顶的星星是一个金色的秒表。邱莹莹手里捧着保温杯,悠木手里还是黑咖啡。他们对着镜头笑——她的眼睛弯成月牙,他的嘴角歪着。

      我发了我家阳台上的照片。猫蹲在栏杆上,身后是东京的夜景和远处发光的东京塔。平安夜的东京塔亮着红色和绿色相间的灯光,塔尖在夜空中安静地旋转。猫的表情很不情愿——我给它戴了一顶极小的圣诞帽,它正试图用后爪把帽子踢掉。帽子是风间去年寄来的,他说“给你家猫的圣诞礼物”,结果猫最讨厌的就是戴帽子。

      配文:“它说它不想当圣诞猫。它只想做一只普通的猫。我说你已经不普通了。你是雨里活下来的猫。它的圣诞愿望是——明年的罐头多放鱼肉少放鸡肉。”

      风间秒回:“猫比你诚实。”

      我回他:“我知道。”

      然后我在群里又发了一条消息。“各位——部刊的下一期,主题定了。叫《蝉鸣》。”

      “蝉鸣?”风间发了一个问号,然后发了一个感叹号,最后发了一个骷髅头——那个戴王冠的骷髅头表情,是他这几年用惯了的标记。

      “蝉在地下活七年,出土只叫一个夏天。和我们一样。高中三年在地下,什么声音都没有。毕业之后的夏天,全都在各自的树上拼命叫。”

      风间:“我是那只叫得最响的。”

      雪村:“根据分贝数据,你的确是。但不代表最好听。”

      海野:“蝉的叫声不分好不好听。能叫出来就好。”

      瑞希:“我给下一期部刊写一首曲子。就叫《蝉》。用高中那架旧钢琴弹。让真由子帮我把琴声和蝉鸣混在一起。蝉鸣的音频我去年夏天在老家录了。蝉壳也捡回来了,放在琴架上。”

      悠木:“蝉的叫声和我跑步的呼吸声有点像。都是一阵一阵的。”

      邱莹莹:“那我给蝉写一份营养计划。虽然我不知道蝉吃什么。但可以查。”

      我看着屏幕上一条接一条弹出的消息。想起去年春天在天台上敲下第一行字时的自己。那时候我以为在写一个关于失败的故事——关于一个少年搞砸了初恋、在天台上滑坐到地上、被夕阳和影子一起吞没的故事。但写到大半年后的今天,我发现那个少年没有滑下去。他被五个人从地上拉起来——一个用即兴台词,一个用饼干上的糖霜熊猫,一个用秒表精确到零点三秒的停顿,一个用错音也很好听的C大调音阶,一个用陪跑的那几百米。还有一个人什么都没说,只是在平安夜发来一张用荧光棒围成的圣诞树。

      故事的名字从头到尾没有变过——《野猪的奔跑姿势》。但我现在才真正理解这个名字的全部含义。野猪不是那个内向的女孩。野猪是我们所有人。所有人都在以自己笨拙的、不好看的、在标准跑姿教科书上找不到的姿势拼命奔跑。风间的跑法是即兴加台词,雪村的跑法是数据和逻辑,海野的跑法是面粉与糖霜,瑞希的跑法是琴键与即兴,悠木的跑法是跑道与秒表,邱莹莹的跑法是营养配方与终点线。我的跑法是打字机、光标、以及每一个写到深夜的冬天夜晚。

      我们跑得都很难看。但我们都还在跑。

      那天夜里,我坐在书桌前,翻开部刊的003号——我的那本。封面上的黑白照片在台灯下泛着微微的光泽。那七个人和两只半猫,在天台上被夕阳拉长的影子,水塔上叮当响的许愿牌。那是去年的事。但现在看起来一点也不旧,像是昨天才拍的。

      猫从沙发上跳下来,走到我脚边蹭了蹭我的脚踝,然后跳到我腿上,把下巴搭在桌沿,盯着部刊封面上的自己——那只从邱莹莹胳膊底下滑出去半截、只露出一个毛茸茸灰色屁股的猫。它看了很久,然后伸出爪子,按在封面上那个灰色的屁股上面。

      “那是你。”我对它说。

      它抬头看了我一眼,喉咙里发出呼噜声。

      我把部刊翻到我写的那篇小说最后一页。那页的最后一行字是——“故事的开头总是下雨。而故事的结尾,天晴了。”在这行字下面,真由子在排版时用铅笔画了一条很细很细的线,线下方是她手写的一行批注——“天晴了。但蝉还在叫。”

      我盯着那行批注看了很久。她说得对。雨停了不是结局,天晴了也不是结局。蝉还在叫。风间在大阪的舞台上念独白,海野在吉祥寺的面包店里揉面团,雪村在京都的图书馆里分析案例,瑞希在柏林的教堂里弹琴给一只猫听,悠木在箱根的晨雾里蹲在地上系鞋带,邱莹莹在中继站旁边给抽筋的学长做拉伸。他们都在各自的夏天里用各自的方式发出声音。这些声音加在一起,就是最大的蝉鸣。

      我把部刊合上,打开电脑上的文档。光标在“第七章”的末尾闪烁。我敲了几个字——

      “八月。炎夏。蝉鸣。”

      然后继续写下去。写到深夜零点过后,猫从腿上跳下来去吃了一口猫粮,然后又跳回来,换了另一边膝盖继续蜷着。窗外的东京塔在零点整准时熄灭了圣诞特别灯光,只剩下平时暖橙色的常夜灯。夜空很晴朗,看得见几颗最亮的星星。东南偏东那颗还是老位置。

      我写到凌晨一点,写到两点,写到窗外的天色从漆黑变成深蓝。文档底部已经累积了近一万字的篇幅——不是结尾,是新的开始。因为野猪还在跑,蝉还在叫。因为故事的开头总是下雨,天晴之后还有夏天,夏天之后还有无数个夏天。

      而我的故事,还没有写完。

      (第七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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