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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农学院送来的病叶 吴兰因把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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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兰因把三只纸箱搬进禾象实验室时，没人知道那是合作样本，还是一场证据移交。
纸箱外贴着农学院病理实验室封条，内部分层装着水稻、玉米和小麦病叶。每袋样本有编号、采集地点、鉴定方法、病级和处理记录。最上面压着一份数据使用协议草案，共十一页。
柏颂先看纸箱。
“这么多，正好补数据。”
吴兰因说：“先看协议。”
协议规定，样本照片可用于省农业专项申报和指定研究；任何论文、数据集发布或商业演示须另行确认；病种标签由农学院负责最终审核；原始样本及衍生图像不得被描述为智能工程学院独立采集；署名与致谢按实际贡献协商。
詹炜翻到最后，问为什么商业演示单列。
“你们直播算什么？”吴兰因问。
“科普传播。”
“平台页面后面挂着企业合作咨询电话。”
“那是成果转化入口，不等于商业使用。”
“所以协议里写清。”
詹炜把文件放下。“校内合作没必要一开始就设这么多边界。两个学院都是断江大学，数据归根结底属于学校。”
“样本来自农户、合作社和我们的接种试验。有些授权只给农学院研究使用，不是学校任何人拿到就能用。”
“你把校内协同想得太像企业合同。”
“因为你们把我们的病叶想得太像公共绿化。”
林照野在一旁看协议。条款不苛刻，甚至比许多正式数据许可宽松。真正让詹炜不舒服的不是限制多，而是每一项使用都要留下谁同意、同意什么的记录。
记录会把“整合资源”翻译成具体动作。具体到一定程度，宏大的词就无法遮住东西从哪边搬到哪边。
吴兰因拿出禾象论文初稿打印件，圈出“自主建立农业病害数据集”和“真实多作物样本”两处。
“这篇论文用了我们三十七片病叶和标签，为什么只有致谢？”
柏颂说论文主体是算法，农学样本用于案例。
“案例里有十二种病，你们团队谁能独立确认？”
“标签由叶穗根据你们给的记录录入。”
“所以记录是谁做的？”
“农学院。”
“病害鉴定是谁做的？”
“农学院。”
“论文里为什么写团队自主标注？”
柏颂指着作者贡献声明：“这里的团队指联合团队。”
“作者里没有联合团队的人。”
“致谢体现合作。”
“谢谢不等于作者。”
詹炜开始谈学科惯例。他说计算机论文强调算法贡献，数据支持并不当然构成署名；若所有提供样本的人都署名，作者名单会过长；跨学科合作要尊重各领域规范。
吴兰因说：“我尊重。那就别写农学诊断贡献是你们做的。”
“文字可以调整。”
“数据呢？”
“按你这份协议，项目申报使用。”
“论文已经用了。”
“论文还没发表。”
“直播也用了。”
“直播不是科研成果。”
“新闻稿说重大成果。”
每一次追问，柏颂都能给那次使用找到一个不属于协议管辖的身份。直播是科普，新闻是宣传，申报是内部竞争，论文是算法研究，平台是成果转化入口。数据像一名被多个部门借调的人，人人都说自己没正式用他，却没有一天让他回原单位。
吴兰因要求暂停使用农学院数据，直到协议签署。
詹炜说重大专项现场考察在即，暂停会影响学校整体利益。
“你们没有授权就写进基础，现在说不继续供样影响整体？”
“前期沟通中你明确支持合作。”
“支持合作，不是放弃条件。”
“条件可以谈。”
“我们正在谈。”
“但不要用暂停作为谈判手段。”
“那用什么？再送三箱？”
气氛变硬。叶穗站在纸箱旁，一袋袋病叶像沉默的旁听者。那些叶片本来从田里被剪下，为了保湿、鉴定、归档已经走过多道程序。到了智能工程学院，它们最先失去的不是水分，是来路。
林照野提出把现有数据分三类：公开许可数据；农学院限制使用数据；禾象自主采集数据。训练时可以分别加载，论文和项目按许可生成清单。
吴兰因同意。
詹炜问这样是否影响十万级规模。
“对外不能把限制使用写成自主数据。”林照野说。
“我问的是规模。”
“文件数量不会变，合法可用范围会变。”
“项目申报已经写了十万。”
“所以更要说明构成。”
詹炜看着他：“你总是在事情已经向前以后，要求所有人退回起点。”
“起点是数据来源。它一直在那里。”
“但项目时间不等人。”
“协议也不会因为截止日期自动签字。”
最后形成临时方案：三箱新样本不进入训练，先由叶穗完成目录和元数据；旧有三十七片样本继续用于论文回复，但必须在修订稿明确农学院贡献，并邀请吴兰因或其指定成员担任作者；项目现场可展示双方合作，不得宣称全部自主采集。
柏颂在会议纪要里写：
【双方就进一步深化数据协同达成共识。】
吴兰因拿红笔加了一句：
【在正式协议签署前，新增样本暂停用于模型训练、论文发表和对外展示。】
柏颂看见“暂停”二字，说会造成合作破裂印象。
“那就让它造成真实印象。”
吴兰因当场签字。
詹炜没有签。他说需请学校法务审核。
三箱病叶留在实验室，封条未拆。叶穗给每箱拍照，把编号和协议状态录入数据库。系统要求填写“数据归属单位”，下拉菜单只有“禾象实验室”和“断江大学智能工程学院”，没有农学院。
她申请管理员新增选项。
柏颂回复：“平台后续统一配置，先选禾象实验室，备注来源。”
叶穗没有选。她把三箱数据状态设为“隔离”，访问权限只给自己和林照野。
当晚，詹炜在项目群里问为什么新样本没有出现在数据统计。
叶穗回复：“协议未签，暂停使用。”
詹炜没有在群里回答，十分钟后给林照野打电话。
“学生把合作问题处理成对抗，你作为导师要引导。”
“她按会议临时方案做。”
“三箱样本连目录都不让平台看，怎么准备现场？”
“目录可以看，图像不能训练。”
“只做一次演示，不算正式使用。”
“刚才谈过，对外展示也暂停。”
“现场考察是内部评审。”
“农业厅专家不是实验室内部。”
电话那头停了一会儿。
“照野，你知道项目落选会影响多少人吗？”
“知道。”
“包括叶穗毕业、你的考核、学院平台和学校排名。”
“这不是数据许可条款。”
“现实不是只有条款。”
“正因为现实里有这些压力，才要有条款。”
詹炜挂了电话。
第二天清晨，叶穗到实验室，发现三只纸箱仍在原处，封条完整。门禁日志显示凌晨一点十五分，平台管理员进入过实验室，停留二十三分钟。
她检查隔离目录，没有新增访问记录。
纸箱似乎没人动过。
但最上面那份协议草案，被翻到了最后签字页。
詹炜的签名栏仍然空着。
旁边多了一行铅笔字：
【不签，也不等于不能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