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诗》词恪肆湾

2、序2 童遥 江浙多水乡

　　江浙多水乡，我故乡是芜州一处无名镇。黛瓦白墙，临水成居，窗棂枕着烟波，是江南最寻常的婉约景致。
　　民国二年立夏，我降生在此。
　　我父亲行医开铺，悬壶济世，家业不算殷实阔绰，却也安稳宽裕。母亲梅悠安，出身曾经繁盛的船运世家，后来家道渐落，但仍剩几间临街铺面，以供生计。
　　我上头有两位兄长、一位长姐，堂族亲眷亦有四五人。彼时旁人看来，芜州林氏人丁兴旺，正是稳步向上、蒸蒸日上的光景。

　　流年无声，一整个盛夏倏忽而过。
　　我年幼时未有大名，只取乳名唤作筠。母亲常叫我阿筠。
　　时序入处暑，天候骤变，镇上莫名起了怪病。来药铺求诊的乡民一日多过一日，父亲日日奔波诊治，几乎无暇休憩。
　　没过多久，风寒瘟疫席卷整座村镇。堂兄堂姊、大伯三叔，接连染疾卧病，阖族皆被阴霾笼罩。
　　这些旧事，我本无所知。彼时我尚在襁褓，咿呀学语，不识人间疾苦，皆是多年后次兄告知。
　　也许是天意弄“婴”，这场芜州大疫，林家第一个中招的，偏偏是尚在“咿呀”的我。
　　据次兄所言，那次我病势凶险，险些没能熬过那场劫难。
　　那并非寻常风寒，是席卷全境、无人幸免的芜州瘟疫。
　　襁褓中的我高热不退，进食艰难，大半时日都陷于昏睡昏沉。母亲终日忧戚难安，夜夜守在榻前不眠；父亲行医半生，见惯病痛，面对幼子危疾，亦束手踌躇，不敢轻易开方下药。
　　万幸几番挣扎，我终究从鬼门关捡回一命。
　　可疫病从无慈悲。
　　那场肆虐整夏的瘟疫，终究带走了我的两位堂姊。
　　待到疫潮散尽、尘嚣落定，人间已是腊月寒冬。

　　童年倏忽而过，快得像水乡河面掠过的一阵风。
　　家里陆续添了弟妹，年年春风，一遍遍拂过临水的村落。轰轰烈烈、举国震动的五四运动落潮之后，家中最小的叔父，就要从北京返乡了。
　　母亲同我说，小叔是留洋归来的新派青年，曾亲身参与过五四游行。
　　民国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叔父林荣国回了芜州老家。
　　在我模糊的印象里，荣国叔身形高挑清瘦，架着一副西洋眼镜，总爱围在我们一众小辈身边，讲着外头广阔天地的新鲜事：痛斥卖国奸佞，谈及中山先生，袁大总统云云。
　　彼时我才七岁，懵懂孩童，听得一头雾水。
　　他常握着钢笔撰写书信与时评，写完便投递到城中街边绿色的邮筒里。
　　闲来无事，我要么蹲在一旁听他讲远方的故事，要么跟着父亲在药铺里分拣药材。我格外贪恋药房里清苦沉静的药香，闻着便觉得心安。
　　幼年的我从无什么宏图大志，生于水乡，只贪恋芜州一隅难得的安稳平和，全然不曾察觉，自己正置身于一个波诡云谲、风雨飘摇的大时代。

　　荣国叔在家过完新年，便决意动身前往上海。临行前，他郑重和父亲提起了关于我的一桩要事。
　　“忠祖兄，筠丫头已经到了入学的年纪，切莫因她是女子便埋没天分。往后的世道，早已不同往日。我听闻镇子北边办了新式学堂，万万不可轻视读书明理的用处。”
　　就这般，当春风再度漫过药堂，裹挟着淡淡药香飘到窗沿时，我要去念书了。
　　我搭乘乌篷船，穿过一座座石拱桥，去往那个此后毕生难忘的去处——秋净堂。
　　授课的吴汝河先生，梳着一条麻花长辫，授课时总是带着温和笑意。她总说让我们称呼她姐姐，我仍拘谨，只垂首恭敬地称她吴先生。
　　学堂课业并不算繁杂，只设文言、珠算、时政三门。文言与珠算由吴先生亲授，时政课则会外请不同的讲师来讲。
　　相较晦涩的古文、枯燥的算盘，我最偏爱时政课。不必死记硬背，只静静听先生们娓娓道来过往世事就好。
　　上至唐宋兴衰，晚清末路；远到倭寇犯境，海外邦交条约。我尚且不解，为何讲师们谈及列强逼迫华夏签下不平等条约时，神情里会糅杂着悲痛、愤懑与怅惘。我只隐约明白，那些条约是剜在国土上的伤口，腐朽的政权，将中国拖入了沉疴难愈的绝境。
　　那时我常在心底暗自琢磨：究竟哪一味汤药，能治好偌大华夏的顽疾？自家药铺的千百方剂，显然做不到。
　　我曾把这个困惑说给吴先生听，她只轻声告诉我：总会有的。待我追着追问那副“药方”究竟是什么，她便缄口不言了。

　　某个清晨，我又一次抛出这个问题。吴先生没有作答，只是抬眼望向东方缓缓升腾的朝阳，唇角噙着浅淡笑意。
　　我顺着她的视线望了望太阳，又拽住她的衣角追问：“先生，日出天天都有，究竟有什么特别的？”
　　她回过头，目光格外坚定，望着年幼的我一字一句道：
　　“林筠，你要记住。能救赎中国的良方，从不是药材，而是思想，是万众凝聚的力量。我开办这所女子学堂，初衷无他：是为聚拢更多进步之人，让救国的信念，传遍市井乡野。”
　　这番话，是1922年的春日里，吴汝河先生对我说的。
　　那年我年仅九岁，只听得似懂非懂，半分没能彻悟字句里沉甸甸的期许。
　　许多年后历经世事，我才读懂了她当日藏在眼底，未曾说尽的殷切与盼望。

作者有话说

　　下一章开正文，正文第三人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