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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塞纳河畔牧羊人 从温哥华经 ...


  •   1. 序幕:阴雨中的委托
      温哥华的阴雨总是漫长。在那间充满雪松香气的书房里,苏先生把一份厚厚的行程单推到我面前,语气像是在谈一宗跨国并购,而非他的独生女儿苏蔓。
      “老兄,她想逃。逃离这份婚约,逃离我给她画好的未来坐标轴。”苏先生的手指点在“巴黎”那一页上,“她以为这一个月的欧游是自由的,但我需要这成为她的‘成人礼’——让她在看透那些虚妄的浪漫后,心甘情愿地回来,履行她作为苏家继承人的职责。你去,像个意外一样出现在她身边。”
      我看着行程单上密密麻麻的航线:多伦多、巴黎、雅典、米兰、柏林、伦敦……这不仅是环球一周,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围猎。
      而我,是那个被雇佣的牧羊人。

      2. 第一程:多伦多的中转
      从温哥华起飞,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我见到苏蔓的送行者——苏先生多伦多公司的一个管家式的人物。迎着他,彼此没有目光交流,我走向安检门。苏先生的势力无所不在,连帮苏蔓订机票、办签证的“朋友”里,都有他的眼线。
      翻开那份厚厚的行程单,那是苏蔓亲手做的攻略,字里行间透着一种急于挣脱枷锁的雀跃。她只管随心所欲,计划着一路向东的航线,却不知道,她将要踩下的每一步坐标,同时已呈报到了我的邮箱里。
      从多伦多飞往巴黎的8个高空小时里,我复盘着她的路线:从法兰西的浪漫,到雅典的文明,再到意大利的热情、日耳曼的严谨、英伦的庄重。整整一个月,苏先生希望我用“导师”的身份,用现实主义的冷水,一点点浇灭她那些不安分的火苗。
      这不仅是地理的跨越,更是苏先生精心构建的“文明驯化”阶梯。
      “文明的进程,就是驯化的进程。”我在打印出来的行程单上随手写下。

      3. 落地:巴黎的迷乱与印象
      抵达巴黎夏尔·戴高乐机场时,夏日上午的日光,已有些晃眼。
      通往出口的标志,有法、英、中三种文字,清晰得令人恍惚。温哥华和多伦多机场,也是三种文字,不过法、英文的次序,对调了一下。迎着旅客,有一个巨大的告示牌,也是三种文字,先看到下面一行八个汉字“众志成城文明行动”,再看上一行英文——Together, Let’s focus on courtesy——不过是讲礼貌的意思。很中国,译的尽管生硬,但也亲切,仿佛某种无形的巨手,跨越重洋将我们这些异乡人重新拎回了规则之中。我发了一张机场照片给苏先生,回复很快:“她已入驻二区,看好她。”
      按图索骥,住进二区的一间公寓——行程单上是这么计划的。这儿,民居密集得像是一座石头的丛林。罗马式、巴洛克、奥斯曼风格的建筑挤挤挨挨,每一扇雕花窗棂后似乎都藏着一双挑剔审视的眼睛。想到卡波耶特,那位同为印象派画家的富翁,笔下那幅著名的《雨天的巴黎街道》,画的就是这儿。
      傍晚时分,我走出公寓。巴黎的二区与卢浮宫所在的一区,近在咫尺。街道上,喧哗的游客与悠闲的当地人互不干扰地并置着,呈现出一种印象派画作特有的、模糊了边界的无序之美。
      穿过杜乐丽花园,不远处就是卢浮宫沉稳的剪影。根据旅游网站订单显示,这片红色虚线标注的区域里,苏蔓可能正在某间咖啡馆里,享受着她以为的“独立人生”。
      我点了一支烟,看着塞纳河水被夕阳染成莫奈笔下的碎金。

      4. 故人、闲人与委托人
      我和苏先生认识三十年了。早年间,他靠商业版图的开疆拓土积攒资本,我靠文化顾问的身份为他的资本镀金,算是一段互相成就的“雅俗共赏”。如今,他成了身陷名利场的高塔之王,而我成了领着丰厚顾问费游手好闲的“精神贵族”。
      他把苏蔓交给我,是因为他知道:比起他的强权,苏蔓更难拒绝我的“智慧”。
      “老兄,你了解她,她那些所谓的艺术追求、自由向往,在你眼里不过是透视法里的一个小瑕疵。”苏先生在电话里声音沙哑,这位曾经玩过艺术评论的大佬还没忘记自己年轻时的兴趣,“带她回来,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份差事。”
      我看着银行账户里多出的那笔“旅行经费”,自嘲地笑笑。这确实是桩好买卖,只需要在欧洲的艳阳下,扮演一个温和的引路人。

      5. 开局:河畔的“偶遇”
      我看到她了。
      就在塞纳河畔。她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风衣,正痴痴地望着远远近近那些古老的桥梁出神,手里攥着那本她以为能指引自由的攻略。
      我整理了一下衬衫领口,带着那种苏先生最欣赏的、温和而无害的微笑,朝她走去。
      “苏蔓?这么巧,在巴黎也能遇到。”
      她回过头的瞬间,眼神里先是惊愕,随即是一丝被打扰的不悦——毕竟这打破了她完美的孤独旅行者人设,最后,一切都化作了对他乡遇故知的某种脆弱的、本能的依赖。
      “林老师?您是临时起意来巴黎?”她瞪大眼睛,虽然还有戒备,但显然,在异国他乡见到一个曾经聊得来的、带有导师色彩的长辈,让她紧绷的肩膀松弛了下来。
      “既然遇到,就一起走走?”我顺势接过了她的日系帆布包——那里面似乎塞满了沉重的艺术画册和相机镜头。“我这把老骨头,也想借你的眼睛,看看年轻人心里的巴黎呢。”
      这场关于“灵魂驯化”的博弈,正式开局。

      6. 第二日:两万八千步的博弈
      我们从二区的住处出发。苏蔓为了所谓的“自由”,住在这寸土寸金的市中心。
      “一晚1300块人民币,就为了换这口并不比温哥华清新的巴黎空气。”我打趣她。
      “我自己的钱,也不算贵。”
      “蔓蔓,自由确实是有价码的。一个人出行最贵的就是住宿和安全,这样可以让你父亲不用担心。”
      “他担心的不是安全,是失控。”她走在前面,皮鞋扣在古老的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像是要一日看尽巴黎,她说先感觉一下老城轮廓。经过卢浮宫,她顺手拍下一张照片,说是第一眼的卢浮宫,但脚步不停,说好东西要留到后面。跟着年轻人不容易,活该说了“也想看看年轻人眼里的巴黎”。
      朝阳给卢浮宫披了件金色的外衣,她想聊聊古典建筑的张力。我淡淡地回了一句:“这儿曾是皇权的中心,所有的张力都源于对秩序的绝对控制。”
      昨天“偶遇”,她说想看看塞纳河,刚住下背着个包就奔河边去了。这是初见,她流连忘返,感叹巴黎的美丽。我提醒她,这种美丽是建立在拿破仑以来的市政规划和高昂的维护成本之上的。巴黎市政厅就在经过的卢浮宫东侧的对面。
      杜乐丽花园,我们在树荫下小坐。她提到马奈在这儿画过《杜乐丽花园音乐会》,眼里一派神往。我顺着她的话头说:“印象派之所以算个革命,是因为他们敢于打破古典的严谨光影。但蔓蔓,打破规则的前提是,你要先拥有规则,并深刻理解规则。马奈曾在卢浮宫临摹了多年的古典大师。”
      她沉默了,拍下远远的协和广场方尖碑。在协和广场,又拍下远远的埃菲尔铁塔。
      从香榭丽舍大街,我们步行到了凯旋门。手机上的“健康”APP显示,这一天走了两万八千步,几乎走遍了巴黎的骨架。
      一路上,我像个专业的文化导游,更像个耐心的猎人。我从不正面否定她的热忱,只是不断地利用实景,向她渗透一个核心逻辑:所有的诗与远方,最终都要落脚在柴米油盐、市政规划与权力意志的妥协之中。
      “林老师,您不累吗?”在凯旋门下,她有些疲惫地问,眼神里多了一丝敬畏。
      “累,但这种‘行万里路’的快感,不就是你想要的吗?”我递给她一瓶法国依云天然矿泉水,看着她毫无防备地喝下去。
      其实我没告诉她,我一点也不累。我享受这种掌控感,看着一个满脑子幻觉的年轻女孩,在我预设的话语体系里一点点动摇、迷失,这远比去卢浮宫里看那些死气沉沉的画作,要有意思得多。

      7. 林克的心迹:关于“驯化”的迟疑
      从我们住的右岸去左岸,要经过“新桥”(Pont Neuf)——这座跨过西岱岛的塞纳河上现存最老的桥。
      “这儿有棵柳树也!”看着苏蔓在西岱岛尖的那株巨大的垂柳下驻足,我的心突然感到一种细微的刺痛。“林老师,我住的公寓门前,还有一丛竹子呢!真是没想到,在万里之外的巴黎老城中心,能看到这些。”
      她不知道,巴黎有奇树十三株,除了这株垂柳,来自中国的还有一株枫杨。然而,作为一名关心文化的专业人士,我更清楚它背后不那么浪漫的现实——在规划2024年巴黎奥运会时,这儿差点儿成了一个荒谬的、为了转播效果而搭建的跳水高台——这棵柳树,很可能要被砍掉。
      “你看,连这株活了几百年的种在巴黎最老的桥下的‘奇树’,在奥林匹克这种宏大的时代命题面前,也显得微不足道。”我指着桥面上正在维修而留下的丑陋的坑洼和围挡,“巴黎在为了一场盛会而自毁容貌。但也就是这座桥,1985年曾有艺术家用丝织物包裹过它,尽管只包裹了几个月,但有几百万观众来看它。”
      “有意思!是装置艺术吧?”
      “是的。这像不像我们的人生,谁都想做点文章。可以放飞想象,包裹它,创造意想不到的奇观,但也可以为了赶上某个社会公认的、‘盛大且正确’的节点,砍掉一株脆弱的垂柳,把它改成一个给人跳水的台子。”
      苏蔓站在河边,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定定地看着塞纳河水,声音很轻,却透着一种让我惊讶的任性:“如果他们非要砍了那棵树,我也不会在这儿跳水。我会游过去,游到对岸去。”
      我看着她,心中一阵悸动。我的“碎碎念”本是为了通过展示文明的脆弱来消解她的意志,却没想到,她能从这些破碎的意象中,提炼出反抗的勇气。
      苏先生给我的任务是“去除她的精英养成”,说白了,就是要把她从虚幻的云端拽回地面,让她觉得艺术、自由、流浪都是些昂贵且虚无的幻觉,从而乖乖回去。但我惊讶地发现,我正在做的,似乎是在递给她一把梯子,让她爬得更高。
      我这辈子最擅长的就是冷眼旁观。可面对苏蔓,我那颗早已如西岱岛地面上的奥斯曼石砖般坚硬、冷漠的心,竟然裂开了一道缝隙。她看着这株从中国移栽来的垂柳,眼神里有一种近乎易碎的、并非思乡的乡愁。我本该冷酷地提醒她这棵奇树,并没有多少人看顾它,话到嘴边,却变成了:“蔓蔓,一竹一柳,足以忘乡。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我是在背叛苏先生,还是在背叛我自己?

      8. 左岸:波西米亚的诱惑
      “林老师,这就到了左岸吧?”跨过新桥时,她的脚步轻快得像个逃课的学生。
      “对,左岸是平民、学生和那些不守规矩的艺术家;右岸是金钱、权力和你父亲最喜欢的秩序。就说这包裹新桥吧,艺术家申请了很久得不到批准,后来有个秘书把报告塞进待市长审批的文件里,终于让市长误签了。”
      我回头看了看右岸刚才经过的LV(路易威登)莎玛丽丹百货公司大楼,以及马路中央的草间弥生那在古典建筑映衬下显得怪诞甚至具有侵略性的巨大塑像——草间弥生也曾包裹过树啊什么的,但很可能是受到启示——继续寻找词汇完善我的驯化理论:“右岸负责给世界制定规则,左岸负责嘲笑规则。”
      苏蔓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着我:“那您呢,林老师?您住在右岸的公寓里,享受着规则带来的舒适,却带着我往左边走。”
      我避开了她的目光,仰头研究起新桥下那些神态各异的滴水嘴兽。这些狰狞的石兽在两百年的风雨里冷笑着,仿佛在嘲讽我这个伪善的、内心分裂的牧羊人。
      苏先生的叮嘱还在耳边,“老兄,蔓蔓交给你我最放心了,对她来说,你就像亲叔叔一样。”

      9. 大火后的圣母院:残缺的隐喻
      我们在巴黎圣母院外兜着圈子。2019年的那场大火留下的伤痕依然触目惊心,复杂的脚手架像是一层丑陋、苍白的补丁,试图遮掩工业文明在天灾面前的脆弱。
      “真可惜。”苏蔓的声音有些低沉。她在建筑围挡前磨蹭着,迟迟不愿离去。
      “这就是现实,蔓蔓。”我终于找到了切入点,重新拾起我的“导师”职责,将话题从虚幻的感伤引向冷酷的逻辑,“即便像圣母院这样看似永恒的存在,一场意外、一次疏忽,就能让它的尖顶坍塌。你向往的那些‘非传统生活方式’,就像这木质的屋顶,美则美矣,却极度易燃,缺乏抵御现实风险的能力。”
      隔着围挡,看着那片被现代工程技术禁锢的废墟,她轻声说:“即便烧毁了,它的骨架还在。林老师,只要骨架不倒,它就还是圣母院,对吗?”
      那一刻,我哑口无言。
      我脑补着雨果笔下的卡西莫多与后来改编的电影,脑补着圣母院里那些消失的彩色玻璃和管风琴声。我意识到,苏蔓并不是在逃避生活,她是在寻找她自己的“骨架”——一个能够支撑她灵魂、不被苏先生的意志所压垮的骨架。

      10. “元小说”缝隙:塞纳河上的天鹅
      写到第10节,该透个底了。
      这部小说,作者以自己写的8万字与自己拍的几百张图构成的长篇游记为底本,试写了至少三稿,在反复推敲之后,正式开始了创作。
      在原稿里,以上9节只是关于抵达机场、住在二区与去圣母院路经的“新桥”有关历史的科普以及“左岸”地理位置的考据。如果读者对这些真有兴趣,不妨去看本连载完结后的“番外篇”,但在现在的故事里,这是苏蔓第一次对男主人公林克发起的反击。
      她不仅仅是在看树、看桥、看圣母院,她是在通过这些,构建自己的防御体系。而林克,这个受命来拆墙的人,却开始迷恋起她构建的那座围城。
      新桥下的游艇码头悠游着两只天鹅,傍晚的塞纳河水像英国新浪漫主义画家斯坦利·斯宾塞画中的天鹅羽翼一样波光粼粼。伦敦的泰晤士河,有个每年一度前后5天的“清点天鹅”活动。天鹅属于皇家财产,可以视为国有资产,但法国的王室没了。
      走在苏蔓身后,林克看着她被夕阳拉长的纤细的影子。
      林克,下一次,当你与她去美术馆,面对那些真正的“印象派”杰作时,你打算怎么开口?是告诉她光影的骗术与资本的运作,还是诚实地告诉她,你已经快要看不清自己在这场围猎中的任务了?
      “林老师,先不谈你快要看不清自己的任务。”苏蔓突然跳出小说,喊出声来,“凭什么你是我爸派出的‘精神导师’,而且还要‘偶遇’?为什么你不能就在戴高乐机场接机?还有,为什么我不能自己在巴黎遇上一个法国帅哥?我要真正的偶遇!”
      “哎,苏蔓,你不能这样出来指手画脚,作者写什么,怎么写,是有自由的!”
      “你说是在写‘元小说’嘛,我就可以出场。”
      无奈,作者只好构思新的“偶遇”,让苏蔓与林克,一遍又一遍地在机场相遇。
      好在看完各种试写,苏蔓表示还是以上的9节比较靠谱。“只要作者还要写下去,我们就得继续。但也许,我们可以试着在文字的缝隙里,找一点属于我们自己的、不被描述的时间。”至于“法国帅哥”,苏蔓觉得这回算了,下回她自己找。
      写作,可以建立在读者的不满意之上。今天,作者可能成了导演,更多的工作是选择、重来与再选择。
      以下,请忘了“元小说”,我们继续回到上面的写法。顺便解一下题,“牧羊人”这个意向虽与宗教有关,但更直接的灵感来自陈丹青1980年前后的《西藏组画》,其中名为“牧羊人”的一幅,2021年不知是第几个的买主转手卖出一个多亿,画面是一位只见背影的男藏民在吻一位只见半个脸的女藏民。

      11. 卢浮宫:纠结的欲望
      贝聿铭的那座玻璃金字塔在烈日下闪着有些刺眼的、充满几何理性的光。入口处,苏蔓低头反复核对着手机里那张17欧元的电子门票,眉头微蹙。
      “比现场买还贵两欧元。”她轻声嘀咕,对这种违反“常识”的定价感到困惑,透着一种习惯的、单纯的计较。
      “蔓蔓,这就是当代欧洲的运行逻辑。”我站在她身侧,看着那些在烈日下排成长龙的游客,语气平淡,“多付的两欧元买的不是纸张,而是‘秩序’的优先权和‘不排队’的特权。在这儿,时间永远比金钱贵重。”
      不知怎的,我喜欢她的这种计较。她爹平民出身,在我们那个年代,计较两个铜板,乃与生俱来的习惯。我继续叨叨,“这种地方,在中国,还有更贵的票价,或无价,那是权贵的入场券。”
      她没接话,只是用力抿了抿嘴。进入金字塔下方的巨大中庭,抬头看向被切割开的、显得支离破碎的蓝天。那种被宏大建筑和流动人群压迫的局促感,让她下意识地向我靠拢。在验票口的推搡中,我伸手轻扶了一下她的背,掌心触到风衣质地的瞬间,感觉到她的身体有一秒钟极其微小的僵硬。
      “别紧张,这儿在成为艺术殿堂前,首先是一座防御要塞。现在,它不过是一个被审美包装后的、华丽的牢笼。”我贴着她的耳廓,声音低沉得近乎耳语,“你看这金字塔,当年九成巴黎人都觉得它像一块补在古典丝绸上的补丁。可结果呢?密特朗总统还是把它盖起来了。权力的意志,从来不需要顾及大众的审美,从来不需要向所谓的大众审美请示。权力的迷人之处,就在于它能强行定义什么是‘未来的古典’。不过,法国的总统们都懂点儿艺术吧,他们到中国来,都会要求去西安看看。”
      她抬头看向透明的塔尖,眼神里闪过一丝迷茫:“那它的存在,究竟是前卫的胜利,还是权力的傲慢?”
      我们像两枚误入历史深处的零件,走进庄严的女柱阁与无尽的大理石雕塑的丛林里。苏蔓走得很急,帆布鞋敲在抛光石板上的声音在巨大的展厅里回荡。
      在通往《蒙娜丽莎》那道如同传送带般的蛇形警戒线前,我伸手拉住了正准备去排队的她。
      “别去。大卫里奥说过,在那儿你只有五秒钟的观看权。”我指向远处那个被防弹玻璃和层层后脑勺包裹的小方框,“不如看看大厅的人流,这才是‘特种兵’打卡仪式。真想欣赏的话,回头咱再琢磨一次网上的高清图片。拿破仑曾把它挂在卧室,那是占有;这些游客在排队,那是抵达。我们,已经抵达了。”
      我带她走向《米洛的维纳斯》,那里人少一些。
      苏蔓在那尊两米高的断臂雕像前站了很久。光线从高窗洒下,在大理石的肌理上流淌,那半遮半掩的裙裾褶皱里似乎藏着千年的风尘。
      “这种残缺……比任何一种完整,都更让人透不过气。”她低声感叹。
      “因为残缺才意味着‘不可控’,意味着某种原始生命力的意外断裂。”我像个拆解神话的导师,剥开艺术的糖衣,露出内里的苦涩,“你看,这底座有雕塑家亚历山德罗斯的署名,这是艺术家悄悄流露的、试图抗衡时间的野心。可即便强如希腊神祇,也逃不过肢体破碎的命运。蔓蔓,说得直白一点,你父亲想让你成为一尊完美的、完整的艺术品,但你——”
      我停顿了一下,直到她回过头来,“却想做这尊残缺的原作,对吗?”
      她转过身去拍摄那些冰冷的石头。我觉得她的呼吸停了一瞬,在掩饰被我看穿的慌乱。
      在让·克卢埃那幅巨大的《弗朗索瓦一世》画像前,苏蔓被这位“文艺复兴庇护者”眼中的神采所震慑。
      “他看上去还在呼吸。”她感叹道。
      “他在呼吸,也在掠夺。”我冷冷地补充,“他在位期间,法国拿下了如今加拿大的魁北克。你去过那儿,那儿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棵枫树,最早都是这位‘情圣国王’眼里的收藏品。艺术的背面永远站着领土的野心与资本的铁蹄。”
      大厅里有两位正在临摹的专业画师,他们笔下的色彩精准得近乎卑微。
      “他们有资格长久待在这儿,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原创的痛苦,选择了去完成一份完美的复制。这是一种安稳的、甚至是体面的奴役。”
      “林老师,您一定要把一切,都说得这么冷冰冰吗?”她终于忍不住,声音里带着一丝委屈。
      傍晚,走出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我的步履异常沉重。
      我告诉她,大学时代,我在北京看过卢浮宫的巡展。那时候我觉得,如果能把这座宫殿裁成三截,分给那些艺术贫瘠的土地,世界会变得更公平。但我心里清楚,有些东西是裁不开的——比如阶级,比如认知,比如我现在对她的纠结的欲望。
      卢浮宫的每一件真迹都在提醒我:伪作可以靠技法以假乱真,但欲望这东西,骗不了自己。
      看着她曼妙的侧影被巴黎的夕阳拉长,我脑海中突然跳出一个极其荒谬且危险的想法:如果这整场旅行是一次“巡展”,我能不能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运用我所有的智慧与手段,把她从苏先生的剧本里偷走?
      理智像机场安检口的红外线一样,瞬间扫过我的心:林克,你只是个拿钱办事的家伙,别把这一场所谓的“精神洗礼”,变成你自己的一场诱捕。
      牧羊人的职责是把羊领回羊圈,而不是把她拐进荒野。

      12. 爱情锁与自由火炬
      为了应对巴黎的夏日,我换上了一身略显陈旧但剪裁极佳的休闲西装。正如苏蔓所调侃的那样,在这满大街冲锋衣与棒球帽的游客潮中,我试图维持一种上海老辈人口中“老克勒”的体面——那种即便在废墟前也要保持衬衫领口挺括的、近乎顽固的自尊。
      苏蔓在看风景,而我在看她看风景的样子。
      这姑娘正沉浸在一种精巧的“巴黎式”幻觉里。她观察着那些带着某种天生疏离感、飘忽而过的当地人,试图捕捉那种被时尚杂志定义为“法式范式”的姿态。我本想提醒她,那种慵懒背后的傲慢,本质上是整座城市在透支数百年的文明红利,但看着她那副如获至宝的神情,我突然觉得,继续打破这种幻觉,实在有点残忍。
      苏先生在电话里的声音依旧像是一场紧凑的商业谈判:“老兄,别让她只顾着看艺术。她得看到现实的底色,看到那些漂亮外衣下的账单。”
      现实的底色?在巴黎,现实的底色就是所有人都在合谋演出一场名为“浪漫”的戏剧。
      我们走上了艺术桥(Pont des Arts)。
      即便市政当局曾像清理垃圾一样,一次性清除了几十万把足以压垮桥身的“爱情锁”。这不是一个容易的活儿,是一把把打开,还是一片片敲掉?想着就够麻烦,但在这座桥中央的立柱上,依然疯狂地长出了新的“赘生物”。苏蔓蹲下身,盯着一把刻着模糊名字的挂锁,手指轻轻摩挲着金属上的锈迹。
      “林老师,您相信这个吗?锁住了,就能永恒?”她抬头问我,残阳在她瞳孔里跳动,像是一簇不安的火苗。
      “蔓蔓,你得知道,爱情锁的叙事起点是一位塞尔维亚女教师的悲剧,她爱上了一位军官,可军官去打仗又爱上了别打姑娘,结局是女教师心碎而死。”我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掉书袋,而是用一种近乎解剖的逻辑拆解它,“人们之所以发明这把锁,正是因为他们潜意识里知道爱情是高度流动的、不可控的熵增过程。既然结婚戒指已锁不住人心,他们就求助于沉重的工业挂锁。本质上,这不是爱,而是恐惧,是那种‘我得不到你,也要把你锁在这儿’的病态占有欲。”
      她缩回了手,仿佛那把锁突然变得烫手。
      “可能每位父母,也都想给儿女一把这样的锁。”我看着脚下缓缓流动的塞纳河,想象着厚厚的淤泥里层层叠叠的钥匙——扣上锁后,钥匙就扔到河里,“一份婚约,就是一把挂在‘艺术桥’上的锁。来自世界各地的情侣,到巴黎签订这份婚约,看似朝圣,看似浪漫,实则不过从俗,不过好玩罢了。只要还没看清‘浪漫’的真相,我们依然会被下一把锁扣住。”
      她沉默了很久,起身快步走向另一座桥。我知道,这一记重锤,精准地砸在了她的心上。
      我们走到了阿尔玛桥(Pont de l'Alma),苏蔓朝桥北端那个巨大的“自由之火”火炬走去。火炬底座上边,密密麻麻的鲜花、卡片和黛安娜王妃的照片吸引了她。
      “为什么这儿成了她的祭坛?”她不解。
      “因为自由是有价码的,蔓蔓,而且通常是最高昂的那种。”我靠在微凉的石栏杆上,指着下方那个黑黢黢的隧道口,“这儿是王妃香消玉殒的地方。人们把原本放在这儿的送给美国的自由火炬复制品,当成了悼念一位逃离规则者的祭坛。是个好地点,但不讽刺吗?她为了追求所谓的‘真爱’和‘自由’,试图甩掉最古老的皇室坐标轴,最后却死在了一个最标榜浪漫的城市的隧道里。”
      苏蔓默默读着那些写给黛安娜的多国文字留言,我想她或可增加个中文的。
      “巴黎的伟大之处在于她的包容,她能包容所有的山寨和狗尾续貂。因为她有足够的底气。”我指着远处为了筹备奥运而修修补补的围挡,“全世界都在模仿巴黎的浪漫,但大多是东施效颦。真正的巴黎,能够冷眼看着一个个像黛安娜这样的灵魂,在追求自由的路上粉身碎骨。”
      那晚,我们在二区的街头漫步。
      街边的咖啡馆里,年轻男女旁若无人地拥吻,空气里混合着劣质烟草、昂贵香水和地铁站散发出的潮湿气味。这种喧嚣与悠闲的并置,让苏蔓显得有些茫然。
      “林老师,我以为巴黎能给我答案。”她轻声开口,语气中带着疲惫。
      “答案不在巴黎,在你的脚下。昨日的两万八千步,只是导论而已。剩下的,是你打算怎么把自己锁起来,或者,怎么把钥匙丢进塞纳河。”
      我带她进了一家不起眼的小餐馆。没有烛光,没有鲜花,只有略显粗鲁的法式服务生和坚固、扎实、充满了奥斯曼时代遗风的木质内饰。我看着她低头用力切着牛排,牙齿轻咬下唇,我知道,她心里的那场关于“顺从”与“逃逸”的博弈,已经白热化。
      我想带她看透虚伪,却又在该死的瞬间,害怕她因此彻底失去了对生活的热忱。苏先生交代我做一个“清道夫”,铲除她内心的杂草,但我发现自己竟然在贪恋这份与她“共同迷失”的同志情谊。
      我娴熟地运用着话语权力的手术刀。我知道,每一刀都精准地切在“浪漫”的幻觉上,却也每一刀都划在了自己的良知上。
      三十岁的年龄鸿沟,本该让我拥有一种近乎神像的冷静。可就在送她回住处的楼道里,因为台阶湿滑她下意识抓紧我手臂的一瞬,隔着薄薄的衬衫,那种丝绸般皮肤传来的温热,也像是一记重锤,砸得我一阵眩晕。
      我该是她的防波堤,还是该承认,我也是那股试图吞噬她的浪潮之一?

      13. 换场:从要塞到火车站
      “卢浮宫只看了六个钟,你确定不要再去了?”我靠在漆成墨绿色的公寓门框上,试探性地抛出一丝属于右岸的诱惑。
      “不要去那种奢华的坟墓了。”苏蔓在出门前换上了一双轻便的白色球鞋,系带的动作利落而果断,带着某种不容置疑的意志,“林老师,我们去奥赛。听说那儿以前是个火车站。”
      看着她轻快的背影,我心头微微一沉。奥赛博物馆——那是年轻灵魂最容易产生共振的地方。然而火车站,意味着流动、出发、不确定性,这正是我试图从她脑子里抹去的词汇。
      走进奥赛,1900年的火车站骨架撑起了一个巨大的、半透明的梦境。中央大厅里,那尊绿色的自由女神像——送给美国那个的迷你版,像是一个哨兵,守卫着一众充满□□与挣扎的俊男靓女雕塑。
      “雕塑这一块,咱们或许得承认某种叙事上的分野。”我站在那一群充满张力的石刻面前,故意用一种挑衅的口吻试探她,“我那些爱国的朋友们总爱提兵马俑。但你看,这些雕像,一件是一件,是活生生的人,是个人主义。兵马俑是成千上万个标准化的零件,是集权意志下的壮观。蔓蔓,你父亲更喜欢兵马俑那种壮观,因为在他看来,每个零件都是可替换的。”
      “林老师,既然您提到了‘可替换’,” 苏蔓没有像往常那样沉默。她停在一尊裸露的雕像前,转过头直视我的眼睛,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显得格外清晰,“那您觉得在这场旅行里,您是一位不可替换的灵魂导师,还是我父亲派来的一个 ‘零件’?”
      我愣住了。这是她第一次撕开我们之间那种温文尔雅的假面,而且似乎指向那个阴雨中的委托。
      “我不是兵马俑。”她指着那些形态各异的雕塑,声音清冷,“我也不是为了让他‘认输’才逃出来的。我只是想在这些大理石里,找一找,有没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不会被批量生产的模子。”
      我们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对峙,直到走进梵高的展区。
      那是关于他生前最后70天的画作展。37岁的生命,最后的焦灼的火焰。
      “我喜欢这些,不是因为它们值钱。”苏蔓站在那些扭曲的线条前,眼眶微红,“是因为这些画证明了,即便只有70天,即便最终要撞碎在现实里,这种燃烧也是真实的。林老师,您总跟我谈‘稳固’,谈‘奥斯曼式的坚硬’,但梵高告诉我,破碎本身,也是一种美。”
      我看着她在《麦田群鸦》前流连,心里的防线竟有些松动。我本该告诉她,梵高是个疯子,结局是自杀,这种美是极度危险的。但我开口时,声音却变得有些沙哑:“蔓蔓,如果你要烧掉自己,那代价……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
      “总比从未燃烧过好。”她轻声说着,没有看我。
      午后,我们登上了奥赛的二楼。
      巨大的时钟盘面像是一个时间的牢笼,而我们正站在牢笼的内里。透过钟盘的缝隙,可以看到外面川流不息的塞纳河,以及斜对面那座象征着权力的卢浮宫。
      “在这个位置看巴黎,挺有意思。”苏蔓面对冰冷的机械零件,“我们在时间的背面。卢浮宫看着我们,像个严厉的长辈;而我们躲在老车站的大钟里,假装自己能让时间停住。”
      那一刻,午后的阳光穿过大钟的数字缝隙,在她脸上投下了一格一格的阴影。这种并置的美感——工业的粗粝与女性的柔和,瞬间击碎了我作为“牧羊人”的克制。
      看着她,我突然觉得,如果能一直这样躲在时间的背面,不再去管苏先生的越洋电话,不再去想那些所谓的“去精英化”任务,倒也不错。
      “看饱了印象派,明天是不是就不想去橘园了?”我把自己拉回了现实。
      “马奈的草地、莫奈的桥、雷诺阿的舞会……”背对着那面巨大的钟表,她没回答我的问话,还在沉思,“他们都在说一件事:真相就在你的‘印象’,也就是自己的直觉。”

      14. 林克的心迹:内脏外挂的诚实
      在《夏日欧游》游记原稿里,以上只是关于“中西雕塑对比”和“印象主义聚会”的艺术札记,但在当下的故事里,奥赛博物馆成了一个分水岭。苏蔓不再是那个被动接受灌输的女孩,她开始反向观察我,观察这个躲在“知识”迷雾背后、试图通过逻辑来逃避真情的男人。
      对了,我还与她去了蓬皮杜中心(Le Centre Pompidou)。那些裸露在外的红蓝管道,在建筑界被誉为“结构性的诚实”,但在她眼里,是“内脏外挂”,是某种残忍的隐喻。
      在透明的自动扶梯上,随着管道缓缓上升,可以俯瞰整个街区的灰色屋顶。苏蔓说的相当透彻:“所有的支撑结构都露在外面,像一个被剥光了衣服的人,想掩饰自己的虚弱,却显得更加狼狈。”
      夕阳照在她脸上,那种年轻得近乎残忍的光芒,让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些年构建起来的逻辑、名声和地位,也像这些外露的管道一样,在真正的“真实”面前,苍白无力。
      我对自己感到厌恶——明明是在执行一次“去精英化”的降维打击,试图把她拽回平庸的地面,结果却在奥赛的四个小时里,被一个女孩带回了二十岁时的热血。
      她用每一幅真迹作为砖块,构建一个我无法进入的世界。
      而我,这个受命来“驯服”她的老牧羊人,竟然在那个由火车站改建的博物馆里,生出了一种想要跟她一起登上一列不知去往何处的火车,从此消失在时间背面的冲动。

      15. 比橘园更有趣的雕像与垃圾箱
      “这么多人排队,算了吧。”坐在协和广场边缘的一张铁艺长椅上,苏蔓看着橘园门口长龙般的队伍,语气里透着一丝失落。
      我倒是松了口气。橘园里,莫奈那几幅巨大的、几乎占据整个墙面的《睡莲》,过于安静,那种沉浸式的光影太容易让一个本来就多愁善感的年轻姑娘陷入陶醉和沉思,不利于我正在进行的“拆解工作”。
      “蔓蔓,所以说‘存在先于本质’。”我看着那些在烈日下焦灼等待的游客,“萨特和波伏娃以前在‘花神’和‘双叟’咖啡馆里,大概就是这么构建他们的存在主义的——与其把生命浪费在‘排队等候艺术’,不如去看看真正的‘存在’。艺术馆里陈列的是被定格的本质,塞纳河边的喧嚣,才是活着的流变。”
      “林老师,您总有理由让我不在意落空的期待。”她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不甘:“在您眼里,是不是所有的心心念念,都是一种浪费?”
      “不,我只是想告诉你,有些东西,因为没看到,在想象中可能比看到更美。”我指着对面左岸延伸的河堤,“走吧,去喝一杯传说中的‘左岸咖啡’,或者,去看看可能比橘园更有趣的古旧书报摊?”
      一路向西,我们走到了亚历山大三世桥(Pont Alexandre III)。
      “西蒙·玻利瓦尔,拉法耶特……”沿途很多雕像,我曾研究过“巴黎街头雕塑”这个题目,可以如数家珍地跟苏蔓报出这些名字,“一个是拉丁美洲的解放者,一个是跨越欧美两个世界的英雄。他们打破了一个旧世界,所以能立在马背上——哦,在巴黎,不是什么人都能给骑像的。我们看到的蒙马特高地那位抵御俄军入侵的法军元帅蒙西,第一次世界大战力主抵抗的国民议会主席克列孟梭,都只是个立像,但美国总统华盛顿在这儿有骑像,因为法国人认为他帮他们打败了英国人;圣女贞德在卢浮宫旁边也有尊骑像,还镀上了金色,因为她代表某种极致的、甚至有点儿疯狂的个人英雄主义。蔓蔓,你一直想打破你父亲给你设定的旧世界,但你有没有想过,打破之后,你是想成为一个被供奉在基座上动弹不得的石像,还是想成为这个悠然的‘饮马河畔’的哥萨克士兵?”
      我停在那尊名为“俄罗斯远征军”的纪念碑前。士兵年轻帅气,马儿神态悠闲。
      “这是□□来巴黎看过的碑。俄罗斯曾拼命想学习法兰西的优雅,结果政治上学了个四不像,艺术上倒有点儿青出于蓝。”我是真喜欢这一人一马,年轻时读过的俄罗斯文学,哥萨克骑兵,想象着就是这样的。那种广袤与忧郁,仿佛就凝结在这一刻。“国家和个人一样,总想往高处走,结果往往战死在不属于自己的荒原上。”
      近午的阳光把塞纳河映得波光粼粼,那种陈旧而黏稠的金色,竟然该死地像极了我的故乡扬州城里那条差不多宽的古运河。我们的出发,是为了自由与浪漫,还是为了那个并不了解、仅仅因为显得美好的远方?而且,这个所谓美好的远方,也是统治者与大众共同描绘的天幕。对于我的“拆解”工作,其实可能更有效的是雷蒙·阿隆而不是萨特,但是同样该死,太多人不知道阿隆是谁了。
      走过亚历山大桥,便到了左岸。没多久,就看到一溜儿绿色的、像垃圾箱一样的铁皮柜子在河边排开,对面则是巍峨的卢浮宫。这儿也是举办奥运会规划中需要拆除的目标,虽然因反对还没有进行。苏蔓起初皱着眉,大概觉得这些寒酸的摆设煞了风景,但当我们走近,看到那些泛黄的古旧书页、从前的法国画报和落满灰尘的版画时,她的眼睛亮了,我也忽然开窍了。
      “蔓蔓,你知道雷蒙·阿隆吗?他说,事实是顽强的,它们不会因为你的忽略或诅咒而消失。这才是巴黎今天还有味道的一个原因。”我随手翻开一本16世纪的地图画册,指着上面模糊的标注,“你看,四百年前的制图师就在上面写着:‘恳请好心的读者,若对某地有更完整的了解,还望不吝赐教。’蔓蔓,这种不吝赐教的传统,就是巴黎的底色。它不是卢浮宫里被供起来的珍宝,而是这种随处可见的、可以被翻阅和购买的旧梦。”
      “Google地图也这样,它会让你填充未被命名地。”苏蔓蹲在一个摊位前,摩挲着一张黑白老照片。
      “我老家扬州的古运河岸边,从前也有一点这味道。”我有些失神地碎碎念,“从西汉到明清,那里的繁荣有过几段鼎盛。那时的扬州,跟现在的巴黎是有得一拼的,但现在,人们只承认它是一座古城,或者不过风景秀丽。巴黎之所以是巴黎,是因为它把历史融进了新潮,萨特、阿隆,还有加缪,他们都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和翻新者,而扬州,永远不变的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古城。”
      苏蔓抬起头,有些惊讶地看着我。她可能没想到,这个“右岸精英”父亲派来的“说客”,骨子里竟然藏着这么深的乡愁。

      16.“绿色巨人”的骑像
      兜了一圈,该回右岸的住处了。
      这回是反向穿过新桥,我们伫足在新桥中央的小广场。
      “你看,那是亨利四世。”我指着不远处被警戒绳围起来的骑像。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在一旁游弋,给这片浪漫的土地平添了几分肃杀。据说,骑像下的栏杆上,也曾挂满了“爱情锁”。“这位国王有趣。他曾说过,要让每个劳动者礼拜日的锅里都有一只鸡。这比咱们现在说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体多了,但他最迷人的地方不在于政绩,而在那个‘绿色巨人’的称号。”
      苏蔓脸色微微一红,显然她也知道这个带有强烈性功能隐喻而且特指年老依然的词语。
      “他在赌桌上擅长出老千,微服私访去看戏听到讽刺他的台词时大笑,到了五十多岁依然□□旺盛、风流成性。他可以随口说‘巴黎值得一场弥撒’——弥撒是旧教的仪式,为了拉拢旧教,他不惜背弃自己的新教信仰。”我盯着苏蔓的眼睛,“这种人,才叫活得通透。他不在乎所谓的‘道德藩篱’,他只在乎现实的利益和当下的欢愉。如果你父亲是那个制定规则的旧教教皇,那么亨利四世就是那个敢于在规则缝隙里大笑的流氓。”
      “林老师,您是在鼓励我做一个‘流氓’?”苏蔓敏锐地捕捉到了我话语里的危险。
      “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些所谓的伟人,剥开外壳后也是满身的欲望与不堪。所以,别把你的‘反叛’,想得太过神圣。”迎着警察警惕的目光,我继续向前走。我想看清亨利四世的面容,但到了警绳边上,还是看不着,因为他太高了。“好吧,他看着右岸,应该很得意的,毕竟干得不错。”
      走过新桥,我们在里沃利街那长长的、带有广东岭南风味的骑楼下,躲避午后的阵雨。雨水击打在石柱上,溅起温热的水雾。
      “林老师,你看!”苏蔓在网上找到一幅无人机拍的亨利四世骑像,“还是有人对他感兴趣的,毕竟是一个想让每个劳动者礼拜日的锅里都有一只鸡的君王。”
      图片里的亨利四世一脸仁慈,但头顶落了几点鸟粪。
      “鸟儿可不管你是波旁王朝的开创者还是‘绿色巨人’。蔓蔓,这就是巴黎——它供奉神,也纵容不驯,不过,最终一切都归于尘土。”

      17. 巴黎的“雅骨”
      夏日的雨,说停就停。我们经过一座圆型旧宫殿,殿前也有尊骑像,但没有底座,一匹银色的马上骑着个看上去颤巍巍的老头。这我就不懂了。看我发愣,苏蔓用手机搜了一下,说是开云集团(Kering)大老板皮诺花钱,把从前的商品交易所改造成了身后这个当代艺术馆,里边很多他的收藏品。
      “‘古驰’的老板哦!”这方面,苏蔓比我懂太多,“还有‘巴黎世家’,好多好多国际品牌都是他的。”
      我明白了。做雕塑的艺术家也是调皮,感觉皮诺在马背上一副心惊胆战、仿佛随时会跌落的样子。
      “蔓蔓,你看,即便是最成功的有钱人,想在巴黎这片土地上‘封王’,也得摆出这副谦卑甚至局促的姿态。在这儿,利益可以大过意识形态,艺术可以骑在商人的脖子上。”我看着苏蔓,抛出了苏先生最核心的教育理念,“金钱可以买到物理位置,但买不到那种傲慢的、原生的文化‘雅骨’。”
      “林老师,您以后写巴黎,会像徐志摩朱自清那样写吗?”看来苏蔓读过这两人写的巴黎,孺子可教也。
      “徐志摩说巴黎是‘野鸭绒的垫褥’,熏得人骨头都酥了。他写的是爱与哀愁,是未竟的鳞爪,是诗人的呓语。”夏日雨后蒸腾的湿气里,卢浮宫的身影变得不那么清晰,“我更喜欢朱自清的冷峻。他说右岸是给有钱人挥霍的‘花都’,左岸是给穷学生呼吸的‘雅区’,中间这一衣带水,分开了两种人。不过,其实还有一个人,可能是第一个在巴黎生活的中国人,我对他更有兴趣……”
      “说呀说呀!”苏蔓看我欲言又止,急了。
      “黄嘉略,福建莆田人,18世纪初跟传教士来巴黎,曾经做过路易十四的汉语译员。”我没说下去——启蒙运动大师孟德斯鸠都请教过他,可惜才36岁,客死他乡。
      “哈哈,你懂的太多了。”我知道,苏蔓用的是网络语言,有讽刺意味吧。
      “这是偏门知识,因为莆田跟我有些关系。”我知道,跟年轻人,不能说多了,否则他们会说你有“爹味”,“蔓蔓,我们住在二区,享受着右岸的繁华,却心心念念左岸的思想。这本身就是一种‘精英式的伪善’。”
      她咬了咬嘴唇,这一次,她没再玩笑。
      “朱自清说,巴黎人身上都长着一两根‘雅骨’。这种骨头,是靠呼吸这儿的空气长出来的。”我靠近她,两人的距离近得能闻到彼此身上被雨水打湿的味道,“你父亲想抽掉你的这根雅骨,换成一根能撑起家业的钢筋。而我——”
      我停顿了,没说下去。我发现自己竟然在嫉妒那根可能在她身上长出来的、名为自由的“雅骨”。

      18. “控制”的公开课
      回到二区,苏蔓站在公寓阳台上,盯着下方呈辐射状向四面八方延伸开去的街道。她游性未尽,说还想去看看。我们去了“胜利广场”(Place des Victoires)。
      “蔓蔓,路易十四原来住在这儿。”我指着广场中心那位“太阳王”的骑马像,“但他后来在几十公里外的荒原上,建造了规模远超于此的凡尔赛宫。你觉得那是为了什么?”
      “为了彰显王权的伟大?”她试探着问。
      “不,是为了大臣‘上班不用通勤’,当然更是为了监视贵族。”我冷笑一声,“路易十四把贵族大臣都弄到凡尔赛宫住,不是为了请客吃饭,而是为了让他们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失去造反的机会。还有,把王宫建到远郊,让百姓看不见皇家的吃喝拉撒,才能维持王的神性。如今你们年轻人说的‘凡尔赛’,其实原意是用距离和奢华制造恐惧。你父亲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他通过跨国网络远程监控着一切,指挥着国内外的业务;他给你的童年提供‘凡尔赛宫’,尽管跟你聚少离多。”
      手机响了,接听——原本计划去的凡尔赛宫和枫丹白露,华人旅行社取消了行程,理由是订单人数不够。疫情虽然过去,2023年的夏天,出来的同胞还不多。我看着略显失望的苏蔓,“我们可以包车或租车,也就是多花点钱。但蔓蔓,这几天的‘两万八千步’告诉我,你更想看的是活着的巴黎,而不是死人的宫殿。不去也罢,世界那么大,没必要纠结于那个被权力定义过的坐标。”
      晚风穿过环绕广场的建筑缝隙,吹乱了苏蔓的发丝,也吹散了她眼里对那座皇家居所的最后一点向往吧。
      她突然转头看我,眼神里有一种探究:“林老师,您总能把‘遗憾’变成‘洒脱’。您是真的不纠结,还是已经麻木了?”
      心脏漏跳了一拍。我这个单身闲人的面具,似乎越来越难戴稳了。
      离开巴黎的前夜,我们想走过那段15分钟的路程,去看看巴黎歌剧院。晚上8点,天依然大亮,金色的余晖洒在奥斯曼建筑上,但远处突然闪烁起蓝色警灯。
      警车鸣笛呼啸而至。穿着深蓝色的重型防暴服、腿上绑着护膝的警察,推着那种可移动的铁栅栏,突然截断了街区。他们腰间的催泪瓦斯罐和警棍在夕阳下闪着金属的反光,神气活现,并且相互打着招呼,像在祝贺封锁顺利完成。巴黎的警察直属国家,不像美国为地方管理。眼前这些警察显得更像“占领军”,傲慢而有所克制。法兰西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共和”与“合众”的区别,就像法国的《人权宣言》与美国的《独立宣言》,其实也有区别。我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凑过去想跟一个警察问问原因,但他听不懂英文,只是冷冷地做了个绕道的手势。
      平时非常嘈杂的街道,在警察完成封路的瞬间,机动车声音突然消失,只剩下警用对讲机里刺耳的法语电流声。显得不耐烦的本地人,驾轻就熟地绕开警戒线钻入小巷;拖着行李箱的旅客则茫然地在路口翻看 Google地图,试图理解为什么通往酒店的路突然断了。
      巴黎正在举办2023夏季时装周。对面是个展馆,门前台阶上,身着华服的模特也有些吃惊,伫足看着街上掉头而去的通勤者与神色惶恐的游客。几天前,邻近的五区圣雅克街发生过一起爆炸案;今天白天,巴黎举行了一年一度的LGBTQ+“骄傲游行”;眼下,二区这一片的安保,或因“炸弹包裹”或因政要名流到来一类的理由被提到了最高等级。
      “绕路也好,顺便逛逛还没走过的街。”经过地铁站,出口已有警察,原本繁忙的商业街,突然空空荡荡。我对苏蔓耳语,“这儿现在是惊弓之鸟。他们封锁亨利四世广场,怕人们去挂那把病态的锁;还常常截停车辆,怕城市的秩序被那些不计后果的浪漫主义者给破坏了。向往自由不服管制,在权力眼里就是暴乱的前兆。”
      回到公寓,打开电视,屏幕上是坦克和□□——俄罗斯“瓦格纳兵变”爆发。全球局势动荡,巴黎警察封锁,回想白日,一边是满街彩虹旗和狂欢的人群,另一边是全副武装神色严峻的警察,让人不得不想:“世界是否要出事了?”

      19. 巴黎:你还要来的
      第二天,我们踏上了去往雅典的航程。
      去机场的路上,车窗外闪过蒙马特高地圣心堂那洁白得有些虚幻的剪影。
      “巴黎,你还要来的。”我听见苏蔓对着窗外轻声呢喃。那语气,像是从徐志摩的诗里偷来。
      “你当然会再来。”我闭着眼,靠在座椅后背,“但下次来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变成了那个‘坐在专车里看风景’的规则制定者,而不是现在每天暴走两万八千步的自由行者。这种变化,才是你父亲想要的‘成长’。”
      “林老师,下次来,你不会再是我的‘督导’。我会自己去‘花神’,看看‘春之母’雕像;去‘双叟’咖啡馆,看看那两尊清朝买办的木雕。我还要去研究您说的那位黄嘉略,我要像他那样,在这座城市寻找一个真实的、不被任何人委托的坐标。”
      我笑了,笑得有些苦涩——尽管没有说开,但预订的这趟航班,以及值机时要求的邻座,已经不言自明地暴露了“塞纳河畔牧羊人”的身份及其使命。
      在巴黎机场,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事故”。我手中那个玻璃保温杯——几年前女儿精挑细选、带着实时温度显示并让我喝绿茶时能欣赏色香味的宝贝,从双肩包的杯袋里滑落在地。
      亮晶晶的玻璃碴散落在仿大理石地砖上,像极了巴黎碎掉的一场浪漫。
      “林老师!”苏蔓惊呼一声,想蹲下去捡。
      “别动,会割到手。”我拦住她,招呼来了工作人员。
      那一刻,虽然感觉到心痛,我却对着苏蔓笑了笑:“这是告诉我,‘手捧清茗、内心踏实’的虚假安全感,到此为止。”此时,还没有人知道几天后就有一场火光冲天的骚乱在巴黎爆发,这是摔杯为号呢。
      我没告诉她,在从多伦多过来的法航飞机上,我的手机还掉进了舱壁与地毡之间的缝隙里,乘务员伸手捞了好一会儿都没够着。如果那样的话,我不仅可能变成一个在异国他乡失联的倒霉蛋,更要命的是误了苏先生委托的大事。
      法航座位前的小屏幕上,安全须知也做得一派浪漫明星范儿。巴黎的这些天,确实像一床厚重的野鸭绒被,把我的那些“主义”和“任务”都熏得酥软了。随着飞机的起飞,我希望,将此前的一切,沉淀进塞纳河的淤泥里,从头来过。
      “下一站是雅典。”我看着舷窗外渐渐缩小的埃菲尔铁塔,“那里没有‘凡尔赛’,只有古老的荒凉。蔓蔓,你准备好‘考古’了吗?”
      苏蔓没有说话,眼神里多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如同卫城大理石般冷冽的质感。

      20. 第一人称困境:元小说的建议
      林克,你这个牧羊人,已经快要管不住这头羊了。
      当你在塞纳河边对比扬州的古运河开始思乡时,意味着牧羊人迈出了失职的第一步。
      接着,艺术、历史、逻辑,这些你原本用来驯化她的武器,似乎都成了她用来武装自我的盔甲。
      苏蔓究竟在想什么,你已弄不清了。
      在这个由你的游记衍生出来的故事里,原稿的第一人称视角开始显得有些局促。或许,需要尝试从这个“老克勒”的躯壳里跳出来,去探寻那个女孩内心深处难以解构的荒原。
      “那是必须的,我不能总在你的视角里!”苏蔓又一次跳出来发声。
      好的,就做一点让步,反正以上也曾不止一次跳出林克的第一人称,以下一章,就改为上帝的第三人称吧。
      让我们言归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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