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是旧年的雪》柿恩酥

15、雪字怎么写 钱凑齐之后

　　钱凑齐之后的第三天，母亲把新书包递给了我。

　　书包是旧的——祖母用一件灰布褂子改的。她把褂子翻了个面，袖子剪了缝成背带，前襟和后片拼成了包身，接缝处用白线走了一道明线，像一条细细的河把两岸缝合在一起。包盖上缝了一颗用碎布缠成的扣子，扣眼是手工锁的，针脚走得又密又匀。我背着它在镜子前照了照——灰扑扑的，说不上好看，但背带的位置刚好卡在肩膀上，不长不短，像是量身定做的。

　　“好好念书。”祖母说。

　　我点了点头，把课本放进包里。课本是开学那天从学校领的，语文和算术两本，薄薄的，封面印着彩色的图案。语文书封面上画着一个戴红领巾的男孩在放风筝，风筝飞得高高的，尾巴拖得老长。我翻开来闻了闻，纸是新的，墨是新的，那种油墨和纸浆混在一起的味道以前从来没闻过，有一种说不清的郑重在里面，像推开了某扇以前没碰过的门。

　　学校在村子的另一头，走路要穿过大半个村子。一间砖瓦房，墙刷了白灰但已经灰了，窗户的玻璃缺了两块，冬天的时候拿塑料布蒙着。教室里面摆着十几张长条桌，漆面剥落得斑斑驳驳的，桌面被铅笔和刻刀划得伤痕累累，像我后来在城里的课桌上看到的那样。我的座位在第二排靠窗，同桌是一个扎羊角辫的女生叫小芹，她比我矮半个头，笑起来的时候门牙缺了一颗。

　　第一节课老师教写字。他姓刘，四十来岁，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中山装，粉笔盒搁在讲台角上，里面装着大半盒白粉笔。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人”字，一撇一捺，说：“人字最好写，也最难写。两笔撑住就是一个人，撑不住就倒了。”

　　我在田字格里跟着写。铅笔是新削的，木头的棱角硌着食指，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的，“人”字的一撇太长了，一捺又太短了，那个字斜着身子靠在格子左边，像在偷懒睡觉。我拿橡皮擦了重写，擦了写、写了擦，本子上的纸被擦得起了毛，薄薄的一层白绒浮在纸面上。小芹在旁边看了我一眼，小声说：“你轻一点，纸要破了。”

　　我把笔捏松了一些，重新写。第二遍还是歪的，第三遍好一点，第四遍终于站住了——那一撇一捺撑开了，不歪了，像一个真正的“人”站在田字格正中央。我盯着它看了很久，觉得这个字真神奇：两笔，就这么站着，什么也不靠，什么也不扶，光是两条腿撑着全身的重量。

　　那天放学回家，我在院子的泥地上拿树枝写“人”字。写了一个又一个，歪的、正的、大的、小的，排了一排。弟弟蹲在旁边看，看了一会儿他捡起另一根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圈，圈圈底下加了两条竖线，说：“这是我。”

　　“这不是字。”

　　“这就是我，”他说，“我有头，还有两条腿。”

　　我没有纠正他。他画的确实像他自己——圆圆的脑袋，两条细腿，看起来随时要跑掉的样子。

　　后来我开始认更多的字。人、大、天、地、日、月。认到“月”字的时候我愣住了——这个字我在心里写了无数遍，但从来不知道它长这样。四条弧线组成的一个框架，中间两横，外面是弯弯的轮廓，像一个月亮被人用笔画下来，然后又拆开了放在格子里。

　　我把“月”字写了一整页。它简简单单的，但每一笔我都认认真真地描。因为我知道这个字是给谁看的——祖母会看，母亲会看。她们不识字，但她们认得月亮。等我把这个字写好了，就是替天上的那个月亮给她们打了个招呼。

　　有一天老师教“雪”字。他在黑板上写了，笔画好多，雨字头下面一个“彐”。老师说这个字念雪，雨字头代表天上下来的，下面这部分是它的声音。我盯着那个字看，越看越觉得它像——像什么呢？像一片雪花被拆成了零件，散在格子里；又像是一场小雨落下来，落在某个东西上面，把那个东西盖住了。

　　老师说：“大家回去用‘雪’字组个词。”

　　我举手。老师点头让我说。

　　“雪落旧年。”我说。

　　老师愣了一下。他看着我，又看了看黑板上的那个“雪”字，然后笑了一下：“组得挺好。但这个不是常用词，常用的有‘雪花’‘雪地’‘大雪’。”

　　我坐下。同桌小芹凑过来问我：“你那个词是什么意思？”

　　我想了想，说：“就是雪落在很旧很旧的年份上。”

　　小芹没听懂，眨着眼睛看了我一眼，转回去写她的“雪花”了。我没跟她解释。那个词是我从外婆的诗里看到的，她写“雪落旧年也是晴”。我看的时候不懂，后来懂了。等我真的懂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清楚，只能把它当一个词报给老师听，让它在教室里亮一下，然后再熄灭。

　　那天下雨了。放学的时候雨还没停，淅淅沥沥的，不大，但淋久了也会湿透。我站在教室门口等雨小，小芹撑着一把黑布伞先走了。我等了一会儿雨没见小，就把书包顶在头上往外跑。灰布包被雨打湿了，颜色变深了一个号，布面上的水珠滚来滚去的，像一串没有孔的眼珠子。

　　跑到半路，在经过晒谷场的时候，我看见路边有一棵泡桐树的叶子落了一地。雨水把那些枯叶泡得软塌塌的，贴在地上，每一片叶子的形状都清清楚楚地印在湿泥里——有完整的掌状轮廓，也有被踩碎了只剩一半的。我停下来看了一会儿，蹲下身，拿手指在湿泥上写了一个“雪”字。

　　泥是软的，手指划过的时候留下深深的一道沟。那个“雪”字被我写得很大，雨字头四笔，下面三笔，一共七笔，每一笔都深深地嵌进泥土里。雨水打在那个字上，一点一点地填满了笔画里的凹槽，像在往一个字的骨架里面灌注什么东西。泥变成了水，水淹了笔画，那个字慢慢模糊了、塌了、化了，最后只剩下一团深色的湿痕，和旁边那些烂叶子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字、哪个是泥。

　　我蹲在那里看着那个“雪”字消失。雨水顺着我的刘海淌下来，滴进脖子里，凉丝丝的。我忽然想起很多事——祖母端年糕的手、父亲修车时的背影、母亲纳鞋底的针线、弟弟装着蝌蚪的罐头瓶。它们在我脑子里排列着，每一个都清清楚楚的，像刚用铅笔写在田字格里的字，一笔一划都不含糊。

　　但这些事也会模糊，也会被泡软、冲走，像泥上的字被雨淋塌了一样。唯一能让它们留下来的方式，就是把它们写下来——写进书里，写在纸上，让那些字替我记得。

　　我站起来，把书包重新顶在头上，跑回了家。

　　到家的时候母亲看见我浑身湿透了，骂了我一句“不知道躲雨”，然后拿干毛巾包住我的头一顿揉。弟弟在旁边笑，说我像一只落汤鸡。我拿毛巾擦了头发，从书包里翻出语文书，翻到那一页——那个“雪”字还好好地印在上面，铅字的，清清楚楚，黑是黑、白是白，雨水淋不着，泥巴糊不上。

　　我伸手摸了摸那个字。纸面是干的，手指碰上去有一点点微微的凸起，是油墨渗进纸纹之后形成的那一层极薄的隆起。它在那里，工工整整的，和老师写在黑板上的那个一模一样，和泥地上被我写得歪歪扭扭的也差不多——但它在书里，就不会被冲走了。

　　那天晚上我把书包放在枕头旁边，书包里的语文书搁在最上面。我睡之前又把它拿出来，翻到“雪”字那一页，看了好几遍，然后合上放回去。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书包上，照在那个灰布面的、祖母改的旧书包上。书包鼓着，里面装着语文书、算术书、半截铅笔、一块用旧的橡皮。这些东西分量不重，但放在枕头边上，我觉得整个枕头都比以前高了一些。

　　我翻了个身，想：等我以后能把“雪落旧年也是晴”这七个字都写全了，我就把它写在一张好看的纸上，送给祖母。她虽然不认字，但她认得月光和雪。我写给她看，她就能认出那里面装的是什么。

　　后来我真的写了。写在一张白纸上，毛笔字，练了整整一个寒假才敢落笔。写完了拿给祖母看，她看了很久。她不认字，但她把那张纸翻过来翻过去看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

　　“写得不错。”

　　我说：“奶奶，你知道写的什么吗？”

　　她摇摇头，笑了一下，把那七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地用手指点过去：“不知道。但这个字的笔画多，那个字的笔画少，多的那个是‘雪’吧？”

　　我点头。她笑了，把纸折好，放进枕头底下的铁盒子里，和那些信放在一起。

　　“雪字，”她说，“笔画多，像个正经字。”

　　她收好了。

　　那个盒子后来跟着她搬了好几次家，到最后也一直放在枕头底下。我回去看她的时候趁她睡着了偷偷打开看过——信又多了几封，银镯子还在红布里包着，而我写的那张纸已经泛了黄，叠得整整齐齐的，压在最上面。

　　纸上的字已经模糊了，墨迹洇开了边，有一些笔画甚至看不清了。

　　但那个“雪”字还在。笔画多，像个正经字，站在纸中央，站在月光照不到的角落，替一个不识字的老人，记住了她孙女学会的第一个、最像样子的、笔画最多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