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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伦敦东巷 她说完了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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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的书房里安静了很久。
卡莎说完最后一句话之后就没有再开口。她坐在那把硬木椅子上,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姿势和刚进来的时候一模一样。窗外的光已经从地板上的那条线挪到了墙角,广场上的钟又敲过好几次。
主教的杯子早就空了。他没有续水,也没有起身。他靠在椅背上,右手搁在桌面上,手指挨着那张信纸的边沿。信纸被他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折痕已经很深了。
他看着面前这个女人。
她说她叫卡莎。她说她在大明嘉靖三十四年到的西西里,那一年是公元一五六五年,她在那个岛上待了七年,后来她走遍了许多地方,遇到了很多事情。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啥情绪,就像随口说的。
主教听完了。他活了五十八年,在教廷待了二十三年,自认为见过的人不算少,但是他觉得眼前这个女人,很苦。
“你辛苦了。”他说。
这句话从他的嘴里出来,连他自己都愣了一下。他本来想问点别的,比如他说的这些有什么证据之类的,但那些话到了嘴边回去了。他是一个老人了,老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有时候管不住自己想说的话。
卡莎抬起头看着他。
她的深色眼睛在午后斜照进来的光线里变得很浅,她抬起右手,在空中轻轻挥了一下。“都是过去的事了。走了,您保重。”
她站起来,把搭在椅背上的斗篷拿起来披上。斗篷的料子在椅背上压出了几道褶子,她用手抚了一下没抚平,也就算了。她把兜帽拉上来,盖住了大半张脸。
主教跟着站起来,准备送送她。卡莎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偏过头看了他一眼。兜帽遮住了她大半张脸,只露出一个下巴和一点点嘴角。她说:“您不用送了,那封信可以烧掉。上面写的事,我自己都不太信了。”
木门关上的声音很轻,锁舌咔嗒一声弹进去,房间里只剩那个主教,他慢慢坐回椅子里。他没有把信烧掉,放在了自己抽屉里。
那个年轻的神父还站在楼梯口,看见她出来,赶紧直起身来。他本来想壮着胆子问些啥,但是女人已经从他身边走过去了。
圣彼得广场下午的光线好得过分。
十月的罗马有种懒羊羊的感觉,太阳挂在中天偏西的位置,光照在人身上温温的。广场上的游客比早晨多了许多,操着各种语言的人在方尖碑前面拍照留念,鸽群被人群喂得飞都飞不动,只在石板地上挪着肥胖的身子咕咕叫。
卡莎从教堂侧门出来,阳光就在三步之外,白晃晃地铺了一地。今天的天很好,好得让她觉得刚才在书房里说的那些话都像是上辈子的事。
她穿过广场,沿着协和大道往台伯河的方向走。
在路上晃晃悠悠经过了几个卖纪念品的小摊,摊子上挂着念珠和十字架,还有印着教皇头像的明信片和马克杯。一个摊主冲她喊了一句英语,问她要不要买一张教皇的祝福卡片,只要五欧元。卡莎摆了摆手,脚步没停。
她订的机票是傍晚的。
从罗马飞伦敦,两个多小时。她在特米尼火车站坐上了去菲乌米奇诺机场的快线,在靠窗的位置坐下。罗马的郊外在飞快地往后退,灰黄色的原野上零星散布着伞松和柏树,偶尔闪过一栋农舍,瓦片是褪了色的暗红。
四百多年前她从西西里坐骡车去巴勒莫的时候,路两边也是这样的树。那时候的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骡车走一天也走不了多少里。现在坐火车只要不到一个小时。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大概就是时代本身。
到机场的时候离登机还有一阵子,她在候机厅的咖啡店里买了一杯美式,坐在塑料椅子上慢慢地喝。咖啡很苦,她没加糖。旁边坐着一对年轻情侣,两个人挨得很近,甚至当众亲亲。女孩把手机举到两个人面前,男孩把头靠在女孩的肩膀上,大约是在自拍。
卡莎看了一眼就移开了目光,有些害臊。
登机起飞,飞机上看罗马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沙盘。从空中看下去,陆地和海洋的界线很清楚,她想起很久以前,她第一次看到这条海岸线的时候,是在一艘颠簸的帆船上,那时候她吐得昏天黑地,只想着脚底下能踩着硬实的土地就好。那个感觉现在想起来还很真实。想吐,腿软,脚底下永远在晃。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种感觉身体还记得。
空姐推着餐车过来,她拿了一盒牛肉饭放在了小桌板上就没动了。
飞机降落在希思罗机场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罗马的夜是金色的,灯光打在古老的石墙上,泛着一层暖洋洋的光晕。伦敦的夜是灰蓝色的,湿漉漉的,街灯的光被水汽晕开,变成一团一团的。空气里总有一股隐约的潮味,像是刚下过雨,或者是马上就要下雨。去过英国的就知道,英国三百六十五天大约有三百天都在下雨。
卡莎在机场取了行李,里头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本翻旧了的拉丁文版《忏悔录》。书脊已经开裂了,用透明胶带粘着。这本书跟了她大概有三十年了,换了好几次胶带。
她坐地铁到了市区,在国王十字站附近订了一家小旅馆。旅馆的门面很窄,夹在一家印度餐馆和一家干洗店中间,前台是个包着头巾的锡克教老头,递给她一把挂着木牌的钥匙,木牌上用圆珠笔写着房间号:302。
房间在三楼。楼梯间的灯是声控的,走到二楼的时候灭了,她拍了一下手才重新亮起来。她想,以后总不能要亮就要嗨一声吧?
302在走廊尽头,房间不大,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扇窗户对着后巷。窗户的隔音不好,能听到楼下排风扇嗡嗡的响声。
她把包放在桌上,坐到床边脱了鞋。光脚踩在地毯上,地毯的绒已经磨得很薄了,脚底板能感觉到底下硬硬的地板。她去洗手间洗了把脸。
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颜色发黄,形状有点像一片不规则的树叶。她盯着那块水渍,听着楼下排风扇的嗡嗡声,很快就睡着了。没有做梦。
她已经很久不做梦了。
第二天上午,伦敦还是阴天。
卡莎出了旅馆,沿着尤斯顿路往南走,只是想到处走走。伦敦这座城市她住过很多年,断断续续加起来大概有将近一个世纪。从十八世纪的乔治王时代到十九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再到二十世纪的战时岁月,她在这座城市里留下过好几种不同的身份和好几个不同的地址。
她走过大英博物馆的后门,门口排着长队,游客们举着手机在拍门口的石柱,她皱着眉撇了撇嘴,若这些东西都还回去,那可多好。想到这里,她又想骂清建奴了。
路边的梧桐树开始掉叶子了,黄褐色的叶子在人行道上铺了薄薄一层,她拐进布卢姆斯伯里的一条小巷,想抄近路往霍尔本方向走。这条巷子不算宽,两边是红砖墙的老房子,墙上爬着枯了一半的常春藤。
巷子里人不多。前面有个中年女人牵着一条白毛的小狗在散步,小狗的脖子上系着一个红色的蝴蝶结领结,走起路来一颠一颠的。那个女人的手机响了,她从口袋里掏出来接听,一边听一边笑。
就在这时候,卡莎听见了一个声音。
那个声音从巷子后面传过来,经过了楼层的削弱,传到她耳朵里的时候已经有些模糊了。
“我操!”
卡莎的脚步停了。
天爷,她已经多少年没有在伦敦的街上听过中文了。上一次大概是在苏活区的一家粤菜馆门口,两个从香港来的留学生在讨论要不要进去吃。那是五年还是六年前的事了。再往前数,可能要数到二十世纪初,那时候伦敦东区的莱姆豪斯住着一些华人水手,他们在码头边开了几家洗衣店和鸦片馆。
但今天这句话,是普通话,带着一点南方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