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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老鹰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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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长城驶下高速的时候,时间是5月29日上午九点四十分。周临渊看了一眼后视镜。
从靖安城到云岭市,全程高速一百二十公里,这辆车一直保持在一百一十码,不急不慢。老李开车的方式和他整个人一样——不引人注目。不超速,不变道,不跟任何一辆车保持固定距离太久。每过十几分钟他会看一眼后视镜,不是那种紧张地看,是很自然地扫一眼,像是一个老司机在确认后方车况。但周临渊注意到他每次看后视镜的时候,目光都会在镜面上多停零点几秒——他在认车牌。
“老李,”周临渊说,“你是苏鹤年的人?”
老李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算笑,是一种“你猜对了”的表情。
“不算他的人。算欠他一个人情。”老李说。他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点沙哑,像是嗓子被烟熏了很多年。“二十多年前在部队,他爸帮过我一个忙。后来他找到我,说需要人开车。我就来了。”
“什么忙?”
老李没有回答。他把车拐进一条匝道,车速降下来,车轮碾过减速带的时候发出两声闷响。周临渊以为他不打算说了,但过了几秒,老李开口了,声音比刚才更轻。
“2002年,我在西南军区汽车营。有一次出任务,车翻了,砸了老百姓的围墙。要赔钱,还要处分。苏国良当时在那边办事,路过看到了,帮我跟部队领导说了几句话。不是什么大事——对他来说就是一句话的事。但对我来说,那一句话让我没被开除。”
他停了停,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了两下。
“后来听说他死了。一直没机会还这个人情。”
周临渊沉默了。他想起苏鹤年说过的话——他父亲苏国良在2003年死于“意外事故”。死因存疑。苏鹤年当时十九岁,被送到海外改名换姓。二十多年后他回来,就是为了查清父亲到底死在谁手里。而老李,一个苏国良二十多年前随手帮过一次的汽车兵,现在成了他儿子的司机。有些债,还的方式很奇怪。
“你认识苏国良?”周德民在后座突然开口了。
老李从后视镜里看了看周德民。“见过一面。怎么了,周师傅?”
“没什么。”周德民低下头,手指在饼干盒子上慢慢摩挲着。过了很久,他又说了一句,“2002年——就是我算出那期号码被换了的那年。”
车里安静了几秒。只有轮胎碾过路面的嗡嗡声。
车驶入了云岭市城区。不是往市中心的方向——是往西,过了西山,沿着老国道往山脚的方向开。路越来越窄,两边的建筑从高层住宅变成了低矮的厂房和仓库,再后来连厂房都没有了,只剩下荒地和偶尔出现的废弃砖窑。路的尽头是一座山,山脚下有一片旧工业区,烟囱不冒烟了,厂房的窗户碎了一大半,铁门上锈迹斑斑。
“到了。”老李说。
车在一栋灰扑扑的两层小楼前停下来。楼的外墙是水泥抹的,没有贴瓷砖,年久失修的水泥表面爬满了黑色的霉斑。窗户上装的不是玻璃,是那种老式的铁皮卷帘,全都拉着。从外面看,这栋楼像是一个已经废弃了很久的小型加工厂。但周临渊注意到门口的地面很干净——没有落叶,没有积灰,门口的水泥地上还有轮胎碾过的痕迹。
老李按了两声喇叭。铁皮卷帘从里面拉开了一道缝,然后缓缓升起来,露出一个能容一辆车通过的口子。车开进去,卷帘在身后落下。里面是一个车库,停了另外两辆车——一辆灰色皮卡,一辆褪了色的蓝色面包车。车库里没有窗,只有头顶一盏日光灯,光线惨白。
苏鹤年站在车库尽头的一扇铁门前。
这是周临渊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他。之前几次都是在加密软件的视频通话里,画面模糊,只能看到大概的轮廓。现实中苏鹤年比视频里更让人印象深刻——五十多岁,头发花白,剪得很短,贴着头皮。脸上的线条硬朗,颧骨和下颌的棱角像被刀削过。他身上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没有任何标识,干净利落。站姿很直——不是普通人那种直,是军人那种直。肩胛骨往后收紧,重心均匀分布在两条腿上,双手自然垂在身体两侧。
但他的眼睛最让周临渊注意。那双眼睛在看向你的时候,不是在观察你——是在评估你。就像一个人在安检口看X光机屏幕,不是在看一个人,是在看一个人携带了什么。
“到了。”苏鹤年说。他看了周德民一眼,微微点了下头,算是打招呼。然后他的目光落在周临渊身上。“你们昨晚被人盯了?”
“凌晨三点。一个人,在我爸门口站了十秒。”
“看清脸了吗?”
“没有。深色衣服,中等身材。走路很稳。”
苏鹤年没有说话。他转身推开铁门,示意他们进来。门后面是一条走廊,走廊不长,尽头是一间很大的房间。周临渊走进去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这是一个安全屋。不是电影里那种布满屏幕和武器的指挥中心,而是一种更朴素、更实用的安全屋。墙上贴着隔音棉,窗户全部用砖封死了,只有一扇通风口在墙角嗡嗡地转。房间中央是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三台笔记本电脑、两台台式机的屏幕、一个外接硬盘阵列和一堆乱七八糟的充电线。墙上钉着一块白板,上面用黑色记号笔画着一些周临渊看不太懂的流程图和名单。角落里有几张行军床,一个简易的电磁炉,几箱方便面和矿泉水。
一个穿着格子衬衫的年轻人坐在桌子前,正对着一块屏幕跑数据。听到有人进来,他转过头来,露出一张年轻的脸——苍白,消瘦,戴着厚框眼镜,头发乱得像是很久没梳过。周临渊认出他是何明,公司的IT运维,也是Phase7里最年轻的成员。
“周总。”何明站起来,有点拘谨。
“你怎么在这?”
“是苏哥让我来的。”何明看了一眼苏鹤年,声音里带着一点紧张的尊敬。“他说安全屋需要人维护网络和设备。我昨天到的。”
周临渊看了苏鹤年一眼。苏鹤年说:“他技术上过硬。而且他已经在名单上了——如果专案组查到他,他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更危险。”
周临渊没有反驳。他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何明是公司里最年轻的一个,大学毕业后干了好几年,平时在办公室连跟女同事说话都会脸红。现在他坐在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对着三块屏幕,帮一个他几天前才认识的人维护一套加密通讯网络。一切都变得太快了。
苏鹤年走到白板前,拿起记号笔。
“既然人到齐了,我先说正事。”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像在部队里做简报。“三天前,陈远山完成了五个品类的相位验证。全部命中。这件事的意义你们都知道——彩票不是随机的。”
他在白板上写了五个名字:双区□□、大奖池、三星彩、顺三星、顺五星。每个名字后面写了一个数字——偏移量。
“陈远山的模型可以预测这五个品类的开奖号码,误差在半个相位单位以内。这个精度已经足够在实战中使用。但使用它的代价是——每一注精准命中的彩票,都会在风控系统里留下一个数据脚印。”
他转向何明。“何明,把风控系统的规则调出来。”
何明在键盘上敲了几下,一块屏幕亮起来,上面是密密麻麻的规则条目。苏鹤年指着屏幕说:“全国彩票销售大数据监控系统,2018年上线。核心功能是实时监测异常投注行为。它的十三条关键规则,我逐条说一下。”
他拿起记号笔,在白板上写一条说一条。
“第一条:单人在同一天、同一投注站购买超过五十注同一号码——触发三级预警。”
“第二条:单人在七天内、跨投注站购买超过一百注同一号码——触发三级预警。”
“第三条:多人购买同一号码且投注时间集中在开奖前两小时内——触发二级预警。”
“第四条:多人购买同一号码且投注站分布呈现明显的地理规避模式——触发二级预警。”
他一条一条地写,一条一条地说。笔迹刚硬清晰,每一个字都像在刻。周临渊听着听着,后背开始发凉。
“第七条:中奖彩票的购买时间、购买地点、购买金额与购买人的历史行为模式出现显著偏离——触发人工复核。”
“第九条:中奖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存在其他同期中奖者——触发联合调查。”
“第十三条:任何疑似‘算法型投注’的行为模式,无论金额大小,直接上报省经侦总队专案组。”
苏鹤年把笔放下,转过身来。
“第十三条是最要命的。什么叫‘算法型投注’?定义很模糊。但模糊的规则最危险——因为模糊意味着解释权在对方手里。他们觉得你像,你就是。”
“上次七注同号,为什么没触发?”周临渊问。
“触发了。”苏鹤年说,“只是还没到预警的阈值。七注分散在七个投注站,每个投注站只有一注,金额十块钱。系统会标记,但不会立刻报警——它需要更多的数据点来确认模式。如果我们再来一次,数据点就够了。到时候,专案组的人会在开奖后一小时内锁定全部七个购买人的位置。”
“那怎么办?”
苏鹤年走到另一块白板前,翻过来——背面已经画好了一张图。是一张组织结构图,从上往下分了四层。
“我跟你们说一个故事。”他说,“不是我的故事。是我爸的。”
他指着图的最上面一层。
“1999年,全国彩票系统顶层架构设计小组。四个核心成员——零号、苏国良、还有两个人。零号是最核心的——他提供了天枢衍生算法的原始框架。苏国良负责系统的安全架构设计。另外两个人分别负责硬件集成和运维部署。”
他的手指往下移了一层。
“2000年,苏国良在安全审计中发现了算法底层的重启周期——五千一百一十三天。他发现这套系统在特定时间窗口会出现预测漏洞。他把这个发现写进了内部报告,上报给了当时的军工科技委员会。”
手指又往下移了一层。
“2002年,报告被压下。实验室被裁撤。陆维远被调离,两个月后车祸身亡。苏国良开始怀疑这套系统不只是为彩票设计的——它被接入了金融、气象、军事通信。他开始秘密备份资料。他把备份藏在了一个任何人都想不到的地方。”
“专案组驻地隔壁。”周临渊说。
苏鹤年看了他一眼。“对。我爸相信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他知道有一群人在体制内部追了他很多年,这群人绝对不敢靠近经侦的驻地。所以他把磁带放在了隔壁档案室。”
他指着图的最后一层。
“2003年,苏国良死于‘意外事故’。他死之前,把备份的事告诉了我。我当时十九岁。他跟我说——‘如果有一天,有人在查这件事,你就把这个位置告诉他们。但不要自己去找。你的脸,他们认识。’”
苏鹤年放下记号笔。他的手指在白板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墨痕。
“你们现在知道的信息,大部分是我爸二十七年前留下的。陈远山的相位模型,证实了我爸当年安全审计报告里的一切——算法底层的周期、可预测窗口、偏移常量。你们做的事,等于是把我爸没做完的工作重新做了一遍。”
他转过身来,看着周临渊和陈远山。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帮你们中奖。是为了做完我爸没做完的事。”
安全屋里安静了几秒。只有何明的键盘声和墙脚通风口的嗡嗡声。周德民坐在角落的行军床上,把饼干盒子搁在膝盖上,安安静静地听着。他不懂什么相位解调,不懂什么风控规则,但他听懂了最后一句话——做完我爸没做完的事。
周临渊站起来,走到白板前,看着那张组织结构图。他的目光在最上面一层的“零号”两个字上停住了。
“零号是谁?”
“不知道。”苏鹤年说,“我爸到死都没告诉我零号的真名。磁带里也只说了‘他从天上来’——不是字面意思,是说他出现的时候没有任何背景、任何档案、任何可以被追溯的历史。他就像是被空投进这个项目里的。”
“你爸信任他吗?”
苏鹤年沉默了很长时间。他拿起桌上的杯子喝了口水,杯子放下来的时候碰出一声轻响。
“我爸在磁带的最后说了一句话——‘零号留了一个后门。不是因为良心发现。是因为恐惧。恐惧有一天,有人会把天枢变成一个概率武器。’”他抬起头看着周临渊,“一个因为恐惧而留后门的人——我不知道该不该信任他。但我知道,如果没有那个后门,我们现在连站在这里的资格都没有。”
周临渊想起昨晚陈远山在电话里说的那句话——“零号在等有人算到这里。不是等他中奖。是等他关掉它。”
“苏哥,”周临渊说,“你刚才说的这十三条风控规则——你是怎么知道的?”
苏鹤年的嘴角动了动。这是周临渊第一次看到他露出接近于笑容的表情——但那笑意没有到达眼睛。眼睛还是冷的,评估的,在看一件还不知道该归类为盟友还是威胁的东西。
“我在□□安全行业做了十二年。”他说,“从港城到澳城到星洲,我帮六家□□公司做过反欺诈系统的设计。彩票风控的逻辑和□□反欺诈是同一套框架——大数据筛查、行为模式分析、关系网络图谱。他们的十三条规则,我见过十二条。第十三条——‘算法型投注’——是我走之后他们新加的。但我能猜到。”
“你能猜到?”
“因为第十三条不是为了抓人。是为了抓我们。”苏鹤年从桌上拿起一份打印出来的文件,递给周临渊,“这是上个月省经侦总队专案组的内部简报。我用以前的渠道拿到的。第八页——关于‘算法型投注’的专项说明。”
周临渊翻开文件。纸张很新,打印的墨迹还没完全干透。第八页的标题是——“关于运用大数据手段识别‘算法型投注’行为的技术指引”。下面的内容他看不太懂,但有几行字被苏鹤年用荧光笔标注出来了:
“算法型投注的特征包括但不限于:跨区域、跨彩种、小金额、多账户、投注时间集中在开奖截止前;中奖号码与历史号码的相位相关性显著低于随机基线;购买人之间无明确社会关系但投注模式呈现高度同步。”
他把文件放下。手心有点湿。
“这基本就是在描述我们的操作。”
“对。”苏鹤年说,“所以你们上次的七人七站方案——虽然中了一百多万——不能再用了。系统已经把你们标记了。再来一次同样的操作,专案组的人会在开奖之前就锁好位置。”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操作?”
苏鹤年走到何明身后,拍了拍他的肩膀。“何明,把你昨天做的东西调出来。”
何明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屏幕切换到一个界面。是一个复杂的流程图,上面标注着各种节点和箭头。周临渊认出其中几个节点——账户、投注站、兑奖点、资金流转。但整体的结构比他之前设计的七人七站方案复杂得多。
“新的方案叫‘网格计划’。”苏鹤年指着屏幕说,“核心思路是——不再使用固定的人数、固定的投注站、固定的号码。而是建立一个动态的、可伸缩的网格。每一次投注验证,网格的结构都不同。人数不同、投注站不同、号码组合不同、时间窗口不同。让大数据系统永远拿不到足够的数据点来锁定模式。”
他放大了一个局部。
“具体来说:第一步——建立投注人池。不是七个人,是三十个人。核心团队之外,外围人员只知道一个号码,不知道自己参与的是一件什么事。每个人只出现一次,之后不再使用。第二步——动态号码分配。不是所有人买同一个号码,而是把预测号码做微调,分散在多个相近的号码上。保证中奖率的同时,降低‘多人同号’的风险。第三步——分布式兑奖。不再集中兑奖,而是利用彩票中心允许的代领机制,通过多个中间人层层转交。”
何明在旁边补充了一句:“苏哥让我写了一个自动化的脚本,可以根据每次的预测号码自动生成最优的分散方案。三十个人的投注计划,输入号码之后三分钟就能出。”
周临渊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流程图和代码,沉默了很久。他不是在质疑方案——他在想另一件事。
“苏哥。”
“嗯。”
“你做这些——不只是在帮我们。你也在为某件事做准备。你准备了多久了?”
苏鹤年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白板前,拿起记号笔,在那张组织结构图的最下层,苏国良名字的旁边,画了一道线,又写了一个名字。
苏鹤年。
“十九岁那年,我从海外回来收尸。我爸的遗物里只有一盘磁带和一把钥匙。磁带我听了不下一百遍。每一个字都背得出来。我爸说——‘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他把备份藏在了专案组驻地隔壁的档案室里。他知道那群人绝对不敢靠近经侦的驻地。”
苏鹤年把笔放下。
“但他不知道的是——那群人自己就是经侦。”
周临渊愣住了。
“什么意思?”
“我爸藏备份的时候,认为专案组和追他的人是对立的。他不知道的是,追他的那群人已经在体制内部建立了自己的保护层。专案组的人不全是他们的人——但专案组的负责人,是顾世安的人。”苏鹤年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叙述一个已经确认过的客观事实。“我爸藏备份的地方,安全了二十七年。不是因为那个地方绝对安全——是因为那些人不想让任何人注意到那栋楼。他们在保护自己的时候,顺便保护了备份。”
安全屋里的空气变得很重。何明的手停在键盘上,不敢敲下去。周德民坐在角落的行军床上,手里的饼干盒子被他放在了腿边——他也许听不太懂这些名字和关系,但他听出了“顾世安”三个字的分量。
“所以你在等。”周临渊说,“等有人走到这一步——等你爸的备份被发现,等陈远山的相位模型证实你爸的报告,等一切证据都到位。然后你出手。”
“我在等一个能走到这步的人。”苏鹤年说,“陈远山走了三年。我观察了他一年半。你们第一次七人七站验证的时候,我给何明提供过加密信道的技术支持——那是我第一次确定,你们不是来中奖的。你们是来找真相的。”
他走到周临渊面前。两个人隔着不到一米的距离。苏鹤年比他高半个头,俯视着他,但目光里没有居高临下的意味——是一种平等的、审视的目光,像是在确认对方有没有准备好。
“周临渊。你想好了吗?从现在开始,你每走一步,都会在你的专案组档案上多记一行。你父亲已经被跟过了。你老婆——宋知意——她的名字现在还没上档案。但如果你继续往前走,她会上。你准备好面对这个了吗?”
周临渊没有立刻回答。他想起宋知意那天晚上在沙发上说的话——“我没有说不要做。我说的是要小心。”
“准备好了。”他说。
苏鹤年看了他三秒,然后伸出手。
“那就一起走。”
周临渊握住了那只手。苏鹤年的手掌很硬,有很多老茧,握力很大。不是商业场合那种点到为止的握手,是另一种——像是在约定一件事,一件做完了之后可能谁也回不了头的事。
“先吃早饭。”苏鹤年松开手,声音恢复了平时的冷淡。“老李买了米线。酸浆的,趁热。”
他转身走向电磁炉那边,动作利落,像是在部队食堂里给战友分饭。何明长舒一口气,手指重新在键盘上跳动起来。周德民从行军床上站起身,慢慢走到桌前,看着桌上几碗冒热气的米线,又看了看白板上密密麻麻的流程图和名字。
“苏师傅。”周德民叫了一声。
苏鹤年回过头来。
“你爸——苏国良——他走的时候痛苦吗?”
苏鹤年端着米线的手顿了一下。热气从碗里升起来,模糊了他的表情。
“我不知道,周叔。”他说,“我当时在国外。他们告诉我的是‘意外事故’。我没看到现场。没看到报告。没看到任何东西。只有一盘磁带——他在磁带里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录述职报告。最后他说——‘听完之后你们会明白。对不起。’然后录音就断了。”
苏鹤年把米线放在周德民面前。
“所以我回来。不是为了原谅他,也不是为了替他报仇——是为了把那句‘对不起’后面的东西找出来。”
周德民看着他,然后慢慢点了点头。他从碗里拿起筷子,夹起一箸米线,吃了一口。
“酸浆的,正宗。”他说。
苏鹤年嘴角动了动。这一次,笑意到达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