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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会酒宴 顾清梧到得 ...

  •   顾清梧到得晚了些。

      上海总商会的春宴设在虞洽卿路那幢新落成的会所里,门廊下挂着几盏西洋玻璃灯,把门前的水门汀地照得锃亮。穿长衫的、穿西装的、穿马褂的,端着高脚杯在厅里走动,空气里混着雪茄味、黄酒气,还有从窗口飘进来的、黄浦江上那股挥之不去的煤烟味。远处有汽笛声,被窗玻璃隔成了一层模糊的嗡鸣。

      她在门口站了片刻,等眼睛适应厅里的光。

      没有人注意到她。或者说,没有人愿意第一个注意到她。

      顾清梧从侍应手里接过一杯茶,拿杯的姿势很稳。她穿了件藏青色暗纹旗袍,没有镶滚,没有绣花,剪裁利落得像是从西装上借来的样式。在一屋子珠光宝气的太太小姐中间,她朴素得像是走错了地方。

      但她没有走错。

      “顾小姐。”

      叫她的是周仲桓。华商船运联合会的副会长,她父亲三十年的老友,头发已经白了大半,声音里天然带着几分忧虑。

      “周伯伯。”顾清梧微微颔首。

      周仲桓往她旁边靠了靠,压低了声音:“你爹怎么样?”

      “老样子。”顾清梧说,“今天早上醒了一会儿,问了两句码头上的事,又睡过去了。”

      这倒不是实话。父亲已经连续昏迷三天,德国医生摇头的次数一次比一次多。但这话不能在今晚说——今晚这场酒宴上,豺狼太多,她不能让人闻到血腥味。

      周仲桓显然是懂的。他叹了口气,没再往下问,只是说:“你来了就好。今晚孙宝昌也来了。”

      顾清梧拿杯的手指微微一紧。

      孙宝昌。宁波商帮里数得上号的人物,和顾家同乡同源,见面时总要叫她父亲一声“清梧她爹”。但这两年,顾氏船运的几条近海航线,被孙宝昌以“合作”的名义拿走了大半。

      “他来做什么?”她问。

      周仲桓没来得及回答。

      “各位——各位请安静一下。”

      台上站起来的正是孙宝昌。他四十出头,穿一身剪裁考究的深灰西装,金丝边眼镜后面是一双带笑的眼睛。那种笑很讲究分寸——不多不少,刚好让人觉得亲切,又不至于显得谄媚。

      “今天借总商会春宴的机会,孙某想宣布一件事。”他顿了顿,“孙氏航运从下月起,将开辟上海至宁波、上海至温州两条新航线。届时,我们将以低于市价两成的运费,服务沿线商号。”

      厅里响起几声稀稀拉拉的掌声。

      顾清梧没动。

      周仲桓的脸一下子白了。他比谁都清楚——这两条航线,正是顾家最后的命脉。顾氏船运的“顺昌号”和“泰昌号”常年跑的就是这两条线,靠的就是这两条线的运费勉强撑着船队的开销。孙宝昌现在要低于市价两成进来,这是要绝顾家的后路。

      孙宝昌的目光隔着人群找到了她。

      “清梧也在。”他笑了笑,“正好。我跟商会几位前辈商量过了,顾氏船运最近……有些难处,大家是同乡,理应帮衬。若顾家愿意把航线经营权转给孙氏,我按市价再加一成收购。”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温和得像是在问“今天天气不错吧”。

      顾清梧放下茶杯。

      “孙叔叔费心了。”她声音不大,却在一片低语中清清楚楚,“航线的事,顾家还能自己跑。”

      孙宝昌点点头,好像早就料到她会这么说。

      “清梧有骨气,像你爹。”他话锋一转,“不过——顺昌号的发动机,修好了吗?”

      厅里有人轻轻吸了一口气。

      顾清梧没有回答。

      顺昌号。三天前,顺昌号在海上突然失去动力,被拖回吴淞口码头。拆开一看,发动机的一组曲轴烧了。这是德国造的柴油机,整个上海只有英资洋行的维修车间能接——但他们说,排期至少要等三个月。

      三个月。航线两个月不跑,客户就全跑了。

      “洋行不接的话,可以找我嘛。”孙宝昌笑道,“我刚从德国订了两台新柴油机,下月到港。清梧若需要,我按进价让一台给顾家。”

      他的话音落下,厅里安静了两秒。

      顾清梧看着他带笑的眼睛,忽然明白了今晚这桌酒席的用意。他不是来抢航线的。他是来算好了她走投无路的日子,然后当着一屋子人的面,伸出那只“援手”。

      但她不能当场翻脸。翻脸就是不知好歹,翻脸就是在商会的面子地上啐一口。

      “多谢孙叔叔好意。”她说,“容我想想。”

      “想什么呀,清梧——”

      “她说了容她想。”

      这个声音不是顾清梧的。说话的人坐在大厅角落,在一棵盆栽棕榈树的阴影里。他穿着件洗得发旧的深蓝色衬衫,袖口卷到手肘,露出一截沾着墨渍的手腕。桌上有半杯没动过的红酒和一张摊开的餐巾纸,纸上用铅笔画着什么东西,线条细密——细到在这个距离上,旁人根本看不清画的是什么。他右手食指的指节上有块老茧,被墨水染成了淡淡的青灰色。那是常年握笔的人才会有的印记,但又不像是写字磨出来的。

      他看起来很年轻,二十六七岁的样子,但眉头间有一道常年蹙眉才留下的浅纹。

      全厅的目光都转过去。

      孙宝昌眯了眯眼:“这位是——?”

      “陆怀瑾。”周仲桓低声道,“北洋大学毕业,留德学机械的。在怡和洋行做事。”

      “怡和的?”孙宝昌笑了笑,“失敬。不过我和顾小姐谈的是航运的事,陆先生似乎——”

      “顺昌号是MAN公司1928年的船用柴油机,四冲程,直列六缸。”陆怀瑾把铅笔搁在餐巾纸上,“曲轴烧了,大概率不是发动机本身的问题,是润滑系统出了故障。油路堵了,曲轴和轴瓦干磨,才会烧。”

      一桌人面面相觑。

      “如果拆开之后发现是油路问题,换曲轴没用,得清洗整个润滑系统,还要查机油泵。上海能做这个活的,”他想了想,“应该不止洋行。”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自言自语的口吻,好像只是在对着餐巾纸上那幅图纸推演一个技术问题,与满厅的人情世故全无干系。

      顾清梧盯着他看。

      这人不喝酒、不寒暄、不逢迎。他甚至不像是在帮她——他只是指出了一件在他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她的目光落在他的手指上,那块老茧让她想起码头上的轮机师傅。但轮机师傅的手更粗粝,他的手——

      她的思路被自己打断了。她略略移开视线,重新把注意力拉回到正事上。

      父亲曾对她说过一句话:生意场上,最难的不是对付坏人,是认出好人。坏人有迹可循,好人没有。好人的特征只有一个——他做事的方式跟利益无关。

      这个人,也许就是父亲说的那种。

      顾清梧在心里飞快递算了一笔账。顺昌号停一天,损失的就是白花花的银元。洋行排期三个月,孙宝昌的“援手”实则要拿走航线经营权。眼前这个工程师,至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技术上站得住的,至少他的眼睛里没有算计。机会不会等人。与其被孙宝昌钝刀子割肉,不如把筹码押在一个她直觉可信的人身上。

      “陆先生。”她说,“你有把握吗?”

      陆怀瑾终于抬起头看她。

      他没有立刻回答,目光在她脸上停了半秒,然后往下移——移到了她握着茶杯的手上。那只手的手指上有几道很浅的旧伤痕,是指甲边被账页割破后愈合的痕迹。一个穿旗袍的女人,却有一双在码头账房里磨过的手。

      他抬起头,重新看她的眼睛。瞳仁里没有奉承,没有算计,只有一种干净的专注。此刻多了一层探究——像是在三视图上找到了一个之前漏掉的细节。

      “要拆开看才知道。”他说,“不过——理论上,没有问题。”

      顾清梧听懂了。他说的“理论上”不是含糊其辞,是不肯在没有看到实物之前说大话。这种固执,恰是她在这间屋子里见过的最大的诚恳。

      “要多久?”

      “顺利的话,”他想了想,“二十天。不顺利的话——”

      “我给三十天。”顾清梧说,“三十天内修好,我按技术入股,与你合伙建一间维修厂,专做华商船运的生意。修不好——”

      “修不好怎样?”

      “修不好我赔上全部,你分文不取。”

      陆怀瑾沉默了一会儿。

      他看了她一眼。这一回,他在看她的眼睛。他发现她的眼神和商会里其他人都不一样——不是巴结,不是试探,不是在计算能从你身上榨出多少好处。是一种“我赌你赢”的直率。

      这种直率他很久没见过了。上一次见到,还是在德国,导师把实验室钥匙交到他手里的时候。

      然后他拿起桌上的铅笔,在那张画满线条的餐巾纸上,又加了一笔。

      “成交。”

      他没问她赔上全部是多少。她也没问他为什么答应。在这个尽是油滑和算计的夜晚,他们像两个不会拐弯的钝器,撞在了一起,发出的不是声响,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找到同类的震颤。

      角落里,孙宝昌摘下了金丝眼镜,慢慢擦拭着。

      “陆怀瑾。”他自语似的念了一遍这个名字,“有意思。”

      在他身后,法租界的夜风吹动了窗帘。窗外是上海——1931年的上海,霓虹灯刚刚亮起,黄浦江上的汽笛声穿过了整个城市,有轨电车从虞洽卿路上叮当驶过,江水拍打着外滩的堤岸,一浪接一浪,像是一台永不熄火的发动机。

      没有人知道,吴淞口码头上一台停摆的发动机,将要牵动多少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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