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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裂隙   五月的 ...

  •   五月的第一天,我做了一件后来反复回想了无数次的事。

      那天下午放学早,谢渺要去医院给他爸拿复查的片子,没有等我。我一个人走回家,路过小区门口的面包店,玻璃橱窗里新出炉的蛋挞码得整整齐齐,金黄酥脆,边缘带着焦糖色的虎皮纹。母亲爱吃蛋挞——她很少给自己买东西,衣服穿了好几年也不肯换,护肤品用到挤不出来还要用剪刀剪开继续挖。但她每次路过面包店的时候,目光总在蛋挞上多停两秒。

      我买了一盒,六只装,热乎的。店员用纸袋装好,封口处折了两折,递给我的时候笑着说了句“小心烫”。我把纸袋抱在胸前走回家,穿过小区花坛的时候石楠花开得正盛,一捧一捧的白花挤在枝头,味道冲得人头晕。几个小孩在滑梯那边尖叫着追逐,有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从滑梯上滑下来,裙摆鼓成一个圆圆的伞。

      用钥匙开门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

      玄关多了一双鞋。男士皮鞋,黑色的,鞋头有一点磨损,鞋底边缘沾着干掉的泥。鞋垫被踩出了脚后跟的凹痕,鞋带的系法是那种一个死结加一个活结——我见过这种系法。门厅里的空气和平时不一样,多了一种陌生的、混着烟味和樟脑丸的气息,像旧衣柜里放了太久的西装,皮革味都朽了。

      厨房里传来母亲的声音。她在说话,语速很快,不是平时那种慢条斯理的温柔,而是带着一点急切和慌乱,像在辩解什么,又像在请求什么。她每说几句就会顿一下,像是在等对方回应,但对方的回应总是很短,短到她需要立刻接上去。

      还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低沉、粗糙,隔着走廊传过来,每一个字都像砂纸擦过皮肤。

      那个声音我听了十三年。

      它从一个我已经封存了很久的地方翻涌上来,一瞬间漫过了所有这些年建立起来的堤防。像一锅被遗忘在灶上的沸水,盖子被猛地顶开,滚烫的水沫溅得到处都是。

      我没有换鞋,纸袋还抱在胸前,一步一步穿过走廊,脚步轻得连自己都听不见。心脏在胸腔里跳得不快,但每一下都很重,像有人拿着橡胶锤一下一下敲在骨头上。客厅的光线偏暗,窗帘只拉开一半,落地灯的灯泡好像烧了,只剩天花板上一盏日光灯嗡嗡响着。灯管时不时闪一下,把整个客厅闪成明暗交替的慢镜头。

      母亲坐在沙发边缘,身体前倾,两只手交握在膝盖上,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她的手在微微发抖。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着一个男人——我爸。他比记忆中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深了,颧骨更高,但那双眼睛没变。那双眼睛看人的方式和以前一样,从下往上扫你一眼,停在你的脸上,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件不合格的次品。

      茶几上摆着一杯没动过的茶,茶叶沉在杯底,茶水已经凉透了,表面凝了一层薄薄的油光。

      “爸。”

      我听见自己叫了一声。声音是平的。没有愤怒,没有惊恐,没有哭腔,像一个配音演员对着屏幕念了一句不属于自己的台词。我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你叫他爸——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了。那两个字短暂地悬浮在空气中,然后像被人一把扯碎了。

      他转过头来看着我,上下打量了一遍,目光在我的校服和我抱着的蛋挞纸袋上停了一瞬,然后把烟掐灭在茶几上的烟灰缸里。那是母亲临时找出来的——我们家没人抽烟,那烟灰缸大概是楼下超市买的,塑料的,最便宜的那种。他的动作很慢,带着某种刻意的从容,像在宣布他不需要着急,这个房子里的时间归他支配。

      “长高了。”他说,语气平淡,好像在谈论一个很久没见的远房亲戚的孩子。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看了母亲一眼,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说——你看,他还是认我的。

      我没有回答。我把蛋挞放在鞋柜上,站在玄关和客厅的交界处,没有往前走一步,也没有往后退。身体里所有器官好像都被按下了暂停键,只有大脑在超速运转,把十三年里所有关于这个人的碎片翻出来,像一台失控的投影仪把记忆一帧一帧投射在眼前的墙壁上。

      他摔碗的时候瓷片溅到我脚踝上。他打完母亲之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放的是春晚重播,小品演员在台上哈哈大笑,母亲在厨房里用冷水冲手腕上的淤青。他把我从椅子上拎起来,我的脚尖够不到地面,他的脸凑得很近,酒气喷在我脸上。

      那些画面一帧一帧地闪过去,每一帧都很旧了,但每一帧的纹理都清晰得可恨。我没有忘记任何事情。我只是把它们藏起来了。现在他坐在这里,用同一双眼睛看着我,把这些藏了多年的碎片一片一片地挖出来,摆在我面前。好像在说——你看,你还是逃不掉。

      “你来干什么。”我说。

      “小瑜。”母亲在沙发上叫了我一声,声音带着近乎哀求的柔软,像是怕我说出什么无法挽回的话,又像是怕他听到我的语气就会发作。

      “来看看,”他说,靠回沙发里,翘起二郎腿,脚上的皮鞋随着他晃动的脚尖一翘一翘的,“不行吗?我儿子我看看不行?”

      他说“我儿子”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里有某种理直气壮的自在,像在陈述一条法律条文。我听着那三个字,胃里翻了一下。你是他的什么?你配说这两个字吗?——这些话全部挤在喉咙里,但我把它们咽下去了。不是因为怕他,是因为母亲。她在沙发上微微发抖,眼睛红红的,求我不要激怒他。她已经在这个人面前耗尽了所有的安全感。

      “看完了。”我说。声音平静如水,水面以下的东西全部沉在看不见的地方。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空气里有一种被扯紧的张力,像一根橡皮筋被拉到了极限。他的眼睛微微眯起来,嘴角向下撇了一下,好像在掂量我的分量,或者在判断我是不是值得他发作。然后他笑了,笑得很短,从鼻子里哼出来的那种。他没有站起来,也没有说什么重话,只是偏过头去不再看我,继续对母亲说那些我听不下去的话。

      他说他需要一笔钱,不是借,是“家里的事”。他说他最近手头紧,做生意亏了,等翻身了就还。他说他知道母亲工资不高,但——“你们不是过得挺好嘛,孩子都上高中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没有骄傲,只有算计,像是在评估一件抵押品的当前市价。

      母亲低着头,声音很小,说“我再想想”。她一边说,一边把手从膝盖上抬起来,做了一个安抚的手势,像是怕他等得不耐烦。

      我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关门的声音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因为我怕任何一点重声都会成为他发作的借口。门锁咔哒一声扣上,隔绝了客厅里的声音,但隔绝不掉。他的声音还是透过门缝渗进来,像煤气泄漏,无色无味但致命。

      我靠在门板上,仰头看着天花板。蛋挞还在玄关的鞋柜上,纸袋里的热气正在一点一点消散。我想起母亲看到蛋挞时可能会露出的笑容——那种被生活磨得很薄的笑容,和父亲离开那天傍晚她抱住我时发抖的肩膀。头顶的日光灯嗡嗡响着,和那天谢渺第一次走进教室时的声音一模一样。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谢渺发来一条消息:“片子拿到了,没事,老谢下周就能下地。你在干嘛?”

      我盯着屏幕,手指悬在键盘上方,打了一行字又删掉。我想说“我爸回来了”,想说“你能不能来我家楼下站一会儿什么都不用做”,想说“我刚刚叫了他一声爸现在我觉得自己很恶心”。

      最后我打了两个字:“在家。”

      他秒回:“吃饭了没?”

      “还没。”

      “那你吃。”

      我没有再回。我把手机翻过来扣在床上,屏幕朝下。我怕他继续问,我怕他察觉到我语气里的异常——他一定会察觉到的,他连我窗户漏风都能发现,他怎么可能发现不了我打字的速度变了。但我又怕他不问。怕他回一个“哦”,然后把手机放下,继续去忙他自己的事。

      我在房间里坐了很久。窗外的天色从灰蓝变成深灰,又变成全黑。路灯亮起来,在窗帘上投下枯枝的阴影。客厅里的说话声渐渐变小,最后传来门关上的声音——那个沉闷的、带着金属锁舌弹入卡槽的咔嗒声。然后是母亲的哭声,很轻,闷在手掌里,但她忘了客厅和我的房间只隔一堵墙。

      我拉开门,走到客厅。母亲坐在沙发上,背对着我,肩膀一抖一抖的。茶几上那个塑料烟灰缸里有三个烟头,烟灰散在桌面上,茶已经完全冷了。蛋挞还在鞋柜上,纸袋口的折痕还是我离开时的样子,一口没动。

      “妈。”

      她快速地用手背擦了一下眼睛,转过头来,努力扯出一个笑容。那个笑比哭还让我难受。“没事,没事。你吃了没有?妈去热饭。”

      “妈。”

      “嗯?”

      “下次他再来,你不要开门。”

      她愣了一下,然后眼泪又下来了。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没有抱她——我做不到。但我和她之间的距离,从沙发扶手的长度变成了一个手掌的宽度。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眼睛睁着,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路灯透过窗帘的缝隙投进来一道光,横在天花板上,像一条细长的伤疤。每一道纹理都熟悉,但今晚看起来格外刺眼。

      我拿出手机,屏幕的光刺得眼睛眯了一下。我把和他的对话记录翻了一遍,从今天下午的“那你吃”一直翻到了很久以前的。第一次发的消息,图书馆那张便利贴上的号码,我存进手机里花了一个月。他的第一条消息我好像只回了一个“嗯”。后来他开始发得多了,今天的食堂,数学题,篮球,周末想爬山。

      我翻到一张照片——寒假那场雪里我偷拍的。他蹲在地上捏雪球,路灯照着他的侧脸,围巾的绒尾垂在雪地上。这张照片我拍得很模糊,手抖了,构图一塌糊涂,他的半边脸都被黑影遮住了。但我从来没舍得删。

      我把手机贴在胸口上,闭上眼睛,然后在黑暗里,在只有我一个人的房间里,对着屏幕上的对话框打了一行字。打了又删,删了又打,最后什么都没发。

      凌晨三点零七分,手机屏幕忽然亮了。

      谢渺发来的消息,没有前因后果,没有问“你还好吗”,就简简单单一句话:“我在你家楼下。下楼。”

      凌晨三点,零七分。他一个人从东边骑车骑了将近四十分钟,穿过半个城市,在这个时间点,没有任何一句多余的话。

      我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冷的,不是怕,是某种更复杂的东西。那一刻,我同时感到了被拯救和被击溃。被拯救,因为他来了;被击溃,因为——为什么这种好必须验证我的不堪?为什么他越好,我就越确信自己不配?

      我拉开窗帘。

      他站在路灯下面,和寒假那个雪夜一模一样的位置。他骑了将近四十分钟自行车来我家楼下,就因为我下午回他消息的时候只打了两个字。他连理由都不知道,但他来了。就这么简单。

      我连外套都没披,穿着拖鞋冲下楼梯,推开单元门,冷风灌进睡衣领口的时候才发现刚下过雨,空气里全是湿润的泥土腥味。路灯在水洼里投下倒影,煎饼果子的薄脆在齿间咔嚓作响,但此刻整条街空无一人。

      谢渺站在路灯下,自行车斜靠在旁边的栏杆上,穿着一件灰色的薄外套,领口竖起来,拉链没拉,露出里面皱巴巴的T恤。他的头发乱糟糟地翘着,一看就是从床上爬起来直接出门的。左手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个煎饼果子,袋壁上凝着水珠。

      凌晨三点零七分。他骑了近四十分钟车程,路过他家那条街唯一还在营业的煎饼摊,买了两份煎饼果子。然后他就站在那里,抬头看向我的窗户,像是已经站了很久。

      他看见我下来,没有说“你怎么了”,没有问“发生什么事了”,没有像正常人一样追问原因。他只是把煎饼果子递给我,说:“加了两份脆片。趁热吃。”

      我说:“谢渺,你在干什么。”

      “你下午回我消息回了一个字,”他说,“你平时回一个字很正常。你今天回一个字是‘在家’。我认识的陆瑜,说‘在家’的时候,不是在说‘在家’。”

      他说完就蹲下去了。他蹲在那个路灯底下,低头解开塑料袋,把煎饼果子往我手里塞。那一刻我没撑住。我说了。我什么都说了。

      我爸今天来了。他坐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用那双我最害怕的眼睛看着我,说“长高了”。我妈在沙发上发抖,我站在玄关像个木头人。我连把她挡在身后都没有做到,我只是站在那里,然后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了门。关了门,就这么简单。我什么都没有做。

      他听着,没有插话,没有说“你当时应该怎样怎样”,也没有说“你现在要不要报警”。他只是站起来,站直了身体,然后伸手把我拉进了一个拥抱里。

      他抱得很用力。一手搂我的后背,一手按在我后脑勺上,手掌的温度透过头发传递到头皮上,整个人的重量都压过来,像是要把我从某种正在下陷的泥沼里活活拽出来。我已经很久没有被人这样用力地拥抱过了。久到我忘记了被另一个人完全包裹住是什么样的感觉——不是礼节性的轻拍,不是母亲那种小心翼翼的温柔,而是像要把你嵌进骨骼里,让你知道你真的没有被世界丢下哪怕一秒。

      他的外套是凉的,但里面T恤的胸口是温的,风尘仆仆的汗混着洗过很多次的洗衣液味道,还有煎饼果子的油炸香。我僵硬了两秒,然后所有的防线在这个拥抱里,碎得连渣都不剩。

      我把脸埋在他肩窝里,肩膀开始发抖,然后整个人开始发抖,然后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热滚滚的,一下子渗透了他肩上的布料。他没有说话,没有问,没有劝我别哭。他只是把按在我后脑勺上的手收紧了一点。

      我在凌晨三点的小区空地上失声痛哭,哭得像个小孩。那些我从十三岁起就憋着的东西,那些在黑夜里咬着枕头不敢出声的夜晚,那些被烟灰缸砸出的碎瓷片、被血迹和酒精气息填满的黄昏走廊,那些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的话,全部化成了眼泪,砸在他皱巴巴的T恤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久到他的衣服已经完全湿透了,久到声音嘶哑到发不出任何完整的音节。我才抬起手,攥住他后背的外套,攥得死死的,指节发白。

      “谢渺。”

      “嗯。”

      “你别走。”

      “我没走。”

      “我怕你走。”

      他抱着我的手紧了一下。“怕也没用,我走了谁来处理我肩上的鼻涕眼泪。”

      我闷闷地说我根本没有流鼻涕。他说你确定吗,我觉得我肩膀有点凉。我又哭又笑地推开他,用手背擦了一把脸,掌心全是半干的泪痕。他低头看自己肩膀上的那一大片湿痕,摇了摇头说“完了,这件衣服废了”,然后从塑料袋里拿起那个已经有些变凉的煎饼果子塞到我手心里。

      “快吃。吃完上去睡觉。我陪你把煎饼果子吃完,然后你上去洗澡睡觉,明天我给你带早饭。”

      “你明天还要过来?”

      “你觉得呢。”他咬了一口煎饼果子,靠在自行车上,路灯把他影子拉得很长,和我的影子在地上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

      我们就这么站在凌晨的冷风里,站在无人的小区空地上,嚼着已经不那么脆的煎饼果子。夜鸟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翅膀扑棱的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格外清晰。凌晨四点远处的天空有一丝极淡的泛白,天快亮了。他没有追问,没有给建议,没有问我今后打算怎么办。他只是来了,然后站在那里,用他自己的方式把我从那个黑洞里捞了出来。

      他走的时候天边已经有了一抹灰蓝。他跨上自行车,回头看了我一眼:“上去吧,我看着你亮灯。”

      我走到单元门口,回头看他。他骑在自行车上,一只脚撑地,冲我摆了摆手。那个手势和以前一模一样,随意,漫不经心,好像凌晨三点骑四十分钟车来朋友家楼下是天底下最正常的事。

      回到房间里我打开灯,走到窗户前。他看见灯亮了,朝窗口点了点头,然后踏上踏板,骑进了快要散去的夜色里。自行车链条转动的声音在凌晨安静的小区里很清晰,咔哒咔哒,慢慢变远,最后一个转弯消失不见。

      我不记得那天晚上后来有没有睡着。

      但我记得我躺回床上的时候,枕头上有煎饼果子的油香和他外套上那熟悉的、令人安心的洗衣液味道。它们混在一起,留在我的头发上、脸上、呼吸里,像一个永远不会褪色的印记。

      他说“明天”。他说的每句“明天”都会兑现。我知道明天早上他一定会带着早饭出现在我家楼下,我知道他的“以后”不是安慰说辞而是时间表。但我更知道——他越是这样,我就越害怕。

      十七岁。我有一个世界上最亮的人。他把光照进我所有的裂缝里,连最深的那个都没有绕过。可裂缝被光照过之后不是愈合,是让它们变得更加清晰。我数得清自己碎了多少片,而他是完整的。这正是裂隙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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