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残鸟 林栖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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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栖第一次被人叫“扫把星”，是在七岁那年。
她妈收拾行李的时候摔了一个杯子，玻璃渣划破手指，血珠渗出来。她妈没看她，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都是因为你。”
七岁的林栖不懂什么叫“都是因为你”。她只知道从那以后，家里所有的坏事都跟她有关。爸爸失业是因为她。奶奶住院是因为她。连楼下超市的冰柜坏掉，她妈都能在饭桌上补一句：“还不是你昨天非要吃雪糕。”
后来她就不怎么说话了。
不说话，就不会犯错。不犯错，就不会被骂。这是林栖在十四岁之前总结出的人生真理。
十四岁那年，她被送进了“康宁”。
康宁是一家精神卫生中心，在林栖所在的城市里，人们管它叫“精神病院”。她妈把她送进去的时候，签字的笔都没抖一下。
“她有严重的社交障碍和抑郁发作。”医生对她妈说，“需要住院治疗。”
她妈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了。
林栖站在走廊里，看着她妈的背影消失在那扇铁门外面。她没有哭。她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
康宁的日子比家里好过一些。
好过在哪里呢？大概是没有人会突然把碗摔在地上，然后说是她的错。这里的人都很安静——或者说，安静得很奇怪。
林栖住的那间病房有四张床。靠窗的床位属于一个叫沈棠的女孩，她总是一个人坐在窗台上，把脚悬在外面，两只手撑着窗框，像是在犹豫要不要松手。
沈棠不怎么说话，但她会唱歌。
不是正常的唱法。她会把一首歌拆成碎片，只重复其中的某一句，反复唱几十遍，直到声音沙哑。
护工说这是“强迫性重复行为”。林栖觉得不是。她觉得沈棠只是想把那一句歌词嚼烂，咽下去，让它变成身体的一部分。
沈棠唱得最多的那一句是：
“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我还活着……”
林栖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不是因为好听。是因为那声音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求救，也不是绝望，更像是某种事实陈述。就好像沈棠在反复提醒自己：你还在呼吸，你的心脏还在跳，你没有死。
你不能死。
林栖住院的第二个月，来了一个新病人。
她叫季雨，十六岁，比林栖大两岁。进来的第一天就把护士站的花瓶砸了，然后蹲在走廊里哭了一个小时。
“我要出去。”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没有病！他们才有病！”
护工把她架进病房的时候，她挣扎得像一条被拎出水面的鱼。林栖站在门口看着她，沈棠坐在窗台上往下看。
季雨被按在床上绑了约束带。她哭累了就开始骂人，骂她爸妈，骂医生，骂全世界。
“你们等着，”她咬牙切齿地说，“等我出去，我要组一个乐队，我要唱死你们。”
没有人理会她。
但林栖听到了那句话，不知道为什么，记了很久。
林栖在康宁住了八个月。
八个月里，她学会了在人群里假装正常。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吃药的时候吃药，护士问她今天心情怎么样，她就说“挺好的”。
医生觉得她恢复得不错，通知她妈来接人。
她妈来了，签了出院单，把林栖带上车。回家的路上两个人一句话都没说。
车开到半路，她妈忽然开口：“你能不能正常一点？”
林栖看着车窗外飞速后退的树，没有回答。
她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但她不能说。
说了，就真的回不去了。
十八岁那年，林栖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专。
说是考上的，不如说是混上的。她的分数刚刚够线，专业是“文化产业管理”——听起来很体面，实际上全班没有人说得清这个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
她选这个学校只有一个原因：离家里够远。
坐火车要十四个小时。她妈想骂她也只能打电话。
大学的前三个月，林栖过得像一滴水掉进了海里。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没有人叫她“扫把星”。她每天按时上课，按时去食堂，按时回宿舍。她甚至交了一个朋友——一个叫方恬的女孩，她们在一个选修课上认识的。
方恬话很多，总是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林栖只需要偶尔点头或者“嗯”一声，方恬就能自己说上一整个下午。
“你知道吗，”有一天方恬忽然停下来，看着林栖，“你是我见过最好的听众。”
林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是她很久以来第一次笑。
十月底的一个晚上，方恬拉着林栖去了一家叫“群夜”的Livehouse。
“你肯定没来过这种地方。”方恬兴奋地说，“超酷的。”
群夜开在一栋老居民楼的地下室里。入口是一个窄得只能一个人通过的楼梯，墙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海报，有些已经被时间磨得看不清图案。
林栖跟着方恬走进去的时候，第一感觉是闷。
空气里混杂着汗味、啤酒味和某种说不清的霉味。灯光暗得几乎看不清人的脸，只有舞台上一束蓝色光柱打在麦克风架上。
人不多。大概三四十个，稀稀拉拉地站在台下。
“今天是谁的演出？”林栖问。
方恬翻了翻手机：“好像是一个新乐队，叫什么……‘残鸟’。”
“残鸟？”
“嗯，没听过。可能不好听。”方恬耸耸肩，“但门票只要二十块，就当喝杯酒。”
林栖没有接话。她盯着那个麦克风架，心跳忽然快了起来。
她说不上来为什么。
那种感觉像是一种预感——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八点整，灯灭了。
整个地下室陷入一片漆黑。有人在黑暗中吹口哨，有人起哄喊“快点”。
然后灯亮了。
不是舞台灯，是那种廉价的彩色串灯，被人七扭八歪地缠在舞台两侧。红一下，绿一下，蓝一下，像圣诞树跑错了片场。
四个人从舞台侧面的阴影里走上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瘦高的女孩，穿着黑色卫衣，帽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大半张脸。她走到麦克风前面，低着头站了几秒钟，然后抬手把帽子掀掉。
露出一张苍白的脸，和一双亮得有些吓人的眼睛。
林栖认出她了。
是沈棠。
那个在康宁的窗台上把脚悬在半空、反复唱着“我还活着”的女孩。
沈棠握住麦克风的时候，手在发抖。
台下有人在笑。
“这主唱行不行啊，抖成这样。”
“看起来像嗑了。”
林栖没有笑。她的手指慢慢攥紧，指甲嵌进掌心里。
沈棠抬起头，看向台下。
灯光打在她的脸上，林栖看到她在笑——不是那种好看的笑，而是一种紧张的、扭曲的、近乎狰狞的笑，像是一个溺水的人在抓住最后一根浮木时露出的表情。
然后她开口了。
声音不大，像是在自言自语。但麦克风把它传遍了整个地下室。
“我叫沈棠。”她说，“我有病。”
台下安静了一秒，然后笑声更大了一些。
“谁没有病啊！”有人在下面喊。
沈棠没有理他。她的目光扫过台下的人群，忽然停住了。
她看到了林栖。
两个人的目光在昏暗的灯光里撞在一起。林栖看到沈棠的眼睛亮了一下，像是一盏快要熄灭的灯忽然被重新点燃。
“这首歌，”沈棠对着麦克风说，声音还是不大，但这一次没有发抖，“送给一个很久以前认识的人。”
鼓手敲了四下。
吉他像一把钝刀切开空气。
沈棠闭上眼睛，用尽全身力气唱出了第一句歌词——
“我不怕坠落，因为我已经在地底了。”
林栖站在原地，浑身开始发抖。
不是因为冷。
是因为那些歌词像一只手，伸进她的胸腔，握住了她从来不敢触碰的地方。
方恬在旁边兴奋地拍她的肩膀：“卧槽，这个主唱，有点东西啊！”
林栖没有说话。
她站在那里，听着沈棠在台上嘶吼、颤抖、流泪，把每一个字都唱得像是在从身体里往外掏什么东西。
台下的人从嘲笑变成了沉默，从沉默变成了鼓掌，从鼓掌变成了跟着一起唱。
没有人再喊“有病”了。
因为在这一刻，这个昏暗的、闷热的地下室里，好像所有人都有病。
演出结束之后，林栖没有跟着方恬离开。
“你去哪？”方恬站在楼梯口回头看她。
“你先走。”林栖说，“我上个厕所。”
方恬犹豫了一下：“那你快点，末班地铁快没了。”
“嗯。”
方恬走了。
林栖站在空荡荡的场地中间，看着工作人员在拆设备。舞台上的彩色串灯已经灭了，只剩下几盏惨白的日光灯管，把整个地下室照得像一个停尸房。
有人在身后轻轻咳嗽了一声。
林栖转过身。
沈棠站在她身后，卫衣帽子重新拉了上去，脸上的妆已经花了一半，眼线晕开，像两团淤青。
“好久不见。”沈棠说。
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林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沈棠看着她的表情，忽然笑了一下。那是一个真正的笑容，不是舞台上那个狰狞的笑，而是一个疲惫的、温柔的、带着点羞涩的笑。
“我就知道你会来。”沈棠说。
林栖终于挤出一句话：“你怎么会在这里？”
沈棠歪了歪头，像是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她伸出手，指了指身后那块空荡荡的舞台。
“我说过的，”她轻声说，“等我出来，我要组一个乐队。”
林栖愣住了。
那是在康宁的走廊里，季雨被绑在病床上哭着喊出来的话。
不是沈棠说的。
“季雨呢？”林栖脱口而出，“她也在这里？”
沈棠的笑容收了一点。她垂下眼睛，手指无意识地在卫衣口袋边缘摩挲。
“她在。”沈棠说，“但她今天没上台。”
“为什么？”
沈棠抬起头，看着林栖。
“因为她怕。”沈棠说，“她怕一上台，所有人就会看出来她有病。”
沉默了几秒钟。
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电流声。
沈棠忽然伸出手，握住了林栖的手腕。她的手指很凉，很瘦，骨节分明，像是用力一捏就会碎掉。
“林栖，”她说，“我们需要你。”
林栖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我们需要你。”沈棠重复了一遍，声音比刚才更低，更认真，“不只是我，季雨也一样。我们三个都是从康宁出来的。我们想组一个乐队，但我们……”
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
“我们一直缺一个人。一个知道那是什么感觉的人。”
林栖看着她，看着她花掉的妆容，看着她卫衣上洗不掉的污渍，看着她眼底那一点微弱但固执的光。
她想到了七岁那年被摔碎的杯子。
想到了她妈说“都是因为你”时的表情。
想到了康宁走廊里消失的背影。
想到了沈棠坐在窗台上反复唱的那句歌词——
“我还活着。”
林栖把手从沈棠的指间抽出来。
沈棠的眼神暗了一瞬。
然后林栖反手握住了她。
“好。”她说。
作者有话说
第1章 残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