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柠檬桃源

3、金田烽火 第03章永

　　第03章永安风云

　　咸丰元年，正月初一。

　　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外，两万多人在寒风里站着。
　　其中两万，手里拿的是锄头、扁担和竹竿，穿的是草鞋或打赤脚，操着各路口音的客家话，广西山民骂他们"山老鼠"。
　　另外两千人穿着号衣，提着长矛，站在晒谷场四角——这是朝廷的绿营。

　　他们不是来赶圩的。咸丰元年的冬天，广西已经三年没下过一场透雨了。稻田干裂到手指一戳就碎，河沟里断流了四成，桂平城里的米价已经涨到了每升八十文，翻了六倍。有人在圩上亲眼见过，一个妇人抱着孩子跪在米行门口，两文钱买一个饭团，她不舍得吃，把饭团塞进孩子嘴里，自己转身跳了河。有人被债主家的打手从草棚里拖出来，围观的人群没一个人上前——他们都晓得，欠了阿丘家的人，这辈子算是完了。

　　陈丕成站在人群最后面，咬着一块干红薯，拳头攥得发白。他十五岁，长到下巴尖，瘦得像一根竹竿。一双眼睛又黑又亮，盯着前面祠堂上那个穿黄泥袍的人。陈承瑢站在他左边，一只手搭在他肩上，另一只手摸着腰间的柴刀，低声说："到了。"

　　祠堂前搭了一个高台。上面站着的人穿一件粗布长衫，头缠红巾，身量不高，声音却亮："今日，天父皇上帝托梦于我，命我下山除妖，斩邪留正，建立太平天国！"

　　他的声音不大，每个字却像钉进耳朵里。台下两万人，没有一个人出声。风把火把的烟吹过来，陈丕成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那是祠堂前面烧黄纸的味道，也是他梦里闻到过的味道。

　　那个人叫洪秀全。广东花县人，三十八岁，三次院试不第，回到村里大病了一场，四十多天不省人事，醒来之后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天父皇上帝，还有天兄耶稣。他在广东花县老家跟表亲冯云山一起创了拜上帝会，写了劝世良言，劝人只拜天父皇上帝，不拜邪神菩萨。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们开始在广东本部传教，信的人不多，大多是村里没饭吃的穷鬼。道光二十七年（1847），冯云山独自一人走进了广西桂平的紫荆山，烧炭打杂，在炭窑里传"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道理。紫荆山里的烧炭佬和种山禾的客家人，一个接一个地跪在了炭灰里。

　　陈丕成不认得洪秀全。他也不认得"太平天国"这四个字。他只知道一件事：昨天阿丘家的人来村里收米，把他婶子那块薄田也拿走了，全家人连夜跑了。他在祠堂外的火把光里心想：跟着这个人走，或许能有饭吃。

　　十五岁，这就是一个孤儿投身一场席卷半个中国、持续十四年、死亡数千万人的战争的全部理由。

　　或许能吃饱饭。

　　没有人知道，这个站在人群最后面、咬着干红薯的十五岁少年，十一年后会被朝廷用千刀万剐的方式，在河南延津的校场上处死。那时候他已经改了名字，叫陈玉成，封信是太平天国的一字并肩王——英王。

　　也没有人知道，祠堂里那个弯腰写诏书的人，十一年后会在天京的病榻上，下一道密诏，把那条"英"字改成了"刃"字。

　　但这些都没有发生。现在是正月初一，天还很冷，火把的光把两万多张脸照得通红。洪秀全念完诏书，台下的人开始跪。陈丕成没跪——他不知道要跪，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前面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弯下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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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后，官军来了。

　　金田一战，太平军初战告捷。此后转战武宣，一路北上。

　　二月初三，太平军进了武宣县城。

　　这是太平军打下的第一座城。

　　洪秀全在武宣县城里的县衙大堂上，脱了草鞋，赤着脚走上知县的那张公案。公案前面铺着一张黄纸，是他昨夜亲笔所书——其实字是冯云山帮他写的，他只在落款处画了一个十字。

　　他坐上公案后面的太师椅——那是知县老爷的位子，雕着狮子滚绣球。他坐上去，身量不高，两只脚悬在半空，够不着地面。他看了看自己的赤脚，笑了一下，然后把脚缩到了椅子里面。

　　两万多人在县衙门外的广场上跪着，黑压压的一片，从大堂门口一直排到城墙根。有人在发抖，有人在咳嗽，但没有人说话。

　　洪秀全站起来了。他赤着脚站在公案前面的踏脚板上——他要把自己跟两万多跪着的人放在同一个地面上。

　　他张了张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像钉子一样钉进每个人的耳朵里——

　　"清朝当灭，太平天国当立！"

　　"我，洪秀全，天父次子，奉天父皇上帝之命，下凡斩邪留正！"

　　"天父说：'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你们——"他往堂外一指，"你们都是天父的子女，都是我的骨肉兄弟姐妹！"

　　"清朝的官，是阎罗妖的徒弟。他们骑在你们头上拉屎，逼你们交租交税，交不起就抓去坐牢，把你们当猪狗一样看待！"

　　"天父看了不忍心，派我下来斩邪留正！"

　　他停了一下，声音忽然变得像刀刃刮过骨头——

　　"驱逐妖魔——恢复真主！"

　　"从今日起——"

　　他的声音忽然拔高了，像一声炸雷——

　　"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

　　"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清朝的妖头——"他停了一下，声音忽然变得像刀刃刮过骨头，"我迟早要砍了他的头。"

　　然后他举起右手，朝堂外的两万多人，慢慢地压了下去——

　　"从今日起——太平天国万岁！天父皇上帝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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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群散去的时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农跪在县衙门口没有动。

　　他叫李大柱，桂平县大宣乡人，种了一辈子地，没有一寸土地是自己的。

　　他种的是阿丘家的佃田。阿丘是本地最大的地主姓，方圆三十里的田都是他家的。李大柱的祖父欠了阿丘家三石稻谷，还不上，押了一亩地，从此再也没有赎回来。

　　到李大柱这一代，租是六成——打一百斤稻谷，阿丘家拿六十斤，李大柱拿四十斤。这还算"善心"的租。有些年份，阿丘家的租收到七成五，剩下的二成五，李大柱要拿来交朝廷的银子、差役的规费、自己买种子的本钱。

　　账是算得过来的：风调雨顺的年份，一亩田打得到两百斤稻谷，扣掉六成租，还剩八十斤——这就是一个五口之家一年的口粮。赶上水旱虫灾，一亩只打得到五六十斤，就得饿着肚皮去交租，交完了全家的口粮就没了。

　　这不是李大柱一个人的账。整个桂平县的农民都在算这本账。整个广西、整个湖南、整个清朝的农民都在算这本账。

　　道光初年，广西一亩中等田的价是十五两银子。到咸丰年间，已经涨到了四十两。田价翻了两倍，但农民的口袋没有翻两倍——因为银子越来越贵。

　　鸦片战争之前，一两银子折一千文铜钱。战后十年，一两银子已经折两千五百文铜钱。银子流到英国人手里去了，农民手里的铜钱越来越不值钱，但朝廷收的税，是按银子算的。农民要把铜钱换成银子去交税，一两银子的税，折到后来要两千五百文、三千文。实际税负，翻了两倍。

　　不是朝廷有意加税。朝廷的税率，三十年来没有变过。是银子变了。银子不在农民的口袋里，在英国人的船上。

　　李大柱身边跪着的，是一个十六岁的半大孩子——那是他最后一个孙子，名字叫李亚九。李大柱的其他三个儿子，两个饿死在了前年的春荒里，一个被绿营抓去充了壮丁，至今没有音讯。

　　"抓壮丁"这三个字，在清朝的乡下不是稀罕事。绿营的兵不够吃空饷的名额，上头发下来的粮饷，层层克扣，到了营兵手里只剩一半。营兵饿着肚子，不愿意打仗，但上头要剿"匪"，就得有人头交差。于是"抓壮丁"——圩上的农民、田里的农夫、赶路的商人，看上哪个就抓哪个，塞进队伍里凑数。抓到的不给粮饷，只给一碗稀粥，死了就再抓。

　　李大柱的二儿子就是这么被抓的。他在圩上买盐，走在官道上，被一队绿营兵拦住了，说他"形迹可疑"，要带回营里审。他喊"我是良民"，绿营的兵说："良民？那你有路引没有？没有路引就是逃兵，拉走。"

　　他再也没有回来。

　　太平军进城的时候，祖孙两个躲在城墙根的一个豁口里，饿了两天两夜。是童子营的一个半大孩子发现了他们，给了他们半块杂粮饼。那半块饼，李大柱自己没吃，塞给了孙子。

　　现在，他跪在县衙门口，没有站起来。

　　陈丕成从他身边经过的时候，听到他在嘟囔什么。陈丕成停下来，蹲下去听——

　　"兄弟……他说我们是兄弟……"

　　李大柱的脸上全是泪。他这辈子被人叫"贱民"、"刁民"、"奴才"，被县衙的差役踹过，被地主家的打手扇过耳光，被绿营的兵抢过粮食。他五十多年，没有一个人把他当人看。

　　"天父的子女……"他还在嘟囔，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变成了哭声，"我……我也是天父的子女……"

　　他哭得浑身发抖。陈丕成站在那里看了他一会儿，不知道说什么。他自己在金田村外站着的时候，心里只有一句话："或许能吃饱饭。"他不懂什么"天父的子女"，也不懂什么"兄弟之辈"。

　　但他看到李大柱哭成那个样子，忽然明白了：对有些人来说，被当人看，比吃饱饭更重要。

　　陈丕成不懂什么"天父"、"天兄"，也不懂什么"资政新篇"、"田亩制度"。但他在这两万人里面活了三个月，他看得到一些东西——是书本上不会写、史官不会记的东西。

　　这两万人里面，没有一个是"主动"来投太平军的。

　　张老四是被银子逼来的——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的洋货涌进来，铁器跌价，炭价跌价，地租没有跌，他连高利贷都借不起，女儿差点被地主拿去抵债。

　　李阿水是被贪官逼来的——县衙的差役每年多收他的渔税，多收多少没有定数，看他老实就多收，看他不服就打，打完了还要他感恩戴德。

　　春花是被绿营逼来的——她男人没有通匪，没有犯法，只是走在官道上，就被扣了一顶"形迹可疑"的帽子，连堂都没过，一刀砍了头。

　　这三个人是太平军里最普通的人。他们不是亡命徒，不是江湖好汉，不是野心家。他们是种田的、烧炭的、打鱼的——是这个帝国最老实、最听话、最不起眼的人。

　　但这个帝国没有给他们活路。

　　清朝入关二百年，到咸丰年间，人口从一亿涨到了四亿。人口翻了两倍，可田地没有翻两倍。乾隆初年，一个农民种十亩田，能养活一家五口。咸丰年间，一个农民种十亩田，打出来的粮食交了租，剩下的不够一家人吃。

　　不是田变少了，是人变多了。不是农民变懒了，是田里的产出涨得没有人口快。

　　怎么办？兼并。地主把田收走，农民变成佃农。佃农种地主的地，六成交租，三成交税，剩下一成是自己的——这一成能买多少米？勉强饿不死。遇到水旱虫灾，颗粒无收，还得借高利贷度日，借了还不上，就拿女儿抵债，拿田押地，一代传一代，永世翻不了身。

　　这是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清朝的史书不写这个，但这个矛盾刻在每一个农民的骨头里。

　　广西还有一个更深的矛盾：客家与本地人的矛盾。

　　桂平县的地，大半在本地的士绅手里。本地人在这儿住了几百年，修了祠堂，置了族田，建了圩市，他们是这个地方的主人。客家人是后来的，道光年间从广东、江西迁过来的，拖家带口，挑着扁担，走山路，来广西找地种。

　　可广西的好田，早被本地人占完了。客家人只能在山里开荒——石头缝里刨土，陡坡上种地，收成远不如本地人。本地人叫客家人"客人"，语气里带着轻蔑；客家人叫本地人"土人"，心里憋着一股气。两边争田、争水、争圩市上的摆位，打过无数次架。每次打架，本地人宗族大、人多，客家人总是吃亏。吃亏了怎么办？忍着。忍不了怎么办？

　　洪秀全和冯云山来了。他们在紫荆山里传教，跟客家兄弟们说：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你们客家人，我们本地人，都是天父的子女，都是兄弟。

　　这句话在士绅眼里是大逆不道。在客家人耳朵里，这句话比金子还贵。

　　所以当冯云山说"跟我们走"的时候，紫荆山的客家人几乎整个村子都跟了出来。不是因为他们信天父——是因为天父至少叫他们"兄弟"。在这个世上，只有天父叫他们兄弟。

　　这是族群矛盾。清朝的史书也不写这个。但这个矛盾为太平军提供了第一批最忠诚的兵源。

　　还有一重矛盾，史书更不会写——清朝的官逼出来的矛盾。

　　清朝的官俸禄极低。正一品的一品大员，年俸才一百八十两银子。一两银子折一千文铜钱，一百八十两就是十八万文。一个七品县令，年俸四十五两，折铜钱四万五千文。

　　四万五千文铜钱，在北京城能买多少米？四百五十石。在桂平县能买多少？六百石。一年六百石米，够一个县令养活一房家眷、几个师爷、若干差役、再加上迎来送往的应酬吗？

　　远远不够。

　　所以清朝默许"陋规"——就是灰色收入。收税的时候多收一点，叫"火耗"；办案的时候收一点，叫"规费"；逢年过节下级向上级送一点，叫"冰炭敬"。这些陋规没有定数，多收少收全看官员的心黑不黑、手紧不紧。官越黑，手越紧，陋规就越多；陋规越多，底下的百姓就被刮得越狠。

　　更黑的是绿营。

　　绿营的兵，月俸不是银子，是"折色"——就是发一部分银子，发一部分米。银子那一部分，经过层层克扣，到营兵手里只剩三成。剩下七成去哪儿了？吃空饷。上头报一千人的名额，实际只有七百人，七百人的粮饷，三百人的进了长官的口袋。兵不够，打不了仗，上头又要剿"匪"，怎么办？抓壮丁。圩上的农民、田里的农夫，抓到了塞进队伍里，死了就再抓。

　　这就是清朝的兵。兵没有粮饷，将没有战力，打起仗来只能欺负老百姓，真遇上太平军，一触即溃。

　　可最苦的还是老百姓。养兵的钱是老百姓出的，兵的粮饷是老百姓交的，打仗杀的人也是老百姓——杀完了还要交"剿匪费"。

　　这是官僚与军队的矛盾。清朝的史书把这些叫做"吏治腐败"、"军备废弛"，八个字一笔带过。但对李大柱来说，这八个字是他三个儿子的命。

　　四重矛盾交织在一起：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客家与本地人的矛盾、鸦烟与银荒的矛盾、吏治与军备的矛盾。四条绳子拧在一起，勒在四万万人的脖子上，勒得越来越紧。

　　什么时候断了？

　　咸丰元年，正月初一，金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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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万多人在河滩上点起了篝火。有人从城里找来了杂粮和咸菜，分给大家。陈丕成啃着一块杂粮饼，坐在篝火旁边，听旁边的人说话。

　　篝火那边坐着三个人：一个烧炭佬，一个渔夫，一个女人。

　　烧炭佬叫张老四，紫荆山人，四十多岁，两手全是炭灰和伤疤。他坐在篝火旁边，把一双裂了口的赤脚伸到火边烤着，慢慢地说：

　　"我烧了二十年炭，一年到头住在炭窑里面，吃的是炭灰，喝的是山水。紫荆山里头的地主，把山全占了，我烧炭的山，也是租他家的。"

　　他停了一下，往火里添了一根柴。

　　"紫荆山的炭，以前值钱。道光初年，一担炭能卖三百文银子，换成铜钱也有三百文。后来，英国人在广东卖洋货，洋铁、洋布、洋钉，把咱们的铁器挤得卖不出去，铁匠铺倒闭了一半。炭也卖不动了——洋人有洋炉子，烧的是洋炭，烧得比咱们木头窑快，价格还便宜。"

　　"炭卖不动了，地租没减。一担炭两百文，我得给地主一百二十文，剩下八十文，够买半斗米。我一家五口，天天吃稀粥。"

　　"最要命的是银子。道光二十年以前，一两银子折一千文铜钱，我一年忙到头，攒下来的铜钱换成银子，够交朝廷的税，还略有盈余。后来银子越来越贵，一两银子折两千文、三千文——银子去哪了？被英国人赚走了。我拿铜钱去换银子交税，同样的税，要多花两倍的铜钱。两倍。"

　　"我的女人病了，没钱治。我去找地主借高利贷，月息三分。地主说：'借可以，把你女儿抵过来做丫鬟。'我女儿那年才十二岁。"

　　他停了很久，眼睛盯着篝火，半天没说话。火光把他的脸照得一明一暗。

　　"我没借。我女人死了。我女儿……我送到紫荆山里面的尼姑庵里去了，庵里的尼姑收留了她。"

　　"后来冯云山来了。他在炭窑里面跟我讲：'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跟我说这种话。我跟着他信了拜上帝教。"

　　"我信拜上帝教，不是因为天父皇上帝——我到现在都不太懂天父皇上帝是什么。我信，是因为冯云山叫我'兄弟'。在冯云山之前，没有人叫过我'兄弟'——我叫张老四，紫荆山的烧炭佬，阿四。地主叫我'炭狗'，差役叫我'刁民'。只有冯云山叫我'兄弟'。"

　　渔夫叫李阿水，三十多岁，武宣县东乡人，有一张网和一条破船。他接过了话头：

　　"张老四是被银子逼的。我是被人逼的。"

　　他把裤腿卷起来，露出小腿上一道长长的刀疤。

　　"清朝的规矩，县衙收税，官府只收银子，不要铜钱。但官府的俸禄低，办公费也不够，上头就默许他们'浮收'——就是多收。多收的部分，叫'火耗'，叫'平余'，叫'规费'，名目多得很。表面上朝廷只收一两银子，实际上到农民手里，一两变成了三两。"

　　"武宣县的渔税，名义上是每船每年二两银子。但县衙的账房算下来，每船每年要交五两。为什么？火耗三成，平余一成，还有两成是'办公费'。五两银子，折成铜钱是多少？道光年间是一万文，现在涨到了两万五千文。我一年打鱼，能赚多少钱？好年景，刨去船板维修、渔网损耗、自己的口粮，能攒下五千文就是烧高香了。五千文换银子，最多二两——还差三两。"

　　"差三两怎么办？差役来收的时候，看你穷，就少收一点；看你老实，就多收一点。我老实，所以差役每年都多收。"

　　他把裤腿放下来，苦笑了一声。

　　"去年秋天，差役又来收税。我说今年水小，鱼少，能不能少一点。差役说：'上头的规矩，一文钱也不能少。'我求他，他给了我一脚，把我踹到水里。我从水里爬上来的时候，网被他们踩烂了，船被砸了一个洞。"

　　"我说：'你们不能这样。'差役说：'不能怎样？你一个打鱼的贱民，也敢跟朝廷的官理论？'他拔出刀，在我腿上划了一刀。"

　　"我躺在床上养了三个月的伤。伤好了以后，网破了，船漏了，我拿什么去打鱼？老婆带着两个孩子跑了——她跑回娘家去了，说不想跟着我饿死。"

　　"后来我听说金田村有支人马，专跟朝廷对着干。我就来了。"

　　那个女人一直没说话。她坐在篝火最边上，抱膝坐着，火光把她的脸照得很冷。她看起来不到三十岁，但头发已经白了一半。

　　张老四看了看她，对陈丕成低声说："她叫春花，象州人。她男人被绿营杀了，她带着七岁的儿子来投太平军。"

　　春花抬起头来，眼睛很亮，像两把刀子。

　　"我男人是种田的，象州人，家里有三亩薄田。三亩地，一年打六百斤稻谷，交完阿三爷家的租，还剩两百四十斤——两口子加一个孩子，勉强够吃。不算富，但饿不死。"

　　"去年夏天，绿营来象州剿'匪'。"

　　她停了一下，声音忽然变冷了。

　　"剿'匪'？广西哪里有那么多'匪'？绿营的兵，上头克扣粮饷，到营兵手里只剩三成。营兵饿着肚子，不愿意拼命，上头又要他们剿'匪'，怎么办？抓老百姓充数。"

　　"绿营进村的时候，说要抓'通匪'的。什么叫'通匪'？你认识拜上帝会的人，叫'通匪'；你家有亲戚在金田，叫'通匪'；你跟外乡人来往过密，也叫'通匪'。没有证据不要紧，抓到营里审，审着审着就有人招了——不招就打，打到招为止。"

　　"我男人被抓的时候，罪名是'形迹可疑'。什么形迹可疑？他那天去圩上买种子，走的是官道，没招谁没惹谁。绿营说他'眼神不对'，说他'走路像逃兵'。"

　　"我卖了家里最后一条牛，凑了十二两银子，去县衙赎人。十二两。那是我家三亩地一年的收成。"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

　　"县官收了银子。他说：'你男人通匪，按律当斩。银子我收了，但人不能放。放了，我拿什么交差？'"

　　"我男人第二天就被砍了头。罪名是'通匪斩立决'。连堂都没过，连证人都没叫，连喊冤的机会都没有。十二两银子，换的是他一颗人头落地。"

　　她抱膝的两条胳膊上，指甲已经掐进了肉里，血顺着手指往下滴。

　　"我带着儿子连夜跑了。绿营的人在后面追，说要抓'逆属'——逆匪的家属，抓住就杀。我儿子七岁，跑不动，我背着他跑了三十里路，背上的衣服全磨烂了。后来遇到了太平军的探子，他们把我带到了金田村。"

　　"我来太平军，不是为了吃饱饭，也不是为了天父皇上帝。"她看着篝火，声音忽然变得很硬，"我来，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亲手砍一个绿营的脑袋。"

　　篝火噼啪作响。没有人说话。

　　陈丕成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杂粮饼，咬了一口，没有味道。

　　他想起了自己在金田村外的那个晚上，咬着干红薯，看着洪秀全的那个晚上。那时候他心里只有一句话："或许能吃饱饭。"

　　现在他听到了张老四、李阿水、春花的故事，他忽然觉得，"或许能吃饱饭"这句话太轻了。

　　这些人跟着太平军，不是因为口号，不是因为天父皇上帝，甚至不是因为能吃饱饭。他们跟着太平军，是因为——

　　在这个世道上，他们活不下去了。

　　不是他们懒，不是他们笨，不是他们不努力。他们是烧炭的、打鱼的、种田的，一年忙到头，汗珠子掉在地上摔八瓣，但银子不在他们口袋里——银子在英国人的船上，在地主的仓库里，在县衙的门房里，在绿营的把总腰包里。

　　大清的天下，是地主的天下，是官的天下，是英国人的天下，是绿营的天下。唯独不是他们这些烧炭的、打鱼的、种田的人的天下。

　　洪秀全说"有田同耕，有饭同吃"，说的不是一句许诺——他说的是一种他们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叫做：尊严。

　　这不是偶然。这是必然。

　　中国这片土地上，每隔几百年就有一次大乱。大乱之前，总能看到相似的征兆：人口增长超过土地的承载极限，土地兼并把农民逼成佃农，佃农被高利贷逼成流民，流民没有活路，就揭竿而起。

　　清朝没有逃出这个规律。从乾隆末年开始，人口每年增长，而土地兼并每年加速。土地越集中，失地的农民越多；农民越多，竞争越激烈，地租越高；地租越高，佃农越穷；越穷越借高利贷，越借越卖儿卖女，卖完了就变成流民。

　　流民是这个帝国最危险的因子。他们没有家、没有田、没有牵挂，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战场。道光年间，广西的流民已经多到无法忽视——他们在山里开荒，在圩上讨饭，在矿里挖煤，在码头上扛活。他们聚在一起，产生了两个东西：一个叫秘密社会，一个叫拜上帝教。

　　秘密社会是流民的自救组织——天地会、洪门、添弟会，名目繁多，核心只有一个：异姓结拜，生死与共。他们没有土地、没有宗族的庇护，只有结拜兄弟才能互相依靠。清朝把这些组织叫做"会匪"，见一个杀一个，杀不完，越杀越多。

　　拜上帝教不一样。洪秀全和冯云山传的不是反清复明的老一套，他们传的是"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这个"天下一家"打破了宗族的界限，打破了本地人与客家人的界限，打破了姓氏的界限。在拜上帝教的眼里，所有的农民都是天父的子女，所有的子女都是兄弟。

　　这是清朝二百年没有过的东西。

　　清朝维持秩序，靠的是三个东西：宗族、科举、礼教。宗族管农民，科举管读书人，礼教导化百姓。三者互相配合，帝国就稳如磐石。可拜上帝教把这三样东西全砸了——它不认宗族，不认科举，不认礼教，它只认天父。天父之下，没有族长，没有进士，没有三纲五常，只有兄弟。

　　这就是太平天国最可怕的地方：它不是一群造反的农民，它是一套新的秩序，一套跟清朝完全不同的秩序。

　　所以李大柱跪在县衙门口哭的时候，他哭的不是一顿饭——他哭的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感觉到，这个世上有人把他当人看。

　　所以张老四信拜上帝教的时候，他信的不是天父皇上帝——他信的是冯云山叫他那声"兄弟"。那声"兄弟"让他觉得自己不是"炭狗"，不是"刁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所以春花拿起柴刀的时候，她要砍的不是绿营那一个兵——她要砍的是这个让她男人死得不明不白的制度。

　　洪秀全说"有田同耕，有饭同吃"，听起来是一句口号。

　　但在这两万人的耳朵里，这句话的意思是：从今往后，我们不再是牛马，不再是草芥，不再是可以被随便抓走、随便杀死、随便践踏的人。

　　我们是人。我们是兄弟。我们是这个天下的主人。

　　这句话，比任何刀剑都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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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王是在武宣县衙里办的。洪秀全坐在县太爷的那张公案后面，面前铺着一张黄纸，上面是他用秃毛笔写的诏书。他的字写得不好，而且认不得几个，诏书是冯云山帮着他写的，但落款要他自己签。他握着笔，手在发抖，在黄纸上画了五个王号：

　　"杨秀清为东王，称九千岁，节制诸王；萧朝贵为西王，称八千岁；冯云山为南王，称七千岁；韦昌辉为北王，称六千岁；石达开为翼王，称五千岁。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

　　杨秀清站在洪秀全面前的左侧，身量不高，但站得笔直，一双三角眼半眯着，像是在琢磨诏书里的每一句话。他比别人多看了洪秀全一眼——那一眼很快，很快到没有人注意到。但陈丕成注意到了。他站在童子营的队列里，正好可以从大堂门口看到洪秀全写诏书的那张公案。他不知道杨秀清那一眼是什么意思，但他记住了那个眼神。

　　萧朝贵站在杨秀清身边，个头比杨秀清还矮半个头，但一双眼睛很凶，像两只烧红了的炭球。他是杨秀清的妹夫，紫荆山里的烧炭佬出身，打起仗来跟杨秀清一样不要命。冯云山站在诏书案子的右侧，他是五王里面唯一一个读书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眉眼很温，像村里教私塾的先生。韦昌辉和石达开站在最后面，韦昌辉是个富户出身，金田起义的时候把家产全部捐了出来，是太平军的"钱袋子"；石达开最年轻，才二十岁，但已经显出了打仗的才具，太平军里都传他是"石敢当"。

　　诏书念完了。两万多人跪在县衙门外的广场上，喊了整整一个时辰的"天王万岁"。陈丕成跪在最后面，膝盖很疼，但他没有动。他看到洪秀全从大堂里面走出来，站在台阶上，穿一件黄泥染的粗布长衫，头戴一顶红巾，身量不高，但站在那里很像一尊菩萨。他的嘴唇在动，像是在说什么话，但广场上的人声太响了，没有人听得到他在说什么。

　　只有杨秀清听得到。他站在洪秀全身后半步的位置，头微微偏着，像是在听什么很远的声音。那是"天父附体"时候的样子——太平军里的人都认得这个样子，杨秀清每次"天父附体"的时候，声音会变，说话的方式也会变，像换了一个人。但这一次，没有人知道杨秀清听到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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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清军到了。

　　乌兰泰带着四千绿营兵，从桂林方向开过来，在武宣县城外面扎了营。这四千绿营兵是广西全省最精锐的营兵，每人一杆鸟铳，穿的是皮甲，训练很勤，打起仗来很讲阵法。太平军这边两万人，但真正有武器的不到三千人，剩下的人手里拿的还是锄头和扁担。

　　第一仗是在武宣县城外面的平坝上打的。乌兰泰把绿营摆成了一个方城阵，鸟铳手站在最外面，矛手站在第二排，盾手站在最前面。太平军的竹竿阵冲了三次，每次都被鸟铳打倒一大批。陈丕成站在童子营的队列里，看着前面的人一排接一排地倒下去，血把平坝上的泥地都染红了。

　　杨秀清站在高坡上，赤着上身，背上中了两箭还在指挥。他喊的是客家话，陈丕成听不太懂，但他看得到杨秀清的嘴在动，看到他把手往前一指——那就是"冲"的号令。

　　第四天，太平军改了打法。杨秀清派了一千人从城西面的山沟里绕过去，绕到了绿营方城阵的后面，然后突然从后面杀出来。绿营的方城阵被前后夹击，阵形大乱，乌兰泰带着残兵往桂林方向跑，丢下了六百多具尸体。

　　这一仗打完之后，陈丕成被杨秀清记了名字。

　　那是在战场上的血泊里。杨秀清提着一把缺口的刀，在死人和活人之间走过来，一个个地看。他走到陈丕成面前的时候，停了一下，低头看了看陈丕成手里那根绑着柴刀头的竹竿——竹竿尖头上的柴刀已经砍出了好几个缺口，刀刃上全是血痂和布条。

　　"这娃子，有种。"

　　杨秀清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恰好够陈丕成听到。然后他继续往前走了，刀尖上的血往下滴，在泥地上留下了一串深红色的印子。

　　那天晚上，杨秀清派人把陈丕成叫到了帅帐里。帅帐里点着一盏油灯，光很暗，杨秀清坐在灯前面，赤着上身，背上的箭伤还在渗血。他看了陈丕成一跟，然后说了一句话："从今日起，你跟在我身边当亲兵。"

　　陈丕成没有说话。他只是攥了攥拳头，然后跪了下去——这是陈承瑢在前一天教他的，见了官长要跪，就算这个"官长"跟他一样是穿粗布衣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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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太平军从武宣开到了永安。

　　永安是一座小城，城墙不高，但很结实，是朝廷在广西的桂北要塞。乌兰泰带着残兵退进了永安城里，跟城里的守军汇合在一起，一共大约三千人，打算据城而守，等桂林的援军赶过来。

　　太平军把永安城围了。这一围就是六个月。

　　城外面的太平军，两万多人，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挖壕沟，筑土墙，等城里的粮食吃完。城里面的绿营兵，三千多人，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等援军，省粮食，往城外放箭和铳子。

　　到了第六个月，城里面的粮食已经吃完了。绿营兵先把军粮里的米糠吃完了，然后开始吃树叶和草根，然后开始吃城墙砖缝里抠出来的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之后会在肚子里发胀，有人吃了之后就再也拉不出来了，活活胀死。城门口已经开始死人了，每天清早有人从城里抬出尸体来，丢在城墙外面的壕沟边上，等着家属来认领。但大多数时候没有人来认领——全城的人都已经饿得走不动路了。

　　陈丕成在围城的第六个月里，第一次见到了饿死的人是什么样子。那个绿营兵是被从城墙上吊下来的，用一根麻绳绑着腰，缒到半城墙的位置就卡住了，人已经死了两天了，脸肿得像个猪头，眼睛和嘴巴里全是黑血。太平军里有人拿竹竿去戳那个尸体，想把尸体戳下来好搜搜看有没有带着干粮，戳了两下，尸体从绳子上脱落下来了，砸在城墙根的石头上，发出了一声闷响。

　　陈丕成看了一眼那个尸体的脸，然后转身走了。他不想吐，但胃里在翻。他走到壕沟边上蹲下来，拿冷水洗了一把脸，然后攥着竹竿回到了自己的营帐里。陈承瑢已经在帐里铺好了破袄，看到他回来，什么也没问，只是拍了拍他肩膀。

　　八月十五，中秋。永安城外的太平军营地里面没有月亮——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的样子。但城里面传出来了香味，是月饼的香味——城里守军的将领把自己的存粮拿出来烤了月饼，分给城墙上守夜的兵吃。香味顺着风飘过来，太平军营地里的人闻到了，好多人咽了口水。陈丕成也闻到了，他咬着一块冷饭团，心想：城里的人还有月饼吃，我们在这里啃冷饭团。

　　但月饼的香味只飘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永安城墙上挂出来了白旗——城里守军的将领愿意谈投降的条件了。但杨秀清没有受降。他派人把话传进城里去："等到米糠吃完了再谈。"

　　又过了一个月。十月初九，永安城里终于撑不住了。守将打开了城门，带着残兵往桂林方向跑。但杨秀清早已在城外的山路里设好了埋伏，三千绿营兵跑出去不到两百人，剩下的人全部被太平军堵在了城门口，放下了武器。

　　永安拿下来了。这是太平军打下的第一座城池。洪秀全在永安城里的州衙大堂上，再次宣布了五王的封号，并且加了一道新诏："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杨秀清节制。"

　　那一瞬间，杨秀清站在大堂里的左侧，位置比在武宣那次还靠前了半步。他的三角眼扫了一眼大堂里的所有人，然后在洪秀全的脸上停了一瞬——只有一瞬，很快便移开了。

　　陈丕成站在童子营的队列里，正好可以看到那一瞬。他不知道那"节制诸王"四个字是什么意思，但他感觉到有一根看不见的线，把大堂里的那个穿着黄泥袍的人和站在杨秀清身边的那个人，连在了一起。

　　这根线，十一年后会被一刀两断。但现在，它还好好地连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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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