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柠檬桃源

1、桂平少年 第一章桂平

　　第一章桂平少年

　　道光十七年（1837年），广西浔州府藤县大黎里西岸村。

　　那年的雨，从三月下到七月没停过。

　　漓江水涨了三丈，桂平一带的山溪全成了黄汤。西岸村靠山吃山，田里的秧苗被冲了两次，村里人愁得夜里睡不着觉，白天还得下地补秧。

　　偏偏在这节骨眼上，陈朝礼家的孩子落地了。

　　陈朝礼，本名陈再福，西岸村最穷的那户人家的当家人。泥瓦房，屋顶碎瓦三块，雨夜里要拿木盆接漏。妻子覃氏，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勤快女人，天亮前就起来舂米，手掌上的茧有铜钱厚。

　　孩子落地那天，覃氏把最后一只下蛋的母鸡炖了汤。陈朝礼端着碗，手抖得洒了半碗——他高兴。

　　给孩子起名：陈丕成。

　　「丕」是辈分，「成」是期望。桂北客家人的规矩，名字里带个「成」字，意思是成器、成材。

　　覃氏抱着孩子喂奶，丈夫在旁边蹲着，拿筷子戳碗里的鸡骨头，舍不得扔。三岁的姐姐陈氏站在门槛上，踮着脚往里看，嘴里含着手指头，眼睛盯着那碗鸡汤。

　　这是陈家最后一只鸡。

　　陈朝礼没能看到儿子长大。

　　他是累死的。

　　陈朝礼是种田的。一年四季，从早到晚，都在田里忙。翻地、育秧、插秧、薅草、割稻、晒谷。全部的力气，都交给了那几亩薄田。

　　那几亩田在西岸村的山脚下，离家有二里路。每天天不亮，他就扛着锄头出门了。天黑了，才挑着担子回来。担子里是地里收的粮食，交完租子，剩下的够一家人吃个半饱。

　　他这辈子没进过一次学堂，没拿过一次毛笔。他的名字「陈朝礼」三个字，是他在圩上卖米的时候，让圩上记账先生代写的。

　　他第一次听见他爹叫他名字，是在一个圩日。

　　那天，他爹卖完米，从圩上回来，一进门就叫：「丕成！」

　　他在屋里听见了，跑出来。他爹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油纸包。

　　「来，吃。」

　　他把油纸包递给他。

　　里面是一个肉包子。还是热的。

　　他问：「爹，哪来的钱？」

　　「圩上记账多算了几文钱。」

　　他没有多问。他接了包子，一口咬下去。

　　那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后来他才知道，那几文钱，是他爹在圩上跟人讨价还价，吵了半个时辰，才多算出来的。

　　丕成三岁那年秋天，父亲在田埂上抡秧，一股恶气涌上来，口吐鲜血，当场栽倒在泥田里。

　　村里人把他抬回家，放在堂屋的竹床上。覃氏跪在床边，拿湿布给他擦嘴角的血。陈朝礼已经说不出话了，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屋顶上那三块碎瓦。

　　他的血把竹床上的稻草都染红了。

　　村里的老人说：「这是痨病。治不好的。」

　　痨病是什么？就是累出来的病。累了一辈子，把五脏六腑都累坏了，最后从嘴里吐出来。

　　陈朝礼躺在竹床上，喘气的声音像拉风箱，呼哧呼哧的，呼哧呼哧的，一声比一声弱。

　　第三天夜里，他死了。

　　他死的时候，窗外有风。风从破窗户里吹进来，把油灯吹灭了。

　　屋里黑了。

　　覃氏在黑暗里，摸着丈夫的脸。他的脸冰凉的，跟石头一样。

　　她没有哭出声。

　　她把白布盖在丈夫脸上，站起来，走到灶台前，把灶里最后一点米煮成粥，叫三岁的丕成和姐姐过来吃。

　　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粥很稀，不够吃。

　　覃氏坐在门槛上，一直坐到天亮。

　　天亮的时候，她站起来，走到丈夫的棺材前，掀开白布，看了他一眼。

　　他的眼睛还睁着。

　　她伸手，用两根手指，轻轻地帮他合上了眼睛。

　　这是她这辈子最后一次碰他。

　　三年后，母亲也死了。

　　又两年后，五岁的丕成，成了孤儿。

　　母亲覃氏又撑了两年。

　　这两年里，她一个人种田、舂米、砍柴、挑水，把两个孩子拉扯着。

　　种田是最累的。家里没有牛，她用人拉犁。早上天不亮就下地，晚上月亮出来了才收工。圩上的人看见了，都说：「这女人，比男人还能吃苦。」

　　舂米是用石臼舂的。早上舂一斗，下午舂一斗，舂完了腰都直不起来。但她从来不叫苦。丈夫死了，她不哭。日子苦，她也不哭。她只做一件事——活着，把孩子拉扯大。

　　但她的身子骨早就亏空了。丈夫死后，她没吃过一顿饱饭。每次煮粥，她先紧着两个孩子吃，自己只喝汤。汤里没有几粒米，清得能照见人影。

　　丕成记得，他娘的手上全是茧。不是干农活磨的那种薄茧，是厚得发黄的老茧，特别是虎口的位置，常年握着锄头把，茧子硬得像铜钱。

　　这种手，抱人的时候，是扎人的。但她抱着丕成的时候，丕成从来不觉得扎。

　　他只记得那种粗糙的、温热的、让人安心的感觉。

　　那是一种只要你还在，你就安全的感觉。

　　后来陈玉成在战场上受了重伤，被人抬着走的时候，他忽然想起了他娘的手。

　　那时候他已经二十多岁了，是一个统兵几万人的将军。但那一刻，他忽然想娘了。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躺在了担架上，闭上了眼睛。

　　母亲覃氏病了。

　　先是咳嗽。咳了半个月，咳出来的痰里有血丝。刚开始还红，后来变成了暗红色，像铁锈一样。

　　然后是发烧。烧了七天七夜。

　　她的身子像一块烧红的铁，滚烫滚烫的。夜里，丕成睡在她旁边，能感觉到那股热浪烤得人冒汗。他想离远一点，但她一直拉着他的手，不让他走。

　　「娘……」

　　「别走。」

　　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蚊子叫。但她一直在说。

　　「丕成……你在吗……」

　　「在。」

　　「你叔呢……」

　　「叔在。」

　　「你姐呢……」

　　「姐在。」

　　「那就好……那就好……」

　　第六天夜里，她烧得最厉害。

　　她把丕成叫到床边。

　　她的眼睛已经烧得看不清东西了，但她还是挣扎着摸到了儿子的头。那只手，烫得像火炭，粗糙得像砂纸。

　　「丕成……」

　　「娘，我在。」

　　「你要听话……莫要跟人打架……」

　　「娘，我知道了。」

　　「长大了……莫要做穷人……」

　　「娘，我知道了。」

　　她想再摸摸儿子的脸，但没有摸到。

　　她的手垂下去了。

　　她是在黎明前走的。

　　那时候天还没亮，天边有一点鱼肚白，但太阳还没出来。丕成已经哭累了，哭得声音都哑了，最后趴在床边睡着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窗外的天已经大亮了，母亲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他叫了一声娘。没有回应。

　　他又叫了一声。还是没回应。

　　他伸手去拉母亲的手。那只手，已经凉了。

　　五岁的孩子，跪在床前，哭到再也哭不出声。

　　他不知道他哭了多久。他只记得，后来叔父陈承瑢来了，把他从床前拉起来，说了一句话。

　　「别哭了。你娘走了。」

　　「走了去哪里？」

　　「去你爹那里了。」

　　「我也要去。」

　　「你不能去。你还得活着。」

　　这是他第二次理解「死」是什么意思。

　　第一次是他爹死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小，不懂事。

　　这一次，他懂事了。他知道他娘再也不会回来了。他知道她躺在那里，再也不会叫他名字了。

　　他后来在战场上见过无数次死亡。但他对「死」最深刻的理解，是在这个黎明的土墙屋里，在他娘凉透的手上。

　　母亲下葬那天，村里人议论纷纷。

　　他们说：「这孩子命硬，克父克母。」

　　他们说：「莫要让他进我家门，煞气重。」

　　他们说：「他是天煞孤星，谁沾上谁倒霉。」

　　这些话，丕成都听见了。

　　他那时候还小，听不太懂什么叫「克星命」。但他听懂了一件事——村里人不要他。

　　有一天，圩上有个卖豆腐的老头，看见他在圩口转悠，远远地就把摊子收了，说：「这娃子身上有煞气，别沾上了。」

　　丕成站在圩口，看着那老头收了摊子走了。他什么也没说，转身回了家。

　　叔父陈承瑢把他领回家的那天晚上，他对叔父说了一句话。

　　这话在正史里没有记载，是老太平军口口相传下来的：

　　「我若有命，便克尽天下不平事。」

　　陈承瑢听了，愣了半天。

　　他是个粗人，不懂什么八字命理，但他听懂了一件事——他这侄子，心里有一股气。

　　那不是恨，是比恨更大的东西。

　　恨是对人的。气是对命的。

　　西岸村的人说他命硬，他认了。但他不是克父母，他是要克那个让他父母饿死的社会。

　　陈承瑢拍了拍他的肩膀，什么也没说。

　　从那天起，他把这侄子当儿子养。

　　叔父陈承瑢来了，把他从床前拉起来，说了一句话。

　　「别哭了。你娘走了。」

　　「走了去哪里？」

　　「去你爹那里了。」

　　「我也要去。」

　　「你不能去。你还得活着。」

　　这是丕成记事以来，第一次真正理解了「死」是什么意思。

　　死，就是再也叫不应。死，就是手会凉。死，就是再也见不到了。

　　他后来在太平天国的战场上，见过无数次死亡。但他第一次理解死亡，是在这个黎明的土墙屋里，在他母亲凉透的手上。

　　村里人议论纷纷。

　　「这娃子命硬，克父克母。」

　　「莫要让他进我家门，煞气重。」

　　西岸村的人信这些。客家人的村子，最讲究命理八字。一个四岁丧父、五岁丧母的孩子，在他们眼里，就是天煞孤星。

　　丕成听见了，但他不认。

　　他后来对叔父陈承瑢说过一句话——这话在正史里没有记载，是老太平军口口相传下来的：

　　「我若有命，便克尽天下不平事。」

　　陈承瑢听了，愣了半天，没说话。

　　叔父陈承瑢，是陈朝礼的堂弟，比丕成大十八岁。

　　他自己也穷得叮当响。

　　土墙是用山里的黄泥土夯的，风吹日晒，墙上裂了一道一道的缝，下雨天渗水。屋顶盖的是茅草，稀稀拉拉，有的地方已经漏了天光。屋里地上铺的是稻草，厚薄不均，睡着硌得慌。灶台是三块石头垒的，锅里煮的通常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

　　但他咬着牙，把侄子领回了家。

　　陈承瑢的媳妇不太乐意。

　　她叫李氏，隔壁村的，比陈承瑢小两岁。她嫁过来的时候，带了一床棉被，一口铁锅，这是她的全部嫁妆。她生了两个娃，大的是女儿，叫阿秀，八岁，小的是儿子，叫陈狗剩，五岁——跟丕成一样大。

　　家里四口人，每天煮一锅粥，勉强够吃。现在多了一个侄子，就意味着她那两个娃要少吃一口。

　　她嘟囔了几句，说家里揭不开锅，说多一个人多一张嘴，说这侄子命硬克父母，指不定要给家里招灾。

　　陈承瑢没理她。

　　他蹲在地上，把自己的破棉被撕了一半，给丕成铺上。然后他站起来，对媳妇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在任何史料里都没有记载，但后来阿秀对人说，她爹那天说的是：

　　「我堂兄没了，侄子没人管，我不管，谁管？」

　　李氏不说话了。

　　她知道她男人犟。他决定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从那天起，丕成管陈承瑢叫「叔」，管他媳妇叫「婶」，管阿秀叫「姐」，管狗剩叫「弟」。

　　他再没叫过任何人「爹」或者「娘」。

　　那两个字，在他心里，已经跟着父母一起埋了。

　　八岁起，丕成就成了家里的牧牛郎。

　　每天天蒙蒙亮，他就赤着脚，赶着三头水牛上紫荆山。牛在山坡上吃草，他砍柴、挖野菜、捉泥鳅。

　　紫荆山是桂平北边那片连绵的丘陵，山里有一种红壤，下雨天粘鞋子粘得走不动路。丕成赤着脚，脚底板上的老茧磨得跟牛皮似的，在红泥里走得飞快。

　　他有个习惯——砍柴的时候，喜欢把柴刀甩出去，插在十步开外的树桩上。一开始十次中两三次，后来十次中七八次，再后来，几乎百发百中。

　　村里的猎户看见了，说：「这娃子，是块当兵的料。」

　　没人当真。一个穷得叮当响的牧牛郎，能当什么兵？

　　十岁那年，陈承瑢省吃俭用攒了半斗米，送丕成去村塾读了半年书。

　　教书的陆先生是个老廪生，一辈子没考上举人，在村里教几个农家孩子识字，换几斗米糊口。他教的是《三字经》和《百家姓》，间或讲几句《论语》。

　　丕成学得快。

　　半年里，他认了三百多个字。陆先生摸着他的头说：「你这孩子，脑子灵。若能读十年书，考个童生不费力。」

　　但半年后，陈承瑢供不起了。半斗米的束脩，对别人家不算什么，对陈家来说，已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了。

　　丕成退了学。

　　他走的那天，陆先生叹了口气，把一本翻烂了的《三字经》塞给他：「拿去看，莫忘了。」

　　丕成接过书，鞠了个躬，转身走了。

　　他后来一辈子，都只认得那三百多个字。但就是这三百多个字，让他在军中能读懂《孙子兵法》的白话本，能跟读书人出身的李秀成论「兵法」二字。

　　十三岁那年，丕成在紫荆山里，跟一头野猪对峙了一炷香的功夫。

　　那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样，把三头水牛赶上紫荆山南坡，自己在山腰砍柴。秋天的紫荆山，柴火多，枯黄的草长得比人还高，灌木丛一蓬一蓬的，有的地方连路都看不见。

　　他正低头砍柴，忽然听见一阵喘息声。

　　不是人的喘息，是动物的喘息——粗，重，带着一股腥臭味。

　　他抬起头。

　　一头野猪，从灌木丛里蹿了出来。

　　那猪有一百二十斤，獠牙翘出嘴外三寸，眼珠子通红，像两颗烧红的炭。它蹿出来的时候，嘴里的喘气声像拉风箱，隔着十几步都能听见。

　　三头水牛吓得四散奔逃。有一头冲下了山坡，另外两头钻进了灌木丛，嚎叫得像杀猪。

　　丕成手里只有一根砍柴的钩刀。

　　他退了一步，背后是山壁。山壁陡得像一堵墙，退无可退。

　　他前进一步，对面是一头一百二十斤的野猪，獠牙三寸，能把人捅穿。

　　左是灌木，右是灌木，前是野猪，后是山壁。

　　他被围住了。

　　他没跑。

　　他把钩刀横在胸前，刀尖对着猪喉的位置。他的心跳得很快，快得像要从胸口跳出来。但他的手没有抖。

　　他的眼睛盯着野猪的眼睛。

　　一人一猪，对峙着。

　　野猪刨了刨蹄子。刨了两次。然后它低下头，獠牙往前拱了拱——这是进攻的前奏。

　　丕成的身体绷紧了。

　　野猪前冲了。

　　一步。两步。三步。在离他三步远的地方，野猪停住了。

　　它停下来，鼻子里喷着粗气，眼珠子盯着他，獠牙上的口水滴在地上。

　　对峙。

　　然后野猪退了一步。又退了一步。

　　它退了。

　　它转身，钻进灌木丛，头也不回地跑了。

　　后来村里的老猎户听说了，啧啧称奇：「那猪是怕他。这娃子眼里有杀气。」

　　也有人说：「不是杀气，是不要命。猪也是怕死的东西，它看见对面那个不跑，自己反而心虚了。」

　　丕成自己怎么说？

　　他什么也没说。

　　他后来跟李秀成说过一次。李秀成问他：「你怎么敢？」

　　他说：「我那时候没想过敢不敢。我只想过，退也是死，进也是死，不如站直了死。」

　　这就是陈丕成。

　　这就是他后来在太平天国里，被曾国藩称为「自汉唐以来未有之悍贼」的原因。

　　他这个人，不是莽撞，是从来不退。

　　道光二十六年到二十九年（1846-1849），广西连年大灾。

　　先是旱。

　　道光二十六年春，桂北大旱。从正月到五月，天上没落过一滴雨。地裂了，裂缝有两指宽，能伸进去半截手指。山上的井干了，溪断了，连紫荆山腰那股常年不断的泉水也细成了一根筷子。

　　田里的禾苗，最初是蔫，然后是黄，最后是一碰就碎。村民们跪在田埂上拜，求龙王、求菩萨、求土地公，什么神都拜了，天上的太阳还是毒得像要把人烤干。

　　陈承瑢带着丕成，每天走十里山路去山脚下挑水。那水不够浇田，只能保一家人喝。丕成挑不动大桶，就挑半桶，一趟一趟地走，走得肩膀脱皮，脚底起泡。

　　挑了两个月，水也没了。

　　然后是蝗。

　　道光二十七年夏，蝗虫从北边来。

　　那不是飞过来的，那是天黑下来的。

　　丕成那天正在山上砍柴，忽然听见一阵奇怪的声音——像风，但比风更密，像雨，但比雨更响。他抬头一看：天被什么东西遮住了，暗了。

　　蝗虫。

　　密密麻麻，遮天蔽日，飞起来的时候像一片黄褐色的云。落在田里，禾穗顷刻就没了。落在树叶上，树叶只剩了筋。落在大地上，像一场无声的雪。

　　一亩地的稻子，蝗虫吃完只用一炷香的功夫。

　　村民们敲锣，放炮，举火把，能想到的法子都用尽了。没用。蝗虫不怕人，不怕火，不怕锣鼓——它们只怕霜。但那年没有霜。

　　陈承瑢蹲在地头，看着光秃秃的禾秆发呆。半年的力气，全完了。

　　然后是水。

　　道光二十九年秋，漓江决堤了。

　　不是一点一点地涨，是一夜之间，大水就漫过了田埂、漫过了矮墙、漫过了门槛，最后连屋顶都看不见了。

　　村民们爬到山上的破庙里躲了七天。大水退的时候，他们下来一看——什么都没了。

　　田里的土被冲走了一层，露出下面黄白色的生土。禾秆连根拔起，横七竖八地躺在泥里，像一地死人。房屋倒了一半，没倒的那一半，墙上的泥也被泡软了，用手指一抠就是一个窟窿。

　　西岸村全村颗粒无收。

　　那年冬天，村里开始死人了。

　　第一个死的是村东头的周三婆。七十三岁，大水之后受了寒，发烧了三天，第四天早上，人已经硬了。

　　然后是李家的孩子。三岁，断了奶，母亲没奶水，孩子哭了三天三夜，第四天哭不出声了。

　　一个月里，西岸村死了十几个人。

　　村里开始卖东西。先是家具，一张八仙桌换两斗米。然后是鸡、猪、锅、碗。到后来，连门板都卸下来卖了。

　　有一天，丕成在村口看见一群人围着一个老汉。老汉跪在地上，面前摆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卖子"两个字。他身边站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瘦得皮包骨，眼睛大得吓人。

　　围观的人问价："多少钱？""五斗米。""太贵了，三斗。"

　　最后，老汉用三斗糙米换走了自己的儿子。

　　男孩被领走的时候，一步一回头。他没有哭。不是不想哭，是哭不出来了。

　　那年冬天，陈承瑢带着丕成，全村人开始逃荒。

　　他们走了三天，走到桂平县城。县城外有一座破庙，叫紫霞庙。庙不大，供的是一尊泥菩萨，泥已经被雨水泡得面目模糊了。庙里挤满了逃难的人，地上铺着稻草，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酸臭味。

　　那一个月里，丕成每天在城门口闲逛。城门口是消息最灵通的地方。

　　有一天，他看见城门口跪着一排女人，头上插着草标。五斤米，换一个人。

　　他看见一个跟他差不多大的女孩子，瘦得皮包骨，跪在最边上。她旁边站着一个中年男人，大概是她爹，低着头，不敢看人。

　　有个人过来问了价，走了。又来一个，嫌贵，又走了。

　　最后，女孩子被一个圩上的米贩子领走了。女孩被领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不是看她爹，是看那座城门口那尊面目模糊的泥菩萨。

　　她什么表情都没有。

　　丕成攥紧了拳头。

　　那种眼神他后来见过无数次。在战场上，在俘虏营里，在刑场上。

　　他后来叫它——兵眼神。太平天国的兵，大多数都是这种眼神。

　　「活着不如死了」的眼神。但他们还是活着。

　　就在广西大灾的那几年，一个人走进了紫荆山。——那种「活着不如死了」的眼神，他后来在战场上见过无数次。但第一次见，是在桂平城门口。

　　就在广西大灾的那几年，一个人走进了紫荆山。

　　就在广西大灾的那几年，一个人走进了紫荆山。

　　他叫冯云山。

　　冯云山是广东花县人，洪秀全的表亲和同窗，拜上帝会最早的创始人之一。他比洪秀全小一岁，个子不高，背有点驼，走路的时候脚有点跛——据说是因为小时候得过一场重病，留下了后遗症。

　　他跟洪秀全是同窗，一起读过几年书，一起考过科举，一起落榜。但洪秀全落榜后疯了，他落榜后没有疯。

　　他只是换了一条路。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落榜后大病一场，醒来后说自己梦见了天父。冯云山没有做这样的梦。但他相信他表哥。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洪秀全在广州一带传教，效果不好。广州是洋人的地盘，官府盯得紧。冯云山说：「广西山高皇帝远，不如去那边。」

　　于是他只身来到了广西桂平。

　　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烧炭工。穿着破旧的蓝布短打，脸上抹了锅灰，脚上穿的是草鞋。混在紫荆山的矿工和炭夫里，没有人认得出他是个读过书的人。

　　他白天干活，夜里传教。

　　传教的地方，是在炭窑里。

　　炭窑里挤满了矿工和炭夫。烧炭的时候，窑里的火烧得旺，热得人汗流浃背。但穷人们喜欢这个热——因为这是唯一能让他们觉得暖和的地方。

　　冯云山坐在窑口，跟他们说：

　　「你们知道天底下最大的道理是什么吗？」

　　没人回答。窑里只有火苗噼啪的声音。

　　「是平等。」他说，「在上帝眼里，你和财主是一样的。你不是天生就该被人踩在脚底下的。你是人，财主也是人，凭什么他吃山珍海味，你吃糠咽菜？」

　　矿工们沉默了。

　　他们这辈子，从来没有人跟他们说过这种话。他们只听人说过「认命」「安分」「下辈子投个好胎」。没有人说过「你跟财主是平等的」。

　　「天父只有一个，叫耶和华。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耶稣，小儿子是谁？」

　　没人知道。

　　「小儿子是我们。是你们。是天下所有受苦的人。」

　　窑里更安静了。只有火苗噼啪的声音。

　　有个老矿工问：「那我们下辈子能投个好胎吗？」

　　冯云山说：「不用等下辈子。这辈子就可以。」

　　「怎么可以？」

　　「拜上帝。入了教，大家平等，有饭同吃，有衣同穿。」

　　矿工们大多听得半懂不懂。但有一个道理他们听懂了——「平等」。

　　这帮在炭窑里卖命的人，一辈子被人踩在脚底下。他们在炭窑里干活，炭烧完了，他们拿到的工钱只够买几升糙米。炭卖到圩上，一百文一百文地数进老板的口袋里。

　　现在有人告诉他们：在上帝眼里，你和财主是一样的。

　　这话，比什么经文都管用。

　　丕成帮着炭窑送炭到桂平县城。

　　陈承瑢跟炭窑的老板认识，偶尔接点送炭的活。送一趟炭到县城，能得几文钱。丕成十岁那年，叔父就让他去送炭了——圩上到县城，二十里山路，挑着三十斤炭，走半天。

　　那年头，送炭是个苦活。路上没有水喝，渴了就忍着。饿了也忍着。圩上到县城的路上，要翻一座山，山上有野猪，有毒蛇，有土匪。丕成每次走这条路，都把心提到嗓子眼。

　　但他还是愿意去。

　　因为县城里有圩市，有卖小吃的摊子，有说书的。送完炭，他能剩几文钱，在圩上买一个肉包子吃。

　　有一天，他送完炭，正要走，听见旁边有人说话。

　　是城门洞里。一个穿蓝布短打、背有点驼的男人，坐在城门的台阶上，跟几个挑夫说话。

　　那男人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的。丕成本来已经走过去了，又折回来，站在旁边听。

　　他听见那人说什么「天下一家」，说什么「没有财主也没有长工」，说什么「有饭同吃，有衣同穿」。

　　他不知道这人是谁。但他记住了这些话。

　　那男人似乎感觉到了有人在听，转头看了他一眼。那双眼睛很平静，像一潭水，但水底下有什么东西在动。

　　男人冲他笑了笑，又继续跟挑夫们说话。

　　丕成站在那里听了很久，直到他叔父来找他。

　　「走了，丕成。」

　　「等一下，叔。」

　　「等什么？」

　　他指了指那个说话的男人。

　　「听那个人说话。」

　　陈承瑢看了一眼，说：「那是冯先生。炭窑里的。听说读过很多书，跟洪秀全是一伙的。」

　　「洪秀全是谁？」

　　「不知道。听说是什么拜上帝会的。」

　　「拜上帝会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大概是造反的吧。」

　　陈承瑢说完，拉着丕成就走了。

　　丕成跟着叔父，走出了城门。但他一直回头看那个坐在台阶上的男人。

　　那男人还在说话。一个字一个字的，像钉子一样钉进他的耳朵里。

　　他后来在太平天国的军队里，再一次见到了冯云山。那时候冯云山已经是他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了。

　　他给冯云山行了个礼。

　　冯云山看着他，问：「你是哪个营的？」

　　「禀冯先生，我是罗大纲营下的。」

　　「罗大纲……紫荆山的那个罗大纲？」

　　「是。」

　　冯云山想了想，问：「你是不是……以前在县城里听我说话的那个？」

　　他没想到冯云山还记得他。

　　「是。」

　　冯云山笑了。他说：「你那时候才多大？十岁？」

　　「十二。」

　　「十二……好，记性不错。」

　　这是陈丕成跟冯云山第一次真正认识。

　　那是在定都天京之后了。那时候冯云山已经死了——1852年9月，进攻长沙的时候，被炮弹击中，当场就死了。

　　陈丕成是后来才知道的。

　　他后来听人说，冯云山死的时候，洪秀全正在天京城里写诏书。

　　诏书上写着「太平天国」四个字。

　　冯云山死的时候，洪秀全一个字都没说过。

　　——当然，这是后话。

　　道光三十年腊月（1851年1月），消息传到了西岸村。

　　金田那边，反了。

　　说是叫什么「拜上帝会」的人，立了「太平天国」，要打江山。洪秀全自封天王，两万多人，打着各色旗号，已经在金田村外竖起了大旗。

　　陈承瑢从外头跑回来，气喘吁吁：「金田那边反了！说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田种！」

　　这话传到丕成耳朵里的时候，他正在山上砍柴。

　　他停下手里的柴刀，愣了一下。

　　有饭吃。有田种。

　　这六个字，比什么「天王」什么「太平天国」都管用。他不知道洪秀全是谁，不知道拜上帝会是什么，但他知道「有饭吃」是什么意思。

　　他扔下柴刀，跑回家。

　　「叔，我去。」

　　陈承瑢沉默了半晌。

　　「你才十五。」

　　陈承瑢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他侄子。他看着地上，地上有一只蚂蚁在爬，爬得很慢。

　　「你才十五，」他又说了一遍，「我十五岁的时候，还在家里种地。」

　　丕成说：「叔，我五岁没了爹娘，八岁放牛，十岁念了半年书，十三岁跟野猪对峙。十五岁，够大了。」

　　他说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

　　五岁那年，他跪在母亲的床前哭了一个时辰，哭到哭不出声了，但还是跪在那里，直到叔父把他拉起来。

　　八岁那年，他每天天不亮就上山，赶着三头水牛，手里还要抱一捆柴火回来。牛吃草的时候，他就坐在石头上看天，看云，看山里飞过的鸟。

　　十岁那年，他进了村塾，半年里认了三百多个字。陆先生摸着他的头说，这孩子脑子灵，能读书。但束脩交不起了，他只能退学。

　　十三岁那年，他在紫荆山里，面对着一头一百二十斤的野猪，站了一炷香。野猪刨蹄子，他不动。野猪前冲，他也不动。最后是野猪先退了。

　　这些事，塑造了他这个人。

　　一个不会退的人。

　　陈承瑢看着他，看了很久。

　　这个侄子，比他高半个头了。肩膀宽，手上有茧，眼里有一种光——不是少年人的莽撞，是饿狠了的人，看见饭桌时的那种光。

　　「好。」陈承瑢说，「我跟你一起去。」

　　他说完这句话，转身进了屋，把他媳妇叫出来，说了几句话。他媳妇听了，半晌没出声。然后她进屋，把仅有的一点米全煮了，煮了满满一大锅粥。

　　那天晚上，全家人吃了一顿饱饭。

　　陈承瑢的媳妇，把碗端到丕成面前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在正史里没有记载，但丕成一辈子都记得：

　　「你叔父没有儿子，你就是他儿子。你要活着，也要让他活着。」

　　丕成接了碗，使劲点头。

　　1851年1月，陈丕成跟着叔父陈承瑢，还有西岸村的二十几个后生，走了六天，一路走到了金田村。

　　这六天的路，是一个穷人一辈子走过的最长的路。

　　第一天，他们从藤县出发，沿着山道走，经过一个个村子。村子里的人，看见他们这帮背着包袱的人，眼神都躲躲闪闪的——他们知道这是逃难的，不想惹麻烦。

　　第二天，走到贵县地界。陈承瑢认识了一个圩上的米贩子，打听金田那边的消息。米贩子说：那边确实反了，人很多，旗子很杂，听说还打了胜仗。

　　第三天，走到平南县。县城门口贴着告示，上面画着一个头像，写着「洪秀全」三个字，旁边打了红叉。告示上说，此人是逆贼，朝廷悬赏万两白银，要他的人头。

　　陈承瑢看了一眼，把帽子压低了，拉着丕成绕道走了。

　　第四天，进山了。山路很难走，有的地方只容一个人通过，旁边就是悬崖。丕成走在叔父后面，看见叔父的后背已经被汗浸透了。

　　陈承瑢那年三十三岁，但看起来像四十多。常年劳作，把人的身体磨损得很快。

　　「叔，你歇一会。」

　　「不用。赶路。」

　　第五天，下了山，远远地，看见了金田方向的天空有烟。不是烧饭的烟，是打仗的烟。

　　第六天，到了。

　　金田村外，已经聚集了无数人。

　　丕成站在人群里，仰着头，四处看。他看见漫山遍野都是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的背着刀，有的扛着锄头，有的什么都没拿，空着手。

　　他们脸上都有一种神情——不是打仗前的紧张，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有点像绝望，又有点像希望。两种东西混在一起，就变成了另一种东西。

　　他叫它——赌徒的神情。

　　他们都在赌。

　　赌这条命，赌太平天国能不能赢，赌跟着洪秀全走，能不能走出条活路来。

　　丕成不知道自己算不算赌。他只知道，他饿了很久了。他想赌一把。

　　他后来在供词里说：

　　「我由广西藤县走到金田，走了六日。到金田时，见无数的人，打着各色的旗，喊『太平天国万岁』。我那时不懂什么万岁万岁的，只觉得，跟着这些人走，或许能吃饱饭。」

　　或许能吃饱饭。

　　——这就是一个十五岁孤儿，投身一场席卷半个中国、持续十四年、死亡数千万人的战争的全部理由。

　　没有家国大义，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改天换地的宏愿。

　　同一时刻，金田村的祠堂里。

　　洪秀全坐在一张破旧的八仙桌前，手里握着一支秃了头的毛笔。

　　他的面前是一张黄色的草纸。纸上已经有了几行字，是用朱砂写的——他用的是朱砂，不是墨。墨太俗，朱砂才是天家该用的颜色。

　　他在写诏书。

　　诏书上要写什么？写太平天国的纲领，写天父的旨意，写天兄的教导。他写了半天，写了删，删了写。写了删，删了写。

　　他其实不太会写这种东西。

　　他是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他会写八股文，会写策论，会写诗。但他不会写这种东西——用朱砂写，写给老天爷看，让老天爷来保佑他的军队打胜仗。

　　但他必须写。

　　因为他是天王。天王不会写，谁会写？

　　他写下了四个字：

　　「太平天国。」

　　然后他停下了笔。

　　门外的声音很响。是两万多人在喊口号。是「天王万岁」，是「打倒清妖」，是「有饭同吃」。这些声音从四面八方涌进来，震得窗户纸嗡嗡作响。

　　洪秀全听着这些声音。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他想起了十五年前。那时候他还叫洪火秀，在花县的私塾里读书。他读书很用功，先生说他聪明，说他能考中举人，能光宗耀祖。

　　他考了四次，一次又一次。一次次落榜。

　　最后一次落榜，是道光二十三年。他从考场里出来，发了一场高烧，烧了七天七夜。醒来之后，他就开始说自己梦见天父了。

　　他真的梦见了吗？

　　他从来不跟任何人说。

　　他只说，他梦见天父跟他说：「你来斩邪留正。」

　　然后他就信了。他就拉着冯云山，开始传教。传着传着，信的人越来越多。多了之后，他们就说：不如造反吧。

　　于是就造反了。

　　于是就有了太平天国。

　　于是就有了他洪秀全，坐在这个破祠堂里，穿着这件黄泥染过的长衫，握着一支秃毛笔，写「太平天国」四个字。

　　他听见了外面的喊声：「天王万岁！」

　　他笑了。

　　他拿起笔，在「太平天国」后面，又添了两个字：

　　「万岁。」

　　十一年后。

　　1862年6月4日。

　　河南延津。

　　陈玉成被绑在刑场上，浑身是血，但脊背挺得笔直。

　　他被凌迟了。一刀一刀的，他一声都没吭。

　　行刑的人问他：「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他说：「太平天国去我一人，江山便跌倒半边。」

　　这话传到天京。

　　洪秀全听到了，说了一句话。

　　《清史稿》里没有记载他说了什么。但据当时在天京的老人说——

　　他什么表情都没有。他只是说了一句：「英王死了好。」

　　然后他就回了后宫，继续写他的诏书。

　　那是后话。

　　陈丕成在村塾里只读了半年书，认了三百多个字，就辍学了。

　　陆先生没有拦他。

　　他知道这孩子读不起。一斗米的束脩，对陈家来说是一个月的口粮。

　　陈丕成走的那天，陆先生把他叫到一边，从袖子里掏出一本书。

　　是一本《三字经》。

　　「拿去吧。比我那本好。」

　　陈丕成接过书，翻了翻，不认字，只认得「人之初，性本善」几个字。

　　「先生，这本书……」

　　「送你的。」

　　陆先生说完，转身就走了。

　　陈丕成看着他的背影，看了很久。

　　他后来把那本《三字经》读完了。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了三个月。读完了，他就会认那三百多个字了。不只是认，他还会写。他拿树枝当笔，在地上写字，把《三字经》里的每个字都写了几十遍。

　　陆先生后来对人说：「这孩子，脑子灵。如果能读下去，将来能考个秀才。」

　　可惜他没有读下去。

　　后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陈玉成被封为英王。有一次行军路过藤县，他特意绕道去村塾看了一眼。

　　村塾早关门了。

　　陆先生据说在太平军过境时逃难去了，后来不知所踪。

　　村塾的那间破屋子里，还留着几张桌子、几条凳子。墙上的字还在，写的是「天地玄黄」四个字，墨迹已经斑驳了。

　　陈玉成站在门口，看了很久。

　　然后他走了。

　　他带走了那本《三字经》。

　　那本《三字经》，他一直带在身边。带到庐州，带到寿州，带到延津刑场。

　　行刑前，他把那本书交给了一个看守，说：「帮我收着。」

　　看守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只当是一本旧书。后来那看守把书卖了，换了一壶酒喝。

　　据说那本《三字经》，后来被一个收破烂的老人收走了。

　　老人不识字，只当是废纸。

　　这就是一个十五岁孤儿的第一章。

　　他出身，他丧父，他丧母，他被议论，他被收养，他放牛，他读书，他练刀法，他对峙野猪，他经历大灾，他看见卖身，他遇见冯云山，他走向金田。

　　他从一个五岁的孩子，长成了一个十五岁的少年。

　　他带着一身力气，带着一肚子饿，带着一根削尖的竹竿，走进了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

　　故事，才刚刚开始。

　　1851年1月，陈丕成跟着叔父陈承瑢，还有西岸村的二十几个后生，走了六天，一路走到了金田。

　　这六天的路，是一个穷人一辈子走过的最长的路。

　　第一天，他们从藤县出发，沿着山道走，经过一个个村子。村子里的人，看见他们这帮背着包袱的人，眼神都躲躲闪闪的——他们知道这是逃难的，不想惹麻烦。

　　第二天，走到贵县地界。陈承瑢认识了一个圩上的米贩子，打听金田那边的消息。米贩子说：那边确实反了，人很多，旗子很杂，听说还打了胜仗。

　　第三天，走到平南县。县城门口贴着告示，上面画着一个头像，写着「洪秀全」三个字，旁边打了红叉。告示上说，此人是逆贼，朝廷悬赏万两白银，要他的人头。

　　陈承瑢看了一眼，把帽子压低了，拉着丕成绕道走了。

　　第四天，进山了。山路很难走，有的地方只容一个人通过，旁边就是悬崖。丕成走在叔父后面，看见叔父的后背已经被汗浸透了。

　　「叔，你歇一会。」

　　「不用。赶路。」

　　第五天，下了山，远远地，看见了金田方向的天空有烟。不是烧饭的烟，是打仗的烟。

　　第六天，到了。

　　金田村外，已经聚集了无数人。

　　丕成站在人群里，仰着头，四处看。他看见漫山遍野都是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的背着刀，有的扛着锄头，有的什么都没拿，空着手。

　　他们脸上都有一种神情——不是打仗前的紧张，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有点像绝望，又有点像希望。两种东西混在一起，就变成了另一种东西。

　　他叫它——赌徒的神情。

　　他们都在赌。

　　赌这条命，赌太平天国能不能赢，赌跟着洪秀全走，能不能走出条活路来。

　　就在这两万多人在村外聚集的时候，金田村的祠堂里，一个人也在赌。

　　他叫洪秀全。三十八岁，广东花县人。屡试不第的读书人。1851年1月，他自称天王，在金田村竖起了一面旗。

　　此刻，他坐在祠堂的八仙桌前，面前是一张黄色的草纸，手里是一支秃了头的毛笔。

　　他在写诏书。

　　朱砂写的。不是墨。朱砂是皇家才用的颜色。他是天王了，天王用朱砂。

　　他写下了四个字：太平天国。

　　然后他停下了笔。

　　门外的喊声很大。两万多人，喊着「天王万岁」。声音从四面八方涌进来，震得窗户纸嗡嗡响。

　　他听着那声音，一动不动。

　　他想起了十五年前。他第四次落榜，从考场里出来，发了一场高烧，烧了七天七夜。醒来之后，他就开始说自己梦见天父了。

　　他真的梦见了吗？

　　没有人知道。

　　他只说，他梦见天父叫他斩邪留正。于是他就拉了冯云山，拉了杨秀清，拉了这些人，造了反。

　　于是就有了这面旗。这声万岁。这个祠堂里的八仙桌，和这支秃毛笔。

　　他拿起笔，在「太平天国」后面，又加了两个字：

　　万岁。

　　门外的欢呼声更响了。

　　没有人知道，这个坐在祠堂里写字的人，十一年后，会用四个字宣判一个人的死刑。

　　也没有人知道，那个被宣判的人，此刻正站在村外的欢呼声里，手里握着一根削尖的竹竿。

　　六天山路，六百里地，一双草鞋。他终于到了。

　　他后来在供词里说：

　　「我由广西藤县走到金田，走了六日。到金田时，见无数的人，打着各色的旗，喊『太平天国万岁』。我那时不懂什么万岁万岁的，只觉得，跟着这些人走，或许能吃饱饭。」

　　或许能吃饱饭。

　　这就是一个十五岁孤儿，投身一场席卷半个中国、持续十四年、死亡数千万人的战争的全部理由。

　　没有家国大义，没有宗教信仰，没有改天换地的宏愿。

　　只是饿。

　　他走进了人群里。

　　十五岁的陈丕成，站在村外的欢呼声里，手里握着一根削尖的竹竿。他只想吃饱饭。

　　他走进了人群里，再也没有回头。

　　这是他的故事的开始。

　　——第一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