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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第 19 章 周明远不知 ...

  •   周明远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来福跟在后面,看着少爷的背影在暮色里摇摇晃晃的,像一盏被风吹得快要灭了的灯笼。他喊了好几声“少爷”,周明远没有应,就那么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经过城隍庙的时候差点被门槛绊倒,来福冲上去扶他,他推开来福的手,自己站稳了,继续走。

      回到周家,他径直走进自己的院子,把门关上了。来福站在门外,听见里头什么声音都没有,没有脚步声,没有说话声,连叹息声都没有,安静得像一座坟。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想敲门又不敢,最后蹑手蹑脚地走到窗户底下,把耳朵贴在窗纸上听了听,还是什么声音都没有。他叹了口气,蹲在廊下守着,不敢走远。

      周明远没有点灯,坐在黑暗里,手里攥着那个铜顶针,翻来覆去地摸着上头那个“周”字。顶针的内壁上刻着一个小小的“周”字,笔画很细,不仔细摸几乎摸不出来。他不知道这是谁刻上去的,也许是苏娘子,也许是哪个工匠,总之不是他刻的。可这个字跟他有关,跟那个顶针的主人有关,跟今天下午他看见的那一幕有关。他闭上眼睛,眼前就浮现出沈玉屏穿着大红嫁衣站在阳光里的样子——红得像一团火,眼眶红红的,鼻尖红红的,嘴唇上还有咬破的血印子,可她站在那里,像一朵开在悬崖边上的花,风很大,雨很急,可她开在那里,用尽了全部的力气。

      他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一个念头——她要嫁人了。不是明天,不是后天,是三月初八,可三月初八也不远了,正月二十二了,离三月初八只剩四十多天了。四十多天以后,她就会穿上那件大红嫁衣,坐上花轿,吹吹打打地嫁到孙家去,成为孙耀祖的妻子,成为孙太太的儿媳妇,成为一个他再也见不到的人。他想到这些的时候,心脏就像被人攥住了,使劲地攥,攥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捂着胸口弯下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拼命地张嘴,拼命地吸气,可吸进去的全是刀子,割得他五脏六腑都在疼。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以前他也想过她会嫁人,想过她三月初八就要嫁给别人了,想过他们之间隔着的那些东西,想过他们不可能。那时候他也难受,但不是这样的难受——那时候的难受是闷的,钝的,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沉沉的,但还能忍受。今天的难受不一样,今天的难受是尖锐的,锋利的,像一把刀从心口捅进去,不是捅一下就完事了,是捅进去还拧了一下,拧得他整个人都蜷了起来。

      因为他看见了。他看见她穿着嫁衣站在那里,像一朵开在悬崖边上的花,好看得不像话。他看见她的眼泪,看见她咬着嘴唇忍住不哭的样子,看见她冲他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转身走进堂屋把门关上的样子。他看见了,就再也忘不掉了。那些画面像烙铁一样烙在他脑子里,烙得他脑仁都在疼。他闭上眼睛它们更清晰,睁开眼睛它们就浮在眼前,他怎么都赶不走,怎么都忘不掉,怎么都摆脱不了。

      这一夜他没有睡。他坐在桌前,对着那方绣着兰草的帕子坐了一整夜,帕子上那丛兰草在烛光下绿得发亮,叶脉清晰,针脚匀称,比他刚绣好的时候又好了不少,因为他在苏娘子那里又学了几种新的针法,回来以后在这方帕子上试着练了练,没想到越绣越好。他看着那丛兰草,忽然觉得很可笑——他学会绣花了,学会滚针了,学会铺针了,学会打籽绣了,可他学会这些有什么用?他学会了绣花,却绣不出一个他想留住的明天。他学会了滚针,却滚不平他跟她之间的那些沟沟坎坎。他学会了打籽绣,却打不出一个他想要的结局。他什么都学会了,可什么都改变不了。

      天快亮的时候,他终于撑不住了,趴在桌上睡着了。梦里他又回到了苏娘子的院子,又看见了穿着大红嫁衣的沈玉屏站在阳光里。他朝她走过去,一步一步地走,走得很慢,每一步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可他怎么走都走不到她面前。他离她越来越远,远得她的脸都模糊了,远得那件大红嫁衣变成了一团红色的光,远得她的声音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飘飘忽忽的,听不清楚。他在梦里拼命地跑,跑得鞋子都掉了,跑得脚底板都磨破了,可他追不上她,她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阳光里,像一滴水落进了大海里,散了,不见了。

      “沈玉屏!”他喊了一声,猛地惊醒过来。

      浑身是汗,衣裳湿透了,贴在身上,冰凉冰凉的。他打了几个寒颤,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冷,怎么都暖不过来。他裹紧了被子,还是冷,又加了一件衣裳,还是冷,冷得他牙齿都在打架。他想叫人,嗓子哑了,喊不出声,只能使劲地咳嗽,咳得肺都要出来了,咳得眼泪都出来了,咳得整个人蜷成了一团。

      来福在外头听见咳嗽声,推门进来,看见少爷趴在桌上,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起皮,额头上全是汗,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他吓了一跳,伸手摸了摸周明远的额头,烫得他缩回了手。

      “少爷!少爷您发烧了!”来福的声音都变了调,“您等着,我去请大夫!”

      他转身要跑,周明远伸手抓住了他的袖子。那只手滚烫滚烫的,可抓得很紧,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

      “来福,”周明远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可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得很清楚,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她嫁人了吗?”

      来福愣了一下,不知道少爷在问谁,可他看着少爷那双烧得通红的、全是血丝的、充满了恐惧和绝望的眼睛,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问沈姑娘,他在问沈姑娘嫁没嫁人,他在害怕,害怕自己昏过去以后醒来,就听说她已经嫁了,害怕自己连最后一点念想都抓不住了。

      “没呢没呢,”来福赶紧说,“三月初八才嫁,还早着呢,四十多天呢。少爷您别急,您先看病,把烧退了,什么都好说。”

      周明远松开了手,闭上了眼睛。来福跑出去请大夫,周明远一个人躺在黑暗里,浑身发烫,脑子却格外清醒。他在想自己为什么会做那样的梦,梦见她走了,梦见自己追不上她,梦见她消失在阳光里。他想是因为他看见了那件嫁衣,看见了穿着嫁衣的她,看见了那个他不想面对却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她要走了,她不是他的,她从来就不是他的。他以为他们之间还有时间,以为三月初八很远,以为四十多天可以做很多事,可现在他忽然觉得,四十多天太短了,短得他什么都来不及做,她就走了。

      大夫来了,诊了脉,说是受了风寒加上急火攻心,开了方子,嘱咐好生休养,不能再劳神费心,否则怕是要落下病根。来福送走了大夫,去灶房煎药,周明远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帐顶。帐子是淡青色的夏布,边角绣着缠枝莲,绣工不算顶好,针脚有些粗,可那是他母亲年轻时候自己绣的,绣了好几个月,绣完了眼睛都花了。他看着那些缠枝莲,想起母亲昨天拿着他绣的兰草帕子哭了,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帕子上,洇开了兰草的叶片,她一边哭一边笑,说“我儿子长大了,知道疼娘了”。

      他疼娘,可他更疼沈玉屏。那种疼不是儿子对母亲的疼,是另一种疼,他说不上来叫什么名字,只知道这种疼让他发着高烧还在想她,让他做着噩梦还在叫她的名字,让他躺在这里动弹不得,心里头却翻江倒海地想着怎么才能不让她嫁给孙耀祖。

      药煎好了,来福端过来,周明远接过去一口气喝了,苦得他直皱眉,可他没有停,咕嘟咕嘟地喝完,把碗递给来福,说了句“再煎一碗”。来福说“少爷,大夫说了一天两碗”,周明远说“煎三碗,我要快点好起来”。来福想问“您好了要去做什么”,可他看着少爷那双烧得通红却异常坚定的眼睛,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转身去煎药了。

      周明远在床上躺了三天。这三天里,他烧了退、退了烧,反反复复的,人瘦了一圈,下巴尖得能戳破纸。可他每天都按时喝药,一天三碗,一碗都不少。来福端来的粥,他喝得干干净净的,一粒米都不剩。他跟自己说,你必须好起来,你不能躺在这里,你躺在这里什么用都没有,你要好起来,好起来才能去找她,才能跟她说话,才能告诉她——

      告诉她什么?

      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告诉她什么。告诉她“你别嫁人”?凭什么?告诉她“我喜欢你”?喜欢又怎样?告诉她“我来娶你”?他做得到吗?

      这些问题像一堵墙,横在他面前,他撞了一次又一次,撞得头破血流,可那堵墙纹丝不动。他撞不过它,他知道自己撞不过它,可他不甘心。他不想什么都不做就认输,不想在多年以后的某个深夜忽然想起来,对自己说“如果当初我做了什么,也许结果会不一样”。他宁可撞得头破血流,也不愿意说“如果当初”。

      正月二十五,周明远的烧终于退了。他下了床,洗了澡,换了身干净的衣裳,在镜子前头站了很久。镜子里的人瘦了,颧骨突出了,下巴尖了,眼睛下面青黑一片,整个人看起来像大病了一场。他摸了摸自己的脸,觉得很陌生,不像以前那个他了。以前的他是什么样子的?温吞的,软弱的,优柔寡断的,遇到事情只会躲,只会忍,只会等别人替他做决定。现在的他还是不是这个样子?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不想再等了,不想再忍了,不想再躲在别人身后了。他要去做一件事,一件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一件他父亲年轻时候想做却没有做的事,一件可能会被所有人反对、嘲笑、阻止的事。

      他要去找母亲,跟她说,他想娶沈玉屏。

      他知道这很荒唐。沈玉屏是定了亲的人,三月初八就要嫁到孙家去了。沈家跟孙家的亲事是过了礼、下了聘的,不是小孩过家家,说退就能退。沈玉屏是穷丫头,他是周家的少爷,门不当户不对,说出去会被人笑话。他父亲不会同意,母亲不会同意,族里的人不会同意,所有人都会说“你疯了”。可他还是要去说,因为他怕自己不说,会后悔一辈子。

      周明远深吸了一口气,推开房门,往正房走。来福跟在后头,不知道少爷要做什么,只觉得少爷今天的步子跟平时不一样——平时的少爷走路慢悠悠的,不急不慢的,像在散步;今天的少爷走得很快,步子很大,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要去赴一个很重要的约。

      赵氏在正房里做针线,正月里没什么事,她给自己绣一方帕子,花样是兰草,绣得慢,一针一针的,不急不躁的。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看见周明远站在门口,人瘦了一大圈,眼睛底下青黑一片,可他站在那里,腰杆挺得笔直,像一株被风吹弯了又直起来的竹子。

      “娘。”周明远叫了一声,声音还有些哑,可他的眼睛很亮,亮得不像一个刚退了烧的病人。

      赵氏放下针线,看着儿子。她心里头像有预感似的,忽然紧了一下,像被人用手攥住了,不疼,但闷。

      “怎么了?病还没好利索,怎么不在床上躺着?”

      周明远走进来,在她面前站定,垂着的手攥了攥拳头,又松开了。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在做什么很重要的决定,然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的,像他在县学里念文章一样认真:“娘,我想跟您说一件事。我想娶沈玉屏。”

      赵氏手里的针掉在了地上,骨碌碌地滚了几圈,停在桌脚旁边。她没有弯腰去捡,就那么看着儿子,看着他瘦削的脸,看着他坚定的眼睛,看着他攥紧又松开的拳头。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发不出来。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一声闷响,像是什么东西被重重地放了下来。赵氏和周明远同时转过头去,看见周怀瑾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参汤,碗搁在门框上,参汤洒了一半,沿着门框往下淌,一滴一滴的,落在青砖地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他的脸上没有表情,像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写。可他的手在抖,端着参汤的那只手在抖,抖得碗里的参汤晃来晃去的,又洒了一些出来,烫了他的手,他没有缩,就那么端着,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

      周明远看着父亲,心里头像有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他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也许是因为大病了一场,脑子还没完全清醒,也许是因为他实在受不了了,受不了每天半夜醒来叫她的名字,受不了看见穿红衣裳的姑娘就想起她穿着嫁衣站在阳光里的样子,受不了想到她三月初八就要嫁给别人而他什么都做不了。他受不了了,他宁可被父亲骂一顿、打一顿、关在屋里不许出门,也比这样憋在心里头强。

      “爹,”周明远的声音在发抖,可他没有停下来,“我想娶沈玉屏。”

      周怀瑾端着那碗洒了一半的参汤走进来,把碗放到桌上,在椅子上坐下来,沉默了很久。赵氏看着丈夫,周明远看着父亲,三个人在沉默中对峙着,像三尊雕塑,谁都不先开口,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桌上那碗洒了一半的参汤上,参汤的表面浮着一层油光,亮晶晶的,像一面小小的镜子,映着窗棂的影子,一格一格的。

      周怀瑾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你知道她定了亲吗?”

      “知道。”

      “你知道她三月初八就要嫁人了吗?”

      “知道。”

      “你知道她是孙家花了三十两银子下聘的媳妇吗?”

      “知道。”

      周怀瑾抬起头来看着儿子,目光里有愤怒,有无奈,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在看年轻时的自己的那种复杂的表情。他张了张嘴,想说“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想说“你知不知道你会给周家带来多大的麻烦”,想说“你知不知道她跟你不是一路人”。可他看着儿子那双亮晶晶的、充满了恳求和期待的眼睛,这些话全堵在嗓子眼里,怎么都出不来。他想起了翠屏,想起了那个站在院子里晾衣裳的姑娘,蓝布衫子,洗得发白,头发上别着一朵不知从哪儿摘的野花。她低着头,不看他,声音平平的:“周少爷以后别来了,让人看见了不好。”他当时站在她面前,什么都说不出来,什么都做不了,就那么站着,站着,一直站到她晾完衣裳端着盆子走了,他才转身离开。

      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那天没有说出那句话。那句话在他心里憋了二十多年,从二十岁憋到四十多岁,憋得他五脏六腑都变了形。如今他的儿子站在他面前,说要去做他当年没有勇气做的事,他有什么资格阻止?他有什么资格说“不行”?他自己就是那个“不行”的受害者,他知道“不行”这两个字有多重,重得一个人背了二十多年都放不下。

      “你知道,”周怀瑾的声音有些发哑,他清了清嗓子,“你娶了她,外面的人会怎么说?”

      周明远点了点头:“知道。会说周家的少爷抢了孙家的媳妇,会说她不守妇道,会说我们家仗势欺人,什么难听的都会说。”

      “你不怕?”

      “怕。”周明远的声音不大,可很稳,“可我更怕她嫁到孙家去受苦。爹,您没见过孙家的人是怎么对她的。他们把她关在黑屋子里,一整天不给吃不给喝,手上扎得全是伤。孙太太说她是孙家花三十两银子买回来的,说要她伺候孙少爷一辈子,伺候不好就纳小。她才十一岁,她什么都没做错,凭什么要受这些罪?凭什么?”

      他说到这里,声音终于撑不住了,哽咽了一下,眼眶红了,可他咬着嘴唇,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他把那些翻涌上来的东西压了回去,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下去,声音恢复了平稳:“爹,我知道我配不上她。她是穷,可她比我强一百倍。她会读书,会写字,会绣花,会打算盘,会做一切我不会做的事情。她在学堂里写的文章比我好,她教我的那些道理我到现在都记着。她不是我配不上她,是门第配不上她。爹,门第是活人定的,可她是活的,门第是死的,一个死的东西凭什么决定一个活人的命?”

      前厅里安静得能听见院子里腊梅的花瓣落在地上的声音,轻轻的,啪嗒一声,像一声叹息。赵氏低着头,手里攥着那方绣了一半的帕子,帕子上的兰草只绣了两片叶子,歪歪扭扭的,像是绣的人心不在焉。她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帕子上,洇开了兰草的叶片,她没有擦,让它们流着。她想起周明远五岁那年,她生病躺在床上,他搬个小凳子坐在床边,什么都不说,就那么坐着,拿个橘子剥好了放在她枕边。那时候她就知道,这个孩子跟别人不一样,他的心是软的,软的像一团棉花,你捏他一下,他缩一下,你松开手,他又弹回来,怎么都捏不坏,怎么都压不扁。如今这颗软绵绵的心,为了一个姑娘,变得比铁还硬。她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

      周怀瑾沉默了很久。他把佛珠从手腕上褪下来,放在桌上,一颗一颗地拨着,檀木珠子在桌上滚动,发出细微的声响,像是和尚敲木鱼,笃,笃,笃,一下一下的,敲得人心里头发慌。

      他拨了好一会儿,停下来,抬起头来看着儿子,正要开口——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院子里传来,来福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头冲进前厅,差点摔了。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睛瞪得溜圆,嘴巴张了好几下,才挤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老爷!夫人!少爷!孙家、孙家出事了!孙耀祖,死了!”

      前厅里所有人都愣住了,空气像被冻住了一样,连呼吸都停了。

      周明远最先反应过来,他猛地站起来,椅子被他带倒了,哐当一声摔在地上,他没有去扶,一把抓住来福的胳膊,声音都在抖:“你说什么?谁死了?”

      “孙耀祖!孙家那个大少爷!”来福喘着气,“街上都传遍了,说昨晚上孙少爷喝了酒从床上摔下来,他那腿本来就断了没好利索,这一摔把骨头摔岔了,疼得满床打滚,请了大夫来看,大夫说没办法了,疼也疼死了。果然后半夜就不行了,孙家现在已经挂白了。”

      周明远松开来福的胳膊,转过身看着父母。赵氏捂着嘴,眼睛里满是震惊,周怀瑾坐在椅子上,手指停在佛珠上,一动不动,像一尊被人按了暂停的石像。

      周明远站在前厅中央,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长长的,瘦瘦的。他的脑子里嗡嗡嗡地响,像有一万只蜜蜂在飞。他想起了沈玉屏穿着大红嫁衣站在阳光里的样子,想起了她眼眶红红地看着他的样子,想起了她咬着嘴唇忍住不哭的样子。他想起这些的时候,心里头像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不是疼,是另一种感觉,他说不上来叫什么名字——像是溺水的人忽然踩到了底,像是走夜路的人忽然看见了灯,像是在黑屋子里关了很久的人忽然被人打开了门,阳光涌进来,刺眼得他想哭。

      他没有哭。他深吸了一口气,转过身来看着父亲,目光坚定得像一块石头,风吹不动,雨打不湿。

      “爹,”他的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像是从骨头里磨出来的,“孙耀祖死了,亲事自然就作罢了。沈玉屏是自由的了。我要娶她,不是因为她没处可去了,是因为我想娶她。不是因为同情,不是因为可怜,是因为我心里有她。从腊月二十九她在绣坊门口教我滚针的那天起,就有了。不,比那更早,从我在学堂里第一次见她念文章的那天起,就有了。”

      他停了一下,像是想起了什么,嘴角弯起一个小小的弧度,那不是一个笑容,是一种比笑更深的东西,像从很深很深的井里打上来的水,清冽冽的,凉丝丝的。“爹,娘,我知道你们觉得荒唐。一个周家的少爷,要娶一个穷丫头,门不当户不对,说出去让人笑话。可我不在乎。她也不在乎。她在乎的是我这个人,不是我的家世,不是我的银子,不是我能给她什么。她在乎的是我写给她的那些口诀,是我绣的那条直线,是我说的那句‘你的事,跟我有关系’。这些东西不值钱,可她当宝贝一样收着。爹,这样的人,这辈子能遇见一个,就够了。”

      赵氏的眼泪终于决堤了,她捂住嘴,哭出了声,哭得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得像个小姑娘。她想起自己嫁给周怀瑾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这个人,这辈子能遇见,就够了。可她遇见了,嫁了,过了二十多年,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可她心里头那个缺口一直在那里,怎么都填不满。如今她的儿子要去做她当年没有勇气做的事,要去娶一个他真正想娶的人,要去过一种她这辈子都没有过过的日子。她怎么能拦他?她凭什么拦他?她自己没有得到的幸福,她有什么资格阻止儿子去追求?

      她走到周明远面前,伸出手去,摸了摸他的脸。他的脸瘦了,颧骨突出了,下巴尖了,可他的眼睛是亮的,亮得像两颗星星,亮得她不敢看。她看着他的眼睛,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轻得像风吹过窗纸,可在场的人都听见了。

      “去吧,娘不拦你。”

      周明远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没有擦,让它们流着,流到嘴角,咸的,流到下巴,滴在衣襟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他弯下腰,给母亲磕了一个头,额头触地,咚的一声,很响,磕得赵氏的心都跟着颤了一下。他又转过身去,给父亲磕了一个头,咚的一声,同样地响,同样地用力。

      周怀瑾坐在椅子上,看着儿子磕头,看着儿子流泪,看着儿子那张瘦削的、坚定的、像极了他年轻时的那张脸。他没有说话,伸出手去,把桌上那串佛珠拿起来,重新戴回手腕上,一颗一颗地拨着。檀木珠子在指尖滚动,发出细微的声响,像是和尚敲木鱼,笃,笃,笃,一下一下的,敲得人心里头静了下来。他拨了好一会儿,停下来,看着周明远,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可每一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在地上,砸得青砖都裂了缝:“孙家的事,我来处理。你先养好病,别到时候人还没娶到,自己先倒了。”

      周明远愣住了,抬起头来看着父亲。周怀瑾的脸上还是没有表情,像一块木头,可他的眼睛里有光,那光很淡很淡,淡得几乎看不见,可它在那里,像冬夜里的一颗星,不刺眼,但亮着,怎么都吹不灭。周明远看着那道光,忽然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鼻子酸得不行,眼眶热得不行,他只好又磕了一个头,这一回磕得很慢,额头贴在地上,贴了很久,久到他觉得地上的凉意透过额头传遍了全身,他才直起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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