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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重返彭伯利 十三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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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岁那年夏天,我又站在了彭伯利的大门前。
老达西先生邀请我来小住。马车上母亲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一句“你自己决定要不要去”。我说要去。
其实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也许是想证明那条路我能走第二遍,也许是别的。
达西在台阶上等我。
十三岁的达西已经开始抽条了,个子窜高了一大截,肩膀也宽了。他脸上多了一层淡淡的表情——不是冷,是某种谨慎的平静。灰蓝色的眼睛在打量我的时候很快地扫过我的左腿,然后回到我的脸上。
“你长高了。”他说。
“你也是。”我说。
我们站着,隔着三步台阶,谁也没有动。两年前他不敢过来扶我,两年后他不知道该不该过来拥抱我。
是老达西先生解了围。他大步走出来,拍拍我的肩膀,声音洪亮地说欢迎。
晚餐很丰盛。我左手边的酒杯被人悄悄换成了轻一些的银杯,握把也比正常的粗了一圈。我看了达西一眼,他正在和自己的牛排作斗争,眼神没往这边瞟。
但他耳根是红的。
那一刻我确定杯子是他换的。
后来我才知道,在收到我回信说会来之后,他花了一个月时间把彭伯利所有的东西都检查了一遍。门把手、楼梯扶手、餐具、座椅——任何“我”可能用到的东西,都被他摸过、试过。仆人们私下议论,说少爷变得格外挑剔。
他没有道歉,没有解释,没有提任何关于崖底的事。
但他记得。
那是我第一次隐约意识到,那场意外不只砸烂了我的手和腿,它也砸烂了他心里的什么东西。我们两个人都在各自的废墟上重建,但我们的废墟是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