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没有回信》晚声钟

1、北京没有回信 我贪念

　　我贪念京城，也贪念你，最后只等来一场没有回信的旧梦。

　　晚声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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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八岁那年，高考成绩还算不错，被北京的一所大学录取。

　　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的时候，母亲把它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她其实不太懂那些专业名字，只知道那是北京。父亲那天也很高兴，晚饭时多喝了半杯酒，却没有说什么夸奖的话，只让我到了学校以后，凡事不要逞强。

　　开学那天，父母送我去火车站。

　　县城的火车站很小，候车厅里人很多。母亲站在我旁边，眼睛有些红，却还是把我的行李箱打开，又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衣服、证件、银行卡、录取通知书，她一样一样点过去，像是多看一眼，就能多放心一点。

　　临上车前，她拉着我的手说：“到了北京，一个人要好好照顾自己。钱不够了就给家里打电话，不要不好意思。”

　　父亲站在旁边，也说：“该花的钱就花，别太省。”

　　我点头，说知道。

　　其实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要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只知道北京很远，远到火车要开很久；也知道北京很大，大到我在地图上看它时，总觉得自己像是要被扔进一片陌生的海里。

　　后来我真的到了北京，才发现它比我想象中还要大。

　　高楼一栋接着一栋，地铁线路密密麻麻地交织在一起。我花了很久才弄清楚从学校到市中心要换几次线，也花了很久才习惯在早晚高峰的人群里站稳。

　　刚来的时候，我常常坐反方向。出了站以后，看着陌生的街口，心里会忽然发慌。

　　北京什么都大。路大，楼大，风也大。人站在里面，很容易觉得自己很小。

　　大一上学期，辅导员说学校有勤工俭学的项目。我想也没想就报了名。

　　家里没有催过我省钱，可我知道，北京花钱太快了。食堂一顿饭、校门口一杯奶茶、周末同学约着出去看展，每一样都不算太贵，可加在一起，就让我不太敢随便花。

　　后来勤工俭学的一位老师看我做事还算认真，给我推荐了一个展会项目。

　　他说：“时间不长，报酬还可以，你要是愿意，可以去试试。”

　　我答应了。

　　那个展会的名字很长，我后来一直没有记住。只记得它办在一个很大的会议中心，来的人很多，胸牌颜色也分好几种。我们这些学生过去，主要负责一些会务配合。核对流程，确认人员名单，整理资料，协助嘉宾入场，偶尔帮忙送几份临时调整过的文件。

　　工作不难，只是不能出错。

　　那天上午，我被安排在休息室外面。走廊里铺着厚厚的地毯，来往的人说话声音都很低。我站在那里，连呼吸都不太敢重。

　　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周行简。

　　他来的时候，走廊里像是短暂地静了一下。

　　不是所有人都停下来看他的那种安静，而是一种很细微的变化。工作人员的语速放慢了，原本坐着的人站起来了，几个正在交谈的人也自然地让开了一点位置。

　　他穿着深色西装，没有太多装饰。身边跟着几个人，有人同他说话，他只是微微偏头听着，偶尔点一下头。

　　我那时并不知道他是谁。

　　只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很年轻，却又不像年轻人。他身上没有那种急着表现自己的劲儿，反而很稳。稳到他站在那里，周围的热闹都会自动降下来。

　　有人让我把新改的议程送进去。

　　我拿着纸走过去，在休息室门口遇到他。工作人员替他推开门，我把议程递过去，声音很低：“这是刚调整过的流程。”

　　他接过去看了一眼。

　　“谢谢。”

　　很普通的两个字。

　　他没有多看我，也没有记住我。

　　那时候，我只是许多学生助理中的一个，胸牌挂得有些歪，衬衫领口也因为忙了一上午起了褶。对他来说，那一天大概有太多人经过我这样的位置。

　　可我记住了他。

　　有些人，第一次看见的时候，就知道不是自己原来生活里会遇到的人。

　　我和周行简真正认识，是大一暑假。

　　那年暑假，我没有回家，留在北京实习。公司在当地很有名，正在筹备上市。暑期进去的实习生不少，大家都很年轻，工作节奏却比我想象中快很多。

　　那不是一份轻松的实习。

　　每天都有新的项目推进，新的材料要看，新的会要准备。部门里的人说话很快，邮件来得也快。很多时候，一个上午开完会，下午就要根据新的方向重新梳理内容。

　　我一开始跟得很吃力。

　　那时候我才知道，学校里写作业和真正参与一个项目，是完全不一样的。学校里的题目有标准答案，可工作里的很多问题，没人会把边界划得清清楚楚。你要自己判断，自己理解，也要知道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得太满。

　　我在那家公司认识了几个很好的朋友，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七月中旬，公司接到一个很重要的合作项目。

　　部门里的气氛明显不一样了。负责人连续几天开会，材料反复推敲，几个核心方案也一直在调整。听说对方那边会来几位重要的人，整个部门都很谨慎。

　　我那时只是实习生，当然不可能负责核心内容。可因为我一直跟着看前期资料，也参与了一些基础梳理，所以会议那天，我也被叫过去旁听和配合后续工作。

　　那天我第二次见到周行简。

　　他进会议室的时候，我正低头翻手里的项目材料。有人叫了一声“周先生”，我抬头，便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

　　他没有认出我。

　　我并不意外。

　　大一那场展会，对我来说是第一次见世面；对他来说，大概只是无数场活动里很普通的一天。

　　会议开了很久。

　　他话不多，大多数时候都在听。别人汇报时，他手里翻着材料，偶尔停下来问一两个问题。问题都不长，却问得很准。几次之后，汇报的人明显谨慎了许多。

　　那天真正让他注意到我，是后面的一场饭局。

　　饭局原本没我什么事。只是项目中间有一处前期调研内容需要补充，负责人临时让我跟过去。那种场合，我坐在最靠边的位置，心里一直绷着。

　　桌上的人说话都很松弛，仿佛每一句都只是闲聊。可我知道，很多话并不只是闲聊。

　　中间有人问起一个前期调研里提到的市场口径。部门负责人看了我一眼，我便把之前整理过的情况简单说了几句。说完以后，我意识到自己说得有些快，又停下来，没有再往下展开。

　　那人笑了笑，说：“小姑娘反应挺快。”

　　我有些不好意思，只说：“前面刚好看过。”

　　饭局快结束时，有人半开玩笑地问我：“你们这些学生，是不是都想留北京？”

　　这问题不难，却也不好答。

　　我想了想，说：“想留的人很多，能不能留下，还得看自己能不能站得住。”

　　桌上有人笑了笑，没有再问。

　　我也低头继续喝水。

　　那天晚上，周行简没有多说什么。

　　饭局结束后，大家陆续往外走。我站在酒店门口等车，夏天的风从马路上吹过来，带着一点热气。

　　周行简从里面出来，身边的人落后几步。他走到我旁边，停了一下。

　　“后面这个项目，你还跟吗？”

　　我愣了愣，点头：“应该会继续参与一部分。”

　　他看了我一眼。

　　“留个联系方式吧。后面有些事情，可能还要沟通。”

　　我赶紧拿出手机。

　　那时候我并没有多想，只觉得是工作需要。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联系也确实都和工作有关。

　　只是那些联系并不琐碎。

　　他不会因为一句话、一个表格来找我。更多时候，是项目推进到某个节点，他会很简短地提醒几句方向。比如一件事对外该怎么说，某个判断不该下得太满，哪些部分要留余地，哪些内容可以再往前推一步。

　　他说得少，也不解释太多。

　　我起初只觉得他看问题比别人远。后来才慢慢明白，很多事情在他眼里，从来不是单独的一件事。它背后牵着关系、位置、时机，还有许多我那时候看不见的东西。

　　我那时候并不觉得那是教。

　　可很多年后，我才发现，自己后来处理很多事情的方式，都是从那段时间慢慢学来的。

　　周行简很少把道理摊开来讲。他不喜欢说教，也不喜欢把话说满。很多时候，他只是点到某个地方，剩下的让我自己想。

　　我也确实慢慢变了。

　　不再急着把每个答案都说完整，也不再一遇到问题就慌着解释。别人话说到一半停下来，我开始知道，那一半也要听。

　　项目结束以后，我们没有立刻断了联系。

　　起初还是工作上的事情多一些。后来，联系慢慢变得没有那么清楚了。有时候他会问我最近学校忙不忙，有时候我在北京城里看见一处好看的晚霞，也会拍给他。

　　他回得不多。

　　可只要回了，我就能高兴很久。

　　有时候他会来学校附近找我。

　　他的车一般不直接停在校门口，而是停在隔一条街的地方。我下课以后背着书包过去，远远看见那辆车，脚步就会不自觉慢下来。那时我还很年轻，心思藏不住，明明只是见一面，也会在宿舍里换好几次衣服。

　　周行简不常有完整的周末。

　　很多时候，他只能空出半天，或者一个傍晚。可就是那些零零碎碎的时间，后来反而在我记忆里留下得最深。

　　他带我走过很多地方。

　　有时是东城的胡同。秋天的槐树叶落下来，铺在灰色的砖缝里。胡同里有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收音机里放着很旧的戏。我跟在他身边走，怕踩到别人门口晾着的菜，也怕自己说话声音太大。

　　有时是什刹海。

　　冬天水面结了薄冰，风从湖上吹过来，很冷。他走得不快，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我冻得把下巴缩进围巾里，他看我一眼，就把我的手拉过去，放进他口袋里。

　　我没有说话。

　　他也没有。

　　我们就那样沿着湖边走了很久。

　　有时候他带我去后海。夜里灯亮起来，岸边有酒吧，有游客，也有推着自行车慢慢走过去的人。那地方明明热闹，可和他走在一起的时候，我总觉得四周的声音都远了一点。

　　还有一次，他带我去北海。

　　那天天气很好，天蓝得像洗过。湖面上有船，远处的白塔安静地立着。我从前只在课本和旅游宣传页上见过那样的地方，真正站在那里，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

　　周行简问我：“没来过？”

　　我摇头。

　　他笑了一下，没有说我没见识，只说：“那以后慢慢看。”

　　我那时候听了这句话，心里很轻地动了一下。

　　我们也在夜里走过长安街边的人行道。车流从身边过去，路灯一盏接着一盏。他走得不快，我偶尔落后半步，看着他的大衣衣角被风吹起来，会忽然觉得北京没有刚来时那么陌生了。

　　从东城到西城，从胡同到湖边，从桥上到高架旁，从白天到夜里，北京城很多地方都留下过我们的影子。

　　后来我才知道，一个人如果带你认识一座城，你会很难再把这座城和他分开。

　　大二那年，我要准备一个英文面试。

　　那个面试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自己练了很久，总觉得舌头打结。学校里大家说英语都带着一点考试味，句子背得很熟，可一开口还是发紧。

　　周行简听过一次，没笑我。

　　那天他带我去一家很安静的餐厅吃饭。地方在一条不太起眼的街里，门口没有醒目的招牌，进去以后却很安静。灯光低，桌子之间隔得远，说话不用刻意压低声音，也不会被旁边的人听见。

　　吃完饭后，我拿出那份面试稿给他看。

　　他坐在对面，手指压着纸页，低头看了一会儿。没有评价好坏，只让我读一遍。

　　我读得磕磕绊绊。

　　读到一半，自己先笑了，又觉得不好意思，便低下头。

　　他没有笑。

　　只是把其中一段圈出来，让我再读。

　　他说得不多，只在我停顿太急、重音放错、或者把一句话读得太满的时候，提醒我重新来一遍。

　　后来回去的路上，他在车里又帮我顺了一遍。

　　车里很安静，外面的路灯一盏一盏滑过去。我坐在他旁边，低头看着稿子，跟着他的声音念。

　　周行简说英文时，声音比平时低一点。不是那种刻意标准的腔调，尾音里还带着一点很淡的京腔，可偏偏很好听。

　　很多年后我再听别人说英文，偶尔也会想起那时的他。

　　想起他坐在车里，低头看稿子，语气平稳地把一整句话念完。

　　那时我总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人连纠正我的发音，都显得那么从容。

　　我喜欢听他说英语。

　　也喜欢他在我读错以后，抬头看我一眼的样子。那一眼不严厉，也不温柔，只是很安静。像是笃定我可以学会，所以并不着急。

　　后来我真的通过了那个面试。

　　我把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只回了两个字：不错。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心里高兴得不像样。

　　那时候我以为，我们之间就是这样一点点靠近的。

　　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开始，也没有谁把话说得很满。只是北京的路走得多了，车里安静坐过的时间多了，他看我读英文的次数多了，我就慢慢习惯了他的存在。

　　习惯到有一天，他不回消息，我会隔几分钟看一次手机。

　　习惯到周末下课以后，我会下意识去想，他今天有没有空。

　　也习惯到后来他伸手过来时，我不再像最开始那样僵住。

　　谁都没有把话说破。

　　可有些事情，到了某一步，好像本来就会往下走。

　　那年秋天，北京下过一场雨。

　　晚上他来接我。车没有往学校附近的餐厅开，而是一路开到了长安街附近的一家酒店。

　　我以前路过那里很多次，只在车窗外看见过门口的灯。真正走进去，才知道里面安静得不像北京。大堂很高，地毯很厚，人走在上面，脚步声很快就没了。

　　前台的人像是认识他，只低声叫了一声周先生，便有人过来引路。

　　我跟在他身后，忽然觉得自己的鞋跟声有些响。

　　电梯一路往上。

　　数字一层一层跳，我没有问他要去哪里。他也没有解释。

　　房间在很高的楼层。

　　门打开以后，窗外是一整片北京。

　　那天雨刚停，夜色很干净。长安街的灯从东铺到西，像一条安静的河。远处的楼群层层叠叠，亮着不同颜色的光。那些我平时只能仰头看的地方，那一晚都在窗外。

　　我站在窗前，看了很久。

　　北京原来可以这样看。

　　不是从拥挤的地铁里，不是从校门口的公交站边，也不是从人行道等红灯的人群里。它安静地铺在窗外，像一座离我很近、又很远的城。

　　周行简站在我身后。

　　他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抬手，把我被风吹乱的一缕头发别到耳后。

　　我没有躲。

　　房间里很安静，静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窗外的灯那么亮，可窗内没有开大灯，只有一盏落地灯，光很低，照得人不太真实。

　　他低头看我，问了一句：“怕不怕？”

　　我摇了摇头。

　　其实是怕的。

　　可那种怕里，又有一点说不清的欢喜。

　　后来发生的事，我一直记得，却很少再去细想。只记得他的手很凉，掌心却很稳。记得窗外的长安街一直亮着，像一条没有尽头的线。也记得自己闭上眼睛的时候，心里忽然有一种很轻的委屈。

　　不是因为后悔。

　　只是那一刻，我太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真的喜欢他。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北京的早晨有一点灰，远处的车流很小，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周行简已经醒了，靠在窗边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

　　我没有出声。

　　床边放着我的衣服，叠得很整齐。窗帘只拉开了一半，光从缝隙里落进来，落在地毯上。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前一晚像是一场很长的梦。

　　梦里北京很近，周行简也很近。

　　可天亮以后，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他挂了电话，回头看见我醒了，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发。

　　“再睡一会儿。”

　　我点点头。

　　其实已经睡不着了。

　　从那以后，我和周行简之间，有些东西就不一样了。

　　他还是不常说什么。

　　我也没有问过。

　　只是后来他来找我，我会更自然地坐进他的车里；他伸手过来时，我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僵住。我们之间像是多了一层旁人看不见的关系，可那层关系没有名字，也没有被任何人承认过。

　　那时候我还不懂。

　　有些亲密，并不会带来身份。

　　大三以后，周行简忙了起来。

　　他来学校的次数少了，微信也回得不如从前及时。有时候我发过去一段话，他隔很久才回一个简单的字。我一开始会失落，后来慢慢也习惯了。

　　我知道他家里出了些事。

　　但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他不说，我也不问。

　　那段时间，我也忙。课业、实习、各种证书和比赛，还有越来越近的毕业压力。我们各自被生活推着往前走，偶尔见一次面，反而显得格外珍贵。

　　有一天，他突然说，要带我去吃饭，见几个朋友。

　　我从下午就开始高兴。

　　那段时间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了。下课以后，我回宿舍换衣服，站在镜子前看了很久。裙子换了两条，口红擦了又抹掉。最后还是穿了一件很普通的米色大衣。

　　他的车停在校外。

　　我上车时，他正靠在后座闭目养神。车里没有开顶灯，外面的路灯照进来，在他眉眼间落下一层淡淡的影子。

　　我忽然发现，他瘦了一点。

　　也许不是瘦，只是疲惫。那种疲惫不明显，却藏不住。

　　我坐到他身边，没有立刻说话。

　　车开出去一段，他才睁开眼，看了看我。

　　“等久了？”

　　我摇头：“没有。”

　　他没有再说什么，又闭上眼睛。

　　我看着他的侧脸，忽然有些心疼。那种心疼很轻，也很笨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伸手握住他的手。

　　他的手很凉。

　　他睁开眼，看了我一会儿，反手把我的手握住。过了一会儿，又伸手把我拉近了一点。

　　我靠在他怀里，听见车子平稳地往前开。

　　他没有说话。

　　可那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已经等了很久，也终于等到了。

　　饭局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

　　包间不大，坐着几个人，看起来都和周行简很熟。见他带我进去，有人笑着看了我一眼。

　　“这就是之前那个小朋友？”

　　我脸一下热了。

　　周行简神色没什么变化，只替我拉开椅子，让我坐在他旁边。

　　“别吓她。”

　　他说得很淡，桌上几个人便笑起来。有人说：“行，知道你护着。”

　　我低头喝茶，心里却有一种很小的欢喜。

　　那时候，我还分不清维护和承认之间的差别。

　　饭局上，他们说起很多人和事。

　　有些称呼很轻，像是随口一提。老爷子身体最近怎么样，谁家的孩子去了哪里，哪个项目最近卡在哪一步。话说得都不明白，却没有人追问。每个人都懂，只有我不懂。

　　我坐在周行简身边，第一次那么清楚地意识到，他原来的世界离我很远。

　　远到不是我努力听，就能听懂。

　　有人给我夹菜，也有人问我学校里的事。态度都很客气，甚至算得上温和。可那种温和里，有一种不需要说明的分寸。

　　他们知道我是谁。

　　也知道我不会是谁。

　　那天饭局结束以后，我没有问周行简任何话。

　　回去的路上，我靠着车窗，看外面的灯一盏一盏往后退。周行简握着我的手，问我是不是累了。

　　我说：“有点。”

　　其实不只是累。

　　只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感觉。

　　后来，周行简越来越忙。

　　我也到了大四，开始忙毕业论文和找工作。我们见面的次数更少了。很多时候，只是在微信上说几句话。

　　他会问我论文写得怎么样，答辩准备得顺不顺，工作有没有合适的。

　　我也会回他，说老师又改了我的题目，说简历投了几家，说北京的岗位竞争太大。

　　有时候他会约我吃饭。

　　有时候也会带我去长安街附近的那家酒店。

　　窗外的北京还是很亮。可后来再站在那里，我已经不像第一次那样惊讶了。我甚至会装得很平静，好像自己也已经习惯了那样的夜色。

　　只是每一次回学校，经过宿舍楼下昏黄的路灯，我都会忽然清醒一点。

　　那才是我的生活。

　　论文，简历，合租，地铁，招聘网站上永远投不完的岗位。

　　而周行简的生活，在更高的楼层，在更安静的饭局里，在那些我听不懂的称呼和停顿之间。

　　有一天，他问我：“能不能等我几年？”

　　那天我们在车里。

　　外面下着很小的雨，雨点落在车窗上，很快又被风吹散。我原本在低头看手机，听见这句话，手指停了一下。

　　我抬头看他。

　　周行简没有看我，只看着前面。

　　他说：“这几年不太合适。家里事情多，很多安排还没定。”

　　他说得很慢，也很平静。

　　像是在说一件已经想了很久的事。

　　我问：“几年？”

　　他没有立刻回答。

　　车里安静了一会儿。

　　我其实应该再问一句的。问他等几年，等什么，等到后来会怎么样。

　　可是我没有。

　　那时候我太年轻，只听见他说等我，就觉得自己好像终于被他放进了某个以后。

　　我点头，说：“可以。”

　　周行简转头看我。

　　他看了很久，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

　　“乖。”

　　我那时因为这一个字，心里酸得厉害，却又觉得甜。

　　毕业前一个月，周行简突然告诉我，上海那边有一份工作。

　　他说公司不错，岗位也合适，进去以后能学到东西。待遇很好，发展也稳。他还说，住的地方也安排好了，离公司很近，早上不用起太早，可以多睡一会儿。

　　我起初没有听明白。

　　直到他把资料递给我。

　　公司介绍，入职安排，房子的地址，钥匙，联系人，全都放在一个文件袋里。房子在上海，离上班的地方很近。他说已经办好了，让我不用担心。

　　我看着那个文件袋，半天没有说话。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他说的“等几年”，和我以为的不一样。

　　我抬头问他：“你有没有问过我？”

　　周行简没有说话。

　　我又问：“你有没有问过我想不想去上海？”

　　我的声音发抖。

　　他看着我，过了一会儿，才说：“上海对你更好。”

　　我忽然很生气。

　　那种气来得很急，像压了很久的东西终于找到出口。我伸手打了他一下，力气不大，却带着委屈。

　　“你凭什么替我决定？”

　　周行简没有躲。

　　我又打了一下，眼泪就掉下来了。

　　他伸手把我拉进怀里。

　　我挣了一下，没有挣开。

　　他抱得很紧，手掌一下一下拍着我的背。

　　“听话。”

　　他说。

　　声音很低。

　　我在他怀里哭得很厉害。不是那种好看的哭，是停不下来的，像一个人终于知道自己留不住什么，却还想再抱紧一点。

　　我没有再问他为什么。

　　也没有问他是不是不要我了。

　　这些话太重，说出来就没有回头的余地。

　　而我那时，连最后一点体面都舍不得弄丢。

　　离开北京那天，周行简没有来。

　　来送我的是他的助理。

　　助理很客气，帮我把行李箱放好，说：“周先生今天上午有会，让我送您去机场。”

　　我点点头，说：“麻烦你了。”

　　车开上机场高速的时候，北京的天很灰。

　　我坐在后座，看着窗外的路一点点往后退。那些我熟悉的、不熟悉的地方，都在同一个早晨变得很远。

　　我想起十八岁那年，母亲送我到火车站。她一遍遍检查我的行李，怕我落下什么。

　　可这一次，没有人检查我的行李。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落下了什么。

　　到了机场，助理把行李递给我，又说：“周先生说，到了上海给他报个平安。”

　　我说：“好。”

　　进安检前，我回头看了一眼。

　　人很多，行李箱的轮子滚过地面，广播声一遍一遍响起。没有周行简。

　　我其实早就知道他不会来。

　　可真的没有看见他时，心里还是空了一下。

　　飞机起飞以后，北京在云层下面慢慢看不见了。

　　我靠着窗，眼泪才掉下来。

　　旁边的人在看杂志，空乘推着小车从过道经过。所有人都很平常。只有我坐在那里，忽然觉得自己又变回了十八岁刚来北京时的样子。

　　很小，很慌，也很不知所措。

　　只是那时候，我是去北京。

　　现在，我是离开它。

　　从北京到上海，飞行时间不算长。

　　飞机落地时，天已经暗了。上海的机场很亮，人流往前涌。我拖着行李箱，跟着人群走出去。

　　手机亮了一下。

　　是周行简发来的消息。

　　“到了吗？”

　　我站在出口，看了很久。

　　最后回他：“到了。”

　　外面有人举着接机牌，车流声从远处传来。上海的风比北京潮，吹在脸上，有一点陌生的凉意。

　　我拖着箱子往前走。

　　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新的生活要开始了。

　　工作，房子，通勤，会议，报表，新的同事，新的城市。

　　周行简给我安排得很好。

　　好到我不能说不好。

　　只是后来很多年，我偶尔还是会想起北京。想起长安街夜里的灯，想起那家酒店很高的窗，想起车里他闭着眼靠在座椅上的样子，想起饭局上那些我听不懂的话。

　　也想起那些年里，我们一起走过的北京城。

　　东城的胡同，什刹海的风，后海夜里的灯，北海远处的白塔，还有冬天他把我的手放进口袋里的那个下午。

　　我也想起他坐在车里，替我读英文稿的样子。

　　那时他说得很好听。

　　带着一点很淡的京腔。

　　我曾经以为，自己会一直记得那样的声音。

　　后来我确实记了很久。

　　也想起他抱着我时，说的那句听话。

　　那时候我听了。

　　所以后来，我真的去了上海。